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新传-第1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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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朝歌的挖掘中。已经大量发现了甲骨文，结合甲骨文和《商书》对应，首先探查《商书》的正确性。并希望从甲骨文中找到夏都的具体地址，在夏都的挖掘中，希望能够找到夏的文字，从夏的文字一方面论证《夏书》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在寻找虞朝都城的具体的位置，最终希望找到虞朝的文字，根据洛水流域出八卦图，所以文明起点之源的伏羲文化时代的考证也开始进行，最终希望完成伏羲时代到周朝之间的历史论证。
　　除了这些考察性的论证外，其次对文本资料的追查也成为主要的工作。经过系列的断证，太学府和刘协的意见达到一致，最终认定周景王去世。他的长子很快也去世了，周朝发生内乱，王子朝、王子丐两个人内乱，王子朝先占据王朝，王子丐投奔晋国。后来晋国出兵支持王子丐，就是周敬王，王子朝看大势已去携带典籍投奔楚国，但是他携带周室典籍到底到了什么地方，却没有具体统一的认同答案。刘协根据王子朝的墓在南阳郡，但具体在南阳郡什么地方也无法裁定。
　　王子朝携带典籍之后，并没有到楚国都城，他选择在周王首度洛阳和楚国都城之间的南阳，这里很安全，当时也比较富庶，他在那儿定居下来。他还给当时各个诸侯国派使臣说自己是周王朝正宗的继承人，因为他有周室典籍。
　　之后这些周室典籍又到哪儿去了？太学府统一的认识是一部分献给了楚国，当然觐见礼还包括百工匠人，所以后来楚国的青铜器非常发达。还有一部分就是周室重要的典籍。
　　当时掌管周朝典籍的就是老子，他在任期间，因为王子朝占据都城四年，老子已经认王子朝为王，并跟王子朝一块儿携带典籍转移，这些图书典籍其中一部分就是《山海经》，就是历代的地理文献，他们给汇编出来，这部分送给了楚国，因为这部分文献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军事、战略价值。
　　荆柯刺秦王带的就是地图，所以他能够送给楚国的典籍包括《五藏山经》、《海外四经》、《大荒四经》、《海内四经》等，这部分的汇编集到了楚国。
　　楚国屈原《天问》里大部分内容跟《山海经》里接近地，这部分内容是其他诸子百家没有的，楚国的大臣应该能够看到《山海经》的典籍，并且根据典籍编订了《山海经》，这就是《山海经》由楚人编订的原因。
　　后来楚国被秦国灭了，这些典籍被秦国都运回咸阳了，大汉高祖进军咸阳，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典籍收集起来了，作为汉代典籍的基础，后来汉代整理图书典籍的时候才会有《山海经》这部分。诸子百家都没有提到《山海经》，《山海经》只是存在于楚国作为机密文件保存的。但高祖掌握的典籍也只是周朝典籍的一部分，周朝典籍很大一部分源自夏朝，而夏朝又有不少典籍是从商朝甲骨文翻译而成，夏的时候已经使用锦文和竹简，而商是用甲骨和金器记录，商之前的虞朝则很可能也是采用甲骨文记录，所以朝歌中的大量甲骨文中，肯定存在部分虞朝的甲骨文。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部分典籍散落民间，流传到各国，比如魏国在此时形成了《竹书纪年》，鲁国形成了《尚书》等，应该说这些都是周朝典籍的翻译版本，原材都取自周朝典籍，所以《尚书》、《竹书纪年》和《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都算是周朝典籍的衍生，但《尚书》、《竹书纪年》、《五藏山经》的成形年代绝对不可能是周朝，而是在虞夏时已经开始，尤其是夏初舜时，《五藏山经》已经完成了编订工作，只是由夏文翻译成商文，再由商文翻译成周文。
