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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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农业专门学校、广东政法专门学校合并，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自一九二六年起称中山大学。就在蒋介石到达广州后的第四天——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一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
孙中山选择一月二十日这天开幕，因为“二十”即“双十”——武昌起义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亦是“双十”。正因为这样，那天上午九时，当孙中山穿着有七颗纽扣、四个口袋的中山装登上主席台，发表演说，便如此说道：“革命党推翻满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双十日，今天是民国十三年的一月双十日，所以这个会期同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民国很大的纪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卷，四页，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孙中山发表演说之际，他的身后悬着中国国民党党旗——青天白日旗。大会刚开幕，他便领着代表们向党旗三鞠躬。这党旗是在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时，由会员陆皓东设计的。那蓝色象征青天，正中为白日，向四周射出叉光。最初，叉光的数目多寡不一，由孙中山定为十二叉光，既象征十二干支，又表示十二时辰。黄兴以为青白两色之旗不美，后来孙中山建议加上红色，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红、蓝、白三色，象征自由、平等、博爱。在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决定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旗后来则定为中国国民党党旗。开幕式那天，一百六十五位代表和六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代表们对号入座，三十九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他显得兴高采烈。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他显得沮丧。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头一回交叉，同聚于一个屋顶之下。虽说在此之前，他们都已知道对方，却未曾谋面。不过，这一回，毛泽东和蒋介石只是彼此见到对方而已，并无交往。国共两党的大旗，由孙中山、李大钊高擎着。
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刚刚发表了长篇演讲，就按议事日程，讨论组织主席团。一百四十号席上的廖仲恺站了起来：“提议主席团人数五人，由总理指派。”这一建议得到众多代表附议，孙中山便宣布：“现由本席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于是，中共领袖“李君守常”——李大钊，坐上了大会主席台。翌日上午的大会，提到了“毛君泽东”的大名。那天会议是由国民党元老林森主持的。林森以浓重的福建口音宣布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十九位委员名单，内中提及“毛君泽东”。大会通过之后，毛泽东便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毛君泽东”是一位活跃的人物。早在大会开幕的那天下午，“三十九号毛泽东”便就大会第七项议程“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作了发言。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记录了他的话：“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并未说明怎样组织政府暨何时组织政府，请主席以此标题付表决。”此后，这位“三十九号毛泽东”又多次在大会上发言，显示了他的外向型性格。
蒋介石则只是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竟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大会的高潮是在一月三十日上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名列于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之中，而“蒋介石”三字不见踪影。
中央执行委员共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辏АⅠ瘛⑻菲缴健⑹嘌簟⑿芸宋洹⒗钍爻！⒍骺税屯肌⑼醴ㄇ凇⒂谟胰巍⒀钕ｃ伞⒁冻鳌⒂谑鞯隆�
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十七人：
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祖涵、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国焘。
在中央执行委员中，有三名中共党员：谭平山、李守常、于树德。
在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达七名：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内中林祖涵（林伯渠）当时是中共秘密党员，尚未公开身份（他在一九一四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一九二一年经陈独秀、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名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及中央候补执委，既表明了国民党“一全”大会确是国共合作的大会，亦表明了中共的政治活力。国民党比之中国共产党，历史久而人数多，在召开“一全”大会时，国民党党员已达八千二百一十八人。但是，国民党组织庞大而松懈，连孙中山也不得不说：“本党虽有主义，亦曾为革命而奋斗，但民国以来，内有军阀，外有列强，交相侵凌，岁无宁日，其故实由于本党组织之缺乏，训练之不周……党的内部，渐形涣散。”
