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3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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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下贤集》·十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唐沈亚之撰。下贤，亚之字也。本长安人，而原序称曰吴兴人，似从其郡望。
然李贺集有《送亚之》诗，亦曰“吴兴才人怨春风”，又曰“家在钱塘东复东”。
则其里贯似真在吴兴者也。亚之登元和十年进士第。大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辟为判官。耆罢，亚之亦坐贬南康尉。是集凡诗赋一卷，杂文杂记一卷，杂著二卷，记二卷，书二卷，序一卷，策问并对一卷，碑文、墓志、表一卷，行状、祭文一卷。杜牧、李商隐集均有《拟沈下贤诗》，则亚之固以诗名世。而此集所载乃止十有八篇。其文则务为险崛，在孙樵、刘蜕之间。观其《答学文僧请益书》，谓“陶器速售而易败，煅金难售而经久”。《送韩静略序》亟述韩愈之言。盖亦戛然自异者也。其中如《秦梦记》、《异梦录》、《湘中怨解》，大抵讳其本事，托之寓言，如唐人《后土夫人传》之类。刘克庄《后村诗话》诋其名检扫地。王士祯《池北偶谈》亦谓弄玉、邢凤等事，大抵近小说家言。考《秦梦记》、《异梦录》二篇见《太平广记》二百八十二卷。《湘中怨解》一篇见《太平广记》二百九十八卷。均注曰出《异闻集》，不云出亚之本集。然则或亚之偶然戏笔，为小说家所采，后来编亚之集者又从小说摭入之，非原本所旧有欤！此本前有元祐丙寅重刊序，不署姓名。钱曾《读书敏求记》乃称为元祐丙申刻。考元祐元年岁在丙寅，至甲戌已改元绍圣，中间不应有丙申。盖即此本而曾误记寅为申。又是集本十二卷，曾记为二十卷，亦误倒其文也。《池北偶谈》又记末有万历丙午徐《火勃》跋，此本无之。而别有跋曰：“吴兴文集十二卷，义取艰深，字多舛脱，不可卒读。因从秦对岩先生借所藏季沧苇抄本校阅一过。”题曰辛卯仲夏。有小印曰邦采，不知为谁。然则此本校以季氏本，季氏本钞自钱氏宋刻，其源流固大概可见矣。
△《追昔游集》·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唐李绅撰。绅字公垂，亳州人。元和元年进士。武宗时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事迹具《唐书》本传。此集皆其未为相时所作。晁公武《读书志》载前有开成戊午八月绅自序，此本无之。诗凡一百一首。《新唐书》本传所载贬端州司马，祷神滩涨及刺寿州，虎不为暴；为河南尹，恶少敛迹，皆语出此集。史传事须实录，而宋祁以所自言者为据，殊难徵信。且考绅之赴端州也，在夏秋之间。其妻子舟行，十月始至。其时滩水减矣，故以书祝媪龙祠，而江复涨。绅诗内及所自注者如此。祁乃以为绅自度岭时事。是阅其集而未审。后儒以名之轻重为文之是非，必谓新书胜旧书，似非笃论也。绅与李德裕、元稹号“三俊”。白居易亦有“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句。今观此集，音节啴缓，似不能与同时诸人角争强弱。然舂容恬雅，无雕琢细碎之习，其格究在晚唐诸人刻画纤巧之上也。
△《会昌一品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李德裕撰。德裕有《次柳氏旧闻》，已著录。是编凡分三集。《会昌一品集》，皆武宗时制诰。《外集》，皆赋诗杂文。《穷愁志》，则迁谪以后，闲居论史之文也。明代袁州有刊本，然仅《会昌一品集》十卷，《外集》四卷。此本正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即《穷愁志》，与晁公武《读书志》所载相合，意即蜀本之旧欤？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卫公备全集》五十卷、《年谱》一卷。又称蜀本之外有《姑臧集》五卷，《献替录》、《辨谤略》诸书共十一卷。则其本不传久矣。史言德裕在穆宗朝为翰林学士，号令大典册，咸出其手，而文多不传。意皆在五十卷内也。《会昌一品集序》，郑亚所作，李商隐集所谓荥阳公者是也。其文亦见商隐集序，称代亚作。而两本异同者不一。考寻文义，皆以此集所载为长，盖亚所改定之本云。
卷一百五十一 集部四
○别集类四
△《元氏长庆集》·六十卷、《补遗》·六卷（通行本）
