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厦,希特勒和他的情妇伊娃布朗自杀于德国总理府地下室;五月八日深夜,在柏林郊区卡尔斯霍尔斯特,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德国全权代表凯特尔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并于九日零点生效;
七月中旬,一千多架美国舰载飞机空袭东京;
八月六日上午八时十五分,美国两架B29型轰炸机在日本广岛上空掷下第一颗原子弹;
八月八日,苏联对日本宣战;
八月九日,苏联红军一百五十七万人、三千四百多架飞机、五千五百多辆坦克在远东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的指挥下,向驻守中国东北的七十五万日本关东军发动总攻;同日,美军在日本长崎市投下第二颗原子弹,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使四十五万日本平民伤亡;
八月十日下午七时五十分,日本外相东乡茂德通过电台广播,宣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
八月十五日上午九时,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从此,中国八年抗战,画上了句号。爆竹声震撼着华夏大地,中国人民泪眼含笑,欢呼这一历史性的胜利。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这一历史性的胜利发表演说。毛泽东是八月十三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说;蒋介石则是八月十五日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题为《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往常,毛泽东的文稿出自他自己笔下,这是众所周知的;而蒋介石的文稿出自陈布雷笔下,这也是人所共知的。这一回,蒋介石一反惯例,自己执笔写了演说稿。
蒋介石的演说是公开发表的,是欢呼式的:“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和我国的同胞,相信这个战争是世界上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战争。我们所受到的凌辱和耻辱,非笔墨和语言所能罄述。但是,如果这个战争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战争,那么对于凌辱和耻辱的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是无须加以比较的……”“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不论肤色,所有的人们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地携手合作。这个战争的结束,必然会使人类发扬互谅互敬的精神,树立相互依赖的关系……”但是,欢呼声中夹杂着争吵声。抗日的胜利,意味着中日对抗的结束,而国共矛盾由此加剧。蒋介石在八月十一日下达三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给国民党军队,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第二道命令给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总部,要求“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
第三道命令给所有伪军,要他们“维持治安”,只接受国民党部队的收编。
蒋介石这三道命令,理所当然地引起毛泽东的愤慨。于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署名“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蒋介石的电报,如今收录《毛泽东选集》——因为那电报是毛泽东写的!
以朱德名义于十三日致蒋介石的电报,那语调是毫不客气的:“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
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同日,毛泽东又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那语调更是如刀似剑,称蒋介石为“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
同日,毛泽东发表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说,阐述抗战胜利后中共的方针。由于是在党内会议上演讲,毛泽东说得直截了当。
毛泽东这样论及他的政治对手蒋介石: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紧接着,毛泽东这样剖析蒋介石的历史:
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这段历史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蒋介石说中国过去没有过“内战”,只有过“剿匪”;不管叫做什么吧,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
毛泽东发出警告,“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他非常明确地说了中共对付蒋介石的方针:“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蒋介石拿起了刀。毛泽东“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也拿起了刀。抗战的硝烟还未消散,内战的烽火眼看着又要燃起。
中国,来到了十字路口:
未来的中国是蒋介石的中国,还是毛泽东的中国?
未来的中国是国民党的中国,还是中共的中国?
