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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双枪老太婆-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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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了,心里一沉,正要说什么,几个兵就过来了。一见我就说:“老太婆,你干什么的?”
  我说:“过路的,回广安。”
  一个兵歪着脖子看看我:“你是广安人?是从重庆回来?你到重庆去做什么?”
  我没好气地说:“做什么?去看我的儿子。”一边说就一边要走。
  那个兵上前一步把我拦住说:“老太婆,你忙什么?你看我们都不忙,问清楚再走嘛。”
  我一看他们没完没了的,就干脆在路边的石梯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把手里的旅行袋一甩手丢过去说:“你们问吧,我不走了。”
  其中的一个兵见我不惊不诧的,就怪眉怪眼地走上来说:“你这老太婆,啥子脾气这么大啊!你晓得现在是什么时候!问你几句都问不得了吗?我还要摸呢。”说着就伸手往我腰间摸了一把。
  这一下可把我惹冒火了,一下子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有娘生无娘教的小畜生,你干什么?你敢来欺侮我?告诉你,我的儿子比你歪得多,还得任我打任我骂的,你算个什么东西?!”
  旁边的几个兵听我这样一说,就晓得遇到了歪人,连忙上来劝架。我哪里肯罢休,在路边指着他的鼻子骂个不停,一个兵好容易把我拉到路边坐下,说:“老太婆,我们是公务在身,不得不问的,你老人家有话就好生说,你那儿子,到底是干啥子的?”
  我说:“干啥子的?那个没出息的东西,还指望他能干成啥子大事?重庆宪兵队里混,一个中队长,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在重庆城里硬是歪得很……”
  那几个兵听了,连忙说:“唉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嘛,一家人一家人。老人家,你走好,要不要我们送你一程?”我没好气地瞪了他几个一眼:“都给我滚开些!看到你们这些丧门星,我就一肚子的气。”
  等我走回家里,两条大腿都被《挺进报》磨烂了,好几天都走不得路。好在也不敢走动,就在家里等着。果然五天之后,天刚擦黑,就有人问着上门来了。我连忙迎进屋里说:“刘大哥,你们来了。”一个大个子却笑着说:“不敢不敢,叫我老刘吧。”
  又是一位老刘。我不禁仔细打量着这位叫刘石泉的人:三十出头,方脸,壮壮实实的身体,说起话来声若洪钟,乐呵呵一脸的和气。不知怎么的,我不由得又想起当年的刘铁和老刘政委。
  和刘石泉一起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五十来岁,胖胖的,脚有点跛,头发都有些花白了,手里拿着个罗盘,又穿了件长衫,像个地道的风水先生。刘石泉说:“老大姐呀,这位姓曾,叫曾霖①,从延安来的,老军事呢,身上还留着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好多弹片,是我们这次起义的军事指挥。”接着又介绍另一个。那人年轻轻的,个子不高,听老刘说,他是个教书的,可是长得黑黑的,完全像个农民。老刘给我介绍说,他叫张伦①,是合川金子沱支部的,才做好了金滩、丈八滩的船夫们的工作,现在转到这边来工作。
  刘石泉说:“老大姐,我们又要干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下子您又有用武之地了。”
  我说:“是啊,这些年,真是把我憋坏了。再不动,我怕是真的连枪都不晓得咋拿了。”
  他们几个听我这样一说,竟哈哈大笑,笑得我莫名其妙的,说:“你们笑啥呀?我说错什么了?”
  刘石泉说:“老大姐,怎么,还想去拿枪打冲锋啊?”我一听,心里就老大不高兴,沉下脸来说:“怎么,你们不相信我?”
