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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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两天的谈判，“放蒋”也就定下来了。“三位一体”都同意“放蒋”，只是何时“放蒋”及如何“放蒋”，尚未确定。倒是宋美龄在来西安之前，便已定下了要求“放蒋”的日期——二十五日，因为这天是圣诞节，而她和蒋介石都是基督教徒。
　　孔祥熙在二十二日致张学良函中，亦申明了这一“放蒋”时间：“如你能在圣诞节左右护送委员长安全返回，那真是圣诞老人给予的最大赠礼了！”孔祥熙不仅指明了时间，而且要求张学良“护送委员长安全返回”。
　　张学良答应了宋美龄的要求。但是，一早宋子文便告知蒋介石：“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但是情况恐有变！”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那是在早上，宋子文收到一封信，是东北军、西北军多位高级将领联名所写的信：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退到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
　　蒋介石阅信大惊，要宋子文立即去找张学良，以尽量早走为好。张学良也生怕有变，以尽早放蒋为好。张学良说：“城内外，多为杨虎城部队。可否先送夫人和端纳上飞机，然后委员长化装，再设法登机？”宋美龄闻言，坚决反对，一是怕出乱子，二是化装上机也有损于蒋介石名声。时间一秒秒过去，仍无头绪。按当时的飞行条件，飞机至迟必须在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启行，不然不能在日落前飞抵南京。
　　到了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张学良告知宋美龄：“飞机已准备好，但一切仍未决定。”直至下午一时三十分，仍定不下来。宋美龄不由得长叹，看来“圣诞老人给予的最大赠礼”告吹了。这时，有人出了个好主意：“即便今天无法飞回南京，那就先飞洛阳过夜。西安至洛阳，飞行一个半小时，下午起飞也无妨。”
　　宋美龄大喜，连忙祷告。于是，下午二时吃了中饭，张学良又来，听了宋美龄的意见，说：“反正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放行，不如明早起飞，直飞南京。”宋美龄坚持马上就走，先飞洛阳。张学良同意了。这时，杨虎城到，蒋介石在卧室与张、杨谈了半小时。
　　下午三时三十分，五辆汽车从高公馆开出，直奔机场。蒋介石由张学良、宋美龄陪同乘一辆，张学良坐前座，以便遇上阻拦时可以交涉。宋子文和端纳坐一辆。其余三辆为蒋介石随行人员和张学良卫兵。
　　当这五辆汽车驶入机场时，蒋介石大吃一惊：机场上竟聚集了上千名青年学生！难道消息走漏，青年学生们来机场示威，不许放蒋？一打听，才知事有凑巧，在绥远前线抗战的将领即将乘飞机抵达西安机场，青年学生们在机场列队欢迎。
　　一场虚惊过去。这时，杨虎城赶到机场。蒋介石忽地发现随行人员中少了侄儿蒋孝镇——华清池“兵谏”时，背他上山的便是蒋孝镇。蒋介石对张学良说：“蒋孝镇在哪里？把他找来一块儿走。”张学良立即命令副官宋桂忱驱车去找。没多久，便找来了蒋孝镇。下午四时，飞机准备起飞。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这么写及：蒋氏飞机将起飞的时候，他（引者注：指周恩来）正和张学良站在一块儿送行，张说：“我送委员长。”便步上飞机，虽经蒋劝阻，但张学良还是登机起飞了。周说明他当时真着急，但在众人之中又不好说话。其实，当时周恩来并不在场。
　　张学良在蒋介石登机之后，便上自己的飞机要随着起飞。蒋介石曾劝张学良不要去，张学良坚持要亲自送他回南京。杨虎城见张学良要去，曾对张学良说，由他陪送。张学良坚持由自己陪送，并在飞机旁写一手令交给杨虎城，对杨虎城郑重地说：“从今日起，你代理我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听你和于学忠指挥。”张学良的手令，全文如下：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
　　此致
　　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
　　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又。
　　内中“孝候”即于学忠。何、王、缪、董指东北军何柱国、王以哲、缪澄流、董英斌四位军长。飞机起飞前，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复述了一遍六项条件，说道：“我答应你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蒋介石在机场上，还对张、杨说了另一段话。这话段见诸于周恩来当天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上：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飞机的螺旋桨转动了。蒋介石的专机起飞了。张学良的专机也随后起飞了。当周恩来赶到机场时，飞机已无踪影！据孙铭九回忆，他在听到张学良要陪蒋介石去南京的消息后，急忙去报告周恩来。周恩来一听，跳上汽车，跟孙铭九一起直奔机场。可是，已经晚了！
　　事先，宋子文告诉过周恩来，他和蒋介石今日要走。张学良也告诉过周恩来，他将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但周恩来表示不同意蒋介石今日走，也劝过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大概正因为周恩来持这样的态度，所以他们也就避开周恩来走了。这在周恩来当天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文中，写得很清楚：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
