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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北平往事:我和三里屯的男人们-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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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想象中,江生没几日就会完好无损地回到三里屯,回到我的身边,见我生气,他就特讨好地说一句:“江绒,我回来啦!”

    他的眼睛会眯成月牙,笑得我心都化了,这时候江生说什么我都信,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他。

    我一直坚信,江生是舍不得我的。

    我坚信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江生就会即使地出现在我身边,在我整晚整晚失眠难受的时候,他会搂着我,身上散发着只有我才能闻到的气息,让我心神安宁,坦然入睡。

    我从来也没想过,那是我见江生的最后一面。

    我在无数次的失望和期望中等待着江生回来,等了他一年。

    一年又一年。

    一年一年又一年。

第083章 三年后() 
江生走后不久,学校的风言风语就开始流传开来,有的说江生得罪了人被送去前线,也有的说江生在半路就被人弄死了。

    一个月后,江生寄来了一封信给小五,跟家人报平安。

    江生并未说战场上有多么残酷,他只是跟小五讲自己救了几个人,认识了哪些战友,让小五告诉母亲,他很平安,不用担心。

    可江生在信件里始终对我只字不提。

    过小年的那天我辗转反侧,想起江生刚来三里屯的那年,带着我和小五到街上买蛋糕给我过生日的情景,心中酸涩难忍。

    直到来年开春,小五送了一个装满花花绿绿纸筒的瓶子给我,他说这是许愿瓶,只要把自己许的愿望写在纸上塞在瓶子里,愿望就能够实现。

    我和小五都用写下各自的愿望,晚上,我偷偷看了小五许下的愿望,江生回来。

    一模一样的愿望。

    我躺在女寝的床边,望着院子里的桂树分开枝枝丫丫的叉,投下一层斑驳的阴影,打碎银色的月辉,落在地面。

    那一年北平城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我时常会走出教室,顽皮地踩着雪,听到雪地里咯吱咯吱的声音就特别愉悦,就像我满怀期待的人即将要归来时的声音,到时候我只需要一个转身就可以看见他。

    我不知道从何时起开始整晚整晚地失眠,有时顶着黑眼圈背书做习题,高中的课程很紧张,尤其是算术,线性代数和函数一直是我的弱项,我要没日没夜地做习题才能应对越来越难的考试,以前有不会的地方江生总会教我,可如今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一些难题我只能记住解法,根本理解不了。

    我只要停下来脑子里就自然而然地想着江生,我不知道问了小五多少次江生什么时候会回来,不知道听到多少次脚步声回头望去尽是失落,不知道多少次深夜醒来的时候,望着江生的床空落落的,就会感到特别迷茫。

    我不知何时起,原本喜欢喧闹的性子变得特安静,一如当年喜好安静的江生,我每次从学校回到三里屯的时候都会去三里屯后面的北坡,看看那里是不是有我熟悉的背影,看看那里潺潺的小河,还有远处树林的律动。

    我有时做梦也会梦见父亲,梦见他的大手抚摸我的脸,我猛然惊醒,看见床边的一只大老鼠,吓得惊叫起来。

    母亲听到动静就会从隔壁赶来,小五也被我的叫声惊醒,他听着我的叫声就拿起门口的扁担四下打老鼠,母亲见我没事,责怪我太大惊小怪,然后又回了屋。

    母亲走后屋内很快又安静下来,我不让小五吹灭煤油灯,就眼睁睁地看着火苗燃烧,直至自己睡着。

    我迷迷糊糊地听到小五叫着我的名字,似乎是在试探我有没有睡,我没有回答,然后听到小五啜泣的声音,小五说:“刚刚我还以为是我妈来找我了。”

    江生走后的第一年,一切都照旧,三里屯的人依旧是日升而起日落而息,浅塘镇的小学依旧每天传出孩子们的读书声,秦家的堂口生意蒸蒸日上,梨园的京戏每次开嗓都有贵人捧场。

    那一年的考试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到全校第一名,母亲很是欣慰,清明的时候带着我去给老江和父亲磕头,顺便也给张光棍磕了个头,感谢他的龙鱼让我将来能够登科及第,考取功名。

    尽管村里有些喜欢听书的老人们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母亲向来不理会这样的谬论,她一个人赚钱供我们读书,我的成绩好坏会让她明白自己的辛苦值不值,母亲想要证明自己没有对不起父亲,证明她不比别人差,能培养出状元,可以高傲地活着。