  老刘不笑了,说:“老大姐,我们要是连你都不晓得,还敢到这里来工作吗?不是看不起你,也不是嫌你什么了,王璞同志和我们都商量了,那些枪枪炮炮的事情,让你的亚彬和年轻的同志们去做吧。你呀,几十年来在这一片跑,熟悉情况,又在华蓥山上打过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仗,既有经验又有教训,总得给我们指点指点吧?别看我们老曾是位像模像样的风水先生,其实这华蓥山的风呀水的,都在您的心里装着呢。您要是不指点出来,打起仗来要是出了问题惹了麻烦,您可得负责任咯。”
  几个人一听,都哈哈大笑。我也笑了,心想这刘石泉的嘴,怎么也和那刘铁一样,总是叫你无话可说。接下来我们就研究情况。刘石泉告诉我说:“眼下整个上川东地区的组织都开始清理。我们华蓥山周围的党组织,分成了第七、第八两个工委,除了当年你们的地盘之外,连合川、武胜、广安的地方也划进来了。您这些年没在家乡,不知道家乡的组织又有了发展。罗渡溪乡的尚用中学您知道吧?里面的杨奚勤①、徐庶生②等好几位都是我们的同志,徐庶生还是七工委的党支部书记呢。”
  我想了想说:“我多年都在外面,这些同志又年轻,是不大熟。”
  刘石泉说:“不熟也没关系,你现在的关系直接在我的手里,不和他们发生联系。他们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发展组织,做面上的工作。你呢,回来之后,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了,就不能再暴露。有空带我和老曾到处去走走,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我带着老刘和曾霖同志,装着看风水的,去走乡串寨。在天宝寨,我给他们讲第一次起义时据守在这里打的那一仗,我们的队伍埋伏在什么地方,罗泽洲怎么兵败如山倒;到走马岭,我说这个地方进可攻河东的一大片村寨,退可守华蓥山上山的道路,是个战略要地;然后我们从阳合场的地界上山。
  我一边走一边说:“这阳合场,守着上山的要道,历来被看作兵家必争之地。可是这里的乡长王尧,从第一次起义时就和我们作对,一直是我们的死对头,现在还在这里当乡长,守着这山下的六个保的六十多支枪。我们一旦打起来,这里还真是个问题。”
  老刘问:“这里有没有我们的人?”
  我说:“有啊,老丁,是一九三二年的党员,一九三五年就跟着我们一起在山上,干得很不错的,还是个小队长呢。前不久才送我到大竹后山去过一次,手里有很多群众,也和大竹我们的队伍有联系。我们眼下正商量,要把一个叫廖自成的纸厂老板,弄上去当保长。这个人也是我们的老关系了,我们好几个人在他的纸厂里当工人,这些年一直没出过问题。”老刘一听说:“那好,叫张伦到这里来,做做这一片的工作。”
  我带着老刘和曾霖,走一路说一路,讲一路的故事。在二十四个牛掉尾,我扶着那些长满了青苔的大石头,讲当年是怎样用石炮炸敌人的;在当年我们挖的隧道前,讲我们的人是怎样换着衣服从哪里出来再从哪里进去,就像戏台子上的曹操八十三万大军下江南一样走马灯似的,哄得杨森的人晕头转向。老刘和曾霖听得哈哈大笑,直说不简单不简单。
  晚上,我们就找个有山泉水的地方,拣些树枝燃起火来过夜,吃着自己带的炒苞谷花儿和麦粑。山风在树林里钻来钻去地怪叫着,夹着野物的吼声,露水从树叶上掉下来,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老刘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披在我的身上,我连忙又把衣服披在曾霖的身上。老曾一见,忙说:“联诗大姐,你别管我们,你现在可不比当年了,万一累病了,我们可是担当不起。”
  我说:“曾霖大哥,要论年龄,你比我还大几岁吧?何况腿上还有伤呢!你天远地远地从延安来,是我们的军事总指挥,你要是病了,我才担当不起呢。再说我在这山里,哪个洞子里没住过,哪片林子没走过?只是当年和我一起钻林子的人,都不在了。”
  山风吼得更厉害了,不远处忽闪闪的,亮着两盏绿灯笼一样的眼睛。我知道,那说不定是只野豹子站在那里,怕这火光,不敢过来。
  天亮了,林间漫起了大雾,我们捧起山泉水洗洗,又往山上走。这么多年,我没到山上来过了,山间的小路,怎么就全被齐腰深的茅草遮得严严实实的,拨也拨不开。我们攀着山崖边的小树和茅草,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说,到宝顶,都是后晌了。
  初夏的太阳,照着重峦叠嶂的华蓥山,那满山苍苍的树木和林间的小路,还有那些在林木和小路间时隐时现的溪流,都舒展在灿烂的阳光下,不时闪烁出几处耀眼的光点。一群鸟儿,从我们的头顶上呼拉拉地飞过,又在山林里惊起更多的鸟儿,汇成了好大好大的一群……曾霖看着,喃喃地说:“这就是华蓥山,这就是我们的华蓥山。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啊。”说着突然一回头:“联诗大姐,听说你是诗画全才,来一首诗怎么样?来一首写华蓥山的诗!”
  我笑笑说:“写诗我倒不在行,不过这画,倒是早就说过要画的。那一年,玉璧就说过,要我画一张华蓥山的春光图,不画桃红李白,也不画小桥流水,就画我们的战士闹春耕,要不画秋收也行。华蓥山上的秋天,也美,漫山红叶如丹,太阳一照,全都金灿灿的!玉璧还说过,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在这里建农场,建罐头厂,建学校,这张蓝图也由我来画。”刘石泉这时插进来说:“老大姐,你们真是不容易啊!那么多的人,那么大的阵势,搞了那么多年,好多经验教训我们都用得着,要不是怕你暴露了身份,真该让你和我们的同志们好好讲一讲。”
  曾霖说:“要讲的,一定得讲,联诗大姐不方便,就让我来讲。我们这次起义,面临的问题还多,最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都没打过仗,只凭着一股子的热情,那怎么行。我和石泉好好商量一下,要办几期训练班,就叫游击队干部训练班怎么样?”
