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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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
　　毛泽东喜欢从哲学的角度分析问题。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曾说及“乱子有二重性”。此时，他也谈“二重性”，说西安事变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光明的方面，“能更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另一方面是黑暗的方面，因为捉蒋，南京“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内战有大爆发和延长的危险。
　　毛泽东以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即胜利的前途和失败的前途。为了争取胜利的前途，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分两手”：一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二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通过对“二重性”、“两种前途”、“分两手”的分析，毛泽东最后提出中共的方针是“和平调停，使内战结束”。
　　这一回，张闻天的讲话与毛泽东完全一致。他明确地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显而易见，他批评了毛泽东在上次会议上的意见。
　　这次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通电》和《指示》。
　　《通电》由毛泽东起草，《指示》由张闻天起草。毛泽东作了说明：“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通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说公道话。”《通电》，即《中共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于当日发出。《通电》提及蒋介石时，不像前几天直呼蒋介石或“蒋氏”，而是称之“蒋介石先生”。
　　《通电》建议“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明显地不再强调“以西安为中心”了，而且所开的是“和平会议”，不是“抗日救国代表大会”。
　　《指示》，即《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是中共党内指示，不公开发表，亦于当日发出。由于是内部文件，《指示》写得更为明白，提出中共“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提及蒋介石时，称之“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
　　十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核心，便是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当天，毛泽东便致电潘汉年，全文如下：
　　汉年同志：
　　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毛泽东
　　皓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翌日上午十时，宋子文飞抵西安，张学良和端纳前往机场迎接。穿了一身笔挺西装的宋子文，戴着黑框眼镜和花领带，见到了蒋介石。这使蒋介石大为激动。
　　宋子文带来宋美龄致蒋介石的信，内中写道：“如果三天之内子文不回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共生死。”此信表明，宋美龄仍把西安事态看得颇为严重，连蒋介石读到这里都哭了！宋子文得知周恩来已在西安，便道：“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周恩来马上托人转告与他一晤。和宋子文同来的郭增恺，也建议他与周恩来一谈。可是，宋子文生怕跟周恩来见面，会给何应钦抓住把柄，就派郭增恺去见周恩来。郭增恺向周恩来转达了宋子文的话，说宋子文早就认为：“共产党不是武力所能消灭的，蒋想靠武力灭共，才有今天。”周恩来则请郭增恺向宋子文传话：“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原本最为担心的是中共不肯饶蒋，听了传来的周恩来的话，大为兴奋，认为和平谈判就有了指望。宋子文在西安只逗留一夜，二十一日中午，他和端纳急急飞往南京。也就在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又进一步放宽了处置蒋介石的“尺寸”。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提出了五项条件，请周恩来与张、杨商谈，作为与蒋介石谈判的条件。电报指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下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这表明，如果蒋介石答应五项条件，便放蒋！
　　这样，毛泽东对于蒋介石，由“审”、“罢”转到“逼蒋抗日”，转到答应条件可以“放蒋”了！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宋美龄终于飞往“虎穴”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上海的《大美晚报》刚在报摊上露面，便销售一空。
　　这一天，晚报占了大便宜——因为头版头条要闻发生在这天上午，所有的当天的日报已来不及刊登。《大美晚报》的大字标题，引人注目：
　　宋子文宋美龄
　　今晨离京飞陕
　　径赴西安过洛不停行前孔邸曾有会议。
　　宋子文二十一日匆匆飞回南京，带回周恩来的口信，使宋美龄打消了疑虑。
　　也就在二十一日，潘汉年收到毛泽东电报，要他迅告陈立夫。宋美龄马上从陈立夫那里，得知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电报原文如下：
　　汉年同志：
　　即向陈立夫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
　　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和平解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
　　（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结果如何，速以电报答复。
