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枪老太婆-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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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出来的。我们起义中的很多同志，就被送到了这里面，梅侠的丈夫陈作仪，也关在里面好几个月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以后的日子很漫长。一青还是带着宁君，每天走四五十里进城，安排从山上下来的那些同志们的生活和工作。这些人中间，有我们的一些老党员和骨干，但是更多的却是在起义中新入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别说是城市斗争的经验，许多人连城也没进过。前前后后，一青和石泉一起接待了一两百人，现在石泉出事了，担子就全部落在了一青身上。这么多的人要吃要穿要工作，许多人十冬腊月了还穿着单衣，一句话，都得要钱。
一青和我商量怎么办。做生意吧，现在物价飞涨，卖出去的钱就买不回新货来，前一段时间一青也在卖他的药，实在没什么赚头。想了好久，最后想到现在国民党刚刚发行金元券，钞票贬值得厉害，好多人一发工资，就往城里的米亭子银元市场上跑，换成银元保值。再说银元市场上人多且杂，也好接头。于是一青就去当银元贩子，成天泡在米亭子去倒卖银元，回来还拿着银元跟我讲，什么货好卖什么货不好卖。他指着民国三年出的货说：“诗伯，你看，这上面袁世凯的眼睛是闭着的，所以叫做‘三年闭眼’，最值钱。要是没遇上警察来‘围追堵截’，一天下来也要赚上好几个呢。”
宁君呢，通过关系，到《国民公报》当了个记者，又拉了些税务员作陪，去拉广告。她的勤快加上一青的鬼点子多，每月也能挣上不少的钱。亚彬也下来了，一时没有合适的事情做，就去卖小菜。每天也不走远了，就在附近农家买些青菜萝卜之类的，挑到磁器口去卖，剩下我和梅侠守家。
我常常在歌乐山的山顶上，一坐就是半天。石泉被捕之后，我沉默多了，脑子里总是搅着这些年来的许多事情。这是我经历的华蓥山的第三次起义，从一九二六年到现在，这是第三次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一次的有利条件，都是前两次不可比拟的。可是结果只打了四十二天，还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听一青说，这次失败是全川性的。孟依他们在下川东率先起事后，即遭敌人重兵“围剿”，不久川东临委的委员彭永梧同志牺牲了，他的夫人江竹筠等一大批同志被捕；包括孟伉在内的所有的起义领导人，眼下都成了敌人重赏之下的通缉要犯。接下来那么红火的大竹后山，听说解放区的歌儿都唱上街了，起义也只打了二十多天；到后来敌人牵着警犬搜山，把几个主要领导都推出来杀了；冯老二他们被敌人围住之后，也是弹尽粮绝，最后老冯掩护大家突围，他自己开枪自杀了……
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敌人的心窝子里搞武装斗争，一直都是隐蔽或者半隐蔽的，而且还得利用敌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以收渔翁之利。这次不知道怎么的，看起来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结果却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正想着，一青带着两个人上山来了。其中一个浓眉阔嘴的，和竹栖他们当年在江油的时候就和我认识了，叫黄友凡①；另一个，我不认识，温文尔雅的，像个学者。经一青介绍，我知道他姓邓，叫邓照明②，是我们党的七大代表。因为当时在四川不算太暴露，被中央从延安派回来，起义时他负责大竹后山一工委那边的工作。
我连忙把他们让进屋里，梅侠出来上茶。友凡见了，关心地问了一句：“作仪他，有消息吗？”
梅侠长叹一声，摸着自己快要临产的大肚子，摇摇头。友凡不问了，看着我说：“诗伯，你瘦了。”
我苦笑着给他们倒茶，一边说：“是啊，诗伯不但瘦了，还老了，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打啊杀啊流血流汗的，也帮不上忙，没用了。”
大家都不说话了。一青说：“诗伯，照明他刚从上海回来，带回了一些情况，我们大家都听一听。眼下蒋介石虽说是要垮台了，可是看样子他们不会轻易罢休的，我们还有一大截路要走呢。”
大家都围着桌子坐了下来，我也坐了下来。起义失败之后，川东临委的五位领导同志，死了两个，叛了两个，剩下一个叫肖泽宽①的，也因为敌人的追捕，东躲西藏的，我们和上面的关系也断了。这时候，我听说就是这位邓照明，站了出来，担起了整个下川东组织的重任。只凭这点，就值得人敬重。
照明沉默了片刻，抬起头来说：“我对不起大家，我这次去上海，没能接上组织关系，但是没有组织关系，我们也要独立工作。搞对了，当然好；搞得不好，就由我负责，处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总不能……”