　　对道家进行分化，认定道学起源为史官学，即经历了老聃、文子、太史儋、关尹子四人，最终形成黄老学派；而杨朱、列子、庄子三人最终诞生的庄子后学，则归属于隐学，将道学目前一直避开不谈的朱列庄三人从道学中排除出去，断定的基础是《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因为从这里可以断定在先秦时期，道学和隐学完全是两个学派，在司马谈时，他对诸子百家评断。还将道学和隐学分开而论，而到了刘歆时，由于刘歆认为所有学说都是以道学衍生出去。而隐学也讲究道，所以将隐学归纳入道学，太学府的裁定是刘歆在分别诸子百家时，过于主观论断，仅从隐学谈道而将隐学归入追求治世的道学，这是不负责任的评断，也是没有学术精神的断定，对道学驳杂乱源负有主要责任。
　　道学经过剔除隐学后，就开始更加纯正，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百学之祖。是华夏文明的正宗之学，而道学的总结发起者老聃应该掌握着更多的周朝典籍，但这些典籍究竟在哪里。确实是大汉帝国在探究华夏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谜团，刘协的判断是在南阳，很可能是王子朝的墓葬中，也可能跟随老子而葬，具体在什么地方。刘协希望太学府成立专门的考古院，对周朝典籍进行追查，因为只要能够找到这些典籍就可以非常迅速的理清夏商周三朝的历史。
　　这个一系列的工程就是大汉帝国历史上最着名的华夏本源探究工作，在华夏文源探究的同时，根据刘为陶唐之后。在结合历史发展进行推论，将虞、夏、商三朝定为上古三朝，周、秦、汉定为古三朝。
　　在这个基础，太学府地断论为，大汉帝国无论政治体制还是经济模式都已经与上古三朝和古三朝不一样，应该是新朝代的诞生，大汉帝国虽为汉室之后，然已非古三朝的汉朝，是开国新朝，认为虞、夏、商、周、秦、汉这前六朝是对伏羲时代地发展，到了大汉帝国时代，在这一断论上，大汉帝国废除了五德学说，认为五德是歪理学说，并论证纣王非无德无能之辈，朝代跌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但到了大汉帝国时代，各地完全归回陶唐之后，也是历史的必然，是华夏民族从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结果，在大汉实行了天下同治，由中央治略府代天下万民而治，是华夏民族诸权回归民众的必然。
　　在伏羲王之前，权归万民，伏羲为皇掌军伐，守万土，行祭拜，至炎黄两帝，万权归帝，经虞、夏、商、周、秦和汉六朝而轮回，到了大汉帝国最终再次回归到皇掌军权和信仰朝拜，治理之权由帝国所有子民共同负责，故大汉帝国亦为华夏帝国，以和上古、古六朝分别。
　　刘协认可太学府的论断，但并没有立刻改大汉为华夏帝国，经过对历史的重新审定，刘协太清楚父建子立的必要性了，虽然改为华夏帝国更符合帝国的利益需求，对各民族的包容能力也有良性影响，但这需要过渡。
　　在刘协认可后，太学府裁定伏羲、女娲为皇，宗族为皇室，虞、夏、商、周、秦和汉前六朝为帝，宗族为帝室，史为帝史，至刘协开始，宗族回归为皇室，史为皇史。
　　华夏本源的论断讨论会一直开了六个月，直到华夏二十三年末才正式结束，刘协也从研讨会中抽身而出，参加了大帝国杯的全国足球赛事，二十八个州内各郡的比赛已经结束，二十八支代表队产生出来，中央陆军、驻防军、禁军、预备军、中央海军的五支代表队也已经通过内部预赛挑选出来，一共三十三支球队将于明年五月参加最终大帝国杯的决赛。
　　在刘协没有过问的这段时间，胡昭可以说是分外出力，在他的支持下，大帝国杯从最初的表演赛演变成真正的竞技性比赛，各州内部各郡成立小球队进行决赛，最终胜者可以代表各州参加总决赛，五军体系也是各选各的，一起参加总决赛。
　　胡昭在文教总院内进行系统的安排，将襄阳盛会、百家讲坛和襄阳雄辩会经过整合，形成了华夏文艺博览会，各州的曲艺、舞剧、诗歌等文艺节目在各州每四年一汇，决出各地最好的文艺剧目，然后在天京城举行为期三十天的华夏文艺博览会，同时在华夏文艺博览会后举行百家讲坛，在百家讲坛之后举行亚细亚奖的颁奖。整个活动持续两个月。
　　在华夏文艺博览会后的第二年，天京城将举行大汉帝国竞技会，第三年举行新世界博览会，新世界博览会将集中展现各探险舰队的探险成果。向整个帝国展现以往没有见过的山川地理奇闻和各种新奇的生物。
　　在新世界博览会后的次年，帝国将举行大帝国杯足球竞技会，在过一年重新举行华夏文艺博览会。以华夏文艺博览会、大汉帝国竞技会、新世界博览会和大帝国杯足球竞技会组成四年轮回式的全国性活动，在每年中都安排一项全国性的运动，一方面保证了帝国子民文教活动地持续推广，另一方面也确保了中央治略府财政支出能力和文教总院的掌控能力。
