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
毛泽东喜欢从哲学的角度分析问题。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曾说及“乱子有二重性”。此时,他也谈“二重性”,说西安事变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光明的方面,“能更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另一方面是黑暗的方面,因为捉蒋,南京“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内战有大爆发和延长的危险。
毛泽东以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即胜利的前途和失败的前途。为了争取胜利的前途,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分两手”:一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二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通过对“二重性”、“两种前途”、“分两手”的分析,毛泽东最后提出中共的方针是“和平调停,使内战结束”。
这一回,张闻天的讲话与毛泽东完全一致。他明确地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显而易见,他批评了毛泽东在上次会议上的意见。
这次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通电》和《指示》。
《通电》由毛泽东起草,《指示》由张闻天起草。毛泽东作了说明:“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通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说公道话。”《通电》,即《中共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于当日发出。《通电》提及蒋介石时,不像前几天直呼蒋介石或“蒋氏”,而是称之“蒋介石先生”。
《通电》建议“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明显地不再强调“以西安为中心”了,而且所开的是“和平会议”,不是“抗日救国代表大会”。
《指示》,即《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是中共党内指示,不公开发表,亦于当日发出。由于是内部文件,《指示》写得更为明白,提出中共“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提及蒋介石时,称之“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
十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核心,便是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当天,毛泽东便致电潘汉年,全文如下:
汉年同志:
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毛泽东
皓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翌日上午十时,宋子文飞抵西安,张学良和端纳前往机场迎接。穿了一身笔挺西装的宋子文,戴着黑框眼镜和花领带,见到了蒋介石。这使蒋介石大为激动。
宋子文带来宋美龄致蒋介石的信,内中写道:“如果三天之内子文不回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共生死。”此信表明,宋美龄仍把西安事态看得颇为严重,连蒋介石读到这里都哭了!宋子文得知周恩来已在西安,便道:“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周恩来马上托人转告与他一晤。和宋子文同来的郭增恺,也建议他与周恩来一谈。可是,宋子文生怕跟周恩来见面,会给何应钦抓住把柄,就派郭增恺去见周恩来。郭增恺向周恩来转达了宋子文的话,说宋子文早就认为:“共产党不是武力所能消灭的,蒋想靠武力灭共,才有今天。”周恩来则请郭增恺向宋子文传话:“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原本最为担心的是中共不肯饶蒋,听了传来的周恩来的话,大为兴奋,认为和平谈判就有了指望。宋子文在西安只逗留一夜,二十一日中午,他和端纳急急飞往南京。也就在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又进一步放宽了处置蒋介石的“尺寸”。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提出了五项条件,请周恩来与张、杨商谈,作为与蒋介石谈判的条件。电报指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下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这表明,如果蒋介石答应五项条件,便放蒋!
这样,毛泽东对于蒋介石,由“审”、“罢”转到“逼蒋抗日”,转到答应条件可以“放蒋”了!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宋美龄终于飞往“虎穴”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上海的《大美晚报》刚在报摊上露面,便销售一空。
这一天,晚报占了大便宜——因为头版头条要闻发生在这天上午,所有的当天的日报已来不及刊登。《大美晚报》的大字标题,引人注目:
宋子文宋美龄
今晨离京飞陕
径赴西安过洛不停行前孔邸曾有会议。
宋子文二十一日匆匆飞回南京,带回周恩来的口信,使宋美龄打消了疑虑。
也就在二十一日,潘汉年收到毛泽东电报,要他迅告陈立夫。宋美龄马上从陈立夫那里,得知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电报原文如下:
汉年同志:
即向陈立夫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
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和平解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
(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结果如何,速以电报答复。
毛泽东
来自周恩来—宋子文以及毛泽东—潘汉年—陈立夫的重要信息,汇集到宋美龄那里。宋美龄下定了飞往西安的决心。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两架三引擎的飞机从南京起飞,机上载着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蒋鼎文。这天天气格外晴朗,仿佛意味着好兆头。
上穿银狐领大衣、下穿高跟皮靴,宋美龄在飞机上不时观看着舱外。当飞机经过洛阳上空,她见到机场上停着一排轰炸机,顿时收紧了心。并非如《大美晚报》所称“过洛不停”,飞机在洛阳降落时,宋美龄再三关照洛阳空军将领,未得蒋委员长命令,不能派飞机去西安轰炸。飞机再度起飞,当她见到晶莹的冰雪覆盖的华山,知道西安不远了。