  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全川加紧进行,下川东的彭永梧、赵唯和刘孟依他们早已在奉节、云阳、巫溪等地陆续打响,震惊了蒋介石,派去重兵“围剿”。紧接着,闹得轰轰烈烈的大竹后山的一工委,又因过于暴露而相继举旗,同国民党的政府军队公开对垒。有的同志一看四处都打起来了,头脑就发热,把我们地下党的内部报纸《挺进报》寄到了敌人大大小小的头目甚至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手里,进行“攻心战”。朱绍良一看大怒,立即下了“限期破案”的手令。于是行辕二处的处长徐远举在全市布下大网,出动大大小小的特务,以各种身分搜捕我们的地下组织。接着,一批批同志被捕,其中的一些人相继叛变,牵连了更多的人。不久,连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也被捕叛变了,他们两人在敌人面前“争功”,不仅供出了我们上下川东和川康地区的大批同志和领导干部,还供出了云南省委书记郑百克同志。六月中旬,刘国定带着敌人直赴南京、上海破坏我们的中央机关,致使我们的八个同志被捕。一个因《挺进报》失事而导致的大逮捕,迅速在全川乃至全国展开,前后受到牵连的达一百三十多人。形势骤然紧张,刘石泉告诉我,上面要求我们加紧建党和群众工作,准备在年底之前,举行全川大起义。我听了这话,沉思良久,对老刘说:“我们现在起义,党中央那边有队伍来接应吗?”
  老刘想了想说:“原来听说有一支叫川干队的队伍,要和‘二野’一起从陕南那边过来,后来又听说不来了。不过听王璞同志说,现在各处的形势都很好,他还说大竹那边都算解放区了,要派文学家、音乐家来工作呢。我们这边完全能够独立开辟第二战场,发动大规模的起义,为解放区减轻压力。”我还是不大放心,说:“老刘啊,我没搞过这样大规模的起义,可是我知道我们从前的那些起义失败,都是有教训的。现在尽管我们利用‘好人团’和各种关系,做了不少工作,也发动了很大的一批群众抗丁抗粮,可是现在看来主要的还是在依靠上层人物,而这些乡长、保长和大爷、二爷们,一旦打起来是靠不住的,我们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起义,就吃了这种亏。此外,我们原来还有一批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骨干,他们身经百战而且都能够独立指挥,个个都是打仗的好手,倒下一个马上可以补上两个。可是现在,我们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是从城市里甚至学校里出来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战斗经验,就凭不久前曾霖同志来办的那几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出来的人打仗,恐怕不保险。另外一旦战斗打响,敌人的队伍就要开过来,我们如果守不住,往什么地方撤退?还有人马一拉起来,那么多人要吃要穿,后勤这一大摊子有安排吗?我们和周围兄弟队伍的联络怎么办……这些都是问题呀。要是不安排好就要匆忙起义,现在的国民党部队,可不比当年的军阀队伍。万一打起来一哄而散,再出叛徒,我们的麻烦就多了。”
  刘石泉听我这一说,好半天没开腔,最后点点头说:“老大姐,你说的确实有道理。看来我们的工作,还要加强。”
  稳镇一方
  不久,黎梓卫街上新建了一个警察所,就驻在街上的关帝庙里。这显然是敌人要想守住黎梓卫这个重要的码头,打开他们由重庆从水路上华蓥山的通道。我和刘石泉一商量,觉得这一步不能让他们得手,这个警察所即使建了起来,也要把它捏在我们手里。
  第二天,我就上了街。
  我在街上逛了一天,只听说这个所长姓赵,年纪轻轻的,好像是个才从警官学校出来的学生;一到街上,就被段家两弟兄拉到家里去吃饭喝酒的,见不到人影。我想这怎么行,正着急,就听见有人在喊“三姐”。
  我一回头,见是一个背枪的,穿一身制服。他见我迟疑,就说:“三姐,你老人家好健忘啊,我是魏远荣,魏家沟的。”我一下子想起了,这人是我二姐夫的堂弟。
  我迎上去说:“是好久不见了,怎么你也背上枪,吃官饭了?”
  他说:“三姐,你不要取笑我,吃什么官饭啊?还不是来帮丘二①的,帮这里的赵大哥背枪。”
  我问:“哪个赵大哥?”
