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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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
　　黄华则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如果愿与新中国建立新关系，首先的条件是不干涉中国内政。黄华提及，美国驻青岛的军舰、陆战队，必须尽快撤走。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别了　司徒雷登！2
　　在这次会谈后一星期，驻青岛的美军果真撤走了。不久，傅泾波来见黄华，说司徒雷登要和他一起飞美一次，向美国政府请示有关问题。六月三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南京市委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允许司徒雷登及傅泾波赴美的指示》，指出：“青岛美军舰队确已退走，国民党匪军已东撤完，我军冬或江日可入青市。”“可同意司徒带傅泾波飞美，当其提出申请并完成手续后，即予许可，并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发给傅泾波以个人名义的出国护照。在司徒赴沪前，黄华可与之见面一次。”
　　中共中央的电报，还就黄华的谈话内容作了指示：“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该再与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黄华可向司徒或傅泾波透露个人看法，新政协可能在占领广州后召开，不要说很快召开的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黄华接到中共中央电报三天后——六月六日，在南京军管会外事处约见了司徒雷登和傅泾波，转告了中共中央的意见。黄华又一次强调，美国政府如果要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前提是美国政府必须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外交关系，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司徒雷登则不愿正面作出答复。秘密会谈的气氛虽说客客气气，但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司徒雷登回去后，改变了主意，不急于回国请示。六月八日，他又派傅泾波去见黄华，询问司徒雷登在返美之前，可否去一趟北平，以便直接了解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意见。傅泾波问及黄华是否跟周恩来有着联系。黄华当即明白，司徒雷登想去北平拜会周恩来。
　　黄华迅即电告中共中央。北平表示，既然美军果真从青岛撤退，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政策有所松动，而且司徒雷登也还是做了好事，让司徒雷登来北平有好处。但是，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政府驻中华民国的大使，他以这样的身份来北平，自然不便。于是，中共中央建议司徒雷登以私人身份前来北平。
　　司徒雷登是个聪明人，他很快就想出一个非常体面而又符合逻辑的理由：他长期担任北平燕京大学校长，每年六月都返校过生日，今年也不例外。
　　司徒雷登给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写了信，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也就在这时，中共中央电报中提及的“新政协”，于六月十五日召开了筹备会。
　　司徒雷登注意到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所讲的关于对外关系的一段话：“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六月二十八日，黄华前往司徒雷登住处，转告他，周恩来欢迎他去北平燕京大学，也欢迎在北平跟他会晤。
　　司徒雷登急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七月一日，艾奇逊电复司徒雷登：“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关上了与中共谈判的大门。于是，司徒雷登不得不结束了他的使命，告别生活了五十年之久的中国，于八月二日和傅泾波一起启程返回美国。接着，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美中关系白皮书》。于是，八月十四日起，毛泽东开始接二连三地抨击白皮书。毛泽东在八月十八日，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毛泽东写道：“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失败的象征。”
　　毛泽东诙谐地称司徒雷登为“滚蛋大使”，笑称艾奇逊为“一位可爱的洋大人”，“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因为毛泽东称白皮书为反面教材，艾奇逊为反面教员），又称杜鲁门为“马歇尔幕后总司令”……司徒雷登回到美国，艾奇逊嘱他要避开新闻记者，免谈中美关系。一九五二年，司徒雷登辞去了有名无实的驻华大使之职，埋头于写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于一九五四年出版。一九六二年，司徒雷登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寓所，终年八十有六。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开国大典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毛泽东在北平忙得不可开交。
　　九月二十一日晚六时，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彩灯高悬，六百多名代表已开始步入会场。主席台的布置，别具一格。上方，挂着大字横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中，挂着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以及孙中山、毛泽东巨幅画像；两侧，挂的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七时整，场外响起五十四响礼炮。场内，军乐队奏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在掌声中登上主席台。
　　毛泽东在会上作主旨讲话：“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完成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