　　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周恩来曾劝张学良，放蒋是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亲送则不必。周恩来引用了一句格言，告诫张学良：“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周恩来见张学良仍未听进去，又说：“蒋先生历来只许文人反对他，决不允许武人反对他，邓演达被暗杀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张学良仍坚持要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事后，周恩来对人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看坏了，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二十年后，周恩来又曾谈及此事，他说：“张汉卿亲自送蒋介石走是个遗憾，无论如何，他是个千古不朽的人物了！”
　　一九九○年，张学良面对日本ＮＨK电视台记者的提问，回首往事，说及了自己亲自送蒋的心态——
　　问：张先生，您是在“西安事变”后同蒋总统一起坐飞机去南京，结果受到审判。为什么当时您会决定和他在一起呢？是有些什么原因吗？
　　张：我过去说过多次。我是一个军人，应对自己行为负责。我去南京是为了请罪，请罪包括把我枪决。临走，我把家都交给了我的一名学生，他是一个军长。
　　我一当军人的那天我父亲就教导我说：“你要做军人吗？你要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腰带上。”就是说你要随时预备死。做军人后我就真是随时预备死。不过后来我对内战非常厌恶。关于张学良为什么亲自陪蒋介石回南京？除了张学良自己所说的缘由外，一九九一年二期《海南师院学报》上唐若玲、陈封椿的文章，对其原因作了较全面的分析：
　　一、为了平息纷乱的局面以有利于国家民族。
　　二、避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
　　三、共产国际及苏联对张、杨的责难。
　　四、张学良自认为能够返回西安。
　　五、宋氏兄妹和蒋介石的担保。
　　六、为国家民族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圣诞之夜都未合一眼
　　夕阳把天空染得一片金黄。两架飞机一前一后，从西安朝洛阳飞去。
　　蒋介石的专机，由美国人林纳德驾驶。蒋介石坐在机舱右边最前面的座位上。他把礼帽拉下来，盖在脸上，一声不响。蒋介石的沉默，使整个机舱里的宋子文、宋美龄、黄仁霖、蒋孝镇等也一声不吭。傍晚五时二十分，飞机在洛阳机场着陆。毛邦初、祝绍周、王勋、刘海波等数百人已在机场迎候。首先走下飞机的是带着微笑的宋美龄，紧接着是宋子文，然后才是由激动得流泪的侍从们扶着缓步而下的蒋介石。蒋介石依然沉默不语。走了几步之后，他忽然对宋子文说了一句：“你去招呼汉卿！”
　　圣诞节之夜，蒋介石宿于洛阳军官分校。晚上，蒋介石把在飞机上打好的腹稿，口授秘书陈布雷，命陈布雷于当夜挥就三千余字的《对张杨的训词》，以便明日可在洛阳发表，而一到南京亦可马上交给各报——二十七日南京各报果真都刊载了此文。此文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回南京后对时局的声明。
　　就在蒋介石口授《对张杨的训词》之际，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正在反反复复研读周恩来发来的急电。周恩来的电报中，除了报告了“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这一重大变化之外，还写了自己对此事的评价：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政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三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毛泽东迅即对“蒋走张去”这一重大变化作出反应。
　　毛泽东发出了致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这一电报，实际上是向中共党内通报了“蒋走张去”情况以及他对时局的估计——彭、任：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
　　野战军仍速开咸阳集中。
　　毛泽东
　　二十五日二十四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五四九页，一九八五年版。
　　一九三六年的圣诞之夜，蒋介石在洛阳，毛泽东在保安，都为激烈变化着的中国政局，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翌日上午九时四十五分，蒋介石和宋美龄、宋子文改乘希特勒所赠的“容克”型专机，由洛阳起飞，朝南京飞去。四架歼击机护送着蒋介石专机。
　　张学良依然乘坐那架“波鹰”专机，随后起飞。中午十二时二十分，蒋介石专机降落在南京机场，飘着长须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已率两千多人在机场欢迎。这时，当蒋介石步下飞机，脸上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笑容。虽说他的腰部在华清池事变时翻墙损伤，此时仍忍痛向林森弯腰鞠躬，表示感谢。
　　蒋介石乘车入城，沿途南京四十万市民争相观看。见此盛况，蒋介石“心中悚惭无已”。也是历史的巧合——这一天，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是毛泽东四十三岁诞辰。蒋介石刚回南京，便发表了通电——中正已于本日正午回京。两周以来，承各地同胞热烈垂注，无限感动。自唯精诚未浃，教导未周，致国家有此非常之变乱，以增我同胞之忧，内省职责，负疚殊深，应对我中央及全国同胞引咎。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忱，已显示伟大无比之力量。此种伟力，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前途称庆者也。率布悃忱，益望共同努力。
