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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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敏锐地看中了这一点。德、意、日三国协定在九月二十七日刚刚签订，蒋介石瞅准时机，在二十九日致电斯大林，表示愿和苏联协调步伐，共同对敌。蒋介石这一招果真灵。原本冷落蒋介石的斯大林，十月十六日，给蒋介石复了一封措词热情的电报，表示愿意再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斯大林还派出了崔可夫将军，前往中国。
　　斯大林在崔可夫启程之际，对他说了一番话，表明了对蒋介石的看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斯大林大力支持蒋介石，其目的是为了“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蒋介石向来把斯大林看成是毛泽东的后台。斯大林给蒋介石投来笑眼，自然使蒋介石兴高采烈。此乃第三喜也。英、日、苏，一齐要拉蒋介石，蒋介石怎不踌躇满志？这与当年英国“中立”、日本进逼、苏联冷落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蒋介石不能不联共抗日。蒋介石一得志，也就不把中共放在眼里了。他要对中共下手了！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你发“皓电”　我来“佳电”
　　就在蒋介石接到斯大林电报的第三天——十月十九日，著名的“皓电”发布了。
　　皓，十九日的电报代日韵目。“皓电”，是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发给“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叶参谋长剑英即转朱总司令玉阶彭副总司令德怀叶军长希夷”。玉阶，即朱德之别号；希夷，为叶挺之别号。“皓电”颇长。一开头，先是表扬了几句中共的军队：“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在抗战之初期，均能恪遵命令，团结精诚，用克御侮宣勤，不乏勋绩……”紧接着，笔锋一转，便批评起来了：“孰意寇氛未靖，龃龉丛生，纠纷之事渐闻，磨擦之端时起……”“皓电”历数种种磨擦事端，然后作出如下结论：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以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皓电”所开列的“四端”，把磨擦的原因一股脑儿推给了中共。图穷匕见。“皓电”之末，转达了委座（即蒋介石）的命令：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这就是说，蒋介石给毛泽东下命令了！
　　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十月二十五日发出致周恩来的电报：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戴高乐或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我们要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而任何黑暗局面我们都是不怕的。
　　戴高乐是人们熟知的法国总统，不过，那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九年的事。在一九四○年五月，他还只是法国第四装甲师师长，六月，出任法国国防部副部长。希特勒以闪电战消灭法国之后，戴高乐流亡英国伦敦，成立“自由法国”，成了法国的抗战领袖。贝当的知名度，如今要比戴高乐差得多。不过，在当年，他远比戴高乐显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便指挥了凡尔登战役。大战末期，他担任法军总司令。一九四○年六月，他担任法国总理。在德军强大的攻势下，他举手投降，成了法国的汪精卫。他居然成立了跪倒在希特勒脚下的伪法国政府，担任“法兰西国家元首”。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以通敌罪，被判处死刑（后改处无期徒刑）。毛泽东说蒋介石可能要“做戴高乐或做贝当”，指日本可能要灭亡中国，蒋介石要么像戴高乐那样做流亡政府首领，要么像贝当那样做伪政权首领。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分析，更为有趣、生动。他在十一月一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蒋现在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玛尔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冯亲苏，让何、白反共，他便以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基玛尔，是当时土耳其总统，抗战领袖。
　　周恩来对于蒋介石形象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周恩来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他在电报中写道：“时机是紧迫了。只有二十天，反共局部战争会开始。”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用这样的方式，公开回敬国民党的“皓电”：“还是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并呈蒋。”叶、项即新四军的正、副军长叶挺、项英。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斟酌再三，于十一月九日以朱、彭、叶、项的名义发一长电给何应钦、白崇禧。由于九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佳，史称“佳电”。“佳电”致何、白“两公”，并“祈转呈统帅核示祗遵”。统帅何人？蒋介石也。“佳电”的笔调，软中有硬。先是说了这么几句：“中央提示案内所列办法，七、八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引者注：指朱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惟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就在诉“苦衷”的名义之下，“佳电”历数国共种种磨擦，逐一驳斥了“皓电”对中共的指控。并且要求“彻底查明是非曲直，期于永杜纠纷，以利抗战”。内中颇为有趣的是，“佳电”诉了这么一段“苦衷”：“以现有五十万人之众，领四万五千人之饷，虽有巧妇，难以为炊。”这表明中共的军队“现有五十万之众”（真正的人数还不止于此），而“领四万五千人之饷”则表明国民党规定的中共军队编制为“四万五千人”。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共一下子把军队扩充了十倍以上！你发“皓电”，我来“佳电”，表面上是何、白对朱、彭、叶、项，实际上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较量。