飞机在西安上空盘旋了一会儿。宋美龄拿出手枪交给端纳。她说:“如果下了飞机,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飞机降落后,刚一停稳,便见张学良登机迎接,宋美龄的脸上浮现了笑容。宋美龄一到,便驱车前往高公馆,探望蒋介石。那时,蒋介石尚不知宋美龄来,正卧床养伤。当宋美龄入内,蒋介石惊呼:“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宋美龄的到达,开始了西安和平谈判。用宋美龄后来的话来说:“西变局势是端纳奠了基,宋子文砌了墙,而我盖上了顶。”蒋介石对宋美龄、宋子文谈了关于谈判的意见:“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蒋介石的这些意见,表明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不过,他又附加了两个条件:
第一,他本人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
第二,商定的条件,他不作任何书面签字,而是以“领袖的人格”来保证。
第一条表明蒋介石很注意保持最高领袖的架势。倘若他出面谈判,势必降低了他的身份。
第二条则表明了蒋介石政治手腕的老练,不愿留任何文字性东西在对方手中,以免日后成为把柄。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三位一体”和二宋谈判
墙上挂着巨幅军事地图,红色地板上放着一套黑色皮沙发,金家巷张公馆西楼二楼的会议室扫得干干净净。二十三日上午,秘密谈判在这里举行——十一天前,张学良也正是在这里发出拘蒋命令。蒋介石派出的代表是宋子文。谈判的对手呢?是“三位一体”——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周恩来代表中共。
毛泽东和周恩来成功地与张、杨结为“三角联盟”,组成“三位一体”。因此,原本是国共对垒,这一回张、杨却坐到中共一边来了。在“三位一体”之中,周恩来成了主角。谈判一开始,就由周恩来代表中共及红军提出六项主张,整天的谈判便围绕这六项主张展开: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
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西安事变是张、杨发动的,周恩来后来才参与“斡旋”,然而此时此刻,诚如张学良所言,周恩来地地道道地成了“西安之谋主”!周恩来提出六项条件之后,“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②③《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结果,“宋个人同意,承认转
达蒋”②。周恩来还提出,“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③。这样,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与宋美龄见了面。
宋美龄后来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曾用“曲笔”写及她与周恩来见面的情景:张学良“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彼详述整个中国革命问题,追述彼等怀抱之烦闷,以及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与如何酿成劫持委员长之经过。余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赘,其言曰:国事如今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这里的“此人”,便是周恩来。
周恩来确实对宋美龄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表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第一天的会谈刚一结束,周恩来便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谈判情况。周恩来在电文结束时写道:“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这就是说,谈判的下一步,便是如何“放蒋”了。
宋子文、宋美龄亦向蒋介石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听取了蒋介石的见解。翌日——二十四日的谈判:“三位一体”依然是张、杨、周,而蒋方代表除宋子文外,增加了宋美龄。
宋美龄很明确地赞成停止内战。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第二天的谈判,实际上是二宋代表蒋介石,对于“三位一体”昨日提出的条件,作出具体的答复。从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可以看出二宋作了这样一些答应:
一、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三、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四、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六、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七、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八、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九、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十、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三十三至三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版。这十条,表明二宋和“三位一体”的谈判,取得了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代表团的另两位重要成员博古和叶剑英,赶到西安叶剑英抵西安日期说法不一,有的文献认为叶在早几天已到达,此处据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阔别十年蒋介石、周恩来晤谈于一室
谈判结束后,二十四日晚,蒋介石会晤了他“所不愿见者”——周恩来。大抵因为他原本“不愿见”,所以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一字未提。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只提及她与“有力分子”周恩来的见面,未提及蒋介石曾会晤周恩来。然而,蒋介石“悬赏八万元”的这颗脑袋,竟如此戏剧性地出现在他面前!过去的文献,一直是说宋子文、宋美龄陪周恩来去见蒋介石。然而,一九九○年六月八日,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事情真相有了新的突破:
问: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在西安会面。当时张先生应该在场的,是吗?
