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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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著名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上存在着两类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同他们的敌人之间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前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后者能够而且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他为中国作出了一项可行性的决定，即党外人士可以批评党及党员的行为，知识分子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来写作和发表言论。他进而要求这两个阶层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下开始行动。但其结果是，限制了而不是放宽了这些范围，之所以如此，既不是由于毛不守信用（尽管他后来更愿意由他自己承担不守信用的罪名，不愿意承认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不是由于毛的同事们故意从中破坏（尽管他们当中有人曾竭力反对党接受党外批评的做法）。而是由于从5月初党刚一开始正式号召展开批评，不仅党员当中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而且在整个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大批判的浪潮迅猛发展的缘故。
刚开始，批评是温和的。但是，当党的统战部开始在政府部门中的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中召开了几次会议后，这种批评便变得激烈起来。当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开始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时，批评就变得更为激烈了。在北京大学，继承了长期政治运动传统的大学生们建起了“民主广场”和“民主墙”，并很快贴满了大字报。一些新闻记者报道了这些活动，结果，中国其他地方的学生也开始鸣放。一些学生只批评党对个别人（例如作家胡风，他在1955年被指责为反革命）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做法。而另外一些人则指责党的领导层只讲政治原则和问题，认为整风并不能纠正它的恶习，因为这些恶习都是党本身所固有的。许多言论带有一股强烈的反苏倾向。党外人士总的来说大都比较谨慎，然而也有极少数人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党所说的“互相监督”同党员实际上对待党外人士的态度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批评——“鸣放”阶段持续了五周多的时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许多人的行动和言论表明，阶级斗争在中国并没有熄灭，并把“右派分子”说成是“滥用”整风运动，企图把历史推向倒退，是一伙攻击共产党、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在随后的六天内又连续发表了五篇社论。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并在配发的按语中指出，文章的作者对文章逐字进行了审阅并作了一些“订正和增删”。这篇文章包括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六条标准是后加上去的（一千八百多人听过毛在2月份所作的这篇讲话）：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它们是在毛的授意下公开发表的，这意味着一场反击即将开始了。
这场反击在一二天后便开始了，并很快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甚至波及到许多在鸣放期间或许是因为过于谨慎或缺少机会，而并没有发表任何言论的人身上，因为他们的出身可疑。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党以他们在其他时期违犯过党纪国活为甲，也被殃及了。最先落网的是许多小的非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两个人被点名并被指责为反党阴谋的组织者。接着，这场运动便扩大到了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教授和学生身上。到初秋时节，工人、农民和省级党的干部都成了目标。一些组织还分配到了必须完成的名额。在政府机关，给那些预先内定好的受害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迫使他们认罪和收回他们的言论，其中有许多人被检举者说成是立场不稳的人，接下来就是宣判，不过有时也会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后才宣判。对绝大多数人的判决都是异常严厉的，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被无限期地发配到国家偏远地区的国营农场。一些重刑犯都是党员。享誉全国的女作家丁玲，因与党的宣传部中负责文学艺术的副局长发生争吵，便被送到了远在东北的劳改农场；年轻作家王蒙，因为写了一篇有关组织部中的一个党支部的官僚主义和死板僵化的工章，便被发配到了新疆。后来邓提拔他当了文化部长。在后来的二十多年当中，他们都没能回过北京。
百花的齐放和凋谢给国家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消极的。它导致了人才的巨大浪费，以及持续四十多年的新文学艺术时代的结束。它使毛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一种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他对此的反应有两个：断言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决不能依靠他们；断定八大把中国的主要矛盾确定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完全错误的。而代之以主要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意味着，阶级斗争仍然要放在政治议程的首位。
无论是在毛准备发动他的“百花齐放”运动阶段。还是在反“右派”运动期间，邓小平和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一样，表现得非常积极。
在准备阶段，邓在各种各样的讲台上频频发表讲话。他的讲话表明，他是热心支持自由化的，只在“大民主”这个问题上同毛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一次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说，他赞成把大民主——自发的游行示威，甚至罢工——当作晋通群众表达他们希望党改变方法的一个途径。然而，邓则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1957年4月，他在西安向党的积极分子所作的一个报告中说： 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⒁。
