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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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东屏和儿子，既是炊事员，又是看护员。徐海东呼吸艰难，嘴唇、手指甲变成紫色，生命垂危！他抓住周东屏的手，喃喃地说：“我们一直讲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哪里还有人道主义呢？我连个战俘都不如了！”
　　“我得想办法去找总理！”周东屏难过地说。
　　“不要去找总理，他忙啊！他也难啊！”徐海东说，“我相信毛主席、党中央，这场大运动很快就会结束的。我们再挺一挺，度过这最难的日子，一切都会好起来！”
　　周东屏望着奄奄一息的丈夫，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军高级将领，革命胜利，却遭到这样的下场，她心里翻江倒海，泪如泉涌。她不甘心就这样让丈夫不明不白地离开人世。她背着丈夫，让大儿子徐文伯想方设法找到徐海东的老战友王震，看看有没有办法。
　　1936年10月，徐海东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十五军团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徐海东首先迎接到的是红二方面军王震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两位虎将虽不曾相识，但互相久闻其名。他们一见如故，热烈地拥抱，互致问候，无所不谈。由于性格相近，出身相同，对革命前途观点一致，对张国焘同声谴责……真是相见恨晚。徐海东称王震为“王老弟”，王震称徐海东为“徐大哥”，几十年都称呼如初。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晋察冀、晋西，徐海东率领三四四旅和王震率领三五九旅互相配合，使骄横的日伪军首尾难顾，屡遭痛歼，敌后老百姓拍手称快。从此，他们朝夕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遇到困难共同商量克服，打了胜仗纯朴勉励，真可谓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亲密战友和兄弟。
　　1956年，徐海东在大连休养，王震专程从北京去看望因战争不断而阔别二十年的“徐大哥”。王震高兴地说：“徐大哥，您能有今天真是九死一生呀！您是死不了的人！”徐海东激动地说：“王老弟，我们能见面是多么不容易呀！我相信您能活到百岁！”……他们畅谈了两天两夜。
　　“文化大革命”使人性扭曲，“友谊”一词在字典里失去了位置。往日情同手足的兄弟，反目成仇；多年恩爱夫妻划清了界线；征战多年的战友，成了敌对派；……但徐海东和王震的友谊之树却更加根深蒂固。后来据徐海东的长子徐文伯回忆说：在风雨如磐的十年中，父亲和王叔叔的友谊也经受了考验。林彪、江青一伙把我父亲和王叔叔的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污蔑为“黑关系”、“搞串联”、“搞阴谋”。早在1966年9月，林彪、江青一伙就开始诬陷王震叔叔，强加种种罪名，给他挂黑牌子进行批斗。一天，王叔叔砸了黑牌子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讲了事情的经过。父亲非常气愤地说：“王老弟，你砸得好！我们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顶得住。要说你王老弟是反革命，那我徐海东也就是反革命。”父亲尽力地安慰王叔叔，要他注意身体，坚信乌云总是要过去的。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要抓所谓的“军内一小撮”，大街上贴满了“打倒徐海东”的标语，污蔑我父亲是“七。二○”事件的黑后台。父亲感到实在冤枉、憋着一肚子的火到王叔叔那里，倾诉衷肠。王叔叔对父亲百般地安慰，并说：“徐大哥，要说你是反革命，那我王震就是反革命。你要多加保重身体，相信问题一定要搞清楚的。”王震叔叔又对我说：“你爸爸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其他地方都不要再去了，我不怕牵连，徐大哥的事我要管到底。”（见胡小欧编《大将交往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9…130页。）
　　聪明的徐文伯甩掉盯梢，终于找到了王震，急切地说：“我父亲肺部功能已失去百分之八十，二十四小时都离不开氧气，没有氧气和药品怎么能活下去呢？我们向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和中央文革反映这紧急情况，结果都是不管不问。我们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他们整死呀！被迫无奈，我又找您来啦！”
　　王震知道，徐海东现在患有严重的肺病，心脏病、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病症，他十分着急，果断地说：“一定要想尽办法维持徐大哥的生命！”
　　王震冒着风险把徐海东的情况报告到周恩来那里。周总理得知后非常气愤，他立即给北京医院打电话，嘱咐把徐海东同志的医疗关系转解放军总医院。又叫秘书打电话告诉有关单位，一定要保证海东同志的氧气和药品供应。