中共成立不过两年多，党员不过五百，却显得小而精悍，组织纪律远胜于国民党。即便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亦规定“出席此大会的同志们在每次会议之前，须秘密集会”，以便“主张一致”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全国大会意见》，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远不如“跨党分子”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够“红火”的。一九六三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时，曾这么说及：“我是二十一岁入党的，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四十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三时五十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里传出洪亮的三呼“中国国民党万岁”的口号声，宣告了这次历史性的大会的结束。翌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即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各地执行部，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蒋介石呢，他也被安排新的任命。孙中山急急催他来粤，不是要他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而是另有任职：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委员七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二十八日，孙中山指示，以位于广州东郊、珠江黄埔长洲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作为新办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由于位于黄埔，从此便称黄埔军校。
原来，孙中山从多年的失败之中，痛感国民党必须有一支自己的有力的军队，决定兴办陆军军官学校。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原本在日本学军事，是一位将才，因此只在军事上倚重蒋介石，并未把他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正因为这样，在遴选国民党“一全”大会代表时，“忽略”了蒋介石。孙中山希望蒋介石专心办军校。
蒋介石不屑于区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一职（此时他尚未意识到这一职务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掼纱帽了。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辞呈。未等批复，他就打道回府，到老家溪口去了。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也离开了广州去上海。毛泽东住在上海闸北香山路三曾里的中共中央机关里，一面做中共中央局的秘书工作，一面又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颗中国政坛新星在广州短暂地同处了一个多月，一个挂着笑脸，一个哭丧着脸，离开了那里……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转眼间毛泽东跌入逆境
毛泽东和蒋介石一别一年半，当毛泽东和蒋介石重逢之际，蒋介石今非昔比，已是手握重兵的国民党新贵了。毛泽东呢？他显得疲惫、苍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斯诺：《西行漫记》，一三五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赵恒惕，当时的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湖南的霸王。毛泽东跟蒋介石的境遇，恰恰倒了一个个儿。风云变幻无常，人世沉浮无定。原本在国共两边都颇为得意的毛泽东，在这一年半中，落得了那般的不得意……
在上海，毛泽东常常进出于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四十四号，那里是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所在。他出任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兼组织部秘书。作为秘书，每逢召集执行委员会议，总是由毛泽东担任记录。在中共方面，毛泽东也是秘书。这秘书不好当。不论在国民党里，还是在共产党内，毛泽东这秘书都遇到了麻烦。
在国民党里，毛泽东的资历甚浅。在那些元老们眼里，毛泽东不过是“毛头小伙”而已！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遭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叶楚伧的排挤。叶楚伧常被人们误以为姓叶，其实他姓单名叶，字行，别字小凤，江苏吴县人氏，早年就读于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虽说叶楚伧只比毛泽东年长五岁，但他早在一九○八年便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二年在沪创办《太平洋日报》。一九一六年，出任广有影响的《民国日报》总编辑（与邵力子合办）。国民党“一全”大会之后，他作为中央执委，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他处处为难秘书毛泽东，不仅仅因为这位“毛头小伙”资历浅，更重要的因为毛泽东乃中共党员、“跨党分子”。叶楚伧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持反对态度（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去世后，叶楚伧便参加了邹鲁、谢持召开的西山会议，公开亮出反俄反共之旗）。自然，毛泽东在叶楚伧手下，那小媳妇般的日子可想而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时，毛泽东向他呈交了一封联名信（与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起工作的恽代英、罗章龙等共同署名）：“上海执行部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职员等薪金积压四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写此信时，毛泽东正挈妇将雏，在上海过着艰难的日子——妻子杨开慧在这年六月，携岸英、岸青两子来沪，与他同住。在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起初还不错。许多署名“钟英”（“中央”的谐音，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号）的文件，由毛泽东起草，或者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签署。不过，渐渐地，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央秘书毛泽东之间产生分歧，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因为他毕竟是秘书，而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又颇盛，容不得不同的意见。
屋漏偏遇连绵雨。心境不佳的毛泽东，得了失眠症——夜里睡不着，白天工作没精神，人显得异常疲困乏力。据云，毛泽东后来变得昼夜颠倒，昼眠夜作，其病症始于此时。
蒋介石对于故乡热土，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特别是在他失意之际，总是退隐于故乡，在那里使受伤的心灵得到慰藉。毛泽东也一样，有着浓浓的乡思、乡情。在他失意之时，他携妻带子，以养病为理由，回故乡去了。他的中共中央秘书一职，由罗章龙代理。