毛泽东在“佳电”中，不能不对国民党作出一点让步。“佳电”称：“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所谓江南正规部队，即新四军。这么一来，新四军是否“遵令北移”，何时北移，成了国共双方关注的焦点……毛泽东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有一段话透露了“佳电”的背景，明确称“佳电”是他起草，并说明新四军退出皖南的内情：我除了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在偏要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步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我们现在已准备了一个铁锤，只要政治条件成熟即须给他重重的一棒……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鬼计……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是达不到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
　　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还骂蒋介石为“死流氓”。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毛泽东和蒋介石眼中的叶挺
　　走笔至此，该叙一叙新四军之正、副军长叶挺、项英其人了。
　　叶挺虽为新四军一军之长，但真正的实权操在项英手中。“朱、彭、叶、项”齐名，为中共的两支军队的四位首长，但四人之中，唯叶挺非中共党员！项英对外的公开身份为副军长，而实际上他又兼新四军政治委员……
　　新四军的前身，原是分散于中国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署名“洛、毛”的电报，致博古、叶剑英，对红军南方游击队的整编作了指示：“集中五分之三为一军，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洛、毛”即张闻天、毛泽东。电报中，又一次提及关于军长的人选：“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并告周、朱、彭、任。”“周、朱、彭、任”，即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电报表明，毛泽东对叶挺的任命，是有保留的。
　　然而，在此之前，蒋介石已经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这可以从十月五日潘汉年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看出：“南京军委已委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与指挥闽赣边游击队。但叶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急待我方答复我们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请示。”紧接着，十月八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又致电毛泽东：“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第四军军长，拨发了五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这表明，最初建议叶挺筹建新四军的是周恩来。首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是蒋介石。但此时叶挺尚未得到毛泽东的任命——中共的部队首长，必须由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才有效。正因为这样，叶挺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这“我们”，显然指中共，指毛泽东。
　　十一月三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询问：“据云，在沪你曾要他编游击队，他才敢对国民党说。因为蒋委他为新四军军长，究竟你对他说过些什么？”
　　蒋介石抢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当然因为他知道叶挺非中共党员。
　　叶挺，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他原来是中共党员，后来也是中共党员，而那一段时间里他却不是中共党员！叶挺，早在一九一九年便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变时，叶挺率部保护孙中山、宋庆龄脱险。此后他赴苏联红军学校学习。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在苏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九月他回国。北伐时，叶挺担任独立团团长，屡建奇功，成为北伐名将。
　　然而，叶挺在中共党内却两次受到了处分，最后导致了他脱离中共。最初，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新华日报》所载《叶挺同志说明入党志愿》中，有所披露。直到近年来才渐渐弄清内情。头一回叶挺受党内处分是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北伐军总攻武昌。叶挺的独立团率先攻城，损失惨重，而刘峙部队按兵不动，后来在独立团攻入城内时去抢头功。刘峙被蒋介石任命为武汉卫戍司令。叶挺一气之下，离开部队，到上海接家属去了。为此，叶挺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第二回则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共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又在广州发动起义。叶挺在南昌起义时任前敌总指挥，而在广州起义时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的失败，使叶挺受到李立三的责难，说他指挥“消极”，叶挺再度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叶挺又在一气之下，去了莫斯科。
