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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毛泽东与蒋介石-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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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叶挺军长身陷囹圄
  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终因众寡悬殊,新四军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尸体横七竖八,布满皖南山间。雨仍不时地下着,冻得战士们手心冰冷。叶挺指挥部队几度突围,均告失败。叶挺在十一日致电毛泽东:“突围计划又告失望,现将士疲劳过度,惟士气尚高,只好固守一拼。”鉴于项英临阵动摇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在十二日发来电报,指定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项英随军北上。
  毛泽东在十二日给浴血苦战中的叶挺、饶漱石发来电报,“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重庆方面,正在交涉,但你们不要靠望,一切靠你们自己”。饶漱石,那时在新四军中只是作为叶挺军长的朋友出现,化名梁朴。其实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那时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据当时任新四军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目击,在十四日早晨,“军长的朋友”梁朴前来找叶挺,密谈了一阵子。事后王聿先才知道,正是这次密谈,他们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经叶挺、饶漱石决定,派出两名参谋持叶挺名片,前往附近国民党五二师师部联系谈判之事,以求争取时间,减少损失。这时,叶挺手下大约还有两千人。十三日的战斗,格外酷烈。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中负伤阵亡。十四日傍晚,响了一天的枪声,稀疏了。这时从山下传来喊声:“不要误会,不要打枪,我们是奉命来接叶军长的。”叶挺命令暂停还击。于是一位国民党一○八师副官处长,带着一个排上山来了。那位处长见了穿黄呢军服的军官,便知是叶挺军长,连忙敬礼,说明来意。为了全军的命运,叶挺也就不顾个人安危,随来人下山,去见他的同学上官云相。叶挺一去,便遭拘捕。十七日,叶挺被押往上饶,关入李村监狱。随同叶挺一起下山的王聿先则被关入上饶七峰岩监狱。据王聿先回忆,关了一个多月之后,叶挺生病,宪兵去掉了王聿先的脚镣,带他到李村监狱给叶挺看病。王聿先见到叶挺时,落下了热泪。
  叶挺面目消瘦,须发很长,但墙上有着他用木炭写的两行大字: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此后不久,叶挺“失踪”。叶挺到哪里去了呢?一九四一年冬,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阳翰笙,忽然收到一封信,信中没有留下寄信人的地址,信末只署一个“夷”字。阳翰笙看了字迹潦草的信,才猜出这个“夷”是叶希夷。信中说,他已经被押解到重庆,并提到阳翰笙的老朋友、音乐家任光在皖南事变中阵亡。从笔迹、信的内容,阳翰笙断定这确实是叶挺写的,马上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一见信,欣慰地说:“失踪了的希夷有了下落了,我们可以向蒋介石要人了!”
  后来才知,叶挺在囚室中事先写好这封信和一张条子。一天,他被押解到重庆近郊途中,说要入厕,趁看守不注意,他把信、条子和五元钱用小石头压在地上。条子上写着,他吃了冤枉官司,仁人君子见了此条子,代为寄信,家中就知道他的下落了。天下果有仁人君子,见了此条,把信寄出……
  至于叶挺会把信寄给阳翰笙,是因为一九三九年,叶挺到重庆时,阳翰笙请他到中国电影制片厂看纪录片《战地特辑》。他和阳翰笙早在一九二六年便已相识于广州,那时周恩来是北伐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阳翰笙则是政治部秘书。他正是考虑到阳翰笙在重庆目标不算太大,而又与周恩来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把信寄给阳翰笙……
  叶挺是在一九四一年八月,被从上饶李村押往重庆,关在望龙门二号。此后他又被转往重庆郊区、湖北恩施、广西桂林……叶挺在狱中度过漫长的四个春秋。他在重庆红炉厂蒋家院子的囚室里,曾把所写的《囚歌》赠给郭沫若,顿时不胫而走,脍炙人口: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期望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项英之死迷雾重重
  经七天七夜苦战,新四军这九千多人,唯有第一纵队一千多人在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率领下杀出重围,其余少数被俘,大部战死。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顾祝同曾下令:“一网打尽,擒拿叶项。”叶挺既已被捕,项英成了众所关注的焦点。然而,项英却去向不明。项英是难抓的。此人是一位“老游击”,向来在深山老林中出没,何况那一带正是山高林密之处。上官云相于十六日发出给安徽第六保安司令部的电报,悬赏五千银元,捉拿项英。电报命令:“希迅饬泾、南、繁各县立即发动全县乡保甲长按户清查,毋使漏网。”项英却音讯杳然。
  项英哪里去了呢?国共双方都关注着。