多年以后，他坦言，反右运动是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被“严重地扩大化了”⒂。但这是他当时所持的态度吗？目前所有的唯一证据也是间接的。他在1957年9月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全党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把反右斗争说成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即第二个阶段，并预言，这个阶段很快就会结束。他对此的估计是错误的。然而，这至少表明了他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因为在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地区组织任何斗争都需要时间和空间。除此之外，他的报告完全是以毛的一篇文章为依据的，毛在这篇文章中说，“人民”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而对后者不应当采取最严厉的态度。这并不能够挽回他的声誉，但这也许足够使他得到一个公开的评价。注释：①根据1986年春官方导游向作者所作的介绍。
第九章 谋求跃进
1957－1965年
从1956年9月获得升职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整整十年间，邓小平一直是众多事件的核心人物。他所担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党的总书记——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职务，把他置于了这祥一个位置，这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总是精神炮满地投入工作，发现问题，立即解决。他不是一个等待时机来临的人周恩来有时是这样；他也不像陈云那样，在自己的提议遭到批评或拒绝时就撤回。当他通过说服的方法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断定说服不能奏效时，他就会先斩后奏，甚至是斩而不奏。“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除了批评邓小平的政治观点之外中，也严厉批评了他这种办事作风。
作为总书记，邓是共产党的行政长官同时通过党管辖着其他一切国家机构（不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主要是由毛泽东一个人来行使的）。邓运作的机构是书记处。书记处的成员一开始就配备得很强。到1958年5月，它的实力就更强了，当时，除邓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还有三位政治局委员加盟书记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接管了党内外其他一些机构的权力。在“大跃进‘期间，它从政府的最高机构国务院接管了制定和实施经济计划的主要职责，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够组织动员群众运动，而国务院却不能；而且当国家需要采取应急行动以摆脱”大跃进“的不良影响时，它仍沿用了这一权限。后来，当毛越过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而擅自制定各种政策时，书记处作出了许多自己的决定。它接管了通常应该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做的许多工作，因为这些机构只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文件，而且只有在得到毛个人的认可之后才能发布。在彭真强有力的支持下，邓掌握了大部分权限与工作；毛后来批评说邓小平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王国“，并非言过其实。（原文如此。——译注）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政治一直笼罩在大混乱和“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之中，而毛泽东的意图原本是想让中国走上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在毛发动的历次大的运动中，“大跃进”是独一无二的。毛并没有打算让这场运动剥夺任何阶层的社会财产或地位，也没有打算通过这场运动来清党或整党。然而它造成的死亡和带来的灾难却比其他任何一场运动都要惨重。
“大跃进”是继1957年12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而开始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确实得到了顺利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基础得到了发展，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大大提高（并超过了既定目标），每年平均增长近20％。全国铁路网增加了几千英里铁路线。然而，其他方面的发展则令人失望。尤其是农业产量的增长率一直很低（并低于既定目标），只有4％。这影响了轻工业的发展，并使党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以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或者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以保证农村人口的正常生活。其结果是，两者都要加以控制。
1956年春，党的领导人一致决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农轻重的顺序和方法上应当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所不同。毛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表明了这个意见。他提出，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要加重一点；要给省和地方政府以更大的权力，让他们来作投资和其他的经济上的决定；要减少在远离市场和原材料供应的偏远地区建立新工厂。他说，事实证明苏联的发展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他甚至批评了苏联在运用这一模式时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但他并没有说这个模式是错误的，或这个模式中的计划体制存在着根本的错误。然而他在此后的十八个月内却作出决定：中国应该彻底摈弃苏联模式，采用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完全是以对人性的不同看法为依据制定的，并运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利用资源和制定目标。
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毛的情绪发生了某些变化，还是他的性情变了？毛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的冬季前后的行为方式让人们感到，他这时已完全变了，他几乎完全陷于急于求成和浮夸的冲动之中，完全不顾“客观条件”的制约。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既然如此，我们只能指出确实对他产生过影响的几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提前几年完成了1955年以前所有的既定目标和远景规划，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的国有化。在毛看来，这充分证明（而且是再一次证明），一切都能够通过群众运动和勇敢精神得以实现。这也为他要充分利用以前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所束缚着的人民群众的力量的设想打通了一条道路。因而在1955－1956年的冬春，他提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应当加大和加快，不能再按照以往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从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它也产生了一些阻碍发展的因素，引发了通货膨胀以及大规模的混乱和破坏。1956年4月，周恩来向毛提议，应当立即停止这场运动。毛同意了，但对此很不情愿，也很不满；此后，在周恩来的授意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批评了这种急躁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说成是一种“冒进”。这也使毛更加坚定了要证明他比他周围那些怯懦胆小的人更为正确的决心。