未来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
两种中国之命运,眼看着要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妙棋乎?刁棋乎?1
八月十四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前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发出“蒋介石在磨刀”的警告;后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不早不晚,就在八月十四日,蒋介石从重庆给毛泽东发去一份十万火急而又举国瞩目的电报,全文如下: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那时,电报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未”即八月,“寒”即十四日。
在此之前,虽说蒋介石曾六邀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八月邀毛泽东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
一九三八年七月邀毛泽东赴汉口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邀毛泽东赴西安会面;
一九四二年八月再邀毛泽东赴西安会晤;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邀毛泽东赴重庆晤面;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再邀毛泽东赴重庆见面。
这六邀,分别是通过张冲、周恩来、赫尔利、王世杰等转达的,而且都是秘密的。
这一回,与往日不同,是由蒋介石直接致电毛泽东,发出正式邀请,而且于八月十六日将电文公诸《中央日报》。这表明此次邀请非同小可。蒋介石决心要把此事跟舆论联系在一起,从幕后推到前台。不论毛泽东来不来重庆,都要让公众知道,都要向公众有个交代。因此,从一开始,蒋介石打的便是舆论战、宣传战。
向毛泽东发邀请电的主意,是吴鼎昌在八月十三日向蒋介石出的王芸生、曹谷冰:《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九年的〈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一九六二年六月。
吴鼎昌比蒋介石年长三岁,原籍浙江吴兴,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谈时任北方代表,后来任《大公报》社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此后,还曾任贵州省主席。一九四五年一月,调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成了蒋介石的近臣、谋士(一九四八年五月起任总统府秘书长)。
蒋介石采用了吴鼎昌的建议,并命他于十四日起草了以蒋介石名义致毛泽东的第一份电报。不过,当蒋介石决定公开发表这一电报时,却使《中央日报》吃了一惊!《中央日报》那时的社长为胡建中,不大过问社务。主持业务的是总编辑陈训恩、总主笔陶希圣。陈训恩乃陈布雷之胞弟。陈训恩及陶希圣平时住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与陈布雷过从甚密,消息灵通。可是,中央日报社十五日深夜突然从中央社的电讯稿中,才得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出邀请电一事,极为震惊。从陈训恩口中透露,此电报不是陈布雷起草,所以他事先不得而知。人们这才慢慢知悉,那电报原来是吴鼎昌的手笔……
幕后策划者乃赫尔利。这位“大律师”,一直想充当国共两党斡旋人的角色。十个月前,他在延安会晤毛泽东时,就代表蒋介石邀请过毛泽东去重庆。眼下,到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他更是重申自己的主张。当然,蒋介石有他自己的主意,那就是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所写的:自十九年剿匪开始……我对共产党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
对于蒋介石来说,那份电报是一步妙棋、好棋、稳棋:倘若毛泽东又借口“齿病”、“感冒”或者别的“微恙”,不来重庆,那自然是使毛泽东在公众面前输了理;倘若毛泽东来了,可以借助于马拉松式的谈判,赢得时间。因为蒋介石急于要接收大批伪军,然后部署与中共决战,正需要时间。
这份邀请电,对于毛泽东来说,无异于是一步刁棋:去吧,要冒着张学良、叶挺的风险,或者可能成为人质。他刚刚在延安干部会上说过蒋介石是“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不去吧,显而易见,蒋介石在舆论上要占上风。
面对蒋介石的这一步刁棋,毛泽东一时似乎难以作出明确的答复。他于八月十六日,给蒋介石复了一封极其简短、未作正面回答的电报: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铣
毛泽东提及的朱德同日中午的电报,其实也是毛泽东写的!与毛泽东以自己的名义打给蒋介石的寥寥数语的电报相反,这一电报竟长达三千字!人们在研究蒋介石—毛泽东之间电报交往时,往往忽视了这份长电,以为是朱德的电报。其实,这份朱德电报也收入《毛泽东选集》,表明那确实无疑是毛泽东的手笔。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妙棋乎?刁棋乎?2
毛泽东巧妙地借用朱德的名义,对蒋介石的命令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六项要求。
电报中,对蒋介石再也不用过去那种下级对上级的口气,而是称之“你和你的政府”。这表明,抗战一结束,中共的军队再也不受制于蒋介石了。毛泽东写道: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
同日,还有一篇文章很值得注意。那也出于毛泽东手笔,却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公开发表。这篇评论题为《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干干脆脆称蒋介石为“人民公敌”: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蒋介石干了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敌的问题,是否还有争论呢?争论是有的。人民说:是。人民公敌说:不是。只有这个争论。
毛泽东称蒋介石为“人民公敌”,是因为蒋介石的发言人称朱德(即毛泽东)为“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发言人十五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谈及朱德违抗蒋委员长的命令时说:“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
一边函电交驰,表示“共商大计”;一边又互骂“人民公敌”,剑拔弩张。笑脸和怒视交织在一起。
鉴于蒋介石公开发表给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也把他十六日给蒋介石的复电公开发表于二十一日重庆《新华日报》。
蒋介石于二十日第二次致电毛泽东:“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蒋介石在电报中,对毛泽东以朱德名义发来的那份长电,作出答复。蒋介石仍坚持要朱德“严守纪律,恪遵军令”。接着,蒋介石这么说:
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介石依然打宣传战。这份电报于翌日,发表于《中央日报》,加上了这样醒目的标题:《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商大计》。
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二日,再复蒋介石。这一电报手迹现保存在北京中央档案馆,一望而知乃周恩来所写。电报全文如下: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
未养
这就是说,毛泽东只答应“先派周恩来”去。周恩来和蒋介石翻来覆去,谈过那么多次。显然,蒋介石绝不会满足于毛泽东这样的答复。他以为毛泽东老样子,跟过去一回回婉拒一样,这一回也不会来。于是,蒋介石下了一步咄咄逼人之棋,于二十三日第三次致电毛泽东,声称连“迎迓”毛泽东的飞机都准备好了!