  直至一九四一年四月,才算有了消息:那是安徽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出巡乡镇时,在玉屏乡查获一形迹可疑的人。经审讯,此人供称名叫李正华,乃第三战区特务密查员。可是又拿不出证件。经再三审讯,此人忽然招供,说自己的真名叫刘厚总,曾任新四军团长、副官,皖南事变时随项英等四十多人逃离战场。他们躲入深山石洞之中。“废历”(即阴历)二月十六日,他把项英打死,逃走……阴历二月十六日,即公历三月十三日。
  县长一听,此事事关重大,对刘厚总的口供将信将疑。于是,在四月二十八日,由本县特工陪同刘厚总进山。他们在鸟道羊肠上攀登,时近中午,才走近一石洞。据云,那是杀死项英之处。特工正欲进洞,忽有三个穿黑色短衣者出现。刘说“不是好人”,特工分头搜索。混乱之中,刘厚总乘机溜之大吉!特工进洞,查得棋子四颗,洋烛小半枝,小梳子一把,表明洞中确有人住过,但无尸体。由于刘厚总逃了,此案也就成了悬案……
  那个石洞,当地人叫蜜蜂洞。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刘厚总又被抓住。据供认,他把项英打死,抢得国币二万四千多元,黄金八两五钱。他要求办理自首手续,并论功行赏。谁知,国民党皖南行署将他关押。后来在一九四二年冬,用绳索捆绑,押往重庆,关入渣滓洞看守楼下第六号牢房。据云,刘厚总在监狱里管理图书,白天可在狱中天井走动,夜里则被锁在囚室之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七日在渣滓洞实行大屠杀,把刘厚总放了。在兵荒马乱中,刘厚总企图逃命,却因抢登卡车,被人捅了一刀。这时,正好被驾车路过的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看到,带他上车,走了一程,又把他甩掉。这样,刘厚总便死于那一片混乱之中……
  中共获知项英被刘厚总谋杀的详况,是在一九四二年。除了项英外,获知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也死于刘厚总之手。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写了《关于项英、周子昆被谋杀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密送延安。报告中写道:项、周于去年三月中旬在皖南山中埋伏,被随行副官、叛徒刘厚总谋杀。彼时,与项、周同行者李志高(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谢忠良(第二科科长)等计二十余人。彼等为皖变后逗留皖南最后一批人员。项、周虽主张过江,但特别迟疑,不立下过江决心,总以交通不畅为虞。李、谢等以项、周应负失败责任,对项、周不满,形于辞色,且曾公开反抗,屡屡分家。项、周均不良(宜)于夜行,颇有依赖李、谢帮助之意,见李、谢不肯,只好暂时分住数处,徐图过江。项、周与李、谢等共分住四处,在深山中,相距均为三四里不等。李、谢等带了七八人住一处,项、周仅带一个特务员及刘厚总共四人同住,而以刘厚总专任对外与李、谢等联络之责……
  最后查清项英之死,是在一九八○年——项英死后三十九年!
  出人意外的是,江西省百货公司宜春分公司的一位副经理居然打开紧闭了多年的嘴,说出项英之死的真实情况。站出来说话的是“四人同住”中的唯一在世的人,即那个特务员。他叫黄诚,当年是周子昆的警卫员。
  一九八○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共党史专家胡华作了《关于党史上若干问题的辅导解答》报告,内中说及皖南事变,说及项英、周子昆之死,提到了警卫员王成。黄诚看到了胡华的报告,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激动万分。他于一九八○四月五日给胡华去信说,“我就是您在讲话中说到的那个警卫员王成——应该是黄诚”。
  据黄诚回忆,在七昼夜的激战之后,他和周子昆二人突出重围,来到石井坑后面的大山里躲了几天。很巧,有一天在一个大坑里,竟遇上了项英等十来人。于是,他们二人就加入了项英的队伍,在一个大山的包谷棚里躲了个把月。到了三月初,他们跟军部的参谋刘奎接上了头,并找到了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于是在三月十一日夜,他们由刘奎带路来到了莲坑,住在中共地下党员姜其贵家中,算是吃了一顿“美餐”——煮熟了的玉米饭。翌日拂晓,在姜其贵的带领下,他们上了山。那山极为险峻,半山腰有个险峻的小山洞——蜜蜂洞。洞里只能住四人,其余的人住在山下的山坳里。住在蜜蜂洞里的四人是项英、周子昆、黄诚以及项英的副官刘侯忠(也就是刘厚总)。住下之后,项英和周子昆找了些石子作棋子,在一块石头上下起棋来。这时,外边下起大雨,以至雨中夹雪。到了夜十一点钟左右,他们入睡。由于洞深处有些潮湿,黄诚就躺在最里面,然后由里向外依次躺下的是周子昆、项英、刘侯忠。在拂晓前,黄诚正睡烂熟,突然响起砰、砰两声枪响,他被惊醒。这时,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照在他脸上,使他眼花缭乱,紧接着,又响一枪射中他的右臂,他昏迷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刘奎他们上了山,进了洞,才知刘侯忠叛变,打死项英、周子昆,抢走钱财,潜逃了。他们见黄诚的心还在跳,就把他抬下山,安排在老乡家养伤。然后,又上山,把项英、周子昆的遗体转移到另一个山洞,所以国民党特工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遗体被移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黄诚的信,才彻底揭开项英之死的内幕。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皖南事变引起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论战
  皖南事变,一下子把国共关系推到了冰点。
  皖南的硝烟尚未消散,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又做了个大动作,史称“一·一七命令”。这天,蒋介石正式给皖南事变下结论,公开发表了两个文告。其一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以命令式的口气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其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实际上是对《通电》进行说明,列举了一大堆事例,以求证实《通电》的断语的正确。不论是《通电》也罢,《谈话》也罢,其实都是蒋介石的意思。
