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郯武师-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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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局长，俺没浮夸，没胡说八道，俺高宗藩不会搞那一套的。”高宗藩大声说，“我以自己的人格和党籍做保证，俺这个腌菜厂是管你检查的，请你明天就带人来吧。”
“真的就好，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我也不打算去。”凌云杰放下电话筒往靠背椅上一坐，长长地舒了口气：“高宗藩的确不凡，咱郯城商业系统能多有几个高宗藩这样的人，我老凌就省心多了！”在高宗藩的带领下，供销社的生意越做越活，财路越来越宽，前来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正当高宗藩春风得意之时，一纸调令让他离开供销社。
注①：洋柿子：即西红柿。
注②：洋针、洋火：旧称缝针为洋针，称火柴为洋火。
第五节
一九六○年冬。
这一年冬天奇冷。西柏利亚的冷风肆虐着东半球，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也冷到了冰点。赫鲁哓夫以老子党自居，想对中国发号施令，毛泽东横眉冷对素不买账。赫鲁晓夫说，你毛泽东不听我的话，不跟着我的指挥棒转，我赫鲁晓夫就不支持你、就卡你、就逼你还账；毛泽东说，中华民族不畏强权霸道，炎黄子孙不屑嗟来之食！我毛泽东宁愿冻死、饿死，也不会丧失民族气节、国家主权。
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桀骜不训，恼羞成怒。于是一变“老大哥”的面孔，反目为仇，咬牙切齿地对付中国。这也难怪，他连一贯尊之若父的斯大林都能在红场上将其遗体焚骨扬灰，这“中苏友好”、“社会主义阵营”之类的名头，在他的眼里还能算个啥？更何况连珠炮似的《九评苏共中央》的文章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由《人民日报》刊登，全国、全世界数以百计、千计、万计的电台、报刊转播转刊，弄得赫鲁晓夫及其整个领导集团如坐针毡。他们在舆论上失败了，就在经济上变本加厉地制裁中国。
赫鲁晓夫集团撕毁了与中苏友好合作的协议，撤走了支援中国建设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不过，这些都难不倒聪明勇敢的中国人民，我们自己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照样能完成许多高科技产品的研制和许多大型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他们又逼中国还债，过去支援的科技资料、物资要折价偿还，连共同援助朝鲜战争中，苏方提供的武器装备和军需都要由中国来偿还。为了抗击美国的霸权主义，支援邻邦的正义斗争，中华民族成千上万的英雄儿女把殷殷热血和耿耿忠魂留在了朝鲜的三千里江山上了。赫鲁晓夫一伙隔岸观火，却要加倍地收回那点“军火费”，向有礼义之邦之称的中国认了。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站起来不久的共和国没有钱，就用猪肉、鸡蛋、苹果等副食品抵债。老毛子们很苛刻，猪肉肥了不要，瘦了不要，专要那不肥不瘦的五花肉；鸡蛋一定要新鲜的；检查苹果是用铁圈圈一个一个地套，大一点、小一点的都算是次品要退货。据说曾有一列车生猪肉发过去，他们硬说不合格，送货人员请示到国务院，我们铁骨铮铮的周恩来总理指示：当场销毁！虽然当时国内猪肉供应极为紧张，但全国人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十分振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人民勒紧了裤腰带，挺直了脊梁骨。而面临和平演变的苏联“老大哥”们，靠勒索中国的猪肉已供不应求，竟向中国政府提出，连头蹄下水也求之不得了。
就在这种环境下，高宗藩被调到郯城县食品公司任经理——那是一个千钧重担呀。
一个寒冷的早晨，高宗藩兴致勃勃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常言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郯城食品公司的职工们翘首以待，要看看高宗藩能烧什么火。
高宗藩实际上没有烧什么三把火，只是做了几件实事。而这几件事的的确确让公司的职工们肃然起敬。
第一件事：带头扛盐包。
