毛泽东与蒋介石-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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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已请南京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
　　（四）此后国是完全决诸民意容纳各党各派人才共负救国责任
　　这第一号《号外》，非常清楚地道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那就是两个字——“兵谏”！“谏”什么呢？紧接着，当日印发的第二号《号外》，阐明了张、杨的八项主张。现仍照原件，全文抄录于下：
　　号外
　　第二号
　　张副司令杨主任暨西北各将领救国主张
　　（一）改组现在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人才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八项主张的核心，一是“停止一切内战”，即停止“剿共”；二是“救国”，亦即抗日。两份《号外》，短短三百来字，简洁地阐明了华清池枪战的缘由。《号外》只能当天在西安城里撒发，张、杨还于当天向全国发出通电表态。电文中写道：“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通电中同样开列了那八项主张，阐明“诤谏”的含义。随着《号外》、通电的发出，古城西安沸腾了。十二月十二日上午，“捉蒋”成了西安三十万市民最激动、最热门的话题。街上，一辆辆宣传车在撒《号外》。人们自发组织游行，高呼着口号：“拥护张、杨八项主张！”“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这后面两句口号，虽说从未见诸张、杨宣言，但是东北军、西北军士兵和西安的老百姓，却喊了出来！
　　西安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古城，城中央的钟楼向来是人来人往最频繁的所在。那里顿时贴满了标语和漫画，标语的主题句是支持张、杨，漫画的大主角则是被抓的蒋介石。围观的市民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匝匝，口号声此起彼伏。这天下午，西安几十个群众组织纷纷开会，忙着发表宣言，发表通电，不亦乐乎。诸如《致全国将领及全体武装同志电》、《拥护张杨救国宣言》、《告各党各派书》等，群情激昂，无不拥戴张、杨……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毛泽东笑谓“元凶被逮，薄海同快”
　　最早得悉西安异常动向的是毛泽东。那是刘鼎从张学良那里得知即将发动“兵谏”的消息后，立即给“红都”保安发去密电《西安事变资料选辑》，三○○页，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印，一九七九年版。
　　刘鼎的电报，常被说成在十二月十二日凌晨零时三十分发到保安。但据刘鼎自己回忆，他“电池买回时，蒋已被抓到了，我即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则应是十二日清早四五点钟了。刘鼎的密电，报告了西安发生紧急事变。毛泽东事先未曾闻此事，急切欲知详情。紧接着，早上六时左右，张学良嘱刘鼎和应德田为他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电报，立即发出。毛泽东读罢。才略知西安事变的大概：吾等为中华民族反抗日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北进。
　　电报中提及的“防胡北进”，指防胡宗南北进。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都住在附近的窑洞里，闻此急讯，都赶到毛泽东那里。“蒋介石恶贯满盈，岂知也有今日！”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轻松。毛泽东的话，引起众人大笑。周恩来道：“他过去多次悬赏八万元捉拿我，这一回捉他，我们可一文未花啊！”朱德则接着说：“这次恐怕要首先拿这个委员长开刀了！”中共领袖们喜形于色，唯张闻天言语不多，陷入思索之中。
　　这是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所知也仅限于电文中那几行字。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着手处置这一紧急事态，最初作出决定的是两件事：
　　第一，拟好了《中共中央关于张学良来电称蒋介石被扣问题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电》。那时，中共受共产国际领导，必须把这一突发事变向共产国际报告、请示。电报中，转摘了张学良的来电——也就是前面所引述的电文。
　　第二，立即复电张学良，以求证实来电所述情况的可靠性。毛泽东称，“元凶被逮，薄海同快”，表达了他对蒋介石被扣的喜悦。复电建议，张、杨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担任北面钳制胡宗南部队的任务。复电还提议，派周恩来赶赴西安，和张、杨共商大计。
　　毛泽东最初论定西安事变的性质是“抗日起义”。中共对于张、杨持支持的态度。这样，十二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便以这样的标题加以报道：“西安抗日起义，蒋介石被扣留——张学良杨虎臣《红色中华》的报道，仍用杨虎城的原名杨虎臣。坚决的革命行动”。这期《红色中华》，还加了这么一条大字标语：“拥护张学良杨虎臣将军西安抗日起义，驱逐日寇出中国！”毛泽东的窑洞里，机要人员进进出出，不时送来西安密电，使他对西安突发事态渐渐有所了解。
　　张学良接到中共复电，知道中共拟派周恩来前来西安，大喜：“他来了，一切都有办法了！”张魁堂：《周恩来和张学良的交往和友谊》，《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三期。张学良马上告诉刘鼎，准备派专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十二日夜十时，毛泽东收到了张学良的复电。十二日夜十二时，中共中央发出了致共产国际电报，报告了对于西安事变采取五点紧急处置意见——这是毛泽东对于西安事变的最初措施《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中我方步骤问题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人委员会，以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大计；
　　二、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西安开会，准备半月内实现之；
　　三、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杨虎城军、晋绥军四部为主，争取陈诚所属之蒋军加入，抵抗日本之乘机进犯；
　　四、以林森、孙科、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等暂时主持南京局面，防止并抵抗亲日派勾结日本进犯沪宁，以待革命的国防政府之成立；