蒋介石的电报全文如下: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
梗
蒋介石此电,于二十五日刊在《中央日报》上,标题为《蒋主席三电延安敦促毛泽东来渝》。
中国的惯例讲究“三”。诸如,三顾茅庐。这样一来,蒋介石已是三请毛泽东了。在蒋介石这步“逼”棋面前,毛泽东该怎么回敬呢?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各方关注延安枣园的动向
一时间,毛泽东的动向,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
延安城西北,约莫十五华里处,有一大片果园,内中以枣树居多,人称“枣园”。这枣园原是地主申有安的产业,后来他把枣园连同园内的一大片窑洞都卖给了陕北军阀高双成。红军攻入延安,高双成跑了,枣园归公。后来,康生看中了那里,把他手下的中央社会部搬进了枣园。从一九四三年初起,毛泽东住进枣园,中共中央机关也由杨家岭迁至此。在枣园东北半山坡上,五排窑洞分别住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任弼时,他们是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人称“五大书记”。在“五大书记”所住的山坡之下,枣树丛中,有一座新盖的砖木结构的平房,人称“中央书记处小礼堂”,是“五大书记”开会的地方。自从蒋介石的一封封电报飞入枣园,小礼堂的灯光常常彻夜通明……
最为关注着枣园动向的,当然要算蒋介石了。他给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发去电报,要他们弄清毛泽东的意图。于是,周、罗求见毛泽东。毛泽东自然一眼便看穿他们的来意,答曰:“目前不准备去重庆。”周、罗迅即把来自枣园的第一手消息密报蒋介石。
重庆各界从报端得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毛泽东顿时成了“热点人物”。各方人士等都万分关注着延安枣园的动静。重庆各报发表各种文章,表明各种态度——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关心。
重庆《大公报》于二十二日发表社论《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说道:“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行,以商国家之大计。”重庆《新华日报》于二十二日发表社论《蒋介石先生哿电书后》,被国民党当局扣发,只得于翌日单页印行,随报附送。哿即电报二十日代日韵目。社论指出:
一句最平凡的真理:要团结先要民主。像目前这样一只手叉住了对方的咽喉,暗中拳打脚踢,而面孔上浮着奸笑来说“快来团结,快来团结”的做法,三岁的孩子也会知道不公平不合理和不可能团结得拢来的。
二十四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读者莫一尘的来信:
有些报纸的言论,非常强调毛先生出来,好像只要他一出来,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是,我要请问一下那些说空话的先生们: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在哪里?叶挺在哪里?廖承志在哪里?在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连合法的地位都没有,在特务横行、老百姓连半点人身自由都没有的情况下,叫毛先生怎样出来呢?
中国民主同盟此刻也发话了。这是由部分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政治团体。最初成立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称“统一建国同志会”。一九四一年三月,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九月,再度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以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罗隆基、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等为中央常委。
中国民主同盟成了国民党、中共之外的中国第三大党。一九四五年三月七日,联合国准备成立,周恩来在致国民党王世杰信中,建议中国代表团人选“必须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的代表”。
中国民主同盟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我们要求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同时也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