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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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著书之意可知矣。
△《读大学中庸日录》·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康吕赐撰。吕赐字复斋，别号一峰，又自称南阿山人，武功人。是书《读大学日录》一卷、《读中庸日录》一卷。其言王文成以格物致良知，此功夫知行兼到，自是切实精详。又云：“《中庸》揭出慎独，即孔子修己以敬血脉，王文成更提掇明快。”二《录》大旨，已尽於此。书首载自作《墓志》一篇，述其讲学宗旨最详，亦自称为姚江之支派云。
△《江汉书院讲义》·十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功述其父心敬之论也。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此其在湖北江汉书院时与诸生讲论《四书》之说，功录而存之，故每条称“家君曰”。以附刻文集之中，故标目为《丰川全集》，而以《存省稿》为子目云。
△《四书说注卮词》·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胡在甪撰。在甪，永年人。乾隆丙辰进士，官湖北松滋县知县。是编虽以“说注”为名，然颇因以讲学，尚不似乡塾讲章全为时文而作，然亦未全脱坊刻之窠臼。盖其用力之始，从讲章入也。
△《四书顺义解》·十九卷（御史戈岱家藏本）
国朝刘琴撰。琴字松雪，任邱人。乾隆丙辰举人，官顺义县教谕。是编皆先标章次，而后循文以衍其意。每节之末，又杂引旧说以析之。以成於官顺义时，因以为名。前有同邑边连宝《序》，称其自雍正丁未至乾隆壬午，三十年而后脱稿。临没，犹斟酌改窜。又称其一以紫阳为主，不敢稍背云。
△《四书就正录》·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鋐撰。鋐字宏猷，嘉定人。是书杂采坊本讲章而敷衍之，多沿陆陇其、汪份两家重订《四书大全》之说。
△《四书晰疑》（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鋐撰。是书成於乾隆辛酉。前有《例言》，谓“《四书》疑义虽多，其间或有一说之确当於经义者，概不敢赘，特辑朱《注》以来诸说之所未备而或未定者，故《论》、《孟》皆少，而《学》、《庸》多”云云。今核其见解，仍不出所著《就正录》也。
△《虹舟讲义》·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祖惠撰。祖惠本姓沈，字屺圣，嘉兴人。乾隆壬申进士，官高安县知县。是编大抵涵泳《章句集注》之文，一字一句，推求语意。其体会颇费苦心，在时文家亦可云操觚之指南矣。
△《四书句读释义》·十九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凝鼎撰。凝鼎字庸斋，自号磨镜居士，洪洞人。选拔贡生。是编成於乾隆癸酉。《四书》次第用朱子原本，皆先明句读，次诠文义。先列《集注》，次录《或问语类》。其馀诸儒议论与朱注相发明者，乃采录之。稍有同异，则斥不载焉。
△《四书讲义尊闻录》·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戴鋐撰。鋐字景亭，长洲人。以《四书大全》诸说纷错，无所适从，因以己意点次之。每章列《总旨》於前。每节列《本义》及《附解》於下。《总旨》、《附解》皆本《大全》所录诸儒之语，而附益以元明以来诸说。《本义》则顺文诠释，略如直讲之体。盖亦科举之学也。
△《四书穷钞》·十六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国瑚撰。国瑚字夏器，号珍吾，临县人。是书卷首郭九有《序》称为《四书主意》，而标题又称为《四书穷钞六补定本》。疑其书非一稿，故命名亦随时而异欤？其解颇与朱子立异，然仅钻研於字句之间，无以相胜也。
△《古本大学解》·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醇骥撰。醇骥字千里，号廓菴，广济人。是书遵用古本《大学》，不分《经》、《传》。首《大学考》。次《戴记中古本》。又次为《大学解》，力辨二程子、朱子及董槐、王柏诸人改本之非。夫窜易古经以就己意，其事原不可训，然姚江之徒所以必复古本者，实欲引托始知本，不言格物之义以阴助良知，非尽为尊经也。
△《杂说》·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相其纸墨圈点，不过数十年中物，殆近人作也。