毛泽东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底离沪的。就在他离开十多天后——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毛泽东避开了大会，也正是他心境郁然的写照。中共“四大”在上海开了十几天，由陈独秀主持，出席者二十人。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九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五人，毛泽东名落孙山，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也未当上——须知，在中共“三大”，毛泽东不仅是中央执行委员，而且排名仅次于陈独秀！毛泽东避开了中共“四大”，正是他已预感到他的意见与“家长”陈独秀相左，必定会在“四大”落选。中共“四大”，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手中的权更大了……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呢？他倦恹恹地从广州回到老家溪口不多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便接到孙中山发来的电报：“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孙中山的电报，使蒋介石在失落之中得到鼓舞，内中“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一句表明，他在孙中山心目中颇为重要。于是，他在三月二日复孙中山，陈明自己“拂然而行”的缘由：“受人妒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蒋介石的话表明，他在国民党内也非“春风得意”，而是“受人妒忌排挤”，所以连国民党“一全”代表都未曾选上。再说，在他当时看来，主持黄埔军校校务，并非要职，更何况传说以“程潜为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包惠僧回忆录》，一五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要蒋介石屈居程潜之下，作为一名副校长，这更使他“拂然而行”。继孙中山的电报之后，廖仲恺又发了三通电报给蒋介石，催他南下。蒋介石又磨磨蹭蹭了一阵，在四月十四日才打点行装启程，二十一日到达广州拜见孙中山。四月二十六日，蒋介石终于到任，在黄埔军校作训词《牺牲为革命党惟一要旨》。翌日，又作训词《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五月二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这一天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日子，是他手握军权的开始——虽说当时的他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任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里程碑。从此，人称“蒋校长”，这是他第一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喜欢称他“蒋校长”——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更为亲昵。
身为一校之长，时时处处为学生表率。蒋介石每日清早一听到起床号就翻身下床，军服笔挺，风纪扣严严实实，三天两头向学生发表训话，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宿舍、教室……蒋介石养成了军人生活习惯。
孙中山自任黄埔军校总理，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党代表一职是中国军队中从未有过的，是仿照苏联红军建制设立的。六月十六日，黄埔长洲岛上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高悬着红色横幅，只是横幅上的字自右至左横写（如今中国大陆习惯于自左至右横写）：“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操场上，响起嘹亮的快节奏的国民革命军军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孙中山在如雷般的掌声中发表演说。他的一席话，说出了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我们今天要创办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孙中山痛切地说：“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现在为了完成我们的革命使命，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改组国民党，建自己的革命军队。”头戴黑檐大盖帽，身穿四个衣袋军服的蒋介石，听着总理这番话，对于校长一职的重要性，有了深层次的认识……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毛泽东携妻回故里
当蒋介石在广州红红火火的时候，毛泽东却和妻儿先是回到湖南长沙东北隅的板仓冲——毛泽东的岳父、岳母家，过了春节。然后，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正月十四），头一回携妻返回自己的故乡……毛泽东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韶，美好之意。韶山，即美丽之山。据《毛氏族谱》记载，毛泽东原籍江西吉州府龙城县（今江西吉水县）。
在元朝末年，毛泽东的祖辈毛太华参加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朱元璋当了明朝皇帝，奖赏三军，毛太华在湖南湘乡县分得田产，于是毛氏定居湖南。后来，又从湘乡迁往湘潭韶山。如此这般，毛氏在韶山繁衍，毛太华之后第十八代人毛恩着，字翼臣，便是毛泽东的祖父。毛恩着生一子，取名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此人便是毛泽东之父——毛氏家族按“祖恩贻泽远”排辈，毛泽东属“泽”字辈。
毛氏祖宅坐落在韶山冲上屋场，是一座当地人称为“一担柴”的平房，毛泽东就出生在那里。蒋介石出生于盐商之家，后来成为军人，他的气质是军人加商人；毛泽东祖辈向来务农，而他熟读文史，具有诗人加农民的气质。这一回毛泽东回故里，身边站着穿大襟蓝布衣、短发、大眼睛的妻子杨开慧，乡亲们投来热情的目光。
韶山的毛氏公祠变得热闹起来。毛泽东在那里办起了农民夜校，杨开慧也成了那里的教员。公祠里传出琅琅书声：“长江长，黄河黄。发源昆仑山，流入太平洋。”这里教的不是《三字经》、《百家姓》，教的是“新学”。毛泽东教到最后一个“洋”字，借题发挥起来，引出了“洋油”、“洋火”、“洋人”，又从“洋人”引出了“列强”，引出了“打倒列强”……杨开慧呢，她教学员们唱新歌：金花籽，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今天望，明天望，只望老天出太阳。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在家乡，毛泽东的神经衰弱症，仍日甚一日。他的友人贺尔康在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曾这样记述毛泽东当时的疲困之状：“润之（引者注：即毛泽东）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越走越走不动，疲倦得很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毛泽东在韶山毛家祠堂成立了“雪耻会”，惊动了韶山土豪成胥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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