唐元稹撰。稹事迹具《唐书》本传。考稹《与白居易书》，称“河东李明府景俭在江陵时，僻好仆诗章。仆因撰成卷轴。其中有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为‘古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讽’，词虽近古而止於吟写性情者为‘古体’。词实乐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为‘律诗’，仍以五七言为两体；其中有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为‘律讽’”。又称“有悼亡诗数十首，艳诗百馀首。自十六时至元和七年，有诗八百馀首，成二十卷”。又称“昨巴南道中有诗五十首。又书中得七年以后所为向二百篇”。然则稹三十七岁之时已有诗千馀首。《唐书》本传称稹卒时年五十三。其后十六年中，又不知所作凡几矣。白居易作稹墓志，称“著文一百卷，题曰《元氏长庆集》”。
《唐书·艺文志》又载有小集十卷。然原本已阙佚不传。此本为宋宣和甲辰建安刘麟所传，明松江马元调重刊。自一卷至八卷前半为古诗。八卷后半至九卷为伤悼诗。十卷至二十二卷为律诗。二十三卷为古乐府。二十四卷至二十六卷为新乐府。二十七卷为赋。二十八卷为策。二十九卷至三十一卷为书。三十二卷至三十九卷为表状。四十卷至五十卷为制诰。五十一卷为序记。五十二卷至五十八卷为碑志。五十九卷至六十卷为告祭文。其卷帙与旧说不符，即标目亦与自叙迥异，不知为何人所重编。前有麟序，称“稹文虽盛传一时，厥后浸以不显。惟嗜书者时时传录。某先人尝手自钞写，谨募工刻行”云云。则麟及其父均未尝有所增损。
盖在北宋即仅有此残本尔。
△《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通行本）
唐白居易撰。居易有《六帖》，已著录。案钱曾《读书敏求记》称所见宋刻居易集两本，皆题为《白氏文集》，不名《长庆集》。汪立名校刻《香山诗集》，亦谓宝历以后之诗不应概题曰“长庆”。今考居易尝自写其集，分置僧寺。据所自记，大和九年置东林寺者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开成元年置於圣善寺者三千二百五十五首，勒成六十五卷。开成四年置於苏州南禅院者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勒为六十七卷。皆题曰《白氏文集》。开成五年置於香山寺者凡八百首，合为十卷。则别题曰《洛中集》。惟长庆四年元稹作《白氏长庆集序》，称“尽徵其文，手自排纂，成五十卷，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又称“明年当改元长庆，讫於是，因号曰《白氏长庆集》”。则《长庆》一集，特穆宗甲辰以前之作。
曾及立名所辨，不为无据。然《唐志》载《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宋志》亦载《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而《白氏文集》之名转不著录。又高斯得《耻堂存稿》有《白氏长庆集序》。宋人目录传於今者，晁公武《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书录解题》，亦均作《白氏长庆集》。则谓宋刻必作《白氏文集》，亦未尽然。况元稹之序本为《长庆集》作，而《圣善寺文集记》中载有居易自注，称“元相公先作集序并目录一卷在外”。则《长庆集序》已移弁开成新作之目录。知宝历以后之诗文均编为《续集》，袭其旧名矣。未可遽以总题《长庆》为非也。其卷帙之数，晁公武谓《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续集》五卷。今亡三卷，则当有七十二卷。陈振孙谓七十一卷之外又有《外集》一卷，亦当有七十二卷。而所标总数乃皆仍为七十一卷，与今本合，则其故不可得详。至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谓集中《进士策问》第二道，俗本妄有所增。
又冯班《才调集评》亦称每卷首古调、律诗、格诗之目为重刻改窜。则今所行本已迥非当日之旧矣。
△《白香山诗集》·四十卷、附录《年谱》·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汪立名编。立名有《钟鼎字源》，已著录。唐白居易《长庆集》诗文各半。立名引宋祁之言，谓居易长於诗而他文未能称是，因别刊其诗，以成是集。
又据元稹序，谓长庆时所作仅前五十卷，其宝历以后所作不应概名以“长庆”。
（案立名此论未确，已详辨於《长庆集》下。）因即其归老之地，题曰《香山》。
参互众本，重加编次，定为《长庆集》二十卷，《后集》十七卷，《别集》一卷。
又采摭诸书为《补遗》二卷。而以新定《年谱》一卷、陈振孙旧本《年谱》一卷并元稹《长庆集序》一篇、《旧唐书》本传一篇冠於首。复采诸书之有关居易诗者，各笺注於其下。居易集在东林寺者，陆游《入蜀记》称宋时已佚，真宗尝令崇文院写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亦坏於兵。其传於世者，钱曾所云宋本莫知存佚。旧有明武定侯家刻本，今亦罕见。世所行者惟苏州钱氏、松江马氏二本，皆颇有颠倒讹舛。胡震亨《唐音丁签》所录，又分体琐屑，往往以一题割隶二卷，殊为丛脞。立名此本，考证编排，特为精密。其所笺释，虽不能篇篇皆备，而引据典核，亦胜於注书诸家漫衍支离，徒溷耳目。盖於诸刻之中特为善本。其书成於康熙壬午，朱彝尊、宋荦皆为之序云。
