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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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快要到了。考虑到陕北还没有完全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仍不过黄河，留在陕北。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们迁到米脂县的杨家沟。这里的居住环境比以往转战陕北时有明显的改善。在陕北，米脂县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杨家沟是在县城东四十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全村二百七十多户人家中有七十二户地主。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容易保密，窑房又多，便于长时间居住和召开较大的会议。毛泽东住的是三间相通的窑洞，和周恩来在同一个院子里。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比较多，除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王明、谢觉哉、李维汉、赵林、李涛等。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是在十二月召开的，人们习惯地把它称为“十二月会议”。
这个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周恩来、任弼时广泛收集了情况，准备了资料，分别对军事形势、土改情况作了深入的研究。毛泽东用很大精力起草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议开始前，从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先用十八天时间开预备会议，与会者分成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对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正式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发给大家讨论。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达到一个转折点的历史时刻，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响亮地宣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庄严目标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
为了把解放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实现打倒蒋介石的目的，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报告写道：“我们的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打歼灭战，“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十大军事原则中的每一条，都贯穿着打歼灭战的思想。十大军事原则既是人民解放军在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中产生的，也是新的战争形势下的产物。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面对着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将夺取城市与歼敌有生力量相结合，如何使运动战、阵地战相结合，如何使作战和休整相结合，如何使后方补充和取之于敌、取之于当地相结合等。十大军事原则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取得的新经验，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作出明确而完整的论述。它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
由于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新中国的诞生已为期不远，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鲜明地宣布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宣布要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这里所说的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只提到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一，这种垄断资本是在近二十年时间内加速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人们对它又有个认识过程。毛泽东在下一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讲到过：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区别，当时还没有在我们脑子里明朗。这个问题到十二月会议时已经明朗了。第二，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战争初期，尽管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但在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前，也不宜把没收官僚资本列入革命纲领。到十二月会议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没收官僚资本，是一项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大政策。这个官僚资本已集中价值达一百亿至二百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把它收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便使国家经济在新中国经济构成中成为领导的成分，能够有力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方向发展。
对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在这个报告里也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写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报告把这些归结起来，写道：“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⒅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文件，反复思考，修改了好几遍。“当把原稿交秘书抄写时，还书面提出五条要求：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字；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字。”⒆十二月会议的正式会议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举行的，会期四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十二月会议在二十五日开幕。毛泽东在第一天上午讲话。他先从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对当前形势的特点作出明确的判断。他说：“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他分析道：这个问题在长时期内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比较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他说：过去我们把它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形到了今年已经很严重。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根本上是我们有土地改革，蒋介石没有，而且我们主力又打出去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已走上轨道。他归结起来说：战争期间，高潮主要表现在为战争的胜利。革命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但战争仍是长期的。
接着，他着重谈了统一战线问题。他说：统一战线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时期，我们本来不孤立，但因为政策右了，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脱离了群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政策上的“左”，结果孤立了自己，当然我们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抗战时期，我们对蒋介石实行又团结又斗争，坚决同他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但又停止了没收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等政策，因此孤立了蒋介石。所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既要反右，又要反“左”，才能划清界限，避免自己的孤立和失败。毛泽东还详细地列举了在对待美蒋、对待中间派、对待土改和整党工作等方面怎样做到既反“左”又反右。
最后，他又谈了国际形势中的若干问题。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泽东曾就这个问题起草过一份文件，当时只在中央很少人中传阅。这次会上，把这个文件印发给与会人员。毛泽东还作了说明。他说：关于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提法。一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应该是第二种提法，而不是第一种提法。妥协也不是在一切国际问题上妥协，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会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国内问题的处理。“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⒇十二月二十八日会议闭幕。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他说：这次会议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个会，是在时局开展中召开的。我们同蒋介石之间的力量对比问题在今年发“二一指示”时还没有解决，到现在这个问题才解决，不但领导者，群众也看出来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打倒封建制度，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三个敌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经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都是好的，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上发生了偏向，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个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毛泽东还说：我在日本投降以后长时期内没有写过文章，因为兢兢业业，对形势只能作估计而不能作结论。现在国内国际的形势都很明朗了，我们的战争胜利了，蒋介石孤立了，土改整党都上了轨道。因此我们这次会比今年七月小河村开的会有很大不同。
毛泽东在结论中着重地强调：“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篇文章（引者注：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可以估计为在打倒蒋介石时期起纲领性作用的。”（21）
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最可贵的就是能在关键性的时刻，及时抓住并解决关键性的问题，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当历史悄悄地发展到一个转折关头时，一般人即便模糊地有一些感觉，往往仍局限于自己原有的看法，很难立刻敏锐地察觉这个转折时刻已经来临，更难立刻认识到伴随这种新局面而来的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而毛泽东却能比一般人更早地、毫不含糊地看清楚这一切，并且在深思熟虑后立刻提纲挈领地提出在这种新局面下应该采取的方针和政策。经过他对情况的周密分析和明确论断，使人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这确是他的过人之处。
十二月会议后，战争形势继续以最快的速度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全国各个战场上，除中原战场处于胶着状态外，其他战场的国民党军都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从一九四七年冬季开始，人民解放军又先后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是解放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成效最高的整军运动，对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素质和战斗力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为了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更好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党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这些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他向县区乡村干部及农民进行调查研究，仔细审阅下面送来的报告。他经常同周恩来、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就政策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若干问题和意见请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意见，还十分注意阅读新华社汇集的国内外新闻报道、评论以及《晋绥日报》登载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础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有关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指示，为新华社撰写评论和文章，在许多场合作讲演，还组织其他人撰写文章、社论、报道，经他审改后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这半年时间内，这种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十五篇。
为什么毛泽东在这时要集中精力来研究政策问题？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是革命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关键，也因为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不少工作中出现“左”的错误倾向，使他更感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得更透彻：这次战争，胜利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理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22）
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毛泽东说出了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23）
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自己要懂得和执行党的政策，而且“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24）他指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但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
为什么各地在规定和执行政策上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呢？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个电报中详细地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四类原因：第一，“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第二，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自我批评道：“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此种责任。”第三，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
![两岸惊涛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作者:[中]尹家民封面](http://www.biku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