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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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打电话到腾格儿的家里，腾格儿的女朋友告之我，腾格儿在长春演出，让我打腾格儿的手机。我拨通腾格儿的手机后，礼貌地说：“腾老师您好，我是《知音》杂志社的编辑，叫赵美萍，我正在北京出差，想借机会采访你一下……”我还没说完，腾格儿就说：“我现在很忙，在排练。”我连忙说：“那我不打扰了，我晚上再联系您吧！”
晚上9点多钟，我又拨通了腾格儿的电话。谁知，我还没开口，腾格儿就不耐烦地说：“你怎么又打电话来啊？烦不烦啊你，管你什么破杂志，我不想接受采访……”说罢，“啪”地关了电话。可我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也是一个很在意人格尊严的人。于是，我又拨通了腾格儿的电话，我说：“腾格儿老师，您怎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呢？这样，好像不太礼貌吧？”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腾格儿居然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对你讲礼貌？去你妈的！”
“啪”，电话又关了。我又气又委屈，拿着电话的手在发抖，刚刚涉足记者生涯的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屏幕上那么风度翩翩、那么受人敬重的著名歌星竟然如此粗暴无礼，缺乏教养。我深吸一口气，再次拿起电话，拨通之后，我没等对方开口，就说：“腾格儿，我尊重你，才决定采访你！可你是个没素质、没教养的人，太不值得我尊重了——去你妈的！”“啪”，不等对方说话，我先把电话挂了。好歹出了一口气，心里多少有些畅快！
还有一次，我打了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一个资深编导的耳光。我和这个家伙是在采访1998年那场特大洪水的时候认识的。在武汉，我们还在某舟桥旅部队一起吃过饭，也算是朋友。有次我到北京出差后，这家伙趁介绍一位名人给我采访的机会，想在车里对我非礼，我情急之下，赏了他一耳光。这家伙被我打愣了，也许他没想过我会如此反应，也许他从来没吃过女人的耳光，他愣了半晌，恨恨地对我说：“还从来没女人敢对老子这样！臭娘们，算你狠！但老子警告你，你休想在北京采访到名人！”
面对如此无耻嚣张的嘴脸，我气得咬牙切齿。但理智告诉我不能再得寸进尺了，毕竟在人家的地盘上。我下了他的车，屈辱和委屈的泪水这才掉下来，我才知道，这份看似风光的职业背后，也隐藏着难言的辛酸。
但我不后悔打出的那一耳光，和尊严、人格比起来，能不能采访到名人，发不发稿子都不重要了。
有些人，你给他脸，他不要脸，那就给他耳光吧！
好在，这种遭遇并不太多。大部分的出差组稿还都是比较顺利的。每个月，我和所有同事一样，有二十天在编辑部里编稿子，有十天在外组稿。像鸟儿一样，有规律地出去觅食，再返回来交任务。每只鸟儿都那么勤奋，争先恐后。
从1999年开始，我的发稿量开始平稳，每期保持在两篇左右，在编辑中属于中上，偶尔也会发一篇或三篇，极少被剃“光头”。偶尔被剃一次“光头”，就会痛苦不堪，倒不是因为影响到收入，而是羞愧。就觉得对不起主任，对不起主编，更对不起自己。
渐渐地，我打开了工作局面，成了杂志社的骨干编辑。
也许是因为自己出身贫苦，我对社会上的弱视群体犹为关注。在《知音》杂志社的6年多时间里，我为被歹徒残害的小姐妹奔走呼号过；为身陷冤狱的无辜百姓撰文呐喊过；为身患绝症的不幸生命寻求帮助过；为流落街头的打工仔慷慨解囊过……
1999年夏天，中央电视台《记录片之窗》节目组又来到武汉，采访了我到《知音》之后的一些经历。从社长、总编到主任和同事，每个人对我的评价都不错。后来，我在电视中看到，胡总说出了当初录用我的情况。他说：“其实当初杂志社决定破例录用小赵的时候，也是有些犹豫的，毕竟我们杂志社从来没有录用过没有文凭的编辑。但是，我们看到她曾写过那么多的纪实文章，又是我们的得力作者，就想给她一个机会，看她能不能胜任编辑的工作。小赵很能吃苦，也很勤奋，这两年，进步很大，也给了我们不拘一格求人才的信心。以后我们要是再招聘员工，可能会更注重生活阅历……”