  蒋介石的“一·一七命令”,刚一发出,毛泽东当即作出反应。毛泽东针锋相对,也来了两个文告。其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针锋相对。其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针锋相对。
  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四个文告,仿佛蒋介石和毛泽东对皖南事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书面争论。以下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对谈”,他们的话均引自那四个文告。蒋: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军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
  蒋:该军军长叶挺于当日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未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
  毛: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
  蒋: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借申军纪,而利抗战。
  毛: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蒋: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
  毛: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
  蒋: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消,并将叛军官长分别交军法处审判严缉治罪。
  毛: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蒋:此次事变,幸赖前方将士戳力用命,当地民众明辨忠奸,协助戡乱,而新四军官兵中大多皆深识大义,不甘附逆纷纷投诚,能用于数日之中,平定叛乱,此未始非长官应变若定所致云。
  毛: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对话”,一个刻板,一个活泼;一个一本正经,一个尖酸幽默。
  蒋介石的核心论点是说新四军“违反军纪”。那时,就军队而言,蒋介石是八路军、新四军的上级,所以他摆出了一副上司的架势。但是,就国共两党而言,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所以毛泽东无拘无束、毫无顾忌地批驳蒋介石。
  细细品味,可以发觉,虽然国共双方都称皖南事变,对于“变”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蒋介石看来,这“变”是叛变、变乱;在毛泽东看来,这“变”则是突然事变、反共事变。西安事变是联共的开始;皖南事变则是反共的高潮。就国共关系而言,从西安事变到皖南事变,从正走向了负。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国共关系陷入僵局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中国各报差不多都在头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了触目惊心的皖南事变。不过,那时的中国报纸,大多控制在蒋介石手中。各报纷载的,除了消息之外,所登都是清一色的蒋氏文告,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
  中共掌握的报纸,大体限于延安,很难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在那里产生影响。唯一突破“防线”的中共报纸,是在重庆印行的《新华日报》。不过,《新华日报》也要受国民党的新闻检查,稿件只有经过审查同意才能刊登。这天,《新华日报》有关皖南事变的新闻稿,全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扣押,只得临时采用巧妙的调包的手法,在第二版刊出周恩来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外,在第三版,还醒目地刊载周恩来一首诗的手迹:“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后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不平常的报纸之后,曾致电周恩来:“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各国驻华记者,也纷纷向各国发出急电,报告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
  来自各国的反应,随着各国的立场不同,而对皖南事变作出不同的评价。
  美国的反应出人意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社论指出,皖南事变是“极大的不幸”,认为国民党称中共为“心腹大患”、日本为“癣疥之疾”,是极其错误的。
  美国驻华使节詹森拜见蒋介石,表达了这样的态度:“我一向认为,共产党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美国人民及其政府对中国维持独立生存的能力极为关切。”
  美国对皖南事变不悦,是因为美日关系已极度紧张。美国不希望中国内战削弱了抗日力量。英国的立场和美国一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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