郯城县食品公司是个大单位，房子不少。但是由于长期管理不善，屋里的东西堆放得很乱。高宗藩认为，一个单位的企业形象很重要。这些屋里堆成这个样子，别说在里面工作，让人看了心里就不舒服。他决定动员大家把它整理一下。尤其是有好几间屋子里都稀稀拉拉地散放着盐包，白占了许多地方，集中归拢到一间屋里就整洁多了。几个副经理说：“这些盐包每包都有一二百斤重，找几个小工来一会儿就干完了，无非是花俩钱呗。”因为以前像这类活都是找临时工干的。
可是高宗藩不同意，他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作为国营企业的干部，我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在群众中做好带头作用，千万不能大手大脚浪费国家的钱。”说着走到盐包前，伸手抓住一包，掂了掂又说：“我试着也就是百把二百斤重，咱能扛得动的就扛，能抱得动的就抱，实在扛不动、抱不动的两人抬一包总是可以的吧？来，咱说干就干，愚公连山都能移，咱还能让几包咸盐吓倒了？”
高宗藩说完把盐包往肩上一送，扛起就走。在场的人看一把手带头扛盐包，的确有点稀罕，当头的都是指挥别人惯了，那有自己干的，这个经理不凡。既然当头的都干起来了，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干！五尺汉子还能累掉蛋了？”谁这么说了一句。
一个小伙子扛了三包盐后在回头的路上遇到高宗藩就问：“高经理，你刚才说的那个要移山的愚公，他是哪个庄上的？”
“哈哈，哈哈，”高宗藩笑了。他为小伙子连愚公移山的故事都不知道而发笑，可笑了两声就笑不出来了，…个青年职工连毛主席著作中的这样一个名篇都没读过，可见以往这个单位的政治学习情况如何了。他胸有成竹地说：“咱明天开会时再细聊吧！”
就这样，高宗藩和大家说说讲讲，不知不觉地把三四百包盐都齐刷刷地码在了一间大屋里。一个上午的忙碌，几间屋子都打扫出来了，高宗潘认为，这次他们扛的不是几包盐、扫的几间屋，而是除去了大家头脑中的一些尘垢。
第二件事：赈灾骨头汤。
常言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高宗藩原来在供销社工作，当然不接触老百姓吃肉的问题。自打当了郯城县食品公司经理，在了这个位，全县人民吃肉和国家征购、猪肉出口等一系列问题的这个“政”，他少不得要谋一谋了。
一九五八年“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活”那阵共产风刮得人们晕头转向，连中国是个农业国的国情和粮食是宝中之宝这条古训都忘到九霄云外了。全国上下齐动员“以钢为纲”，忙于大炼钢铁超英赶美，许多地方的庄稼无人过问，成熟了的粮食无人收割，白白烂在地里。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风调雨顺的年成却落了个丰产不丰收。不料接下来就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全国各地农业普遍欠收，粮食极为紧张。此时克里姆林宫的老毛子们又视中国为政敌，恨之入骨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们落井下石，加紧逼债。这天灾人祸两重浓雾汇作一团乌云笼罩着神州大地。
俗话说“一顿不饱十顿饥”。尤其在严重缺油水的情况下，人的腹肠特别大。计划供应的那点粮油副食根本不够吃，六亿中国人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饥荒”。
但是这一代中国人没有气馁，无艾无怨，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他们紧紧拥抱着祖国共度难关。
城里的人在严重缺粮的情况下，便吃山芋、胡萝卜，青黄不接时甚至以树皮、草根充饥。许多人家在大锅里煮着山芋、胡萝卜，甚至山芋干、山芋梗、山芋叶、榆树叶等，而把计划粮里摊的那一点点精贵的白米用纱布包起来放在锅里一起煮，留给年迈的老人、残弱的病人和年幼的儿童。其他人只能吸点儿味儿。青壮年偶尔有吃上几口的机会，必是将去大田或河工上干那些只有整劳力才能干得了的重活。这其间，一家人还得推来让去，往往是进了老人和孩子的肚皮。给老人，是因为中国人历来就有敬老的美德；给孩子，是因为大家都在遵循一条古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们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困难定会过去，中华民族总有出头的一天。
农村的情况就更苦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计划供应物资。长年难见荤腥，甚至连素油都没有。许多地方的群众用蓖麻籽榨油炒菜，吃了滑肠子久泄不止；有的饿急了吞食“观音土”腹胀而亡。幸存的人虽是占大多数，可是浑身浮肿、精神萎靡是普遍现象。