△《鲍溶诗集》·六卷、《外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鲍溶撰。溶字德源。元和四年进士。其仕履未详。溶诗在后世不甚著。然张为作《主客图》，以溶为博解宏拔主。以李群玉为上入室，而为与司马退之二人同居入室之例。则当时固绝重之也。其集宋史馆旧本五卷，讹题鲍防。曾巩始据《唐文粹》、《唐诗类选》考正之。又以欧阳修本参校，增多三十三篇。合旧本共二百三十三篇，厘为六卷。晁公武《读书志》仍作五卷，称惟存一百九十三篇，馀皆佚。此本为江南叶裕家所钞，首有曾巩校上序。今核所录，惟《集外诗》一卷与曾巩新增三十三首之说合。其正集比巩序多一卷，而诗止一百四十五首。
盖旧本残阙，传写者离析卷帙，以足巩序之数，而忘《外集》一卷本在六卷中也。
《全唐诗》所录较此本多十六首，较晁本多二首，而较曾本尚少三十九首。则其集之佚者多矣。
△《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内府藏本）
唐杜牧撰。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太和二年登进士第。官至中书舍人。事迹附载《新唐书·杜佑传》内。是集为其甥裴延翰所编。唐《艺文志》作二十卷。
晁氏《读书志》又载《外集》一卷。王士祯《居易录》谓旧藏杜集止二十卷，后见宋版本，雕刻甚精，而多数卷。考刘克庄《后村诗话》云：“樊川有《续别集》三卷，十八九皆许浑诗。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别集乃有《南海府罢之作》。”则宋本《外集》之外又有《续别集》三卷。故士祯云然也。此本仅附《外集》、《别集》各一卷，有裴延翰序。又有宋熙宁六年田概序。较克庄所见《别集》尚少二卷，而《南海府罢之作》不收焉。则又经后人删定，非克庄所见本矣。范摅《云溪友议》曰：“先是，李林宗、杜牧言元、白诗体舛杂，而为清苦者见嗤，因兹有恨。牧又著论，言近有元、白者，喜为淫言媟语，鼓扇浮嚣，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后村诗话》因谓牧风情不浅。如杜秋娘、张好好诸诗，（案杜秋诗非艳体，克庄此语殊误。）“青楼薄幸”之句，街吏平安之报，未知去元、白几何。比之以燕伐燕。其说良是。《新唐书》亦引以论居易。然考牧集无此论。惟《平卢军节度巡官李戡墓志》述戡之言曰：“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於民间，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后代知有发愤者，因集国朝以来类於古诗得若干首，编为三卷，目为唐诗。为序以导其志”云云。然则此论乃戡之说，非牧之说。或牧尝有是语，及为戡志墓，乃借以发之，故摅以为牧之言欤！平心而论，牧诗冶荡甚於元、白，其风骨则实出元、白上。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罪言》一篇，朱祁作《新唐书·藩镇传论》实全录之。费衮《梁谿漫志》载：“欧阳修使子棐读《新唐书》列传，卧而听之。至《藩镇传叙》，叹曰：‘若皆如此传，笔力亦不可及。’”识曲听真，殆非偶尔。即以散体而论，亦远胜元、白。观其集中有读韩、杜集诗。又《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曰：“经书刮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则牧於文章具有本末，宜其睥睨“长庆”体矣。
△《姚少监诗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姚合撰。合，宰相崇之曾孙也。登元和十一年进士第。调武功主簿，又为富平、万年二县尉。宝应中历监察殿中御史、户部员外郎。出为荆、杭二州刺史。
后为户、刑二部郎中，谏议大夫，陕、虢观察使。开成末，终於秘书少监。然诗家皆谓之姚武功，其诗派亦称武功体。以其早作《武功县诗》三十首，为世传诵，故相习而不能改也。合选《极玄集》，去取至为精审。自称所录为“诗家射雕手”，论者以为不诬。其自作则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务求古人体貌所未到。张为作《主客图》，以李益为清奇雅正主，以合为入室。然合诗格与益不相类，不知为何以云然。其集在北宋不甚显。至南宋“永嘉四灵”始奉以为宗。其末流写景於琐屑，寄情於偏僻，遂为论者所排。然由摹仿者滞於一家，趋而愈下，要不必追咎作始，遽惩羹而吹齑也。此本为毛晋所刻。分类编次，唐人从无此例，殆宋人所重编。晋跋称此为浙本，尚有川本，编次小异。又称得宋治平四年王颐石刻《武功县诗》三十首，其次序字句皆有不同。然则非唐时旧本审矣。
