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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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的亲笔信从中南海飞到大连：“海东同志：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1951年5月30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到大连看望徐海东。周恩来紧周东屏的手说：“你把海东同志照顾得非常好，把党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你为党作了很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感谢你。”徐海东居住大连九年，周恩来三次专程前去探望。第二次是1955年徐海东被授大将军衔之后，周恩来又来到大连文化街75号。徐海东十分不安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这句语重心长的话，是对这位窑工出身的红军高级将领功勋、才的准确评定。徐海东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周东屏也为党和人民，为军队建设做出了贡献，立下了功勋。195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周东屏照顾徐海东也给予了很高评价。1957年6月，她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8月，她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军衔。1978年2月她被选为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
1956年9月，徐海东移住北京观音寺一号。不久他以中央军委委员和国防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1970年3月25日，在郑州病逝，时年70岁。
回忆父亲——徐海东 徐文伯我于1937年生在红军第十五军团，是党和人民把我哺育成长起来的。我在父亲身边生活了三十三年，他老人家是我第一位老师。他崇高的革命精神、优秀的品德，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他对我慈母般的爱和严师般的教育，永远记在心中爿：指导我如何去生活和战斗。因篇幅有限，也很难用文字把所有事情表达出来，卜面只回忆儿件难忘的事：一、我是人民的儿子，是人民的公仆1942年，我们住在津浦路东的芦店子。房东王大伯的大儿子要成亲，新娘入洞房要有两个届‘牛“的金童玉女捧花烛。我的属相是’牛”，又是徐海东的儿子，房东大娘特别希望我这个（金童“捧花烛。负责警卫我父亲的特二连连长和指导员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徐海东的儿子去拿花烛影响刁；好，他们不同意。后来，事情报告到父亲那里，他笑着说：”我看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正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事。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我的儿子有什么特殊？和群众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我同意小林（我的小名）给房东大伯的儿子娶亲拿花烛，但注意一条，不要磕头，鞠躬就行了。“当把父亲的决定告诉房东王大伯时，他全家笑得嘴都合不拢。办喜事那一天，全村男女老少喜气洋洋，都向王大伯贺喜，徐海东的儿子给新娘捧花烛，更增添了热闹的气氛。晚上，我同另一个伙伴一起拿花烛，把新娘送入洞房。这件事后来在周围一带传为佳话。
父亲1955年在大连市的时候，得知党中央授予他大将军衔的消息，当时正好周总理因公去大连，父亲怀着惭愧的心情，恳切地对前来看望的总理说：（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大将军衔，心中有愧，我请求党中央将我的军衔降低一些。“
总理听了，亲切地说：侮东同志，你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累病的嘛！你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党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父亲听了总理这番话，感到更加不安。他说：俄感到太惭愧了，我是人民的公仆，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太高了。”
二、革命需要文化，需要知识父亲出生于一个窑工家庭。他做了十一年窑工，只念了三年私塾。1925年入党后，在革命队伍里，他一直很尊敬和他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的知识分子。他经常说：“我就是受知识分子出身的吝积堂同志的影响，在他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早在鄂豫皖苏区时，他尊重吴焕先、沈泽民、徐宝珊、郑位三、郭述申等叔叔：“西安事变”期间，他让王首道叔叔、李克农伯伯作他的高参，帮助他做主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11月，进马列学院学习，他非常尊重给他讲课的教师们。1952年父亲在大连休养时，王学文伯伯来看望他。他见到王伯伯，行了一个军礼并尊敬地说：”王教师，您好！“1943年，在安徽淮南抗日根据地，一天宋亮叔叔（后来我才知道宋亮叔叔就是孙冶方叔叔）来看望父亲，父亲深有感慨地对我们说：”宋亮同志是我们党的大知识分子，是有名的专家。“