其书凡《读论语注疏》一卷、《读大学注疏》一卷、《读中庸注疏》一卷、《读孟子注疏》五卷。皆标举旧文，辨其得失，大抵以意断制之。其《读大学注疏》以今本纠古本，颇为枘凿。今本以格物为先，自有今本之义。古本以诚意为始，亦自有古本之义。既不从古本，则竟置注疏不用可矣。必强合之，则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
──右“四书类”一百一部，一千三百四十一卷，内十四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古书存佚，大抵有数可稽。惟坊刻《四书》讲章，则旋生旋灭，有若浮沤，旋灭旋生，又几如扫叶，虽隶首不能算其数。盖讲章之作，沽名者十不及一，射利者十恒逾九。一变其面貌，则必一获其赢馀；一改其姓名，则必一趋其新异。
故事同幻化，百出不穷。取其书而观之，实不过陈因旧本，增损数条，即别标一书目，别题一撰人而已。如斯之类，其存不足取，其亡不足惜，其剽窃重复不足考辨，其庸陋鄙俚亦不足纠弹。今但据所见，姑存其目。所未见者，置之不问可矣。）
卷三十八 经部三十八
○乐类
沈约称《乐经》亡於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
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雝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隋志《乐经》四卷，盖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贾公彦《考工记·磬氏疏》所称“《乐》曰”，当即莽书，非古《乐经》也）。大抵《乐》之纲目具於《礼》，其歌词具於《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义至精，故尊其教得配于经。而后代钟律之书亦遂得著录於《经部》，不与《艺术》同科。
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於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於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於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於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
△《皇祐新乐图记》·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阮逸、胡瑗奉敕撰。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乐穿凿，特诏较定钟律，依《周礼》及历代史志立议范金。至皇祐五年，乐成奏上，此其图记也。旧本从明文渊阁录出，后有宋陈振孙嘉定己亥《跋》云：“借虎邱寺本录。”盖当时所赐、藏之名山者。又有元天历二年吴寿民《跋》、明万历三十九年赵开美《跋》，叙此书原委颇详。考初置局时，逸、瑗与房庶等皆驿召预议。诏命诸家各作钟律以献，而持论互异。司马光主逸、瑗之说，范镇主房庶之说，往反争议，卒不能以相一。其往返书牍，具光《传家集》中。而镇所作《东斋记事》，亦略存其概。
大抵逸、瑗以为黄钟之管积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圜田算法计之，黄钟管每长一分，积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围径用径三围九古率，而改围九分为九方分，别迁就之术也。司马光曰：“古律已亡，非黍无以见度，非度无以见律。律不生於度与黍，将何从生？非谓太古以来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从度法求之耳。”其论最明。范镇讥其以度起律，诚为过当。然镇以秬、黍、律、尺、龠、鬴、斛、算数、权衡、钟声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后为得，亦不为无见也。以律起度，与以度起律，源流本无异同，而二家算术不精。逸、瑗等得之於横黍，而失之於围径，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实管，自相乖反。房庶以千二百黍实之管中，随其长短，断之以为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径，则空径不生於黍，而别有一物为度以起分，竟不必实黍於管。亦未见其为通论也。是书上卷具载律吕、黍尺、四量、权衡之法，皆以横黍起度，故乐声失之於高。中、下二卷考定钟磬、晋鼓及三牲鼎、鸾刀制度，则精核可取云。