　　蒋中正
　　宥亥印
　　张学良来到南京，顿时成了万众关注的人物。张学良在这一天写了一封致蒋介石函，也是极为令人关注的——介石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肃。敬叩
　　学良谨肃
　　二十六日
　　张学良的这封信，是蒋介石要他写的。张学良并不知道蒋介石要发表此信——张学良说“否则我不写”。然而，蒋介石却在报端全文刊登了此信。后来，张学良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时，作了如此说明：“我写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在法庭上，张学良也郑重地说明了自己送蒋介石回京，“我个人的生死毁誉，早已置之度外”。张学良声言：“我对我们之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毛　蒋对西安事变作了“书面对话”
　　在报章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
　　前文已经提及，此文在南京见报是二十七日，而在洛阳发表则是二十六日。此文刚一在洛阳
　　发表，迅即传入保安窑洞。——中共从国民党电台的广播中获悉。
　　毛泽东细细读罢，马上作出反应。二十八日，毛泽东写出关于《对张杨的训词》的评论，最初以《毛泽东对蒋介石二十六日宣言之谈话》，二十九日刊载于中共机关报《斗争》上。此文后来易题为《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收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对张杨的训词》和《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是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一场特殊的“书面对话”。虽说《对张杨的训词》是陈布雷代为捉刀，但完全代表了蒋介石的意见，而毛泽东倒是向来自己动笔，无须秘书代劳——只是他的讲话稿要秘书整理而已。现把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和毛泽东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加以剪辑编排，形成一篇耐人寻味的“蒋毛书面对话”——
　　毛：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
　　蒋：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国存亡极大之关键，与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
　　毛：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余十余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于信义。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
　　毛：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
　　蒋：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余已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动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
　　毛：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
　　毛：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
　　蒋：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毛：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
　　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平生做事，唯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
　　毛：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番“书面对话”，为沸沸扬扬的西安事变降下了大幕。
　　不过，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中有一处伪笔，毛泽东未曾看出来，当时成千上万读者也上了当。蒋介石在《对张杨的训词》中称：“余此刻尚在西安，尔等仍旧可以照余所训之言将余枪决。”似乎《对张杨的训词》是在西安“囚室”中写成——其实是在洛阳连夜赶写而成！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又在演戏
　　西安事变虽说随着蒋介石回到南京而降下大幕，但是，戏剧性的“演出”，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着。
　　蒋介石是一位戏剧性的演员。他刚刚回到南京，孔祥熙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便发表通电：“兹幸蒋院长已回京，祥熙得仍在领导之下，勉效驱策，所有祥熙代院长职务自应即日卸除。”蒋介石本是行政院长，西安事变时由孔祥熙代理，这时蒋介石官复原职，乃是情理之中。可是，蒋介石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为表明西安事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