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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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的信末，还转达了蒋介石故乡信息：“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蒋介石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信，并未马上表态。虽说蒋介石默不作声，客居美国的一位国民党要员却公开表态了。此人便是李宗仁。李宗仁仔仔细细研读了周恩来的万隆讲话，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在美国发表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
　　李宗仁说，他与蒋介石绝无个人恩怨。他曾一度期望蒋先生继承孙中山先生遗训，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实验区”。但是蒋先生自一九四九年到台以来，所作所为，无不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诸如凭借外方，孤芳自赏；钳制舆论，削除异己；独裁专制，尤有甚于大陆时代。且他侈言“反攻复国”，此实为不切实际的滥调，而长期分裂苟安，反陷其自身于日益不利的境地。为此，李宗仁以为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以下两条道路：
　　一、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谋解决，美国人不应插手。经过国共谈判，希望能为国家统一作出适当安排。
　　二、美国应正式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地区非军事化。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宗仁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应邀前来北京观光。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程思远。
　　据程思远回忆，周恩来十分赞赏李宗仁的建议，但有一点他不能同意。周恩来说：“台湾不能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非军事化，祖国统一以后，台湾还需要那里的驻军维持地方治安嘛！”周恩来还对程思远说了一番重要的话：“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和为贵，团结对外。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人士都回来看看，保证来去自由。”
　　周恩来的这番话，由程思远带给了李宗仁，使他动了回归之念。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谈台湾问题。这一回，他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说得更为明白：“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周恩来还说：“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曹聚仁为北京和蒋经国牵线
　　就在周恩来说了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那一番话之后，从香港又来了一位特殊人物。他是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随团特派记者的名义，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飞抵北京。前往机场欢迎的是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的秘书长邵力子，表明此人来历不凡。
　　他叫曹聚仁。他的女儿曹雷这么勾画他的形象：“五短身材，操着一口浙江官话，嗓音也没什么特点，唱什么歌都像吟古诗那样哼哼，右脸颊上还因儿时患牙龈炎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疤痕。”曹聚仁是一位记者、作家、学者。他的一辈子，差不多都是在笔耕中度过。据云，他一生的著作，多达四千万字。他是浙江浦江县蒋畈村（现属兰溪县）人氏。一九一六年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陈望道是他的老师。一九二二年，他来到上海，在爱国女中任教，同时为邵力子主编的《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得到邵力子的提携，所以他跟邵力子有着很久的友情。此后，他担任过许多报纸的主编、记者，内中有几段经历颇为重要：
　　一是自一九三三年起他跟鲁迅有过许多交往；
　　二是在一九三九年春，曾在浙江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过周恩来；
　　三是此后不久，蒋经国在赣南，邀他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他跟蒋经国有过密切的交往。所以他后来写了《蒋经国论》一书于一九七一年九月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
　　曹聚仁此人不满于国民党的腐败，曾在文章中写过“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正因为这样，他不愿凭借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去台湾。
　　曹聚仁此人又感到中共不大适合于他那自由主义的“自我”。这样，他又不愿留居中国大陆，于一九五○年别妻离雏，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
　　一九五四年，他脱离该报，为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
　　他与邵力子有着通信。邵力子知道他与蒋经国有着深谊，便向周恩来建议请他来北京。周恩来认识他，便想通过他架起北京和蒋经国之间的桥梁。正巧，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要访问北京，曹聚仁作为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随团来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受到了不平常的礼遇。