△《乐书》·二百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陈旸撰。旸字晋之，闽清人。绍圣中登制科，官礼部侍郎。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书乃建中靖国间旸为秘书省正字时所进。自第一卷至九十五卷，引三《礼》、《诗》、《书》、《春秋》、《周易》、《孝经》、《论语》、《孟子》之言，各为之训义。其第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则专论律吕本义、乐器、乐章及五礼之用乐者，为《乐图论》。引据浩博，辨论亦极精审。视其兄祥道《礼书》，殆相伯仲。第《礼书》所载，只详於三代器数，是书则又推及律吕本原及后世雅俗诸部。故陈振孙《书录解题》谓《乐书》博则博矣，未能免於芜秽也。然旸书包括历代，总述前闻，既欲备悉源流，自不得不兼陈正变。使振孙操笔而修史，将举古来秕政乱法一切删之不载乎？此南宋人迂谬之见，不足据也。其中惟辨“二变”、“四清”二条，实为纰缪。自古论“四清”者，以民臣相避以为尊卑立说，本属附会。旸则曰：“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其意盖谓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既谓黄钟至夹钟为清，又谓为夷则至应钟而设，是两“四清”
也。不知每一均必具五声，夷则一均以夷、南、无、应为次，而阙角声，必须黄钟清为角。南吕一均以南、无、应为次，而阙羽、角二声，必须黄清为羽、大清为角。以调而论，则谓夷、南、无、应四律，以声而言，则为黄、大、太、夹四清，非有二也。其不用正声而用清声者，乐之高下以渐，无骤高骤下之理。以夷则一均言之，如用夷、南、无、应四正律，则其声以次而高。而忽用黄钟正律，虽同在一均，而高下不协，故必以黄清协之也。旸引李照十二钟之说，殊为舛误。
又论“二变”曰：“五声者，乐之拇指也。二变者，五声之骈枝也。五声可益为七音，则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二变之说始於尚书，而蔓衍於《左传》、《国语》、《书传》、《汉志》。是不知《书》之‘在治忽’，有‘五声’
而无‘七始’。《国语》之‘七同’，有四宫而无徵也。《左氏》为七音之说，盖八音耳。八音以土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书》之《益稷》、《礼》之《乐记》，其言八者皆虚其一，犹大衍虚其一也”云云。不知“二变”之生，由於高下之次。蔡元定相去二律则音节远之说最有根据。若不究其理之所由然，而但以数相较，则七较之五而多其二者，将十二较之五而亦多其七，是音不得有其七，而律亦不得有其十二乎？且“五声”、“二变”，有管律弦度之不同。半太蔟与正黄钟应，半夹钟与正大吕应。此理尤为旸所不知也。至以七音为八音虚土而言，尤为牵强矣。又其释《周官》三宫之乐，以圜、黄、太、姑为宫之旋而在天者，故其合别而为四。函、太、姑、南为宫之旋而在地者，故其合降而为三。
黄、大、太、应为宫之旋而在人者，故其合降而为二。若然，则天宫用八律，地宫用六律，人宫用四律，以多少为差别也。而圜丘乐六变，方丘乐八变，宗庙乐九变，又何以解耶？凡此之类，皆不可据为典要。然唐以来乐书无传，北宋乐书惟《皇祐新乐图记》及此书存耳。遗文绪论，条理可徵，又安可以一眚废耶？
△《律吕新书》·二卷（编修李潢家藏本）
宋蔡元定撰。元定字季通，建阳人。庆元中坐党禁，流道州卒。事迹具《宋史·道学传》。朱子称其律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又云：“季通理会乐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许多书。”及为是书作《序》，又曰：“黄钟围径之数，则汉斛之积分可考。寸以九分为法，则《淮南》、太史、小司马之说可推。五声二变之数，变律半声之例，则杜氏之《通典》具焉。变宫、变徵之不得为调，则孔氏之《礼疏》固亦可见。至於先求声气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则尤所谓卓然者。
而亦班班杂见於两汉之制、蔡邕之说与夫国朝《会要》以及程子、张子之言。”
盖是书实朱蔡师弟子相与共成之者，故独见许如此。书分二卷。一为《律吕本原》，凡十三篇：《黄钟》第一、《黄钟之实》第二、《黄钟生十一律》第三、《十二律之实》第四、《变律》第五、《律生五声图》第六、《变声》第七、《八十四声图》第八、《六十调图》第九、《候气》第十、《审度》第十一、《嘉量》第十二、《谨权衡》第十三。其一卷为《律吕证辨》，凡十篇：《造律》第一、《律长短围径之数》第二、《黄钟之实》第三、《三分损益上下相生》第四、《和声》第五、《五声大小之次》第六、《变宫变徵》第七、《六十调》第八、《候气》第九、《度量权衡》第十。今考元定之说，多截竹以拟黄钟之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其围径如黄钟之法。更迭以吹，则中声可得。浅深以列，则中气可验。