　　徐海东在昏迷中，听说总理亲自过问他的医疗保健事宜，激动得流下热泪。他喃喃自语：“总理，总理，我们的好总理啊！”1969年3月31日。
　　徐海东心急如焚，忐忑不安。
　　第二天中共“九大”就要开幕了，可他这位“八大”的中央委员，直到现在还没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
　　徐海东从早晨等到中午，又从中午等到晚上，从晚上继续等到第二天早晨，仍然没接到通知，这使他彻底绝望了。他原来总是坚信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了解他，现在他怀疑起来！
　　这天夜里徐海东彻夜未眠。天好像真的要塌下来了，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
　　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徐海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中央每次开会，毛泽东在问到出席会议的同志时，总要问一声：“海东同志来了吗？”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使这位老将军感到深深的慰藉，似乎久缠于身的病痛也好了许多。
　　多少年的革命情谊、多少次难忘的战斗，难道说，由于一场“文化大革命”，就统统被毁掉了？徐海东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一桩桩往事，历历在目：1960年春节，徐海东在广州一个叫机颈坑的地方疗养，当时，正好和毛泽东住隔壁，相距只有几十米，他夜晚有工作，乘车外出，每次都要司机把汽车从上坡滑到下坡，然后再发动机器，毛泽东嘱咐司机说：“海东同志住在隔壁，他是个病人，要让他休息好！”周恩来对徐海东的关怀和体谅，更是难忘。有一回，在北戴河，徐海东去看望总理时，总理正在理发，见徐海东来了，头发理了一半，便叫停下来，陪着徐海东谈话四十多分钟，送他走后，才又坐下来继续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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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长的黑夜，徐海东的心里也一片茫然！
　　与此同时，人民大会堂北侧小会议室。
　　一个大吊灯，照得会议室如同白昼。
　　周恩来正在主持一个紧急会议。他用低沉的语气宣布：“毛泽东同志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建议他参加大会主席团。”
　　周恩来讲完，大多数人同意，也有人提出疑问。周恩来解释说：“毛主席早就说过，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我认为不让徐海东同志参加‘九大’是不合适的。至于他有没有问题，以后会搞清楚的！”会场沉静了片刻，发出一个个回声：“同意！同意！”
　　虽然仍有少数人抱着敌意和怀疑，但是他们无法阴挠党中央毛主席的提议和多数人的意愿。
　　4月1日中午。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和军委“办事组”的一名负责人来到了徐海东病床前，向他传达了紧急会议的决定，并问道：“你能出席今天开幕式吗？如果不能去，可向中央请假！”
　　绝望中的徐海东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他流着泪，激动地说：“主席提我的名，身体再不行，就是爬，我也要爬去！”
　　4月1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内庄严肃穆。
　　周恩来见徐海东来到主席台，紧走几步迎上前去，与徐海东握手问候，并亲手扶起徐海东，将他安排在座位上，然后，又转身对大会一位服务人员说了一句：“小推车一定要放到海东同志身边！”
　　党的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极其异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徐海东对大多数代表和主席团成员，都很陌生。尤其是党代表，大都是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的。……很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有的人是先确定“九大”代表身份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或是在火车上突击入党的。而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被排挤在“九大”之外，被剥夺了参加“九大”的权利。
　　许多应该出席大会的同志，没有参加；有的同志是刚刚从“牛棚”出来，像徐海东一样，匆匆赶到会场的。这些代表们心中都有说不出的滋味。许多老同志听说“老病号”也受了折磨，对他格外关注，都向他投来亲节问候的目光，用手势跟他打招呼……