　　毛泽东又说：“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就是说，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将在中国正式产生新的政府。正当毛泽东在北平稳稳步上主席台的时候，蒋介石正在中国西南处于异常慌乱之际。九月二十二日那天，蒋介石在重庆吃早饭，在昆明吃中饭，却在广州吃晚饭！
　　蒋介石是突然在上午十时由重庆飞抵昆明的，事先没有通知云南省主席卢汉。他已风闻卢汉与中共暗中来往，有可能叛变。所以他只在前一天派儿子蒋经国先来昆明，摸清虚实，这才突然飞来。他有过西安事变的经验，所以提防着卢汉军变。
　　蒋介石一到昆明，作了训话，不敢在那里勾留，于当晚飞到广州。
　　蒋介石刚下飞机，便挨了一棒：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在这天率八万军队投奔中共！毛泽东呢？他正喜气洋洋，在北平忙于为即将诞生的新国家和政协代表们商议着……人有姓名，国有国号。关于国号，黄炎培、张自让建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则提议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据查证，任弼时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最早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经讨论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会上，有人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简称“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缔造的。但是，多数人反对此议，因为蒋介石二十八年来一直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容易混为一谈。会议代表从众多的设计稿中，选中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红色向来是中共的代表色，从红区、红军直至红都、红旗，皆为红色，象征热烈。黄色意味和平，又象征黄色人种。五星，象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象征五亿人口。五角星中的大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象征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不再采用中华民国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起，改北平为北京。其实，北平原称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从此叫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由齿轮、麦穗、五星、天安门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会议通过了“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五十六岁的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为副主席。这时，蒋介石正在广州。九月二十五日，他得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发表通电，率八万之众，投向中共。蒋介石连声说：“至为痛心！至为痛心！”蒋介石很担心有人暗害，就连李宗仁宴请他，他都暗中派人在厨房监视，生怕有人下毒。
　　十月一日，北京披上节日的盛装。
　　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就职典礼，任命五十一岁的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下午三时，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三十万人出席。在礼炮声中，在《义勇军进行曲》声中，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朱德则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那天，蒋介石在广州“华联”号军舰上度过。
　　十月二日，苏联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断绝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自广州召回外交代表。
　　蒋介石闻知，以气愤之情，写下日记：“俄帝之承认匪伪政权，实乃既定事实，且为必有之事，而其所以如此急速，盖以我在联大控俄案通过，彼乃不能不出此一着，以作报复之行动耳。今后俄帝必与共匪建立空军与海军，则我为势更劣，处境更艰，此为最大之顾虑。”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最后一瞥　1
　　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又遭受了三次沉重的打击：十四日，广州插上五星红旗；十七日，厦门解放；二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迪化。
　　紧接着，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向西南大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贵阳红旗飘扬；十一月二十二日，桂系的大本营桂林响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代总统李宗仁称病，于十一月二十日由南宁飞往香港，住入太和医院。二十六日，李宗仁申请赴美就医。十二月五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等飞往美国。李宗仁临行声称：“胃疾剧重，亟待割治。”
　　在贵阳危如累卵之际，重庆告急。蒋介石于十一月十四日下午由台北急飞重庆，调兵遣将主持制定了“保卫大重庆”方案。其实，蒋介石也知道重庆已很难保住，他下令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即关押共产党人的白公馆、渣滓洞进行大屠杀。在此之前，九月十七日蒋介石下令在白公馆附近的松林坡，秘密杀害了杨虎城将军夫妇及其秘书宋绮云。
　　蒋介石还从台湾调来了“技术大队”，由保密局毛人凤、徐远举组成“重庆破厂办事处”。所谓“破厂”，也就是破坏工厂，炸毁重要设备。