另一个因素是，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期间的行为表现。他们的行为已受到了抑制。但毛并不这么看，他断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和他本人是怀有敌意的。这就加重了他（已经相当严重）对他们的偏见。他经过思索以后重又认为，任何一项重大事业的成功应具有三个因素：领导者的激励，彼领导者的悟性和二者在思想上的共识。他开始以一种蛮横的、轻蔑的口气来谈论知识分子，并说，没有知识分子，中国就不能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早在1957年7月，当争鸣时期刚刚结束时，他就宣称：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教教资本主义那一套……工人阶级……就要辞退你。①第三个因素是，苏联在1957年成功地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和发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这使毛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赶上了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大发展的时候了。自相矛盾的是，促使毛同苏联模式决裂的也是苏联的成就，到1957年秋，毛的这一愿望就已经十分强烈了。
“大跃进”的主要口号是“政治挂帅”和“两条腿走路”。
“政治挂帅‘，表达了毛的一个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说非物质的刺激在经济领域同样能产生出在政治运动中那么显著的效果。经济领域的事实证明，他错了。但这个口号能够用来反对那些过于追求物质繁荣的行为。简单地说，如果运用非物质刺激的手段不能实现繁荣的话，那么这种繁荣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再进一步讲，繁荣的成就也许会削弱社会主义的价值，即使在实现繁荣的进程中人们一直呼吁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不能认为物质繁荣就是绝对的好，或者是完全的好。这最终势必导致认为：财富和美德是互不相容的，贫穷才是光荣的。
毛本人从没有赞同过这种观点。但到“文化大革命”后期，这种观点却被一些同他的妻子江青关系密切的激进分子所利用，也许是江青本人要利用它。有关这种观点的一句最著名的名言是：晚点的社会主义火车，也比正点的资本主义火车好。这是邓小平非常痛恨的一种观点。
“两条腿走路”，是指城市的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工业部门和农村的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部门（包括工业和农业）共同发展。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在农村确有大量的未被利用和正在被利用的资源，其中包括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业技术，如果能够合理地利用，一定会发挥这些地区的特长。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对这些资源的利用非常缺乏理性。错误之一是，让农民及其家庭成员在农忙的时候从事非农业性劳动。另一个错误是，创办了一些农民的技术能力所不及的工业项目。两者都令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大跃进”的章程是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由一整套信条和若干决议组成，是1958年1－2月间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上共同商议作出的。该文件统称《工作方法六十条》。它包括许多不同的问题，如毛关于革命性质的新理论、管理国民经济的责任从政府转到了党、资源的分配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各省、采用新的计划方法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有关革命的段落表明了毛己离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甚远，他认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也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反映了他在1956年和1957年的事件中的急躁冒进情绪，正如他所说的：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农业、工业和商业）……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②关于经济计划的段落表明，它已彻底打破了过去的计划。经济发展计划被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制订的两套主要产品生产指标的计划所取代。中央在制订计划时有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一本是期成的计划。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按照这种方法，工厂、矿山和农业合作社最后要完成的生产指标要比中央为它们那个行业制订的全国的生产指标增加了几倍。新的计划试行不久，便带来了种种弊端。在最基层，它驱使当地的干部向工人和农民提出过多的要求，致使他们变得日益疲倦和沮丧。在中层，它助长了浮夸风，干部们所报的产量与实际的完成情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在中央，它使领导层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形成了完全错误的印象。在政治上，新的方法的目的是想加强“领导与群众的联系”。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它却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它在位居中央的毛和他的同事同辛勤劳作在工厂和田间的工人和农民之间制造了几个不学无术、胆小怕事的干部阶层。
“大跃进”在制度上的一个最大的创新是人民公社。1957年到1958年冬，农业生产合作社曾集中起来以便共同为大规模的修建运河、水坝和其他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就起源于此。集中导致了合并；合并导致了新一级行政机构的产生；这一级机构的产生使在此之前一直分散在合作社和地方政府部门之中的职责转到了它的身上。这时，那些在两年半前农业集体化运动期间的积极分子又立即开始行动——到1958年底，99％以上的农户都入了社。
公社一共存在了二十五年。在这段时间内，它们发生了几次实质性的变化。从公社最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