    江生去参战的第二年,我、小五和赵大海都上了高二,那一年有一个男生喜欢我,他写信给我向我表白,我答应了。

    那时候小五知道我和那男生谈恋爱经常和我闹情绪,有时晚上放学还会去找那男生的麻烦,让他离我远点。

    男生很爱干净,穿着白衬衫,他的眉毛浅疏,像极了江生。

    但是我们的恋爱只谈了两个月就无疾而终,一来是小五的从中作梗,二来是高中的课业太紧张,我连和他一起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多少。我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习题,而那男生最终也只是牵过我两次手,连亲都没亲过我。

    五月下旬,中朝军队一起进行了第五次战役,把敌军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军由战略进攻转成战略防御,那时我看着报纸上的内容,以为江生马上就要打完仗回来了,可是我从五月等到六月,又从六月等到七月,战事还没有结束。

    七月中旬,敌我双方在开城举行和平谈判,江生寄来了一封信,说马上就要打完仗了,他快要回来了。

    我和小五兴奋地睡不着觉,并且把江生快要回来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高兴坏了,那些天里他每天都巴望着江生回来,一听到门口有动静就立马放下碗筷,说道:“可能是你哥回来了,你们吃,我到门口看看。”

    但是母亲每次都失落而返,她极力控制自己不表现出来,眼中却有难掩的委屈。

    我们就在这种煎熬中等待着江生归来,从夏天等到秋天,从秋天等到冬天,直到大年三十的那天晚上,母亲包了很多饺子,我想起父亲在世的时候,江生也在,我每次狼吞虎咽地吃完自己碗里的饺子,江生就会把自己碗里的饺子分我一半。

    我看着桌上热腾腾的饺子说不出话来,小五在一旁讲着笑话,跟母亲聊着在学校有趣的事情,我吃完饺子转身跑出门,眼泪抑制不住地流出来。

    我不明白,为什么报纸上明明说开始和平谈判了,怎么谈了半年还没谈下来,明明江生自己都说快回来了,现在半年了也没给家里寄回来一封信?

    这场谈判从一九五一年七月谈到一九五二年十月还没有结束,期间多次交战摩擦,先是发动夏季攻势,随即秋季攻势,甚至动用了细菌武器,直至战场转到了上甘岭。

    那一场战争用惨烈已经不足以形容,战地记者拍了一张上甘岭风雪笼罩的相片,相片里,一排排的士兵趴在战壕上被冻成冰雕,我告诉自己江生最不怕冷,这样的环境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再说他应该是医疗兵,不会跟前线的战士一起被困在风雪中等死。

    有时下课的时候我会去找小五,问江生有没有来信,让他去学校的信箱仔细找找,有时我就堵在学校的信箱旁边,生怕有学校暗恋江生的女生看见江生的名字就把信拿走,久而久之,我和送信的人也认识了。

    我认识送信员一年多的时间,也问了他一年多的时间,但他始终都没有看见江生、江绒和马小五这三个人的名字出现过。

    江生走后的第三年,我十七,小五也十七。

    我和小五终于都上了高三,课程的紧张让我无暇思考,我每天都要背书做笔记,每天都被如山如海的习题压得喘不过气来。

    五月的时候学校开了一次全校的考前动员大会,跟我们分析了现在各个大学的高考录取分数和未来学科的发展方向。

    那时候科学和文学都较为热门,国家的发展需要科技带动,无数的愤青都希望成为作家和诗人,冰心老师也曾被请到我们学校演讲。

    身为北平人,能考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自然是极好的,但这两所大学的分数线太高,离满分只差三十分,若是算术的最后一题做不出来,其它科目稍有两题错误就会名落孙山,而那时候上海国立复旦大学也是名校,学校老师和我讨论了半天,我和母亲也商量了许久,最终决定报考上海国立复旦大学。