　　这时，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款步走入主席台。会场立即掌声雷动，经久不息。站在毛泽东座位旁边的林彪，拿着“小红书”，领着全体代表，长时期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就坐后，习惯地环视了一下会场，然后侧身问道：”海东同志来了吗？“
　　“到了，到了！”徐海东又一次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忙答了一句。不知是什么力量驱动，他竟然站了起来。毛泽东向他招手致意！徐海东久久望着毛泽东和他身边的林彪。林彪也回头看一眼徐海东，四目相对，一束莫名其妙的火花碰撞出来！
　　大会选举那天，徐海东那双微微颤抖的手，提着铅笔，在一个个名字下点着、数着。坐在他身边的一位，看到他在朱德、陈毅、徐向前等人的名字下面划了圈，急忙向他耳边低语：“这些都是‘老机’！”
　　徐海东明白“老机”的意思，是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在这种场合，他不便和那人辩论，只回答了一声：“他们是毛主席提的名，难道你不相信毛主席？！”说得那人哑口无言。
　　投票时，徐海东向附近的王震招招手。王震走了过来，徐海东郑重其事地行一个军礼说：“王老弟，我非常信任您，因我病重不能走动，请您代我投票！”
　　王震深情地向徐海东鞠了一躬说：“徐大哥，我一定照办！”
　　周总理看到这一情景，向徐海东和王震点头。三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会意的微笑。
　　尖下颏、短眉毛，有些三角眼的林彪，也看到了这一情景，他却狠狠地瞪了王震一眼。王震也没示弱，也狠狠地回敬了林彪一个“白眼”！
　　徐海东在“九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然而，对徐海东的迫害，依然没有放松。
　　1969年10月20日深夜。北风嗖嗖，黑夜沉沉。
　　军委“办事组”的两名成员来到徐海东床前，严肃地向他宣读了由林彪签发的中央军委“一号命令”：要准备打仗，要“疏散”。最后，下驱逐令似地说：“两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
　　战争会不会马上爆发，徐海东确实说不好。但“战争”一词，对在战争中长大的徐海东来说，没什么可怕的，就像家常便饭。徐海东面对没有好脸色的两个办事员说：“我身体虽不好，不过，打起仗来，也不用你们保护！”
　　“不行！必须走，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徐海东，一向崇敬毛主席，相信毛主席，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或命令，他从不怀疑坚决照办执行。这位年近七十的老战士、老共产党员沉思片刻，说：“毛主席的命令，我执行！”
　　这一夜，徐海东没有睡觉。一个人躺在床上，一声不吭。周东屏几次走近他，劝他不要多想，他也没有言声。直到妻子再三劝慰，他才说：“我不是怕离开北京，我更不怕死，我在想会不会发生战争？”
　　第二天上午，徐海东换上新衣服，刮了刮脸，准备和几位老同志告个别。门外传来一阵争吵声，是王震在吵骂不让他进门的卫兵的声音。
　　两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一见面什么也没说，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原来，王震也接到了所谓的“一号命令”，是来向徐海东告别的。
　　“徐大哥！”王震说，“我们俩都是工人阶级出身，我们是不会反党的，是拥护毛主席的！”
　　徐海东含泪点点头。他从老战友的话语中听出了他有满腹的冤屈。他说：“兄弟，你说得对，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话既是安慰“王老弟”，也是在安慰自己。
　　“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同志’两字！”王震悲伤地说。往日开辟南泥湾的三五九旅旅长、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南征北战，赫赫功绩，革命成功了，却被“疏散”到江南，没有什么要求，唯一奢望的是要党、要人民承认他是一个“同志”。这多么凄惨和悲哀！
　　“这次分手，恐怕再难见面了。徐大哥，我是不会忘记你的！请你多保重……”王震泣不成声。
　　两位老将军，紧紧握着手，都不言声了。这无声的场面，比千言万语更让人动心。周东屏，这位红军老战士，从不当着徐海东和老战友的面落泪，此时，也忍不住不停地擦着眼泪。
　　1969年10月21日晚。徐海东被送上了一列南下的普通客车。躺在车上的徐海东困难地偏过头来，最后望了一眼被沉重的夜色笼罩的首都北京。
　　徐海东被“疏散”到河南郑州郊区的一个干休所里。临时为徐海东腾出一幢阴暗、潮湿的房子，暖气已坏，水流满地。时值10月，天气乍寒。徐海东得了感冒，病情加重。医药无保障，连他每顿饭后必须服的酵母片都不能保证。住在干休所的老同志看不过去，有人送药，有人送菜，他们都被指控为“划不清界线”。
　　周东屏向党中央求援、向北京求援，可是，电话打不通，信交不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手里。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剩下的唯一信靠，便是徐海东生命的超然精神。他对妻子和儿子说：“毛主席是保护我们的，总理是保护我们的。你们也不要怨下边人，是‘他’！”他说着，伸出两个指头，又指指自己的光头。周东屏和孩子们都明白他的手势，指的是“二号人物”——林彪。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将军含恨逝世于河南郑州。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昏迷中还重复说：“我想见毛主席！我是林彪害……害死的……”