答:这是尖锐的问题,请不要再问了。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
张学良第一次透露了“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尽管已经事隔半个多世纪,张学良却依然认为“这是尖锐的问题”。蒋介石那时囚在与张公馆一箭之遥的高公馆里。周恩来希望一晤蒋介石,宋氏兄妹事先打了招呼:“委员长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当年,蒋介石和周恩来共事于黄埔军校,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政治部主任。自从国共纷争,蒋介石与周恩来已经十年未曾谋面。
据张令澳作《国共合作秘密使者张冲》原载一九八九年二期《上海滩》,台湾《传记文学》五十七卷第二期转载。一文,写及一九三六年六月周恩来、潘汉年曾应张冲之邀秘密赴莫干山与蒋介石会谈。张令澳先生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笔者询问张令澳先生,文中所记蒋、周一九三六年六月会晤是否亲睹之事?张先生答系传闻,那时他尚未到侍从室工作。由于此事迄今未曾在国共双方有关文献上查到依据,只能作为一桩传闻。
周恩来在张学良及二宋陪同下,步入蒋介石卧室,蒋介石正卧病在床。蒋介石支起身体,请周恩来坐在床前。厮杀了十年,蒋、周如今晤谈于一室,真是不易!
周恩来仍照以前的习惯,称蒋介石为“校长”,寒暄道:“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点了点头,说道:“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颇为机灵,顺着蒋介石的话,转向了正题:“只要校长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你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你的指挥。”
这时,宋美龄一听说及敏感话题,马上就替蒋介石作了答复:“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这样,谈话的气氛变得宽松起来。蒋介石也说:“我们再也不打内战了!”蒋介石居然还这么说及:“每次我们之间打仗时,我常想起你。即使在战争中,我还记得你曾帮助我工作得很好,我希望我们还能共同工作。”这么一来,谈话切入正题。虽然张学良一九九○年对日本NHK记者说,“现在还不能泄露当时蒋介石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不过,一九八○年《周恩来选集》上卷问世,首次公开发表的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内中倒是写及了蒋、周会晤的内容: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甲)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乙)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丙)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这一段周恩来写于会晤蒋介石后第二天的电文,可以说是关于蒋、周会谈的最权威的记录。在晤谈之中,蒋介石跟周恩来还聊起家常,说及长子蒋经国在苏联,并表露出思念之意。周恩来马上答应:可以与苏联方面联系,帮助他父子早日团聚。
蒋经国自一九二五年赴苏联学习,一晃,已经十一个年头。后来,蒋经国消息杳然,蒋介石曾委托驻苏大使蒋廷黻查询,也未知一二。其实,一九三五年三月,蒋经国已与俄罗斯少女芬娜(后来改用中国名字蒋方良)结婚,年底生长子文伦,即蒋孝文。一九三六年又生一女,名爱理,即蒋孝璋。那时,蒋经国在苏联任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副厂长……
听说蒋介石思念长子,周恩来后来果真帮他与苏联联系,促成了蒋经国在一九三七年三月返回中国,与蒋介石团聚。国民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曾这样回忆:一九三七年某夜,当我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我说有客来访,但于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是蒋经国。我很高兴……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遭劫持,不意却由此引出与周恩来的见面,又引出周恩来帮助蒋介石父子团圆的喜剧来!周恩来富有人情味,极为关心人,这一小插曲曾传为美谈,也是蒋、周会谈的意外收获!顺便提一笔,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却是经张学良的帮助,由“红色牧师”董健吾牵线,于一九三六年六月趁张学良挚友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时,从上海带去,与董健吾之子董寿琪同行。他们抵达巴黎后,再转往苏联……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圣诞节的“最大赠礼”
经过两天的谈判,“放蒋”也就定下来了。“三位一体”都同意“放蒋”,只是何时“放蒋”及如何“放蒋”,尚未确定。倒是宋美龄在来西安之前,便已定下了要求“放蒋”的日期——二十五日,因为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