  他说:“新来的警察所长赵文俊嘛。他是我妹夫,我的妹子魏远秀,在顺庆读书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很快就要结婚了呢。”
  我一听,不禁喜出望外,口里却说:“好啊,妹夫当了官,舅子来背枪,你时来运转了。”
  他叹了口气说:“当什么官哦,他造孽。光杆司令一个,人也没得,枪也没得,又是人生地不熟的,这么乱的世道,他自己都还没长醒呢,当什么所长。我不想来,是我妈硬要我来,说自己屋里的人可靠,好保护他。”
  我说:“你这个妈也是,咋不跟我说一声?好歹我是个亲戚嘛。跟你那个妹夫说,他和远秀的喜事我包了;缺背枪的人,我去给他找;只要这场上有我这个三姐在,包他汤圆不得散。”
  魏远荣一听高兴得很,第二天一早就带着我去见赵文俊。我一看,真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心里暗自好笑,看来这国民党真的是找不出人来了。我亲亲热热地打了两个哈哈说:“赵所长,你到这里来当官,眼睛就高了吗?听说你城隍土地都拜完了,咋就不来看我这个老姐子?”赵文俊一听忙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啊,我才说要和远荣一起来看你老人家呢。”
  我手一挥说:“哪里用得着你动步,今天我老姐子正街上请客,给你接风!”
  我不回乡下了,成天都在街上张罗,今天叫亚彬派来几个年轻人给他背枪,明天又把倾向我们的保长乡长们拉来和他打牌,没两天四乡都知道新来的赵所长是我的亲戚。段家兄弟眼睁睁地看着赵文俊在我们手里转来转去,连个空都插不进去,就急了,不知道从中捣鼓了些什么,赵文俊就叫魏远荣来找我保枪借子弹。
  我说:“你听谁说的我有枪?”
  魏远荣说:“三姐,你就帮了我们这个忙吧,人家都说你有办法。你说我们这个警察所,光壳壳一个,上面又不发枪呀子弹的,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咋办……”我想了想。就说:“好吧,我去给你想办法。”于是我跑到段成帆家里,说:“段乡长,上面叫成立警察所,又不出经费,明说了要由地方上负责筹办,可是你们乡长书记这样的公事人都不管,不是硬叫人家所长为难吗?人家年轻,又是初来乍到的,拿你们这样老辣的人,一点办法也没有,要到上面去说嘛,我又怕他伤了大家乡里乡亲的和气。唉,没法啊,谁叫我是他的老姐子呢?只好厚起脸皮来求你,求你看在我这么一大把岁数,又是亲戚的份上,赏个脸,算是借给我几支枪几颗子弹好不好?我叫文俊给你打个借条。”说完就一屁股坐在他家的堂屋里,不走了。
  那姓段的听了,气得两只眼睛鼓得多大,最后只得拿了八颗子弹和一支破枪出来。我拿起枪,拉开枪栓一看,就还给他,说:“段乡长,这枪,怕是哄细娃儿的吧?要是真的有了什么事来,警察所的枪都打不响,怕是要追究责任的哦。”
  他实在拿我没办法,只好又换了一支好枪。我把我们自己坏了的六颗子弹拿出来换了,然后才一起交给赵文俊。我坐在关帝庙赵文俊的办公室里,长叹一声说:“你看,这段家两弟兄,有多坏。我去说了半天的好话,还许了你给他们打借条,结果借的枪是烂的,我硬叫他换了;没想到借来的这八颗子弹,又有六颗要不得!你虽然年轻,却好歹是上面下来的嘛,不把我的脸面子当回事也就算了,这样不尊重你,你在这里怎么做事情?”
  赵文俊拿着那几颗烂子弹,摇着头说:“三姐,我真是没想到他们这么坏。他们当着我的面只是说你的坏话,说你怎么又歪又恶,硬要人家给你磕转转头;又说你和廖大哥从前都是共产党,是地下的异党分子;还说像你们这样的知识分子,鬼点子多得很,从来就不会安分守己的,廖大哥早就背时①了,总有一天你也要背时。”
  我听了一笑,说:“小老弟,你这么聪明一个人,咋就听不来话啊?你不要忘记了,你也是知识分子啊,他们是在警告你,凡是知识分子,就不会安分守己,就是他们的对头!你也不想想看,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明摆着一个地主,一个商人,愿意拿我的田土钱财去给人家共产?哼,当年他们一心要想占我家的那点财产,被我骂了个落花流水,这多年一直不安逸我,却只是拿你那个不明不白地死了几十年的廖大哥来东说西说的。今天的事情你该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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