父亲非常注意抓干部的学习，特别对那些文化不高的叔叔们，他总督促他们学习，劝他们每天认一个字，不行的话两天学一个也行。他一再说：“没有文化不行，你连电报和报纸都看不懂，怎么领会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呢？又如何去带领指战员执行任务呢？”并语重心长地说：“革命需要有文化，有知识。”对战士们的文化学习也抓得很紧，他说：“我们的战士没有文化，光靠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不行的。有文化才能提高觉悟，提高战斗力。”
我记得，1943年，父亲在病中，对保卫他的特二连指战员的文化学习要求很严格。他专门调来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担任文化教员讲课，并经常对他们进行文化测验。部队行军，每个指战员背包后面都写着一个大字，后面的人认前面背包上的字，这样一边行军一边学习。当时写的字有‘团结友爱“、打败日本鬼子”、’抗战胜利“、”革命到底“等等。我随军行动，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也跟叔叔们一起学文化。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淮南根据地编的识字课本中‘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课文。父亲对自己的学习也是抓得很紧的。1938年11月，父亲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向毛主席提出重返前线的要求。因父亲当时正在吐血，毛主席没有同意。父亲又向毛主席提山可不可以进学校学习的要求。毛主席同意了，并要他一边学习一边养病，这样就进了延安马列学院。当时，父亲虽然九次负伤，已是二等残废，又加上肺部出血，但他非常珍视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学习机会。他起早晚睡，如饥似渴地发奋读书，读了《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和毛主席的轮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还经常听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课。经过学习，父亲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都有了提高。每当回忆这段经历，他总是说：“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难得的一次学习。”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一次会间休息，毛主席同一些高级将领们谈心，很风趣地说：“中国有三部有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紧接着问：海东同志，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父亲只读过三年私塾，参加革命前做窑工时看过《三国》和《水浒》。他向毛主席说：《三国》和《水浒》我看过，这《红楼梦》不知是什么意思，没听说过。”毛主席哈哈大笑，说：侮东同志，你只能称半个中国人。“父亲在淮南病休时，想起毛主席那次谈话，决心要了解《红楼梦》是怎样一部书。他病重不能自己看，就请秘书一段一段地读。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懂就问，一边听小说，一边学文化。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听读了两遍虹楼梦》。这时，父亲深有感触地说：（我明白了主席为什么要求读这部书。《红楼梦》这部书写得确实好，特别对封建社会揭露得很深刻，人物刻划得活龙活现，使我知道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个什么情况。同时又提高了文化水平。”
三、千万不能忘本呀！
1955年军衔评定后，有一些同父亲共患难的战友，感到自己吃亏了，军衔评低了，到父亲面前诉说。一次，一位叔叔来看望父亲，为自己军衔评低了感到委屈，又讲了一些过头话。这时，父亲语重心长地对这位叔叔说：“咱俩都是穷人出身，我是窑工，你是贫农，咱们都是党解放出来，是党把咱们培养成为军队的高级干部。咱们能有今天，是无数革命先烈和战友们用鲜血换来的。咱们是幸存者，千万不能忘记他们。今天，党和人民已经给了咱们这样高的荣誉，你还争军衔高低，这是很不对的，是错误的。你是忘了本呀！”这位叔叔听了深受感动，流着泪说：首长，我是忘本了，你的教育我永远记在心中，请首长看我的实际行动吧。我还要作与我有同样错误认识人的工作，把首长对我讲的话转告给他们。“这位叔叔讲到做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事，彭德怀伯伯知道了，他特别表扬了父亲带重病为党做了很好的思想工作。
父亲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的作风保持了一生。他最爱穿的还是那几套普通军装。衬衣都是补了又补，被子也要用到不能再用了才换新的。一次警卫员看不过去，劝他换新的，顺口说了一句：“您这不有点儿像叫花子了？”父亲听了后，态度很严肃，但用教育的口吻批评说：“叫花子就不光荣了？穷人就不光彩了？我从小穷得连衣服都没穿的，你这种思想就是忘本，千万不能忘本呀！”
爱之深 教之严 徐文伯我爸爸徐海东，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已经含冤去世十多年了。我每想起爸爸的时候，总要念起他老人家对我的慈母般的爱和严师般的教育。