    我似乎在紧张忙碌和对未来的憧憬中忘了一个人,直到六月初的时候,突然有一天,班主任让我去学校教导处接电话,电话是沈阿娘打得,她说母亲住院了。

    母亲的身体向来健朗,突然住院很可能是和工地有关,建筑工地经常会出现各种事故,我和小五时常担心,生怕母亲也有什么事,就急忙赶往母亲所在的浅塘镇医院。

    病房里,母亲躺在床上,脸色很差,她的头上挂着吊瓶,怔怔地看着我和小五进来。

    “娘,您这是怎么了?”小五急切问道,打量着病床上的母亲,生怕她摔断了腿,或哪里被砸伤了。

    “放心吧,你妈没事,就是中暑了,好久没休息了。”沈阿娘说道。

    母亲的神情很是疲倦,没和我们说几句话就睡了过去,小五不放心,亲自就找医生问了母亲病情,得知母亲就是劳累过度的也就稍稍安心了些。

    下午的时候我回了趟学校,刚好学校通知考前放假三天,母亲是第二天出院的,那三天里小五没让母亲再去工地,让她在家好好休息几天。

    如今的小五不仅人高马大,壮得像头牛,而且烧得一手好菜。母亲对小五有时比对我还亲,我和小五拌嘴的时候,母亲向来向着小五。

    第二天母亲早早地去隔壁村子理发,我从睡梦中惊醒,习惯性地看着身边空落落的地面,原本江生的床已经被母亲移走,放到了粮仓里屋。

    我突然心里发慌,跑到里屋要将江生的床抬出来。

    小五在身后看着,问道:“江绒,你没事抬床干什么?”

    我不理会,抓住床头用力将它从粮仓里屋拖出来,小五上前想要帮忙,被我一把推开,她看见我的手被木屑扎得流血,皱着眉头说道:“江绒,你手流血了。”

    我抬不动床,只觉得胸闷,小五将我从屋里拉到外面,我捶打着小五的胸膛,将他推开,那时候母亲刚好从门外进来,见我还要去抬床,就问我发什么神经。

    我瞪着母亲说道:“江生又没死,你干嘛把他的床收起来!”

    我的脑海里突然就想起了江生的音容笑貌,想起他在三里屯的点点滴滴,难以抑制,江河决堤。

    我坐在地上委屈地哭喊道:“都三年了,怎么江生还没回来?”

第084章 赵福喜的下场() 
江生这么一走就是三年,当初他临行前说过,在我高考之前就会回来,我没想到他真会离开那么长时间。

    这三年以来,我只要一闲下来就会想起江生,整晚失眠,我只有沉浸在题海中,每天累得身心俱疲,才能无暇思考其它。

    离高考还有一周的时间,课业已经停止,每天只是复习,我突然无休止地想念江生,心里慌乱,坐立不安。

    三年以来,江生只是前一年时候写信回来,而且他只写给小五,从未写过一封给我。

    我多么希望能收到一封他专门写给我的信,可他整整两年的时间没写信回来。

    也许是战事太激烈他无暇写信,也许他写了很多信但是却没法寄回来。

    我经常做梦收到江生的信,第二天就满怀期待地跑到学校的信箱找信,每一次都期望落空,下一次又满怀期待。

    江生走的时候刚好十六岁,而我如今都已经十七岁了。

    我设想过无数种和他见面的情景,我发誓以后再也不给他脸色看,再也不在他面前耍小脾气,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他还是最疼我的那个江生。

    我每天下午都会跑到学校门口等一会儿,有时看见与他身影极像的人就追上去看看,我知道江生如果回来一定会最先来找我,他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江绒的哥哥回来了。

    我的整个高中基本上没有一个朋友,别人踢毽子跳皮筋的时候我在读书,别人回家帮忙收麦子的时候我在读书,别人吃饭休息的时候我也在读书,我生怕跟不上江生步伐,被他甩得太远。

    那时候小五也很少来找我,每天也埋头在座位上做习题,他从不在我面前提起江生的名字,家里的活也都是他和母亲在忙。

    高考的两天前我由于一连几天吃不下饭,在班上晕倒过一次,小五那时候将我抱起来跑到学校的医务室,打完了针后非要拉着我出去吃肉包子,他鼓励我一定要好好考,等江生回来给他一个惊喜。

    小五和我一样是报考上海国立复旦大学,在当时国内最为顶尖的几所大学之一。

    考完试之后是六月中旬,由于当时批改试卷和成绩核对都是手写,所以起码要一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公布高考成绩。

    那时候高考成绩没法查询,只能在全校的师生大会上由校长宣读,由于大家报考的学校分数线都不一样,所以具体录取与否还要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一个月的等待时间是煎熬的,如果考不上,就只能复习来年重考。

    那时候村里还在上学的人只有我和小五,赵大海的成绩向来很差,因为高二时期因为土改下了学。

    沈阿娘和赵富贵婚后所生的丫丫已经能跑会跳,今年四岁,就连原本三里屯的地痞李星也娶妻生子。

    李星不知道在哪听了“昊天”这个词,因此给他的儿子起了个名字叫李昊天。

    那时候李星的父母极力反对,说小孩子起贱名比较好养活,这昊天二字太邪乎,本来名字起高了就不好,更何况名字里还有两个天,更为关键的是“昊”字是日天,在没文化的农民看来是对上天的不敬。

