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女卷-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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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人呢?多少妙龄佳丽全自愿或不自愿地系在一个荒淫君王身上,又有几人能得到真情的回报?宫中女子的感情悲剧,一千多年来就这样不断地上演着。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又一个春天到来,侯巧文再一次酝酿她的希望之梦,盼望新的际遇能同新春一同到来,于是打起精神梳洗妆扮、刚收拾完毕,忽然隔窗瞥见腊梅迎着春雪绽开了花蕾,心中一动,吟出“春梅”词一阕:砌雪无消日,卷审时自颦;
庭梅对我有怜处,先露枝头一点春。
香消寒艳好,谁识是天真;玉梅谢后阳和至,散与群芳自在春。
侯巧文被选入隋宫西苑已经五年了,不但未蒙隋炀帝宠幸,甚至连炀帝的影子也难得见到。春花秋月,时光飞逝,闲愁恼人,无法排遣,看到许多描写闺怨的诗句,深有刻骨铭心的同感,不禁自言自语慢吟道:“妆成自多惜,梦好却成悲;不及杨花意。春来到处飞。”事实上的确如此,与其在寂寞深宫中苦捱凄清的岁月,不如象杨花、象村姑民女那样自在生活呢。女性是需要爱情滋润的,一个候才人这样的有着锦绣才情,又极富柔情的青春女子,生活中没有爱情的抚慰,就象鲜花没有雨露的滋润一般。在这种孤苦无奈的生活中,侯巧文的心渐渐枯萎了,甚至失去了生活下去的毅力和信心。
容颜姣好原本是女子的一种资本,而侯巧文的美貌不但没为她带来幸福,反而把她带入宫中,禁锢在一个没有爱的小天地中,她不由得自叹“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在宫中找不到幸福,又再不能返回宫外的自由天地,没有爱情、没有亲情、没有自由、没有希望,这种情形,她一个弱女子除归究于命薄之外,又还能有什么主张呢?绝望之中她只有选择死,死则一了百了。于是挥笔和泪写下了她最后的两首诗:其一:
悬帛朱梁上,肝肠如沸汤;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
秘洞房仙卉,雕窗锁玉人;毛君真可戮,不及写昭君。
侯巧文与王昭君命运有相似之处,她慕昭君之气节不肯屈服于选妃官宦,始终遭受冷落;王昭君不讨好画师毛延寿,久不被君识,但命运给了她一次机会,她毅然抛弃了安适的宫中生活,选择了出塞和亲的路,用苍凉的大漠和悲亢的琵琶,奏写了自己壮丽的下半生。而侯巧文连这种机会都不曾有,她只有用自己的双手把自己送上茫茫冥路。如果说王昭君的一生是可歌可泣的,那么侯巧文的一生就只能是可悲可泣的了。
临死前,侯巧文有计划地把平时寄兴感怀的诗句抄录在金彩笺上,装入锦囊系在罗襦襟上;用三尺白绫往挹翠亭横梁一搭,就这样结束了她短暂而幽怨的一生。
这是一个凉风萧瑟的秋日,当时隋炀帝正与一群穿红着绿的嫔妃在十六院玩着“剪彩为花”的游戏,试图留住大自然的春天,却不料一位含苞欲放的花蕾般的女子,正为了他而在这时悄然结束了生命的春天。侯巧文自缢的消息传到十六院,自恃是雨露普施的多情角色隋炀帝,蓦然听到一个才人因幽怨而香消玉殒,不免泛起一丝黯然的情绪。读到她留下来的诗句,刹那间引起了震撼,心想:宫中竟有如此才情的人儿,更有如此的幽怨情怀,自己竟然没有及时发现。随即吩咐内侍移驾挹翠亭探视候才人的遗容,侯才人虽然已经气绝身亡,尚且颦眉含愁,两腮犹如桃花带露,隋炀帝不禁顿足道:“已死颜色,尚且美艳如花,可痛!可惜!咫尺之间,为何如此无缘。”为此,他处死了负责挑选美女的许廷铺;接着,追赠侯巧文为四品夫人,位与十六院嫔妃并列,并下诏以夫人之礼予以厚葬;且破例亲自为生前未曾谋面的侯夫人撰写祭文,洋洋洒洒的展露自己的惜香怜玉之情,祭文中有这样的句子:长门五载,冷月寒烟;妃不遇朕,谁将妃怜?妃不遇朕,晨夜孤眠;朕不遇妃,遗恨九泉;朕伤死后,妃若生前。
然而,这些诰封,这些厚葬,这些祭文,对已经长眠不醒的侯巧文又有多少意义呢?隋炀帝的感叹中,又有几分是对侯巧文真正的哀念呢?更多恐怕还是为自己不能发现和消受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而后悔吧。他未必不知道,他的宫中还有多少女子正在走着与侯巧文同样悲寂的路,他又愿意为她们的悲欢考虑多少呢?