我说：“照明，你别说了，要怎么做，我们大家商量，当然也要大家负责。”
照明就开始说。他先讲了在上海和南京看到的情况，说现在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打得这么好，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连国民党的最高慕僚张群，也在报上以“闲云野鹤”之身，谈当前“危疑震撼”的战局和政局。全国胜利也许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早一些。可是我最近和肖泽宽同志交换了意见，觉得在我们四川，尤其是在我们川东和重庆，在国民党即将崩溃和解放军尚未到达的这段时间里，整个局势仍然是敌强我弱，我们要坚持谨慎稳健的方针，不要轻易暴露我们自己。当前我们还看不准形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则非常明确：要接受过去轻敌冒险的教训，这实在是我们用血换来的。
亚彬刚刚回来，听了这些话，忙问：“那么我们的武装斗争呢？还搞不搞了？”
照明说：“现在证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目前在我们这里还行不通。要搞，也不能这样公开打出我们的旗号，还是要以灰色的面目，搞小型的武工队，在乡下秘密活动，打游击，不能和敌人硬拼。这事一青你们要商量一下，把这个精神传达下去，尤其要在退下来的同志们中间传达。这些人大都和你有联系，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和你们这个家庭支部都很危险。眼看天就要亮了，我们不能再作无谓的牺牲，尤其不能再损失干部。刘石泉的被捕，实在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旁边的友凡听了，长叹了口气。那天就是他和一青、宁君，在那个茶馆里等了石泉整整三天，只要石泉稍稍一松口，他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了。
一青点点头，转了话题又说：“从山上下来的同志，现在大多数人只是隐蔽，卖冰糕，当炊事员、帮人挑水，什么下力活都干，有的同志实在是没办法，就靠我去卖银元和宁君去拉广告来维持生活，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啊。”照明说：“看来现在敌人的注意力正在农村，而随着时局的发展，城市工作越来越重要。我们原来那种一味派干部下乡的做法，也要改变。能回去的，就回去；不能回去的，总不能硬往敌人嘴里送吧？城里的工运、学运、统战、调查研究和情报策反等工作，都得要人去做。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们内部也会有分化，我们还是要和过去一样，找空子，打进去，只要机会一到，就……”他做了个手势，我们都笑了。他拿出一卷纸来说：“别笑，你们看，我们的《挺进报》又出了。可是这次，只供我们内部的骨干传达和分析情况，千万不能再去向敌人搞什么‘攻心战’了。我们要不动声色，麻痹敌人，让他们去认为共产党都被消灭光了吧。”
我听了这一席话，长长舒了一口气，觉得这才是我们从《挺进报》失事到起义失败，许多教训中最根本的教训。梅侠在一边一直没说话，这时候才说：“邓大哥，那些叛徒害了我们这么多的人，难道我们就拿他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算了？听说他们还在重庆城里满街转，带着敌人抓我们的人呢。”
我们大家都不开腔了。从《挺进报》失事开始到现在，我们内部出了许多叛徒。梅侠的丈夫陈作仪，为了从事家乡的武装斗争，连延安也没去，却被叛徒冉益智出卖，很快就被关进了渣滓洞。
一青想了想说：“报上已经登出来了，刘国定和冉益智这两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已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民党特务的上校和中校专员。听说这两个寡廉鲜耻的东西，正得意忘形，争着向敌人出卖我们的同志以邀功，还时常带着特务到城里基督教青年会一带逛呢。现在那些叛徒们，都和特务勾结起来，对我们的威胁也太大了。若是不除掉这两个坏东西，只怕日后给那些长反骨的人长威风。”照明沉吟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想办法从山上调两个枪法好的同志下来，伺机除掉他们。”可惜这两只狗后来再也没露面，我们的这个计划没实现。照明临走前说：“老大姐，你们这个家庭支部，今后就由友凡和上面联系，也算是家里多了一个成员吧。”