在后来的很多场合，胡总都对我的成绩给予了肯定。有一次，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佩云来《知音》视察，社领导还特意向彭主席介绍了我，彭主席亲切地鼓励我好好工作，再创佳绩。那一刻，心里的激动和温暖是无与伦比的。
其实，我心里更多的是感激，如果不是《知音》给我机会，再有采访，也无法施展。要想成功，天赋和机遇，是缺一不可的。
随后的采访接踵而来。电视台、报纸、杂志纷纷出动。人们对一个小学毕业的采石女、打工妹能在全国知名的《知音》杂志社做编辑、记者，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人物身份和职业的反差太大了，人们想知道，我究竟如何努力，如何获得今天的成功的。于是，《打工妹成为著名杂志社编辑记者》、《“小学生编辑”的奋斗之路》、《我变天鹅这九年》、《天地一漂萍》、《从采石女到名刊编辑》等标题的文章此起彼伏。每天，我都会接到数十封来信，有打工姐妹写来的，有大中学生写来的，有为人父母者写来的，还有是高墙囚子写来的。还有两封信，居然是美国写来的。原来，他们是看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对我节目的转播。所有的信，几乎无一例外表达了对我挑战命运的钦佩和崇敬。
其中，有封信是位武汉留学生写给我的，他说看到在自己的家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十分兴奋，他把信写给了他的父母，然后又让父母给我转寄了过来。这位留美学生在信中说：“虽然我是个留学生，比你的文凭高了许多倍，但我还是觉得不如你，你在逆境中拼搏向上的精神是我所没有的，你的吃苦耐劳、积极乐观的精神是我没有的。我很难想象，如果我出身在你那样的家庭，那样的身世，我会怎样度过一生……”
在所有来信中，最令我触动，并一直保持着联系的，是东北铁岭市某监狱一个叫刘树涛的年轻死缓犯人。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故事后，立即给我写信。他说他在犯案前，也是个文学爱好者，经常写点短文，往当地的报社投稿。有一次，他因为哥们意气，帮人打架，失手将人砍死，年轻的人生从此被颠覆。身陷囹圄的他非常绝望，希望我能帮他走出心灵泥淖。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刑犯人。这封信在我手中感觉沉甸甸的。我不忍心把它丢进垃圾箱，我想了想，还是给他回了信，信中无非是鼓励他好好改造等等，同时我还寄去了一本《知音》。没想到，第二个月，刘树涛又写来了信，还在信中夹了篇习作，希望我指导他写作。
说实话，那时我忙得连自己的稿子都是争分夺秒地在编，哪有时间为一个犯人指点写作啊！但我又不忍心让一颗希望的心面对失望，只好硬着头皮给他回信，鼓励他多读多写，并告诉他我会帮助他发表作品。
刘树涛越发努力。他在办《醒报》的同时，不仅自己撰写稿件，还带动起监狱其他犯人们展开了读书写作的良好风气。他每期都把刊发着他作品的报纸一份份寄给我，向我报喜，向我展示他每一个进步。
2000年秋天，刘树涛给我写来一篇文章——《知音，给了我光荣和梦想》，我看他文笔流畅，写得情真意切，就编辑送审了。随后，这篇发表在了《知音》上，他得到了一千多元稿费。后来他告诉我，他把稿费全部捐给了当地的失学儿童。这事，还被当地的媒体报道了。
后来，因为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刘树涛被接二连三地减刑。每次获得减刑或嘉奖，他都会写信给我报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讯，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个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样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在我所有的采访对象里，我对一个叫阮魏旦的女孩始终怀着一颗悲悯之心，也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难过。这个浙江女孩19岁那年患了“右股骨下端骨肉瘤”，即骨癌，父母怕牢命伤财，索性将她遗弃在医院里，从此不闻不问。就在阿旦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默默喜欢着她的男孩子冯乐明走近她的身边，从此不离不弃守护在她的病床前，小冯还卖了自己的修摩托车的小摊子，倾家荡产筹钱为她治病……