　　七月十六日晚，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他，陈毅作陪。旧友重逢，分外欣喜。
　　作为记者，曹聚仁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采访机会。他也就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你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党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来这一段话，首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听了周恩来的话，曹聚仁颇有感触地说道：“国共合作，则和气致祥；国共分裂，则戾气致祸。”曹聚仁用他的笔，向海外转达了周恩来发出的这一重要信息。他在八月十四日《南洋商报》上发表了《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海外报纸旋即纷纷转载此文。
　　由于周恩来的推荐，毛泽东也决定接见曹聚仁。
　　那时中共八大刚刚结束，印尼总统苏加诺于九月三十日访华。毛泽东于十月三日下午会晤了曹聚仁。关于毛泽东的谈话，曹聚仁不便马上加以报道。一年之后，他这才在《北行小语》中加以透露。他写道：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音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泽东是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呢。
　　曹聚仁回到香港，报界对曹聚仁北京之行猜测纷纷。也难怪，作为新加坡工商考察团的随团特派记者，在北京竟然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人们怎不把他视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面对众说纷纭，曹聚仁笑着只说了一句话：“诚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对于曹聚仁，陈毅的印象是：“此公好作怪论，但可喜。”周恩来则说他：“终究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蒋介石派出宋宜山密访北京
　　在一九五六年，北京对台湾发起了一阵阵和平攻势。蒋介石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初作出表态了。那时海峡两岸对立，香港成了“中转站”。毛泽东的和平攻势通过香港传往台湾，蒋介石的反应，也通过香港传过来。那信息是从蒋介石会晤许孝炎时透露出来的。许孝炎来自香港，他是国民党派往香港负责文宣工作，并主持《香港时报》。《香港时报》是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
　　蒋介石对许孝炎说了这么颇为重要的一番话：“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京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遵照蒋介石的意思，许孝炎提出了在海外的三个人供蒋介石选用：曾经担任过立法院院长的童冠贤，担任过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担任立法委员的宋宜山。蒋介石以为三人均可，请许孝炎征求他们本人的意见，然后从三人中择一前往北京。许孝炎回到香港，经征求意见，童冠贤摇头，陈克文和宋宜山点头。
　　经过比较，蒋介石最后选中了宋宜山。蒋介石为什么选中宋宜山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宋宜山长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这一机要职务，蒋介石信得过；
　　第二，宋宜山的胞弟乃宋希濂，是国民党中将，正关押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宋宜山以探亲名义前往北京，“名正言顺”，不大会受人注意。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氏。一九二四年，宋希濂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成为蒋介石的学生。一九三三年，他担任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参加过对红军的“围剿”。一九三七年任西安警备司令。此后，历任第七十一军军长，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新疆警备司令，华中“剿匪”司令。
　　一九四九年初，西南吃紧，蒋介石调宋希濂出任川湘鄂绥靖专署主任，兼十四兵团司令。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宋希濂手下尚有数万兵马，在慌乱中节节败退。宋希濂本人于十一月十九日被俘于大渡河北岸一座小庙之中。宋希濂被俘后的一幕，颇为有趣。一位首长模样的解放军来看他。他称之“军长”，对方摇头；呼之“师长”，也摇头。原来，那人叫阴法唐，是一个团长，令宋希濂大吃一惊！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解放军的追兵起码是几个军。当时的情景如下：
　　阴团长见宋希濂这般误会疑虑，连忙摇头笑着说：“我不是军长，也不是师长。我是五十二师一五五团的团长。沿大渡河在后面追击的先头部队只有我这一个团，确切地说，只有八百人的兵力，仅相当于一个加强营。”宋希濂一听说，在后面追击他的只是一个团，而且只有八百人的兵力，便“唉”地长叹了一声，懊悔地坐在椅子上，喃喃自语：“我总以为在后面追击我的有几个军，有情报说是九个军。早知如此，就是有三个团、五个团，我也有力量……”这回轮到宋希濂大叫“亏得冤枉”了陈宇：《宋希濂怎样兵败被俘》，台湾《传记文学》，一九九三年第五期。
　　从此，宋希濂成了阶下囚，他先是被关在重庆的白公馆，跟当年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等关在一起。王陵基笑称在白公馆过着“四望”生活：“夜里望天亮，早上望吃饭，中午望晚饭，晚上望睡觉。”宋希濂那时成天和他的黄埔军校一期同学钟彬下象棋。
　　后来，宋希濂被押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与被俘的国民党要员们关押在一起。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其实是人们叫惯了的俗称，只是由于附近有一所名叫“功德林”的庙宇罢了。那里的前身，是京师第二模范监狱，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内有三百五十多间监房，可容一千多名犯人。