长孙皇后贤淑佐太宗
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长孙皇后是隋朝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母亲高氏之父高敬德曾任扬州刺史;长孙皇后生长在官宦世家,自幼接受了一整套正统的教育,形成了知书达礼、贤淑温柔、正直善良的品性。在她年幼时,一位卜卦先生为她测生辰八字时就说她“坤载万物,德合无疆,履中居顺,贵不可言。”
长孙氏十三岁时便嫁给了当时太原留守李渊的次子、年方十七岁的李世民为妻,她年龄虽小,但已能尽行妇道,悉心事奉公婆,相夫教子,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小媳妇,深得丈夫和公婆的欢心。
李世民少年有为,文武双全,十八岁时就单枪匹马突入敌人阵营之中,救出身陷重围的父亲;二十岁时便有王者之风,能折节下士,疏财广招天下豪杰;二十一岁随父亲李渊在太原起兵,亲率大军攻下隋都长安,使李渊登上天子宝座,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之主——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封李世民为秦王,负责节制关东兵马,数年之内,李世民就挥兵扫平了中原一带的割据势力,完成了大唐统一大业;唐高祖因之加封他为天策上将,位置在其他诸王公之上。在李世民征战南北期间,长孙王妃紧紧追随着丈夫四处奔波,为他照料生活起居,使李世民在繁忙的战事之余能得到一种清泉般温柔的抚慰,从而使他在作战中更加精神抖数,所向无敌。
李世民被封天策上将后,便享有特殊的权力,能够自设一套官署,伊然一个小朝廷的架式,当时归于他麾下为他效劳的,武将有李世劾、程咬金、秦叔宝、翟长孙、秦武通、尉迟恭等能征善战的骠勇大将;文臣则有杜如海、房玄龄、虞世南、诸葛亮、姚士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清明、孔颖达、盖文远、许敬宗等“十八学士”,真可谓贤臣如云,势力盖天。李世民拥有这样通人的局面,自然令当时贪酒好色的无能太子李建成不安,出于猜疑和嫉妒之心,他联合三弟李元吉企图谋害同胞兄弟李世民;阴谋却被李世民手下的谋士察觉,迫于无奈,在大舅子长孙无忌和谋臣房玄龄的力劝下,李世民终于痛下决心,在玄武门除掉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久,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事实上,唐太祖李渊心中最赏识的也是他这个二儿子。对于这种骨肉相残的惨剧,长孙王妃原本是极力反对的,但面对残酷的政治斗争,她一个女子又能怎么样呢?她只好勉力地理解丈夫。
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李渊因年事已高而禅位给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成了唐太宗。水涨船高,长孙王妃也随即立为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应验了卜卦先生说她“坤载万物”的预言。作了至高无上的皇后,长孙氏并不因之而骄矜自傲,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节他的生活起居,象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着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当初隋文帝的独孤皇后虽然也曾把后宫治理得井然有序,但她靠的是专制的政策和手腕;而长孙皇后只凭着自己的端庄品性,就无言地影响和感化了整个后宫的气氛,使唐太宗不受后宫是非的干扰,能专心致志料理军国大事,难怪唐太宗对她十分敬服呢!虽然长孙皇后出身显贵之家,如今又富拥天下,但她却一直遵奉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求豪奢华美,饮食宴庆也从不铺张,因而也带动了后宫之中的朴实风尚,恰好为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政策的施行作出了榜样。
因为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直有道,唐太宗也就对她十分器重,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它妾就不了解了。”她提出的是原则,而不愿用细枝末节的建议来束缚皇夫,她十分相信李世民手下那批谋臣贤士的能力。