　　毛泽东
　　来自周恩来—宋子文以及毛泽东—潘汉年—陈立夫的重要信息，汇集到宋美龄那里。宋美龄下定了飞往西安的决心。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两架三引擎的飞机从南京起飞，机上载着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蒋鼎文。这天天气格外晴朗，仿佛意味着好兆头。
　　上穿银狐领大衣、下穿高跟皮靴，宋美龄在飞机上不时观看着舱外。当飞机经过洛阳上空，她见到机场上停着一排轰炸机，顿时收紧了心。并非如《大美晚报》所称“过洛不停”，飞机在洛阳降落时，宋美龄再三关照洛阳空军将领，未得蒋委员长命令，不能派飞机去西安轰炸。飞机再度起飞，当她见到晶莹的冰雪覆盖的华山，知道西安不远了。
　　飞机在西安上空盘旋了一会儿。宋美龄拿出手枪交给端纳。她说：“如果下了飞机，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飞机降落后，刚一停稳，便见张学良登机迎接，宋美龄的脸上浮现了笑容。宋美龄一到，便驱车前往高公馆，探望蒋介石。那时，蒋介石尚不知宋美龄来，正卧床养伤。当宋美龄入内，蒋介石惊呼：“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宋美龄的到达，开始了西安和平谈判。用宋美龄后来的话来说：“西变局势是端纳奠了基，宋子文砌了墙，而我盖上了顶。”蒋介石对宋美龄、宋子文谈了关于谈判的意见：“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蒋介石的这些意见，表明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不过，他又附加了两个条件：
　　第一，他本人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
　　第二，商定的条件，他不作任何书面签字，而是以“领袖的人格”来保证。
　　第一条表明蒋介石很注意保持最高领袖的架势。倘若他出面谈判，势必降低了他的身份。
　　第二条则表明了蒋介石政治手腕的老练，不愿留任何文字性东西在对方手中，以免日后成为把柄。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三位一体”和二宋谈判
　　墙上挂着巨幅军事地图，红色地板上放着一套黑色皮沙发，金家巷张公馆西楼二楼的会议室扫得干干净净。二十三日上午，秘密谈判在这里举行——十一天前，张学良也正是在这里发出拘蒋命令。蒋介石派出的代表是宋子文。谈判的对手呢？是“三位一体”——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周恩来代表中共。
　　毛泽东和周恩来成功地与张、杨结为“三角联盟”，组成“三位一体”。因此，原本是国共对垒，这一回张、杨却坐到中共一边来了。在“三位一体”之中，周恩来成了主角。谈判一开始，就由周恩来代表中共及红军提出六项主张，整天的谈判便围绕这六项主张展开：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
　　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西安事变是张、杨发动的，周恩来后来才参与“斡旋”，然而此时此刻，诚如张学良所言，周恩来地地道道地成了“西安之谋主”！周恩来提出六项条件之后，“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②③《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结果，“宋个人同意，承认转
　　达蒋”②。周恩来还提出，“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③。这样，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与宋美龄见了面。
　　宋美龄后来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曾用“曲笔”写及她与周恩来见面的情景：张学良“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彼详述整个中国革命问题，追述彼等怀抱之烦闷，以及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与如何酿成劫持委员长之经过。余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赘，其言曰：国事如今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这里的“此人”，便是周恩来。
　　周恩来确实对宋美龄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表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第一天的会谈刚一结束，周恩来便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谈判情况。周恩来在电文结束时写道：“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这就是说，谈判的下一步，便是如何“放蒋”了。
　　宋子文、宋美龄亦向蒋介石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听取了蒋介石的见解。翌日——二十四日的谈判：“三位一体”依然是张、杨、周，而蒋方代表除宋子文外，增加了宋美龄。
　　宋美龄很明确地赞成停止内战。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第二天的谈判，实际上是二宋代表蒋介石，对于“三位一体”昨日提出的条件，作出具体的答复。从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可以看出二宋作了这样一些答应：
　　一、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三、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四、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六、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七、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八、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九、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十、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三十三至三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版。这十条，表明二宋和“三位一体”的谈判，取得了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代表团的另两位重要成员博古和叶剑英，赶到西安叶剑英抵西安日期说法不一，有的文献认为叶在早几天已到达，此处据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阔别十年蒋介石、周恩来晤谈于一室