我说：“友凡啊，这下子你就成了我们的领导咯。”友凡一听忙说：“诗伯啊，你别拿我开玩笑了。现在重庆的同志们，哪个不晓得你们这四个老大姐。饶国模饶大姐算一个，把自己红岩村的房子都献出来，给我们做了八路军办事处，全不把蒋介石当回事；还有呢，付淑华付大姐，跟着董必武董老血雨腥风地工作这么多年，从来都没说过半个不字；还有金永华金大姐，卖掉了她的家产，把那些金条子都拿给我们干革命了；另外就是你诗伯，陈联诗，陈大姐！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当年华蓥山上的双枪陈三姐，现在的双枪老太婆！我哪里敢给你当领导啊……”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照明走了之后，我们就加紧了行动。一青说，按当初和小杜约好的时间，他早就该回来了，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情，我还是上去看看吧。正说着，小杜回来了，一见面就对一青说：“秦鼎恐怕靠不住。他把我们同志们凑来做经费的一船米钱骗到手，一个人在沙坪坝汉渝路上租了一间房子，还拉了个妓女当临时老婆，成天花天酒地地大吃大喝，怕是要出问题。”
一青问：“你上去清理组织的情况，他都知道了？”小杜点点头：“许多同志听说我回去了，都跑来和我联络。我们一共集合了十多个打过仗的人，加上六支步枪和十多支手枪，还有一挺轻机枪，组成了一个小武工队。当时秦鼎也来了，还带了两个人和一挺轻机枪。我原来只听说他虽然是才改造过来的土匪，但打仗很勇敢，他哥秦耀还和张蜀俊他们一起在山上打游击，表现很不错的，就和他接上了。我们一起商量了很多事情，他也知道我下来是要找你们，接受下一步指示，他要是变了，许多事情会很麻烦。”一青看看我，我毅然说：“这个人不能留在我们的组织里，要切断联系。上面凡是他知道的同志，都要尽量通知到。”
可是我们还是迟了一步。秦鼎被我们切断关系之后，没钱了，就跑回合川到处去骗。途中被敌人逮捕、叛变，咬出我们的八十多位同志。而他的哥哥秦耀，被捕后英勇不屈，解放前夕牺牲在重庆大坪。
不久，我们在歌乐山的住地，搬来了一个国民党的退休师长，除了他那妖艳的太太和一群到处乱窜的孩子，还带着勤务兵。我们的行动受到威胁，决定搬家，搬到南岸的小石坝。
临走之前，我在山顶上站了很久。几天前，刘石泉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找人带出了信来，我们才知道他果然关在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里。石泉只在纸条上写了简单的几个字：“事情很清楚，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你们好……”
中美合作所，就在这歌乐山下。如果从磁器口经杨公桥上山，就会从那片原来是田野的地方路过。自从四十年代初成为所谓的中美技术合作所并开始关押犯人以来，那一大片地方就被划成了“禁区”。上歌乐山的路也改了，改成现在由小龙坎经红槽房这边走，不管什么人因为什么原因，一旦走上了老路，就会以“刺探”罪把你抓进去。就因为这个原因，一青他们死活不让我去那边，我说哪怕是去看看或者探听一点点消息也好。我也知道，这是国民党和美国人合办的秘密监狱，比不得当年我坐过的任何一个监狱，光靠我一个人去走走或者看看，除了徒添些危险之外，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可是那里面，关的不只是石泉，还有梅侠的丈夫陈作仪，那个瘦瘦的满身朝气的年轻人；有第二次起义时就和我和玉璧在一起的丁鹏武；还有从我们岳池、合川、从我们华蓥山地区押来的七十多位同志……哦，还有老肖，当年在万县和我一起的那个“保安司令”肖中鼎。就在石泉带信出来的同时，渣滓洞的同志们还带出了一份密密麻麻的名单来，也附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被关在这里面的人，常常被特务们半夜拖出去，用无声手枪杀害后投入硝镪水中，化掉尸体。他们在这世界上，最后连自己的名字都没留下。我们知道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可是也知道自己是出不来的，惟一的希望，是让组织上知道我们被关在这里，即使被杀害，被化掉了尸体，也要留下一个名字……”
这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他们也有父母，也有妻小，也有兄弟姐妹和朋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他们留恋的东西。在渣滓洞、白公馆那样的魔窟里，生命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美丽，也更脆弱，脆弱得随时都可能化作一阵轻风，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当这一切都将发生在他们所追求的那个理想已经出现了曙光，而他们却可望而不可及的时候，就显得更为残酷。更何况这一切都完全是为了别人，为了许多根本不认识他们，甚至不以他们为然的人们。自古以来，“水往低处流，人往利边行”，这似乎已经成了人的本性。可是中国也有另一句古话，叫做“顺之者为民，逆之者为仙”，能够逆这本性而行的人，中国人叫做圣贤之人，西方人称之为“殉道者”。他们的存在或者曾经存在，对于整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古今中外，这类人物都被罩上一层光环，受到崇拜。许多年以后，人们也歌颂我的这些同志，说他们是如何伟大，如何高尚。可是在他们自己心中，高尚的只是全心全意追求的那个理想。他们面对残酷的现实，没有悔恨，只是希望死后能让组织上知道他们的名字。