　　就在蒋介石到达重庆不久，中共地下组织曾密谋拘捕蒋介石。这一密谋，不久前由徐州某老干部休养所的萧德宣透露出来……萧德宣乃中共特别党员，原本在国民党邱清泉兵团任职。淮海战役中，受中共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的派遣，混在乱军之中，来到重庆。一九四九年四月，他被任命为国民党暂编一五零师少将副师长。
　　蒋介石来到重庆之后，萧德宣密谋与二二八团团长何颜亚对蒋介石进行突然袭击：定于八月十七日子夜，以进行夜间演习为名，把二二八团拉出，袭击蒋介石所住林园别墅。在行动之前，何颜亚为他的部属考虑，下达了紧急疏散军官家属的命令。这一命令，泄露了天机，以至二二八团官兵被宪兵缴械，拘蒋计划化为泡影。十一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攻下江津，逼近重庆。当时任行政院院长的阎锡山由重庆飞逃成都。但蒋介石仍坐镇重庆指挥。十一月三十日，解放军由江津顺江场等处强渡长江，国民党海军江防舰队“永安”号、“郝家”号起义。这时，蒋介石不得不仓皇乘飞机逃往成都。当天，山城重庆易帜。成都，成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最后的据点。蒋介石要在成都和中共作最后的较量。为了振奋军心，蒋介石一反他平日行踪保密的习惯，成都各报在十二月一日都刊载了蒋介石来蓉的消息：
　　［中央社］蒋总裁今日晨九时许，乘“中美”号专机由两架驱逐机护卫，自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来蓉，降落新津机场，黄少谷、俞济时、谷正纲、陶希圣、蒋经国、沈昌焕、周宏涛、曹圣芬、夏幼权等随行，成都方面，陆校张耀明校长、空军第三军区司令徐焕升，均赶赴机场恭迎，省垣各要员，均未及前往。总裁驻节军校官邸，十一时许，阎院长、王主席等，赴军校晋谒。又讯：蒋总裁十时许到达北校场，约阎院长晤谈，张群、王陵基、严啸虎于十一时前往军校晋谒。
　　报道中提到的王主席，即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阎院长，即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严啸虎，为成都警备司令。
　　蒋介石“驻节军校”，指的是坐落在北较场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
　　在那兵荒马乱的时刻，成都唯有这中央军校算是安全地带。军校内，武担山脚，一座层的法国式小楼，名曰“黄埔楼”，成了蒋介石的行宫。
　　成都，勾起蒋介石无限伤心的是一座新坟，人称“戴公墓”。坟前的新碑上，刻着“戴季陶之墓”。戴季陶和蒋介石有着莫逆之交。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一日深夜，面对国民党无可挽回的败局，他走上了三个月前陈布雷所走的路——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于成都枣子巷家中……蒋介石抵达成都后的第五天，十二月四日，在黄埔楼接待了美联社记者慕沙，发表了谈话。蒋介石说：“余此次应李代总统之邀入川，正值共军渗入川东，陪都危急，余亟愿李代总统急返中枢，共挽危局，而李代总统却决意出国。余为国民一分子，并负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唯有竭尽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艰险，协助政府，与大陆军民共同奋斗。”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最后一瞥　2
　　蒋介石还论及了中国大陆的反共战斗形势：“重庆沦陷，西南局势更步入艰苦之境，但世界民主各国人士，应知中国大陆反共战斗，不仅并未停止，反而不顾任何代价，一切牺牲，亦且益趋扩大，刻在各地结集军队，使西南反共战斗持久……”“中国共党在莫斯科指挥之下，企图以暴力吞并中国国家，奴役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然中国人民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为独立自由而战，绝非暴力所能屈服。”十二月七日，蒋介石眼看形势越来越不妙，终于发出了这样的电报：命令政府迁设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作战。此令蒋中正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蒋经国也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对于中央政府驻地问题，曾经数度研究。起初，拟迁西昌，固守西南，俟机反攻，收复失土。到此乃知大势已去，无法挽回矣。因于晚间作重要决定，中央政府迁往台北，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司令部。”这样，国民政府的驻地，由南京，而广州、而重庆、而成都，此时不得不迁往台北。
　　这一过程，正是表明了蒋介石是如何节节败退的。
　　十二月九日这天，三处来电向蒋介石报告令他“痛心不已”的消息：昆明来电，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投向中共（这表明两个多月前蒋介石获知卢汉“动摇”的消息是确切的）；彭县来电，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宣布投向中共；宜宾来电，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郭汝槐率三个师投向中共。风雨飘摇，众叛亲离，蒋介石意识到已无法在中国大陆久留。就在这时，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捉蒋敢死队”，密谋袭击黄埔楼。也就在这时，十二月八日，成都的晚报刊载消息：“蒋总裁已于今晨乘‘中美’号专机离蓉，因事前未通知，故王主席等均未赶上送行。”
　　读了报纸，“捉蒋敢死队”连连顿足，以为错失良机。令人困惑的是，十二月十一日成都《新新新闻》忽地又载：“蒋总裁昨离蓉飞台。”这表明，蒋介石是在十日离开成都的！蒋介石究竟何时离蓉，成了一个谜！这也表明，在那样岌岌可危、如履薄冰的时刻，蒋介石的行踪极为诡秘！
　　那位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他化名戴正名，逃脱。后来又在四川江安被捕。据王陵基在一九六五年回忆，蒋介石离开成都是在十日。那天清早，他正准备躺下去睡一会儿，得知蒋介石要离开成都，便急急赶往凤凰山机场送行。
　　另据蒋经国日记记载，他和蒋介石是在十日下午二时从凤凰山机场起飞的。
　　这样，蒋介石离开中国大陆的最后日子，通常认为是十二月十日。
　　不过，近年来，也有人以为蒋是十二月十三日离开成都泰彤：《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时刻》，南海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版。。其依据是蒋经国的日记，十一日空白，而十二日却写“日昨尚在成都”，表明蒋介石十一日尚在成都！而据严啸虎在一九六二年回忆：“蒋遂于十三日飞逃台湾。”蒋介石先是在南京上空绕了一圈，尔后含泪告别故乡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