　　五、争取蒋军全部。
　　毛泽东的窑洞，彻夜亮着灯。在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四时，中共中央又发电报给共产国际。电报提出了毛泽东的重要策略：“为稳定并争取蒋介石之部下及资产阶级计，我们站在西安事变的侧面说话，并在数日之内不发表公开宣言，以减少日本及汉奸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动的造谣所能发生的影响。”正是出于这一策略上的考虑，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实权派，大大小小的组织，纷纷发表通电、声明表态，唯独中共保持沉默——虽说中共在致张学良、杨虎城的密电中，明确地表示支持。
　　中共的动作快如迅雷。十二月十三日，位于西安城东北的七贤庄一号，原本的“德国牙医博士海伯特牙科医院”，忽地换成了“中国抗日红军驻西安联络处”招牌。那里，原是刘鼎在一九三六年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立的秘密联络站。为了遮人耳目，刘鼎通过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从上海请来了一位德国的牙科博士来此开诊所。此人叫海伯特·温奇，犹太人，受德国法西斯迫害来华，同情中共。另外，刘鼎还指派了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邓中夏（已于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之妻夏明，以护士名义，在此从事地下工作。不久，刘鼎又从上海请来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涂作潮，来此屋地下室设立了电台。这样，七贤庄一号便成了中共在西安的重要据点。华清池的枪声一响，这里也就由地下转为“地上”，公开亮出了红军联络站的牌子……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南京衮衮诸公意见纷争
　　与“红都”保安中共中央相比，南京的国民党中央获知西安事变消息，要晚得多。据当时在南京的陈布雷十二月十二日日记所载：“是日下午一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无西安之消息，余怪而问之，则谓西安至南京电报已不通矣。”这表明，南京方面，直至十二日下午一时，尚不知西安风云突变。陈果夫只因西安至南京电报不通，感到诧异。下午三时五十分，南京方面这才收到国民党驻潼关部队的将领樊松甫发来的电报，告知蒋委员长“失踪”。这下子，南京方面才知西安动向异常。直至下午五时二十分，南京方面收到张、杨通电，这才大吃一惊，知道“介公”被扣。比起中共来，差不多晚了整整十二个小时！像炸开了锅似的，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使南京政府衮衮诸公，先是不知所措，紧接着则意见纷争。就在保安毛泽东窑洞彻夜通明之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们也于十二日夜十一时聚集在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议开至十三日凌晨三时结束。接着，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加以讨论。两个会议作出四项决定：
　　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之行政院长职；
　　二、军事委员会执委增至七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
　　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
　　四、陆军部长何应钦及军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
　　会议还决定，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部队讨伐叛乱。会上，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陈立夫另有妙计，他以为妥善解决西安事变，可另辟蹊径：通过潘汉年与中共紧急联络。于是，他急急忙忙去找张冲的助手杜桐荪，命他火速赶往上海寻找潘汉年。国民党和中共在幕后建立的秘密联系，在这关键的时刻，发挥了作用。当杜桐荪好不容易在上海“潘记裁缝店”里找到潘汉年，已是十三日深夜。
　　潘汉年随杜桐荪赶往南京，与陈立夫见面，则已是十四日上午了。暂且按下潘、陈会谈不表，该叙一叙正在上海的宋美龄。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时，当蒋介石的专机飞往西安时，宋美龄和他同行，同住华清池行辕。此后，当蒋介石在洛阳“避寿”，宋美龄也同往。五十诞辰那天，蒋介石吹熄蛋糕上五十枝蜡烛时，宋美龄也在一侧帮助丈夫吹。十二月四日，当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由洛阳飞往西安时，宋美龄因病去上海治疗。这样，当华清池弹雨纷飞之际，宋美龄不在场。宋美龄发表过《西安事变回忆录》，内中写及“初闻”蒋介石被扣的情形：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明。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噩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全球。骇人者有之，不明者有之；群众承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
　　当宋美龄从上海赶到南京，已是十三日早晨。这时，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及中央政治会议已经结束，那四项决定已经作出。然而，宋美龄见了那四项决定，大为不满。后来她这样忆及：“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这样，南京又出现了以宋美龄为首的主张“不流血的和平”的主和派。主和派包括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王宠惠等。
　　十三日午后，一架由宋美龄所派的专机，从南京机场起飞，朝西北飞去。机上坐着宋美龄指派的特使……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毛泽东提出公审蒋介石
　　就在宋美龄派出的专机、特使朝西北飞去时，由张学良派出的一架专机离开西安，朝“红都”保安飞去。十三日上午，保安的红军和老百姓紧急动员，修飞机场。保安这么个小县城，从未有过飞机场。张学良听说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来西安，决定派专机迎接。
　　于是，中共方面找了保安城外一块平坦的地方，派人急急加以修整，算是保安临时机场。空中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转了几个圈，飞机无法降落——那临时机场质量太差了。专机只得悻悻地返回西安。也就在十三日上午，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也有的文献称政治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主持。主题是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