高宗藩就是在国家这个极度困难时期调到郯城县食品公司工作的。这一天，他到各门市检查工作，发现那些地方都多多少少零零星星地放着一些剔净了肉的猪骨头、牛骨头。他心里就盘算：好肉都调拨走了，次一些的都卖了，连那些剔骨肉都供应给机关食堂了，这些骨头轮到我来派用场了吧！
当晚的公司支委会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建议各门市把这些鲜骨头集中起来，逢集时在集市上支几口大锅，熬骨头汤给进城赶集的农民们喝。
支委们大多数同意他的意见，认为这是做了一件好事，但也有人提出异议。当然，这异议并非是恶意的反对，相反是向着高宗藩的，怕他上任伊始就弄个错误在身上。人家是这样说的：第一、肉骨头。是公家的，随便拿去烧汤给群众白喝不要钱，以前没有先例，是要担责任的；第二、这类救济性质的事，应由民政部门来做。食品公司出面做了，是不是越俎代庖？是不是出风头？是不是抵了别人的“相眼”？总之是耽心到头来会不会弄成“老公公驮儿媳妇，吃力不讨好”。
高宗藩耐心地说：剔净了肉的骨头，不在调拨和计划供应之内，要是有责任，由他来担。郯城县食品公司是国营企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群众办点好事，功劳会记在共产党名下，作为党的干部、职工为党争光，为密切党群关系，不需要讨谁的好。
最后一锤定音，把这件事定下来了。大家把铁锅、大碗、水桶、煤炭的准备工作布置停当才散会，因为后天郯城就逢大集。
逢集的日子到了。说是大集，其实并不热闹。无论是什么庙会呀，还是逢大集呀，群众手里没钱，买的没有卖的多，集上就显得冷冷清清。快到十点半了，也就是当地人称东南晌了，集上的人还是稀稀朗朗的，直到正晌午才上有几百号人，看来这个集也就这样了。由于粮油是控制物资，街上连卖吃食的都没有。何况就是有，群众也没钱和粮票。所以远路赶集的人，都是怀里揣着两块山芋干煎饼或窝窝头来的。正在大家想找个地方讨口水吃点干粮时，几个路口同时有人喊起来：“骨头汤，不要钱，都来喝啊！”
起初大家认为是有人寻开心或者是神经病人瞎吆喝，后来看着热气腾腾的大铁锅里果然煮着骨头，还飘着厚厚一层油花，那扑鼻的香味像磁石一样把人都吸引住了，再也迈不动步子。
“你刚才说白喝不要钱？”有人前来打听。
“不要钱，谁愿喝谁喝。”
“真的？”
“真的！”有几个小伙子呼地一下子围了上来，但仍没人动手盛汤喝。这样的好事来得太突然了，他们不敢相信，就向一位老者投去征询的目光。
老人颤巍巍地分开众人走上前指着汤锅说：“按说早年间遇上荒年也有过大财主行善施粥的事，咱郯城颜家就搭过粥棚。可凭他那么大的家业也只是施粥，如今这位施骨头汤得是多大的来头啊，你不把这位大善人的大名报出来，谁敢乱喝？”
正巧此时高宗藩就在这口汤锅前，他忙迎上前去扶住老人说：“老人家，你尽管放心地喝，大家也来喝吧，这是共产党派俺给熬的骨头汤，毛主席知道大家这几年太苦啦！”
于是大家一拥而上，各自拿碗盛汤泡干粮吃起来。那位老人边喝边流着泪说：“共产党打败了小日本，赶走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咱们，现如今看俺遇上了灾荒，又派人来搭救俺，咱可不能忘了这份大恩大德啊！”
接着各处的汤锅都挤满了喝汤的群众，有几个喝过汤的青年大声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一年每次逢集郯城县食品公司就在各路口要道上设放汤锅，熬了多少锅汤谁也记不清，有多少人喝过谁也说不准。但人们都能记得高宗藩带领着全公司职工们为群众做下的这件好事，让群众永远记住共产党的恩情。
第三件事：雪里送肉。
过了腊月二十四，一场鹅毛般的大雪竟纷纷扬扬地飘个不停。这是一场罕见的大雪，田野、村庄、道路、河流，全部罩上了厚厚的银装。这场雪一直下到腊月二十八才停下来，大地到处白茫茫一片，连个路眼都难寻。二十七八乱打乱抓，再穷的人家也得办点年货呀！大人还好说，孩子们眼巴巴地盼了一年，少油无盐地干靠了一年，不给打打牙祭，做父母的心里怎能安？萝卜、白菜各家的窖里都存下了一些；白面，也都按计划供应从粮管所买来几斤，包顿饺子也够凑乎的，只是猪肉问题就难解决了。初一的饺子可以用素馅，图个一年到头素素静静。三十晚年夜饭的桌上连碗肉都没有，孩子们不哼哼叽叽的才怪呢！各家各户着急，各村的村干部们更着急。上级一再强调要求在春节期间搞好拥军优属工作，一定要照顾好五保户老人，慰问品中怎么能缺了肉呢？可是这铺天盖地的大雪中，食品站到哪儿去弄肉？特别是一些边远村庄的人们，只好望着茫茫大地摇头叹气了。
他们又哪里知道，还有比他们更急的人，那就是郯城县食品公司经理高宗藩。实际上过了腊八食品公司就忙得不可开交了。上级调拨的任务不能拖延，全县春节供应还得保障，这就够操心的了。本来腊月二十之前就把猪调配好，准备二十六开宰，三天时间分别送到各食品站，群众就可买到肉了。哪知天公如此不作美，…下起雪来就没完没了。高宗藩一见情况不妙，就动员大家不要等住雪，提前动手往下送。广大农民群众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过节吃不上肉，还要我们食品公司干什么？