　　胡昭希望四大全国聚会都在天京城召开，而经济总院举行的各种农工商业的聚会则变动举行，每年选择不同的地点举行，主要在天京、南京、西京和江夏四个大城市轮流举行。
　　刘协对此的批复是同意，目前南京做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已经很明显了，但天京城做为文化中心还不是很明显。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南京城确实已经成为了整个帝国的经济中心。全国10％左右的工商业产值集中在南京城，南京城一年纳税总额占据了帝国总赋税的5％，这个比例要比天京城的3％和安泰城的1％要高出很多。
　　南京城不仅是帝国的经济之都。做为最早推行了简服的城市之一，她也是帝国的服装之都，全国最好的纺织商社都集中在这里，在文化上，南京城和天京城的差距并不大。在罗马学府离开襄阳城，和长江学府一起搬迁到南京后，和南京学府、长江学府以及新建设的南京理工学府，加上南京技术学院、南京矿业学院、南京文艺学院、南京纺织学院，还有全国最大的船舶制造与设计的专业技术学院——江东船舶技术学院。南京城已经是一个文化中心，南京城的文化是开放的，受到罗马学府的影响，南京城在市中心的江南广场上塑立了十二座雕像——江南之风，造型是完全罗马的写实风格，体现人体美学内涵，而半裸的女性造型和全裸的男性造型看起来简直就是对华夏文明的一种挑战。
　　可是，南京人把这些看成了城市的标志，道教的重新振兴，对以往性学批判的反驳，使华夏文明回归了最初的理性对待性的阶段，整个民风恢复以往的自由融合精神，尤其儒家的没落，更是为性自然观点的传播留下一道敞开的大门。
　　南京城成为帝国的经济中心，其根本因素是长江经济线的发展，江夏城和长江对面的汉口县、右侧的武昌县合并，成为新的荆州治所——武汉城。
　　大武汉城的出现，完全取代了襄阳，真正成为了荆州经济中心，而襄阳城的发展则取决了广洛运河中洛阳、西京与武汉、长沙之间和贸易通道，保持着原有的经济优势，长沙的建设也开始提速，使荆州经济上出现北有襄阳，南有长沙，中有武汉的特征。
　　西京是西部经济的核心，她是西凉、西域、藏州、骊州、并州、雍州的经济中心，并和中原经济三大重心（洛阳、济南、汝南）之一的洛阳形成黄河中游经济支柱，是西部经济和长江经济、中原经济、北方经济交融的中心区域，也因为是各个民族贸易和融合的通道，西京走了一条民族包容路线，在西京城，你可以看到各个民族的人，在西京城，也有一个新广场——民族广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威武雄壮的炎黄两位贤帝的雕像，不再追求片面雍容富贵，而是复古性的追求力量美，追求写实，让两位大帝不再以老态龙钟的体型现世，而是以更年轻更威武的姿态展现人间。
　　西京城内黄河学府、西京学府、西京农业学府以及六家州级学院构建了西京的文化地位，是整个大西部经济区域内的文化和教育中心。
　　实际上，经过帝国对教育投资的控制，天京、南京、西京已经是帝国内的四大教育重心，可以说是学府云集。随着大武汉的出现，武汉学府、襄阳学府、武汉农业学府和武汉技术学院的进一步投资和支持，以及其他传播、农业、纺织业等技术学院的投资，包括襄阳理工学府的重建。武汉将会成为帝国的四大教育中心，与天京、南京、西京一起构建成帝国的主要学术和技术革新的中心，重庆、颖川、济南、洛阳则稍微有所差距。在国级学府数量和纯学术力量、水平上差距较大，但在技术学院和其他应用性学院、学堂的建设则又不比四大教育中心差多少。
　　在过去两年的加大技术学院投资阶段，帝国内有四十多家技术学院新成立或者筹备计划阶段，而技术学堂则增加了六十多所，但令刘协担心比较大的是主要的技术学院和学堂都分布在沿海诸州，内陆地区除了荆州、蜀州由于是传统的长江经济和楚王新政阶段积累的各种优势外，由于帝国经济模式采取商业中心和工业重心偏离的政策，也就是广富政策要求的广镇政策，所以全国主要城市周边云集着数十个镇，南京周边百里内的小镇高达四十多个。这些镇都是这十年来在村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镇，他们承担着主要地小范围工业和农业中心的作用，并通过如蜘蛛网一般密集的马路、运河向各自中心城市云集。