　　这次会议的记录，现存于中央档案馆。透过会议记录，可以窥见当时会上争论的真实情形。会议一开始，首先由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肯定了西安事变，说是有革命意义的，张、杨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应该拥护。不过，毛泽东报告中谈到的两个问题，引起了争论：一是毛泽东提议“是否在西安成立全国政府”，他说：“我认为在事变上会议记录简略，有些话不甚通顺。此处应是“在西安事变的基础上”。应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叫抗日援绥委员会。名义上又不是全国政府。”毛泽东还主张：“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对于毛泽东这一见解，周恩来首先提出不同的看法。周恩来说：“我们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显然，他并不主张“以西安为中心”。张国焘则说：“我们要以西安为抗日中心。”他以为，这“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张国焘主张：“以抗日的政府代替妥协的政府。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显然，张国焘反对周恩来“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意见。这时，张闻天经过久久思索，终于开腔。他明确地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张闻天说，我们“不愿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以为，张、杨所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的口号并不坏”。他说，我们的方针，应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战线”，使中共“转到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博古最初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听了张闻天的讲话，觉得言之有理，他修改了自己的话，说西安事变“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看来，保安窑洞里，中共高层的争论并不亚于南京。内中争论最为激烈的是如何处置蒋介石。
　　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地提出“审蒋”、“罢蒋”。他说：“第一，在人民面前揭破蒋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毛泽东主张“审蒋”、“罢蒋”，心情是容易理解的。蒋介石跟中共打了十年，是中共的死对头，中共领袖们恨透了他。
　　朱德主张，杀了蒋再讲其他。
　　博古也说：“要使群众的抗日运动开展，基本口号应宣布蒋介石罪恶，要求公审。”
　　张国焘也力主审蒋、杀蒋。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及当时的情形，倒也颇为真切：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三三二页，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对于杀不杀蒋，周恩来、张闻天没有吭声。张闻天含蓄地说：“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
　　南京，国民党中常委主战、主和两派争论；保安，中共常委也争论热烈。
　　毕竟毛泽东已是中共权威性领袖。中共的行动，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去实行的。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保安三四百人举行集会，坚决要求公审蒋介石。斯诺夫人在《延安日记》中，描述了大会群情激愤的情景：“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来，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高如山积，现在是清算这笔血债的时候了，必须把蒋带到保安由全国人民来公审。”对于蒋介石的炽烈的仇恨之火，从保安腾起。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领袖们》一书中写及：“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不会星火燎原。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将如火如荼烧下去，直至化为灰烬。”
　　在西安事变最初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显示了尼克松所形容的各自的特性……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宋美龄急派端纳飞赴西安
　　南京要“讨逆”，保安要审蒋，双方剑拔弩张。
　　南京嗓门最高的是何应钦，他称张、杨乃“劫持统帅”、“犯上作乱”，必须“马上讨伐”。保安除了在十三日举行要求公审蒋介石的群众大会之外，当天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也发出公审蒋介石的呼声。
　　严重的对立，出现在十五日和十六日。
　　十五日，以毛泽东等十五名红军将领发出的《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内中明确地提出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一二四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讨伐张学良叛逆》，作出三项决定：“决议关于处置张学良叛变：
　　（一）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清叛逆。
　　（二）由国府即下令讨伐。
　　（三）推于委员右任宣慰西北军民。”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张学良令》。
　　何应钦走马上任讨逆总司令，随即宣布：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刘峙为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并命令前方各军立即发动进攻。
　　东北军、十七路军则和红军决定联合作战，摆开阵势，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