于是一切行动都提前了，二十三号就开宰，腊月二十四也没休息，边宰猪边在城区供应，二十六就开始往农村送。因为那时雪还没停，根本就找不道路，无法用板车拉。高宗藩就和几个副经理带着公司里的职工们每人扛着百十斤猪肉分头往各村送，高宗藩当然是拣最边远的村子去了。每到一村，群众看到他们踏着雪、淌着水走来，泥浆冰碴和血水糊满一身，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
郯城食品公司的职工算是真的服倒高宗藩了，在他的领导下，上下一心，公司搞得红红火火，生猪出口任务年年超额完成，成了郯城县首屈一指的先进单位。高宗藩上任的第一年，年终评比时，全县商业七个先进单位，食品公司占了五个：四个食品站，一个公司总部。
正当高宗藩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之时，一场惊天动地的“红色风暴”跃出中南海的红墙席卷神州大地。新中国将经受一场骇人听闻的磨难，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它是从批“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开始的，渐渐地斗争的焦点集中到“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对于那些头上有点“火亮”的人来说，这不啻于是一场炼狱。高宗藩头上的“火亮”虽不算大，可这食品公司经理毕竟也在“带长字”之列，文革的“炼狱”，他是非入不行的。只是这个共产党里芝麻粒大小的“官”，能不能走出这座“炼狱”呢？
第六节
“打倒走资派高宗藩！”
“把反革命分子高宗藩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彻底砸烂食品公司阶级斗争盖子！”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夜之间，铺天盖地的标语、大字报贴满了郯城县食品公司和高宗藩家里所有能利用的墙面。而且标语、大字报上凡是“高宗藩”三个字都被打上了红叉叉。
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郯城县食品公司是个大红大紫的单位，高宗藩是全县先进工作者榜上有名的人物，怎么可以在他的名字上画红叉叉？这样的好人也要押赴市曹“开刀问斩”？上了年纪的人想不通，都说“乱了，乱了，整个乱套了。”年轻人却高唱着：“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接下来就扯着嗓子声嘶力竭地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再到后来就分不清喊些什么了，只听一迭连声地“打倒，打倒”、“砸烂，砸烂”，别的内容就无关宏旨了。
在源于中南海的文革风暴席卷之下，整个中国大陆成了一片红海洋，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葬身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自诩“捍卫革命路线”的造反派如一支异军突起，煽风点火、扎根串连，大有要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闹个天翻地覆之势。他们上面寻根子，下面瞄靶子，要在大大小小的单位都找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理人来。所以凡是单位的领导、学术上的权威都成了他们怀疑、打倒的对象，都得受到冲击。一时之间，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
高宗藩既然是一个公司经理，手中掌握一部分权，理所当然就在“靠边站”之列。至于你官大官小，那是不管你的。造反派的理论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越是资格老的干部，受黑线流毒越深。解放十七年来他们都是走的资本主义路线，必须触及灵魂，让他们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所以戴高帽子、游街成了当权派的必修课目，打倒、靠边、亮相、解放、结合、站起来，是干部们在这段时期中政治生活的必由之路。
文革之初，郯城县食品公司基本上是风平浪静的。社会上的“造反”之风对公司虽有波及，但无非是转抄几张大字报、向领导班子提点意见之类的小动作，尤其对高宗藩没人去触动他。因为他在公司一直威信很高，人缘也好。以他为首的几个领导班子成员也都是本本分分，干工作没走过大扯子的人，所以社会上有个造反派组织曾来了两个人，说郯城食品公司是“老保窝”、是革命的铁扫帚没扫到的角落，是一潭死水，再不起来造反必将成为全县文革运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