李世民牢牢地记住了贤妻的“居安思危‘与”任贤纳谏“这两句话。当时天下已基本太平,很多武将渐渐开始疏于练武,唐太宗就时常在公务之暇,招集武官们演习射技,名为消遣,实际上是督促武官勤练武艺,并以演习成绩作为他们升迁及奖赏的重要参考。按历朝朝规,一般是除了皇宫守卫及个别功臣外其他人员不许带兵器上朝,以保证皇帝的安全,因此有人提醒唐太宗:”众人张弓挟箭在陛下座侧,万一有谁图谋不轨,伤害陛下,岂不是社稷之大难!“李世民却说:”朕以赤心待人,何必怀疑自己左右的人。“他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的作风,深得手下文武诸臣的拥护,由此属下人人自励,不敢疏怠,就是在太平安定的时期也不放松警惕,国家长期兵精马壮,丝毫不怕有外来的侵犯。
关于任贤纳谏一事,唐太宗深受其益,因而也执行得尤为到家,他常对左右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容貌,必须借助于明镜;君王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直言的谏臣。”他手下的谏议大夫魏征就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耿介之士。魏征常对唐太宗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和政策,直接了当地当面指出,并力劝他改正,唐太宗对他颇为敬畏,常称他是“忠谏之臣。”但有时在一些小事上魏征也不放过,让唐太宗常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一次,唐大宗兴致突发,带了一大群护卫近臣,要表郊外狩猎。正待出宫门时,迎面遇上了魏征,魏征问明了情况,当即对唐太宗进言道:“眼下时值仲春,万物萌生,禽兽哺幼,不宜狩猎,还请陛下返宫。”唐太宗当时兴趣正浓,心想:“我一个富拥天下的堂堂天子,好不容易抽时间出去消遣一次,就是打些哺幼的禽兽又怎么样呢?”于是请魏征让到一旁,自己仍坚持这一次出游。魏征却不肯妥协,站在路中坚决拦住唐太宗的去路,唐太宗怒不可遏,下马气冲冲地返回宫中,左右的人见了都替魏征捏一把汗。
唐太宗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犹自义愤填膺地说:“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柔声问明了原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她这一举措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不知她葫芦里埋的什么药,因而吃惊地问:“何事如此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征直,由此可见陛下明,妾故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在理,于是满天阴云随之而消,魏征也就得以保住了他的地位和性命。由此可见,长孙皇后不但气度宽宏,而且还有过人的机智。
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自幼便被立为太子,由他的乳母遂安夫人总管太子东宫的日常用度。当时宫中实行节俭开支的制度,太子宫中也不例外,费用十分紧凑。遂安夫人时常在长孙皇后面前滴咕,说什么“太子贵为未来君王,理应受天下之供养,然而现在用度捉襟见肘,一应器物都很寒他。”因而屡次要求增加费用。但长孙皇后并不因为是自己的爱子就网开一面,她说:“身为储君,来日方长,所患者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她的公正与明智,深得宫中各类人物的敬佩,谁都愿意听从她的安排。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文武双全,早年即与李世民是至交,并辅佐李世民赢取天下,立下了卓卓功勋,本应位居高官,但因为他的皇后妹妹,反而处处避嫌,以免给别人留下话柄。唐太宗原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既然已托身皇宫,位极至尊,实在不愿意兄弟再布列朝廷,以成一家之象,汉代吕后之行可作前车之鉴。万望圣明,不要以妾兄为宰相!”唐太宗不想听从,他觉得让长孙无忌任宰相凭的是他的功勋与才干,完全可以“任人不避亲疏,唯才是用”。而长孙无忌也很顾忌妹妹的关系。不愿意位极人臣。万不得已,唐太宗只好让他作开府仪同三司,位置清高而不实际掌管政事,长孙无忌仍要推辞,理由是“臣为外戚,任臣为高官,恐天下人说陛下为私。”唐太宗正色道:“朕为官择人。唯才是用,如果无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例子;如果有才,虽仇不避,魏征是例子。今日之举,并非私亲也。”长孙无忌这才答应下来,这兄妹两人都是那种清廉无私的高洁之人。