　　诚如周恩来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所写：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就这样，叶挺脱离中共，流亡欧洲。直至一九三五年秋，叶挺在澳门才与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取得了联系。蒋介石看重叶挺的才干和声望，曾希望叶挺在国民党部队任高官。这当然被叶挺所谢绝。这一回，既然叶挺主动表示愿意出任新四军军长，蒋介石求之不得，当然马上宣布了委任命令。然而，毛泽东却对叶挺脱党后的情况所知不详。这样，毛泽东不敢贸然把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叶挺。毛泽东要博古、叶剑英“提出保证”之后，这才决定“叶挺是否能为军长”。为了了解叶挺，毛泽东邀叶挺前往延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叶挺到达延安。经过长谈，毛泽东知道了叶挺两次党内处分的经过，知道了叶挺脱党的经过。毛泽东的疑虑消失了。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高悬起“热烈欢迎叶挺军长”的大标语。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致答词。他说了这么一段自疚又自奋的话：“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疑惑冰释，从此毛泽东对叶挺投了信任票，再也不需要博古、叶剑英“保证”了！就这样，叶挺走马上任，成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双重任命的新四军军长。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叶挺　项英先后掼纱帽
　　至于项英，与蒋介石没有什么瓜葛，倒是跟毛泽东有极深的渊源……项英原来是武昌的织布工人，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便加入共产党。翌年他成为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袖之一。此后，由于北伐军打下武汉，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加上共产国际强调提拔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项英在中共的地位急速上升，从中央委员进而政治局委员，进而政治局常委，地位一度高于毛泽东。
　　一九三○年底，项英进入江西红区。他一度支持过毛泽东，又一度狠狠整过毛泽东，内中恩恩怨怨，曲曲折折。不过，有一点他是很不错的，那便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之际，他奉命留下打游击，他坚决服从。这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留下来很可能如同被置之死地。他居然在蒋介石重兵“围剿”之中，求得生存，在中国南方孤立无援之境游击多年。他手下的游击队，也就成了后来新四军的骨干。
　　不言而喻，在新四军成立之后，叶挺虽为军长，但不能不处处听命于项英。一个非中共党员而又在新四军中毫无根基的叶挺，受到了项英的排挤。叶挺曾自云，是“夹在车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两面受挤”。这两面受挤，一面是蒋介石从上往下压，一面是项英从下往上顶。当然，还不仅是叶、项关系紧张而使叶挺不快。当时，曾受命于延安而充当“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的李一氓如此回忆：叶挺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表示他有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这封信我给项英看过，项英没有太大的反应。李一氓：《我亲身经历的皖南事变》，《大江南北》，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这句话极为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叶挺的心态。所谓居士，即居家修行的佛教徒，乃“庙外人士”。居士去当方丈，本已不合适，何况管的是一个大庙子！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两面受挤的叶挺在百般无奈之中，借口送李夫人回澳门，离军出走，向蒋介石辞职。蒋介石呢？正觉得叶挺上任之后不听他的话，如今叶挺要辞职他求之不得。蒋介石问叶挺：“谁继任？”叶挺答曰：“叶剑英。”蒋介石摇头。他要委派国民党将领出任新四军军长。
　　毛泽东闻讯，焦急万分，马上发电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周恩来一面向蒋介石表示，中共坚决反对另任新四军军长；一面紧急约见叶挺。
　　周恩来与叶挺在北伐时有着深谊，在发动南昌起义时并肩战斗，何况最初又是周恩来建议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解铃还须系铃人”，周恩来的一席话，自然使叶挺释服，回心转意。叶挺原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双方都认可的新四军军长。既然叶挺愿重返原职，一场风波也就告罢。一九三九年二月，周恩来在重庆放出“空气”，说是要趁春节回老家浙江绍兴省亲。其实，他是受毛泽东委托，陪着叶挺回“老家”——新四军。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和叶挺一起来到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国共磨擦日深，新四军成了国共矛盾的焦点。就在这时，项英因受到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的批评，极为不满。在一九四○年五月，项英三次电告延安，请求撤职——他也要掼纱帽了！项英犯了什么错误呢？这在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一月所作出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写得明明白白。袁，即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决定》指出：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方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这份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在皖南事变刚刚结束、对于史实尚未完全弄清时作出的，今天看来有偏颇之处；不过，从中却可清楚地看出当时项英与毛泽东之间的深刻矛盾。项英在一九四○年五月九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写道：“为了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请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员到四军及东南局负领导之责。目前斗争局势正是紧张复杂，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一九二七年之错误，而影响党与革命之发展和胜利，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项英在同月十二日致中共中央电报中又声言：“我有不同的意见，在今天斗争环境下，为党的利益，不必申辩和争执，只有改换领导为有利。”项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