　　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发出五条禁令：《人民日报》不登消息；《解放军报》登消息，不登照片；不写评语；骨灰盒上不覆盖党旗；不送花圈。
　　他们什么都可以“不”，但却有一条他们无法“不”，那就是，他们怎么也不能抹去徐海东大将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的丰碑。
　　1979年1月25日。全国政团协礼堂。
　　春天，又重回中国大地。明媚的阳光，照在金碧辉煌的政协礼堂上，放出夺目的光彩！
　　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徐海东等八位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革命家主持了庄严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悼词中写道：徐海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得党的信任、人民群众和文大指战员的爱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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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学习他大公无私、襟怀坦白、爱憎分明的工人阶级高尚品质；学习他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格；……（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94页。）
　　徐海东，一代名将，永垂中国革命史册的杰出的军事家，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网上资料徐海东的青少年时代　潘怀淦徐海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忠勇将领，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一位能征善战英勇顽强的英雄。
　　徐海东在旧社会饱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欺压，有着悲惨的经历。他的聪明才智，完全是在党的领导和培育下，在革命实践中学习、在集体奋斗中凝成的。
　　“臭豆腐”的来历“臭豆腐”是徐海东的浑名。要知道他这个浑名的来历，得从他的家庭出身谈起。
　　一九○○年六月十七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徐海东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夏店区徐家窑（今属大悟县）一个窑工家庭里。他祖孙六代以烧制陶器为业，没有田种，只有两小块旱地。他有两个姐姐、五个哥哥，还有四个堂兄、一个堂姐，连同父母叔婶、侄儿侄女，全家共三十二口人。父亲徐忠本、叔父徐忠聘和几个哥哥都是做陶器的师傅，全家开办烧制陶器的作坊。他们成年累月的活计，就是把黄土挖起来捣细晒干，用水和成泥，做成各种盆、罐、缸、钵的坯子，然后放进窑里烧制成成品出售。这是一种很累人的活路，但是没有多少钱赚。遇到好年景，买窑货的人多，收支略有盈余；如果年景不好，买窑货的人少，就要忍饥受冻，逃荒借债。
　　徐海东出世时正遇灾荒，家无存粮，外无救援，生活十分困难。母亲没有奶水，父亲急得团团转。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准备把么儿子溺死，免得挨饿。幸亏几位嫂嫂耐心劝说，并常常把自己不多的奶水匀给小弟弟吃。这样，徐海东才活了下来。
　　徐海东小时候没有穿过新衣服。天冷了，他把哥哥们不能穿的旧衣服捡来穿；到热天，他干脆一丝不挂。由于大人没有工夫管他，他成天盘泥土，和泥巴，时常把身上糊得很脏，从头到脚沾满了泥土。嫂嫂们和他开玩笑说：“老么啊，你简直像筒臭豆腐！”他听了，觉得很好玩，不禁嘿嘿直笑。以后嫂嫂们帮他料理时不叫名字，迳直喊：“臭豆腐，你过来，我帮你把身上洗洗！”他对嫂嫂们非常尊重，不称嫂，而叫姐。所以嫂嫂喊他臭豆腐，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反而感到很亲切，声叫声应。后来，这样喊的人逐渐多起来，“臭豆腐”也就成了徐海东的代号，他的本名反而不为人们注意了。一直到他长大了，参加了革命，人们依然这样叫他。
　　他担任了红二十五军军长以后，有一次带领部队从家乡经过，遇到段家畈一个绰号叫“豆渣”的老乡，这位老乡见他当了大官，很拘谨地喊他“徐军长”，他一把把那位老乡的手拉住，开玩笑地说：“你忘了吗？我两个是伙计呢，你是‘豆渣’，我是‘豆腐’，不是又连根又同心的伙计吗？”说得两人都笑了。
　　因为徐海东英勇善战，国民党反动军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