　　一九五七年四月，宋宜山从香港来到了北京。他是为了到功德林探望弟弟宋希濂而来的，所以并不怎么引人注目。他一到，一位名叫唐生明的人便与他联络。唐生明乃国民党名将唐生智之弟。唐生智是湖南东安人，担任过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南京卫戍司令。他跟宋希濂不同，在一九四九年八月，通电起义，投向中共。所以他与“功德林”无缘，而是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唐生明的安排下，宋宜山到北京的第三天，周恩来便接见并宴请他。这表明中共对于蒋介石来使的重视。周恩来向宋宜山面谈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有关原则。周恩来说，具体问题将由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与他会谈。
　　也真巧，李维汉是湖南长沙人。这样，宋宜山、唐生明、李维汉，三个湖南老乡聚在一起。在会谈中，李维汉向宋宜山阐述了中共关于台湾问题的四项原则：
　　一、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二、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
　　三、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
　　四、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这四项原则，实际上也就是邓小平后来提出的“一国两制”的设想。在会谈之余，宋宜山到“功德林”看望了弟弟宋希濂，也在北京进行了参观访问。五月，宋宜山回到了香港，向许孝炎作了汇报。许孝炎嘱写成书面报告，以便转呈蒋介石。
　　宋宜山在报告中写了与周恩来、李维汉会晤的情形，也写了北京欣欣向荣的景象。
　　蒋介石阅罢，大为不悦。蒋介石对许孝炎说，今后宋宜山不必再回台湾了！
　　此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宋希濂获特赦出狱。一九八○年赴美。他在言辞之中，对中共颇多赞语。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台湾《中央日报》斥之为“中共鹰犬”。而同年六月，台湾政论家李敖发表长文，题为《鹰犬将军》，为之申辩。宋希濂晚年从事写作长篇自传，耐人寻味的是，该书出版时，他竟用《鹰犬将军》作为书名。他以为这是一个极好的书名，坦然道：“若不是别人奉送，自己再冥思苦想也是想不出来的。”一九九三年初，他病逝于美国。他的胞兄宋宜山，一九七二年因出席在香港举行的章士钊追悼会，被蒋介石以“附共”之名，撤销了立法委员职务。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万炮齐轰金门震惊了世界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整，全世界被金门岛上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所震惊。
　　如同急风暴雨，在短短的八十五分钟内，三万发炮弹密集地落在金门岛上。
　　岛上的蒋介石部队毫无思想准备。倾盆而下的炮弹，一下子使驻守金门的蒋军三位副司令赵家骧、章杰、吉星文丧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长官、金马防区上将总指挥胡琏和美国军事总顾问差一点被炸死。蒋军伤亡达六百多人……
　　这阵突如其来的猛烈炮击，使海峡两岸形势骤然紧张。自一九五六年以来的和平景象消失了。蒋介石接到金门告急电报，大吃一惊，以为毛泽东下令攻占金门岛，甚至以为这是进攻台湾的信号弹。
　　万炮齐轰金门岛，这命令确实是毛泽东亲自下达的。对于中共来说，金门有着难忘的一箭之仇……那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终于歼灭了汤恩伯所率的蒋军两万七千人，占领了厦门。他们马不停蹄，在十八日便下达了进攻大小金门岛的作战部署命令。
　　金门岛位于厦门东北，离大陆最近处只有五海里。金门分大金门岛和小金门岛，大金门岛面积为一百二十四平方公里，小金门岛面积则只有十五平方公里。
　　毛泽东于十月二十五日曾以军委名义，给十兵团下达如下命令：华东局并告华南局：同意十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时电所提十兵团解除出击潮汕的任务，以便于攻克金门后迅即部署福建全省的剿匪工作。
　　军委
　　十月廿五日
　　第十兵团司令员为三十四岁的叶飞。他原名叶启亨，福建南安县人。他对于厦门人熟地熟，因为他当年和二哥叶启存是在厦门中山中学读书的。一九二八年，他加入厦门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在项英的领导下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一度被捕。一九三一年他离开了厦门，翌年加入中共。他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后来，他成为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实际上就是由原先的新四军演变过来的。叶飞率队在山东孟良崮曾大胜国民党王牌七十四师张灵甫，又率部从上海打到福州又打到厦门，重回他当年走上红色之路的地方，心情是非常激动的……驻守金门的汤恩伯获知中共部队集结欲攻金门，急忙于十月二十日电告蒋介石，声称“金门即将不守”。
　　蒋介石得知，立即回电：“金门不能丢，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职。”
　　蒋介石急调胡琏兵团增援金门。
　　叶飞得知胡琏兵团从台湾向金门增援，决定抢在胡琏兵团到达之前，攻下金门。
　　进攻金门，是在十月二十四日晚七时开始的。十兵团下辖的第二十八军第一梯队登船，向金门岛扑去，于二十五日凌晨二时登陆。按照计划，第一梯队登陆后，船队要马上返航，以便运送第二梯队上岛。意想不到，当时正是涨潮最高峰，国民党军队在海滩所布下的障碍物被潮水所淹没，许多船冲到了障碍物之上。潮水稍退，船队受阻于障碍物，无法动弹了。于是后续部队难以继续登陆，而已经登陆的第一梯队成了一支孤军。
　　蒋介石命令汤恩伯部队猛烈反击。胡琏兵团又赶到金门，投入了战斗……毛泽东于十月二十九日发出电报给“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通报了金门之战失利情况，要求各军从中吸取教训。
　　毛泽东的电报如下：
　　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
　　据第三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鸣三同志十月廿八日致第十兵团叶陈及福建省委电称，十月“廿七日八时电悉。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等语，特为转达，请即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