1999年，我刚好驻上海《知音》记者站，专门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组稿采访。当我得知这个催人泪下的真情故事后，我立即赶到瑞金医院采访了阿旦和阿乐，然后含泪写下了《爱还年轻啊，怎奈何苦恋岁月风雨飘摇》一文，发表在了《知音》2000年第1期上。这个动人的故事立即借助《知音》的影响，在社会上掀起了不小的轰动，一颗颗滚烫的爱心向阿旦涌来，一笔笔捐款汇往阿旦所在医院的账号……她的病情暂时被控制住了。可是，在此后两三年间，阿旦的病情一直反复不定。
2003年2月8日（大年初八），上午9点多钟，刚刚上班的我接到了阿乐从北京打来的求助电话：“赵老师，我是阿乐啊，阿旦的肺部和腰椎又出现了病灶，我们去年底来到北京人民医院治疗，现在钱都花光了，还欠了医院四千多元，我们只好出院，住在北京的一个地下室里，阿旦的情况十分不妙，请你再帮帮我们好吗？……”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能怎么办呢？《知音》上已经先后刊登过两次阿旦的故事了，再刊登一次希望不大了，因为《知音》每天都会接到很多求助电话，哪里能一个个都刊登呼吁呢！
可我又不能见死不救。我只好一边向《知音》领导汇报阿旦的病情，一边上网，到我常去的腾讯网站的“灯下文字”论坛，与版主草儿商量，希望利用腾讯在广大网友中的力量，在网上为不幸的阿丹进行募捐。令我感动的是，我把此意一说，草儿十分赞同，并立即在“灯下文字”发帖子呼吁爱心捐款。与此同时，我用电话与所有身在北京的朋友们联系，希冀他们先期帮助阿旦度过眼前的生活难关。我的一个北京朋友听我说了这件事情后，立即托表弟给阿旦送去了1000元钱，以解阿旦和阿乐生活上的燃眉之急。随后，我和北京shubao2。com商务网站的总裁王俊涛联系上了，这个热心的CEO立即拿出1。3万元，派员工送到阿旦手中，第二天，阿旦得以顺利住进北京解放军304医院血液肿瘤科接受治疗。
3月1日晚上，我登上了从武昌开往北京的K38次列车，准备去帮阿旦一把。至于能帮多大的忙，我心里实在没底。
到北京之后，我先找到血液肿瘤科王留树主任，向他了解阿旦的病情，王主任说，阿旦的病情目前比较严重，如不及时加大剂量化疗，后果会很严峻，目前的化疗和随后的干细胞分离大概需要7…8元，化疗之后，再实施手术切除病灶。天啊，7…8万，一下子到哪里去筹集？
我只好发动起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一边找北京的媒体帮忙呼吁，一边找北京的朋友帮忙募捐，一边连夜写好一篇《爱比死亡更坚强》的文章发在了“灯下文字”论坛。令我大为吃惊的是，这篇小小的网文在短短的数小时内已经超过了5000多人次的点击量，还有数十位网友在文章后面回复，强烈要求版主草儿立即开通“阿旦捐款账号”。第二天一早，草儿就到深圳好几家银行都分别开了账户，这是为了方便全国各地的网友捐款。为了将活动做到万无一失，草儿还定期在版面上公布账户所得捐款明细，做到账务公开，并公开各账户的查询密码，以便接受各位网友核查监督。等捐款达到一定数目后，草儿便统一汇往阿旦在304医院的医疗账户上。令人感动的是，账户公开后不到半天，网友们的捐款便像水流一样从四面八方慢慢地汇集过来，第一天共收到捐款2351元，第二天收到1447。88元，第三天收到2823。20元……
腾讯的管理者对此事也十分支持，第二天，他们不仅在内部员工中募捐，还在极短的时间内，为阿旦做了个漂亮的主页，主题就是“让爱为生命画出奇迹”，这个特殊的爱心捐助活动在互连网世界飞速传递，好几家知名网站纷纷进行友情链接并积极参与。谁说虚拟的网络世界没有真情与爱心存在？爱心绝对可以感动爱心。哪怕我们素不相识，哪怕我们远隔万水千山，哪怕我们身处逆境，但我们与生俱来的善良与爱，会让我们在陌生的时空里成为携手前行的朋友！
我每天负责为阿旦写病房日记，拍照片，贴到网站上，让所有关心阿旦的好心人随时了解她的消息。我每天白天在医院里陪阿旦，晚上就回招待所写日记，发照片，每天要忙到两三点才能睡觉。
在短短的十来天时间里，设立在腾讯“灯下文字”论坛的网上捐款便达到三万多元，有人五十，有人一百，有人两千，还有人捐献出了寓意美好祝愿的6666元……这些，都是素昧平生的网友们捐献的。在乍暖还寒的三月，有一种感动让我泪流满面……
同时，社会上的爱心捐款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北京一位叫赵淑琴的大姐，她在个人捐款1000元后，又四处发动她亲戚朋友、老板客户前来捐款，她一个人就帮阿旦募捐了一万多元；一位建筑公司的老板，派人送来了两万元；一位大学老师送来了两千元；就连一个月收入不到四百元的建筑工人，也派代表送来了散发着汗味的十元、二十元……