现在，他们都还活着，他们付出了这么多，应该和我们一起，走进那曙光之后的黎明，只是……唉，当年同志们为了救玉璧，想了多少办法；可是现在，我就在他们身边，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紧急营救
时间过得很快，一九四九年的五月来了。此时蒋介石宣布“隐退”，到处散布“和谈”的阴谋已经失败，国民党在全国战场上兵败如山倒，连南京也失守了。许多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变得有如惊弓之鸟，纷纷暗中为自己另谋出路。重庆街头到处都是从全国各地战场上退下来的散兵和军官们，把精神堡垒①一带的赌场妓院，围得乱哄哄的，热闹非凡。这时候，照明和中央的关系接上了，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工作也受到了肯定。不久他和友凡都奉党组织的命令，到香港接受新任务去了。我们“国统区”党组织的工作，也从原来的武装斗争转到了“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重点上来，特别提到要防止敌人逃跑时大破坏。从云阳、奉节起义中退下来的蒋仁风②同志和我们这个家庭支部一起，全力投入了策动国民党上层人物反正的工作。
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策反对象。一青歪戴帽子斜穿衣，胸口上别着个从荒货摊上买来的国民党公安局市政府之类的牌牌，常常只在上衣口袋里露出个什么本本的一只角，坐车坐船从来都不买票，装得比特务还要特务；成天就在精神堡垒附近的夫子池、艺术馆里游逛。馆里的总务主任，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吴昌文①。他的大姐，又和当时重庆市长的秘书成了干亲家。我们利用这个关系，在这个特务、兵痞们密集的地方，把馆里的炊事员、采购员、事务员都换成了我们从山上下来的人，而且都拿到了重庆街头特务们随时都要抽查的身份证，还为黄友凡等几位去香港学习的同志买到了飞机票。到后来，连我们许多重要的文件都在这里印刷，一青和亚彬常常在这里的一间房子里干到天亮。而这间房子的隔壁，就住着一个特务。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宁君和我一起，经常要到离艺术馆不远的合众舞厅露面。这个舞厅的经理叫蒋林隐，是我岳池老家的一个亲戚，也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民主实践社”的社员。此时他也利用他当什么大官儿的弟弟，开了这家舞厅，还当上了重庆“红帮”的舵把子，在重庆城里呼风唤雨的。歌舞升平的舞厅里，集合着各色各样的上层人物，其中包括蒋林隐的拜把弟兄、国民党国防部重庆行辕二处行动组长漆玉麟，而他的上司，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徐远举。蒋林隐一听我们的计划就说：“三姐，要是能把那漆玉麟说动，你们的许多事情都好办了，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可是我和蒋仁风同志一商量，他大吃一惊，说：“老大姐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个漆玉麟，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们的好多人都是他抓进去的。现在他正伸长鼻子，到处找我们的踪迹呢，怎么能去自投罗网？”
我听了，也觉得不合适。看来我这个人这么多年来憨大胆、闯江山的经验，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用不上了。
于是我又找到我的一个堂兄陈仁堂。这个人，就是一九二六年我们华蓥山第一次起义时的民主人士、川北民军总指挥陈徙南的儿子，后来却跑去考上了国民党的一个新政学校，出来之后就当上国民党国防部财务预算处的处长。因为曾经倾向进步，又和我是堂兄妹关系，我们对彼此的身分都心照不宣。又因为他掌着国防部的财政大权，连西南特务头子徐远举也要借重他几分。我又和仁风商量，是不是能通过这个关系去做徐远举的工作，把我们关在渣滓洞的同志们救出来。蒋仁风一听，还是不同意，说：“这个徐远举，也是个罪恶满贯的死硬分子，他是要跟着蒋介石去陪葬的。”
可是全国眼看就要解放了，总得想个什么办法把关在监狱里的同志们救出来，要不然……我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