△《李义山诗集》·三卷（内府藏本）
唐李商隐撰。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开成二年进士。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调弘农尉。会昌二年又以书判拔萃。王茂元镇河阳，辟为掌书记。历佐幕府，终於东川节度判官、检校工部郎中。事迹具《唐书·文艺传》。商隐诗与温庭筠齐名，词皆缛丽。然庭筠多绮罗脂粉之词，而商隐感时伤事，尚颇得风人之旨。故蔡宽夫《诗话》载王安石之语，以为“唐人能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商隐一人”。
自宋杨亿、刘子仪等沿其流波，作《西昆酬唱集》，诗家遂有西昆体。致伶官有挦撦之讥。刘攽载之《中山诗话》以为口实。元祐诸人，起而矫之。终宋之世，作诗者不以为宗。胡仔《渔隐丛话》至摘其《马嵬》诗、《浑河中》诗诋为浅近。
后江西一派渐流於生硬粗鄙，诗家又返而讲温、李。自释道源以后，注其诗者凡数家。大抵刻意推求，务为深解。以为一字一句皆属寓言，而《无题》诸篇穿凿尤甚。今考商隐《府罢》诗中有“楚雨含情皆有托”句，则借夫妇以喻君臣，固尝自道。然《无题》之中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侯”之类是也。有实属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
有失去本题者，“万里风波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相连误合为一者，“幽人不倦赏”之类是也。其摘首二字为题，如《碧城》、《锦瑟》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至於流俗传诵，多录其绮艳之作。如集中《有感》二首之类，选本从无及之者。取所短而遗所长，益失之矣。
△《李义山诗注》·三卷、《附录》·一卷（通行本）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有《尚书埤传》，已著录。李商隐诗旧有刘克、张文亮二家注本，后俱不传。故元好问《论诗绝句》有“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语。（案西昆体乃宋杨亿等摹拟商隐之诗，好问竟以商隐为西昆，殊为谬误。谨附订於此。）明末释道源始为作注。王士祯《论诗绝句》所谓“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千秋毛郑功臣在，尚有弥天释道安”者，即为道源是注作也。然其书徵引虽繁，实冗杂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鹤龄删取其什一，补辑其什九，以成此注。后来注商隐集者，如程梦星、姚培谦、冯浩诸家，大抵以鹤龄为蓝本，而补正其阙误。惟商隐以婚於王茂元之故，为令狐綯所挤，沦落终身。特文士轻於去就，苟且目前之常态。鹤龄必以为茂元党李德裕，綯父子党牛僧孺。商隐之从茂元为择木之智、涣邱之公，然则令狐楚方盛之时，何以从之受学？令狐綯见雠之后，何以又屡启陈情？新、旧《唐书》班班具在，鹤龄所论未免为回护之词。至谓其诗寄托深微，多寓忠愤，不同於温庭筠、段成式绮靡香艳之词，则所见特深，为从来论者所未及。惟所作年谱，於商隐出处及时事颇有疏漏，故多为冯浩注本所纠。又如《有感》二首咏文宗甘露之变者，引钱龙惕之笺，以李训、郑注为奉天讨，死国难。则触於明末珰祸，有激而言，与诗中“如何本初辈，自取屈氂诛。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诸句，显为背触，殊失商隐之本旨。又重《有感》一首所谓“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者，竟以称兵犯阙望刘从谏。汉十常侍之已事，独未闻乎？鹤龄又引龙惕之语不加驳正，亦未免牵就其词。然大旨在於通所可知，而阙所不知，绝不牵合新、旧《唐书》，务为穿凿。其摧陷廓清之功，固超出诸家之上矣。
△《李义山文集笺注》·十卷（通行本）
国朝徐树穀笺，徐炯注。树穀字艺初。康熙乙丑进士。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
炯字章仲。康熙壬戌进士。官至直隶巡道。皆昆山人。考《旧唐书·李商隐传》，称有《表状集》四十卷。《新唐书·艺文志》称李商隐《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文赋》一卷。《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