　　谈判结束后，二十四日晚，蒋介石会晤了他“所不愿见者”——周恩来。大抵因为他原本“不愿见”，所以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一字未提。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只提及她与“有力分子”周恩来的见面，未提及蒋介石曾会晤周恩来。然而，蒋介石“悬赏八万元”的这颗脑袋，竟如此戏剧性地出现在他面前！过去的文献，一直是说宋子文、宋美龄陪周恩来去见蒋介石。然而，一九九○年六月八日，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ＮＨK电视台采访时，事情真相有了新的突破：
　　问：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在西安会面。当时张先生应该在场的，是吗？
　　答：这是尖锐的问题，请不要再问了。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
　　张学良第一次透露了“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尽管已经事隔半个多世纪，张学良却依然认为“这是尖锐的问题”。蒋介石那时囚在与张公馆一箭之遥的高公馆里。周恩来希望一晤蒋介石，宋氏兄妹事先打了招呼：“委员长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当年，蒋介石和周恩来共事于黄埔军校，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政治部主任。自从国共纷争，蒋介石与周恩来已经十年未曾谋面。
　　据张令澳作《国共合作秘密使者张冲》原载一九八九年二期《上海滩》，台湾《传记文学》五十七卷第二期转载。一文，写及一九三六年六月周恩来、潘汉年曾应张冲之邀秘密赴莫干山与蒋介石会谈。张令澳先生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笔者询问张令澳先生，文中所记蒋、周一九三六年六月会晤是否亲睹之事？张先生答系传闻，那时他尚未到侍从室工作。由于此事迄今未曾在国共双方有关文献上查到依据，只能作为一桩传闻。
　　周恩来在张学良及二宋陪同下，步入蒋介石卧室，蒋介石正卧病在床。蒋介石支起身体，请周恩来坐在床前。厮杀了十年，蒋、周如今晤谈于一室，真是不易！
　　周恩来仍照以前的习惯，称蒋介石为“校长”，寒暄道：“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点了点头，说道：“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颇为机灵，顺着蒋介石的话，转向了正题：“只要校长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你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你的指挥。”
　　这时，宋美龄一听说及敏感话题，马上就替蒋介石作了答复：“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这样，谈话的气氛变得宽松起来。蒋介石也说：“我们再也不打内战了！”蒋介石居然还这么说及：“每次我们之间打仗时，我常想起你。即使在战争中，我还记得你曾帮助我工作得很好，我希望我们还能共同工作。”这么一来，谈话切入正题。虽然张学良一九九○年对日本ＮＨK记者说，“现在还不能泄露当时蒋介石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不过，一九八○年《周恩来选集》上卷问世，首次公开发表的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内中倒是写及了蒋、周会晤的内容：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甲）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乙）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丙）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这一段周恩来写于会晤蒋介石后第二天的电文，可以说是关于蒋、周会谈的最权威的记录。在晤谈之中，蒋介石跟周恩来还聊起家常，说及长子蒋经国在苏联，并表露出思念之意。周恩来马上答应：可以与苏联方面联系，帮助他父子早日团聚。
　　蒋经国自一九二五年赴苏联学习，一晃，已经十一个年头。后来，蒋经国消息杳然，蒋介石曾委托驻苏大使蒋廷黻查询，也未知一二。其实，一九三五年三月，蒋经国已与俄罗斯少女芬娜（后来改用中国名字蒋方良）结婚，年底生长子文伦，即蒋孝文。一九三六年又生一女，名爱理，即蒋孝璋。那时，蒋经国在苏联任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副厂长……
　　听说蒋介石思念长子，周恩来后来果真帮他与苏联联系，促成了蒋经国在一九三七年三月返回中国，与蒋介石团聚。国民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曾这样回忆：一九三七年某夜，当我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我说有客来访，但于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是蒋经国。我很高兴……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遭劫持，不意却由此引出与周恩来的见面，又引出周恩来帮助蒋介石父子团圆的喜剧来！周恩来富有人情味，极为关心人，这一小插曲曾传为美谈，也是蒋、周会谈的意外收获！顺便提一笔，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却是经张学良的帮助，由“红色牧师”董健吾牵线，于一九三六年六月趁张学良挚友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时，从上海带去，与董健吾之子董寿琪同行。他们抵达巴黎后，再转往苏联……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圣诞节的“最大赠礼”
　　经过两天的谈判，“放蒋”也就定下来了。“三位一体”都同意“放蒋”，只是何时“放蒋”及如何“放蒋”，尚未确定。倒是宋美龄在来西安之前，便已定下了要求“放蒋”的日期——二十五日，因为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