长乐公主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掌上明珠;从小养尊处优,是一个娇贵的金技玉叶。将出嫁时,她向父母撒娇提出,所配嫁妆要比永嘉公主加倍。永嘉公主是唐太宗的姐姐,正逢唐初百业待兴之际出嫁,嫁妆因而比较简朴;长乐公主出嫁时已值贞观盛世,国力强盛,要求增添些嫁妆本不过份。但魏征听说了此事,上朝时谏道:“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长幼有序。规制有定,还望陛下不要授人话柄!”唐太宗本来对这番话不以为然。时代不同,情况有变,未必就非要死守陈规。回宫后,唐太宗随口把魏征的话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却对此十分重视,她称赞道:“常闻陛下礼重魏征,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言,实乃引礼义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情深意重,仍恐陛下高位,每言必先察陛下颜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征以人臣之疏远,能抗言如此,实为难得,陛下不可不从啊。”于是,在长孙皇后的操持下,长乐公主带着不甚丰厚的嫁妆出嫁了。
长孙皇后不仅是口头上称赞魏征,而且还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魏征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说到底,这中间实际上还有长孙皇后的一份功劳呢!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随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回来路上受了风寒,又引动了旧日痼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承乾请求以大赦囚徒并将他们送入道观来为母后祈福祛疾,群臣感念皇后盛德都随声附和,就连耿直的魏征也没有提出异议;但长孙皇后自己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她深明大义,终生不为自己而影响国事,众人听了都感动得落下了眼泪。唐太宗也只好依照她的意思而作罢。
长孙皇后的病拖了两年时间,终于在贞观十年盛暑中崩逝于立政殿,享年仅三十六岁。弥留之际尚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
唐太宗并没有完全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他下令建筑了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
长孙皇后以她的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心顺圣皇后。”
齐王妃与李世民的孽缘
齐王妃是齐王李元吉的妻子杨珪媚,她原本是长安市内一个红得发紫的歌舞妓,容貌妩媚,性情妖娆,又通晓诗文,能歌擅舞,曾令长安无数公子哥儿追逐倾倒,最终嫁给了李元吉,成了齐王妃。
唐高祖李渊有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和三子李元吉,这三兄弟中最有才能的要算李世民。当初李渊任太原留守时,李世民就深观远察,立下建业之心,不但自己文武双备,而且折节下士,手下招集了一大批能人志士、武将谋臣。李渊在太原揭旗起兵,起用李世民为统兵大将,进军长安之前,李渊对他许下承诺:“事若有成,一定立你为太子。”攻陷隋都长安后,李渊即位成为唐高祖,封李世民为秦王,拜尚书令。由于当时群雄四起,天下未定,必须有李世民率兵南征北讨,成就统一天下之大业;若这时立他为太子,按朝规就必须谨言守身,留在东宫韬养资望,所以形势让李渊无法当即履行他的诺言。而李世民自己也深以统一大业为重,并不十分追究名分,反而一再推让,建议立哥哥李建成为太子。
长子继位,这原本是既成定例的,既然李世民辞让再三,李渊也就顺水推舟立了长子为太子,并封三子李元吉为齐王。
分工既定,李世民紧接着就统帅大军南北征战,几年之中,先后平定了李密、塞建德、王世充、刘武同、刘黑兰、萧铣、薛仁杲等割据一方的枭雄。当李世民在外面备尝艰苦,浴血奋战的时候,他的兄弟建成和元吉却盘居在京城中花天酒地。声色犬马,过着逍遥奢华的日子。也就是在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