    李星不管不顾,就觉得这名字牛,他一直都记得当年他的带头大哥赵壮说的话,自古英雄豪杰大都出自屠狗辈,舍得那一身剐,才能把皇帝拉下马,他的儿子李昊天将来势必要搅起一片风云的。

    李星二十一岁结婚,一晃三年过去,二十四岁的他对打天下的野心似乎有了起色,如今已经成了三里屯村支部的队长,接替了马爱国曾经的位置。

    由于三里屯地方小,之前乡镇没有规划生产队,所以三里屯一直没有干部,解放军解放北平之后的第二年,土地改革,全国各地人民被划分为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在这场改革斗争中,李星的贡献最大,因此荣升为三里屯的生产队队长。

    一九二七时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时就进行过一次土改运动,主要是消灭地主平均地权,赵福喜算是个半吊子的读书人,他深知未来的政权革命肯定要对目前天下的土地形式进行改造,因此他早早地就提醒赵富贵每年要将家里的千亩良田逐渐卖掉。

    赵富贵向来也听赵福喜的话,到了一九四九时,千亩良田被他卖掉了八百亩,剩下的二百亩赵福喜催着他卖,赵富贵不愿意了,那二百亩留着就可以生钱,谁想把自己发家致富保本儿的家底都卖了?

    再说北平解放之后上面也没有对土地进行改革,再者说他赵富贵从来没欺压过谁,乡里乡亲的有忙他也帮,总不能把他最后这二百亩地给收了。

    那时候的信息技术不发达,通讯也不及时,其实早在一九四七年的民国后期就有当局对地主的打击,譬如周扒皮。

    周扒皮原名叫周春富,实际上他并不是地主,因为那时候土地是可以买卖的,谁家有没有钱就看谁家的地多,周春富一生最大的努力就是省吃俭用,永远都不闲着,他永远穿着破衣烂衫,腰间的腰带都是破布条搓成的,他拾得麦子比别人家种得麦子都要多。

    周春富忙了一辈子把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块又一块地,最终到达了良田二百亩的地步。作为十里八村最有钱的富户,周春富很抠门,就算他有这么多亩地,家里吃了几天的烂粉条他都要晒干了下回再炒。

    那时地下国军打到了周春富的家乡,发动土改,平均地权,周春富撞到了枪眼上,成了阶级敌人,最终被打死了。

    后来这个抠门的富户也就成了人人知晓的恶霸地主周扒皮。

    而这个故事,我是在一九五二才知道的。

    那时候土地改革已经进行了两年,从五零年开始,到五二年结束,死了数百万的地主和富户。

    这其中就包括先知先觉的赵福喜。

    赵福喜早就料到会有那么一天,因此他一直催促赵富贵把地都卖了,赵富贵在这件事情上和赵福喜吵了不止一次两次,直到他们家的高墙被周围的村民重重包围,赵富贵想卖也卖不掉了。

    赵富贵在浅塘镇说不上只手遮天,但他是个会做人的人,平常没少送钱给镇上的大人物。倒打地主的运动来临时,赵富贵提早知道了消息,因此他想要带着全家逃跑。

    那时赵大海还在学校就被他喊了出来,但是当他回家收拾行李准备挖开埋在地下的金条时,发现家门口已经被堵住了。

    赵富贵和赵福喜被同时抓了起来,同样被抓起来的还有地主婆沈阿娘。

    那时村里人都劝说外村的村民不要抓沈阿娘,外村人不让,两个村的人最终打了起来。

    这件事情闹到了镇上,得知赵富贵被抓,认识赵富贵的一些人物便出面干涉,但是有上面的明确指示,各村各乡必须要有典型,赵富贵一家在三里屯来说实在是太有钱了,他们家必须要有人担这个责。

    于是老地主赵福喜终归还是躲不掉这场灾祸。

    赵福喜临死的时候还一直在骂赵富贵是个畜生。

    赵福喜本想上吊自杀,但是却被偷鸡摸狗的李星抓了个正着。

    因为赵富贵一家并不是那种欺男霸女的恶霸地主,尤其家里有个女善人沈阿娘,所以村里的人根本就不好意思聚众抓人,各个城区的地主和富户都是被村民们活活打死的,三里屯的村民下不去手,就一直把这件事情拖着。

    赵福喜再恨赵富贵,总不能让自己唯一的儿子赵富贵替他死,这么一拖再拖,老迈的赵福喜受不了终日被死亡威胁的痛苦,就在门口绑了根麻绳,想要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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