　　为了扩展大城市作为商业中心的地位和功能。除了必要的一些手工业和加工业外，大部分工厂都分散在大城市百里内的小镇，天京、南京、西京、济南、洛阳、汝南、武汉、重庆等帝国较大规模的城市都采取了这种方式，主要的原因是城市过于庞大将会使城墙防御建设难度大幅度增加，由于交通还过分依靠马车。一旦城市规模过于庞大，譬如到了南京城这样的人口规模，城市的压力和交通都成了重大的问题，城市的供水、卫生也都是麻烦事情，所以中央治略府对南京这种百万人口的城市进行了比较大的限制。对其他各城也纷纷采取措施，要求以镇为主，和中心城市形成互动，保持一个百里范围内的大区域城市模式，但人口却分散在各镇。
　　由于广富图、农场图、廉洁图、治安图、教育图和道德图构成的“六图标尺”的存在，以及绿化、卫生两个新标准的出台，各个城市也不敢大规模的扩张，这也是广镇政策的一个基础。
　　刘协希望的大汉帝国也就是这个模式，以中心城市为基础，周边百里范围内形成镇辐射式经济网络，对于农业偏重较大的郡，则以郡城为中心，县城为点，各自周边设少量的镇，再以镇为中心，辐射向各个庄园和农场。
　　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各州对郡都进行了调整，确保每个郡都拥有一个较为发达的城市，称之为中型城市，即郡城，各县相应调整，保证每个县城的发展空间，县城外开始设镇，镇周边云集着庄园和农场。
　　通过有思路和计划的调整，并对超过帝国三成以上的县城位置进行调整，确保了交通网状分布的同时，给每个县城较大的发展空间，降低帝国的交通压力。
　　以交通为帝国主体构架，以郡城为必经点，在各个交通线上分布着帝国的县城，帝国负责的马路和水道建设只考虑郡城，而各州、郡负责本地域内的以郡城为中心，郡域范围内的马路和水道建设。
　　对于帝国的天京、济南、安泰、武汉、南京、西京、锡金、星光、洛阳九大中心城市和三十四个区域中心城市，规划的则更加完善，允许在周边百里和三十里内建设百到三十的小镇，确保大城市的分散辐射能力，缓解中心城市内部的各种压力。
　　燕州在诸葛亮到位后，对整个鲜卑族采取了较大的安抚政策，但对另外一方面的叛贼，则请赵云继续追杀，一直追杀到西伯利亚省范围，燕州、骊州、兴州北方经济三州和并州、司隶京州两州的大北方经济体共同承担了主要的开支，因为各州都清楚，鲜卑的问题无法解决，北方经济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诸葛亮则以城堡建设为主轴，拉开马路建设。尤其抢先和兴州安庆一起完成安燕马路，使得兴州的粮食可以大规模涌入燕州，改善当地的生存状况，实现了呼伦城的定牧生活方式。强制执行了燕州的城堡建设工作，抢先在取消佣工前，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主要地昌顺、昌泰、昌归、昌伏、昌永、昌良、昌恒、昌兴、昌盛九个大城堡的建设工作。而沙唐、乌兰、呼伦三大城的建设也取得基本成就。
　　虽然在财政上，燕州处于大规模透支状态，中央银行为此支付了大额度的免息贷款，但最终还是稳定了北方的局势。
　　燕州经过圣湖血案之后，人口从最初的八十万人口猛然跌到三十万以下，再加上向兴州补充移民的十万人，燕州总人口已经不足二十万，骊州人口正好盈余过多，在中央治略府北方协调总司的协调下，骊州和并州向燕州移民十万。大大稀释了鲜卑血统，尤其经过通婚策的执行，以及强制婚姻制度的执行。燕州原有部落经济彻底被打散，变成了家庭制为基础的旗长制，旗长制就是单纯的民选，丧失了部落王的各种权利和地位，而且还位于镇长之下。由治略台指派的镇长统一管理。
　　兴州在孟建的管辖，终于开始走全面的振兴，从最初东宁、挹宁、沃宁三郡继续分割成东宁、盛夫、黑河、乌苏里、兴凯、安庆、沃宁七郡，人口通过移民和内在增长，增加到了四十二万人口。
　　骊州在连续扩大面积后。成为横贯东西的一个北方大州，面积仅次于燕、藏、兴三大州之后，是帝国州域面积排在第四位的州，西与西域、凉两州接界，东与兴州接界，南与司隶京、并、雍三州交界，包括司隶京北方原乌桓范围内的作乐水和乌侯水区域也成为骊州范围。
　　由于骊州承担北方防线底线的作用，其内部的汉化也是更加强化地推广，是帝国汉化和基础教育实施的最重要地区，随着部分南方人口北移，骊州人口的汉化程度也是进一步增加，现在所谓的骊族和汉族已经没有区别，并且随着汉化，原先本来就避谈的骊族也就更加避讳，一律以华夏族称之，甚至逐渐使用汉族的称谓，使骊州融进汉族范围内。
　　在原乌桓领域，由于北方三州对通的马路都经过这里，在这里形成一个十字路口，而促使了原先的京泰大城堡的进一步建设，赵云的征北军就常年驻扎在此，确保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