是截管之法必本之候气也，而候气之说最为荒渺。《后汉、晋、隋志》所载，又各异同。既云“以木为案，加律其上”，又云“埋之土与地平”，又云“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此置律有浅深高下之不一也。既云“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气至者灰去”，又云“以竹灰莩实律，以罗縠覆律口，气至吹灰动縠，有小动、大动、不动三说”，又云“灰飞动素，散出於外，而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其说又不一也。然则候气既不足凭，人声又无左验。是蔡氏所谓声气之元者，亦徒为美听而已，非能见之实事也。刘歆铜斛，具详《汉志》。而《隋志》又详载其铭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幂百六十二寸，深尺，积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冲之所讥以为汉世斛铭、刘歆诡谬其数为算氏之剧疵者是也。元定乃并《汉志》取之，以定黄钟积实为八百一十分，何也？荀勖之尺，《隋志》所谓晋前尺也。当晋之时，阮咸已讥其高。
而元定以为此尺出於汲冢之律，与刘歆之斛最为近古，乐声高急，不知当时之围径果为何如？夫古人所云径三分围九分者，言圆径三分而周九分也。空围即圆周也。胡瑗疑其管狭，不足容千二百黍，遂大其空径四釐六毫，而周为十分三釐八毫。是亦径三围九之率也。因以空围为管内之面，幂为容九方分矣。元定从之，而以圆田术起算黄钟积实，又失之太大，则不精算术之误也。至谓黄钟六变律不与本均之声相应，而不知当用清声。又谓“二变”不可以为调，而不知“二变”
之调具足五音。若以“二变”音为每调之七音，则反为出调。凡此皆元定之所未及详者，故特著之，以纠其失焉。
△《瑟谱》·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熊朋来撰。朋来有《五经说》，已著录。是书大旨以为在礼堂上侑歌，惟瑟而已，他弦莫侑，为古人所最重。自瑟教废而歌《诗》者莫为之谱。既作《瑟赋》二篇，发明其理，复援据古义，参以新意，定为一编。首为《瑟弦律图》；次为《旋宫六十调图》；次为《雅律通俗谱例》；次为《指法》；次为《诗旧谱》，凡《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蘋》十二篇，即赵彦肃所传《开元十二诗谱》；次曰《诗新谱》，凡《驺虞》、《淇奥》、《考槃》、《黍离》、《缁衣》、《伐檀》、《蒹葭》、《衡门》、《七月》、《菁菁者莪》、《鹤鸣》、《白驹》、《文王》、《抑》、《崧高》、《烝民》、《駉》十七篇，皆朋来所补；次曰《乐章谱》，为学宫释奠乐章；终以《瑟谱后录》，则古来论瑟之语也。其《瑟弦律图》以中弦为极清之弦，虚而不用，驳姜氏《瑟图》二十五弦全用之非。案聂崇义《三礼图》，雅瑟二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其馀四弦谓之番。番，赢也。颂瑟二十五弦尽用之。又《庄子》、《淮南子》均有“鼓之二十五弦皆动”之文，则姜氏之说於古义有徵，未可尽斥。其《旋宫图》内所列六十调，皆据蔡氏《律吕新书》所推。其十二宫则用《礼记正义》黄钟一、林钟二之次，与蔡氏黄钟一、大吕二之次不同。又改“二变”为“二少”，少与老相应，变与正不相应，实不如《律吕新书》之确。又黄钟一均，惟黄钟宫用七正律，无射商则一正一半五变半，夷则角则二正二半三变半。朋来列七正律於黄钟宫之前，而无射商以下不书正变及半律、变半律，亦为疏略。其《乐章谱》既用唐乐三和之法，注曰“如大吕为角，则於大吕均取中吕起调毕曲。太蔟为徵，则於太蔟均取南吕起调毕曲。应钟为羽，则於应钟均取夷则起调毕曲。”然於黄钟为宫无义，又曰“今释奠迎神或只用黄钟为宫一曲叠奏之”云云。案范镇《皇祐新乐图记》曰：“黄钟为角者，夷则为宫。黄钟之角者，姑洗为角。十二律之於五声，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说乃去之字，谓太蔟曰黄钟商、姑洗曰黄钟角、林钟曰黄钟徵、南吕曰黄钟羽。”其义至明。今因大吕为角而取中吕起调毕曲，太蔟为徵而取南吕起调毕曲，应钟为羽而取夷则起调毕曲，则是大吕之角、太蔟之徵、应钟之羽，而非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矣。至於黄钟为宫，与黄钟之宫则同一黄钟，无以异也。朋来既用唐制，而又云只用黄钟为宫一曲叠奏，岂非於意亦有所未安，而为骑墙之论欤？他如《后录》中以尧作十五弦之瑟见於《吕览》者误为《乐记》，记忆偶疏，又其小疵矣。然乐律一门，诸家著录，琴谱为多。
瑟则东晋之初尚有桓伊歌曹植诗事，以后传者寥寥。钱起所云“二十五弦弹夜月”，李商隐所云“锦瑟无端五十弦”者，特诗人寄兴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