这些爱心救命款终于将阿旦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这只是暂时将病情稳定住了，医生说，阿旦这病，治愈的希望太渺茫了……
如今，已经换过几次手机的我与阿旦他们失去了联系，但我依然牵挂着他们，衷心祝愿不幸而又幸运的阿旦——早日康复，一生平安！
2001年，我被知音集团评为优秀员工。因为这一年我的发稿量在二十多名编辑里位居前四名。因此我被晋升为执行编辑，还获得了第二次出国的会——参加《知音》韩国笔会。这一次，杂志社共有两名员工参加，还有一名就是与我同一天应聘的罗志松。这位老大哥与我同一天被录用，在工作上也一直不相上下。
这一次笔会，我有两位作者参加了。也就是说，这一年，这两位作者对我贡献巨大。因为杂志社为了回报作者对《知音》事业的大力支持，规定只要每年在《知音》上发表三篇以上的稿件，就可以参加《知音》海外笔会。后来，笔会越办越远，西欧和北美都去了。
那次韩国之行回来之后，我的暗箭就来了。
至今，我仍无法想通一个问题——为何流言总会流行？为何被流言所伤的人都是在某些方面比较出色的人？也许，就是因为嫉妒？
也许是我的成绩，也许是我的“优秀”，也许是领导对我比较赏识，于是，一些阴暗的、无来由的流言开始在我没有防备、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如瘟疫般滋生。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说我某天中午在办公室打电话，跟作者在电话中打情骂俏要稿子。说得有点隐晦而暧昧的，说是我与某领导关系不错，因而某领导对我比较关照，所以稿子才发得多。
我几乎要气得晕过去！别说我从不会跟作者打情骂俏，即使会，我怎会在办公室里公然打情骂俏？再说打情骂俏还不是我的性格。
而与某领导关系不错，得到关照，天呐——我们稿子是四审制，编辑一审，主任二审，雷总三审，胡总四审。如果如流言所说，我是跟领导关系不错，才能顺利发稿，那我不是得把二审、三审、四审的环节都要搞掂？
无耻得令人恶心！！！
这些诽谤和流言，是在时隔半年或大半年或者更久以后，才传进我的耳中。它来无影，去无踪，摸不到头，抓不到尾，你无法考证，无从查定。只能活生生把一口浊气憋在心里，终日抑郁。
有一天，我读到王安忆的《长恨歌》，里面有段关于“流言”的描写，看得目瞪口呆。王安忆不愧为大作家，把个“流言”的实质描绘得如此淋漓尽致——“流言总是鄙陋的。它有着粗俗的内心，她难免是自甘下贱的。它是阴沟里的水，被人使用过，污染过的。它是理不直气不壮，只能背地里窃窃喳喳的那种。它是没有责任感，不承担后果的，所以它便有些随心所欲，如水漫流。它均是经不起推敲，也没人有心去推敲的。它有些像语言的垃圾……”
是的，它们就是垃圾！
读罢这段文字，我如醍醐灌顶——是的，我何苦去为一堆语言垃圾伤神，何苦去嗅别人口中冒出的臭气呢？他们想嚼就嚼好了，臭的是他们的嘴巴。如果我凑着鼻子去嗅，正中他们的下怀，他们的目的不就是想用臭气薰死我吗？我偏不上这种卑劣而恶心的当！我依然做我的稿子，写我的稿子，发我的稿子，对于臭气我充鼻不闻，对于流言我冲耳不听，活活憋死始作俑者！
渐渐地，流言不轰自散了。我还是我，臭气没薰倒我！倒把冒臭气的人暴露了出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但得知真相的我还是比较吃惊，口中冒出臭气的那个人，还是表面上看起来对我比较友好的人。不过，事过境迁，我已经懒得去与此人辩驳，或去质问什么。好在时间是最好的证明，身正不怕影子斜！
我还是记得我曾说过的那句话——如果狗咬了你一口，是不必去咬狗一口以报复的。狗毕竟是狗，它不讲道理，它的特长就是咬人！如果它不咬人，就不是狗了。一个明智而大度的人，是不必去跟一个满嘴冒臭气、又喜欢咬人的狗计较什么的。因为闲得无聊的狗是求之不得你陪它玩的。
我看过一本书，叫《别跟猪打架》。其中有一句话，十分绝妙——如遇困境，正如蠢猪挡道，是智者，别跟猪打架，逐之即可，能食其肉者更佳。
经受过多的暗箭之后，我多少有些受伤——因为我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没有受过高等学府的熏陶教育，没有沉鱼落雁的容貌，甚至没有一份香气四溢的爱情，一切都平凡得让人沮丧而自卑。
直到那一天，我越过了一座山。山有时不是山，是心障。翻过一座山，你就会看到另一种风景。
那是秋天，在黄山之巅的天都峰。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