爸爸长期为革命出生人死，驰骋疆场，在党和人民的哺育下，从一个穷窑工成为红军的高级将领。我生于部队，长于部队。爸爸不论在戎马倥偬的时候，还是到后来由于九次负伤而不得不休养的时候，对我的管教始终是抓得很紧的。他是我真正的第一位老师。
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爸爸就给我规定了一条纪律：每次外出必须向爸妈请假，回来还得销假。每天晚上，爸爸还要我向他汇报这一天做过些什么，学了点什么。我在七机部工作的时候，单位离家四十里地，靠登车子往返。晚上遇上单位里开会或其他活动，要深夜才到家。爸爸还是在等着，要让我把这一天的情况向他说了才睡。我没到家，他是睡不着的。爸爸这样，对于我来说，该是多大的温暖啊！他的爱浇灌着我的心。但这同时也象给了我一面生活的镜子，促使我必须经常检点自己，切莫做爸爸不让做的事，让爸爸放心。
爸爸一生光明磊落，性格爽朗，敢于说真话，最恨讲假话。他也一直教我要这样。要是我在汇报中撒了谎，他是不允许的。有一次，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没请假就与同学一起去看电影，回家晚了。我怕爹妈批评，就撒了一个谎，说因电车停电耽误了。爸爸发现我说话的神情不大对头，请警卫员去了解，知道我说了假话，就生气的把我叫去，要我站到一边去想想我说假话对不对，为什么要撒谎。半小时以后，我走近他，检讨说：“爸，我错了，撤谎是不对的，今后保证不重犯。”这时候，爸爸的脸色转和善了，说：“孩子，你该知道，讲假话会把你毁了的。你一定得做老实人！”打这以后，我再也不敢撒谎了。不过，那时候我心里却嘀咕，丁点小事就这么认真，爸爸对我未免太严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才越来越明白爸爸做得对，该从小事抓起，要小题大做。小事不抓，可要大事犯过啊！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着“四人帮”的凶横，我坐在牢里都没讲一句假话，这是爸爸教我的。
爸爸的老战友常说他“上战场是凶老头，下战场是好者头”。的确，爸爸打起仗来，浑身是胆，对敌人狠极了；可是对同志却一视同仁，没半点架子，亲呢得象一家人。平时他也总是用这种平等待人的精神教育我。一次，爸爸正在休息，睡着了。一位通讯员来给爸爸送信，妈没叫醒他，把信收了下来，让通讯员回去了。爸爸醒来，见信不见通讯员，很不高兴，批评妈妈没有群众观点，说：“以后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有下面的同志来，一定要让他们来见我，我要见到他们。”他身边的随从人员如警卫员等，他也是不准我叫名字的，年岁大的非得叫叔叔，年岁小的也必须叫哥哥。一位警卫员叔叔跟我开玩笑，我当真了，急得顺口骂了他一句。爸爸知道了，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还让妈妈带我去向那位警卫员叔叔当面赔礼道歉，承认错误。
自从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我家的生活条件宽裕多了，但爸爸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丢。他最爱穿的还是那几套普通军装，破了补，补了穿；被子也非用到不能再用时才换新的。警卫员看不过去，劝他换新的，顺口说了句：“您这不有点象叫化子？”爸爸批评他说：“什么叫化子不叫化子的，穷人就不光彩了？你这是忘本！”见爸爸老是那么朴素的穿着，我也就不爱穿新衣服。我上北京念书的时候，妈给我做了几件新衣服，我怎么也不好意思穿出去，还是愿穿供给制时部队上发的衣服，那上面尽管有补丁，可穿着觉得舒服。我要结婚了，爹妈给我做了两套料子好一点儿的中山装，我也一直让他躺在箱子里没穿，现在人胖了，已经小得没法穿了。我上学的时候，爹妈每月给我的零用钱，我也舍不得乱花，剩下了就存银行，到学期结束，又全数上缴给爹妈。爹妈为了使我长好身体，也注意我的营养，可爸爸总是提醒我说：“党和人民给我这么优厚的待遇，我很惭愧，你就更不该享受了。给你吃好一点，是为了把你的身体搞好，到将来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你享受好一点儿，是欠了人民的债的，该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去偿还这笔债。”他还说：“人好歹不是天生的，天下根本就没有什么‘自来红’，所以你无论如何不要自以为特殊。要说你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你受党和人民的教育多一些，政治觉悟该比别人高一些，要求该比别人严一些，别的任何特殊都是不应该的。”因此，我十六岁还在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爸爸就要我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要我按照党员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还要向党组织打申请入党的报告。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十八岁那一年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爸爸很高兴，送给我一本党章，并亲笔在扉页上给我题了字。他说：“你一定要做到在思想上真正入党，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忘记了自已是个共产党员。”
考验终于来了。一九六五年，我们单位原是部队编制，要改为非部队编制了。部队对我的教养，使我舍不得脱下军装啊！想调到别的部队单位中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爸爸。爸爸严肃地批评我说：“你怎么一事当前就先为自已打算呢？你忘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坚决服从革命需要，服从组织决定，万万不能搞特殊！”是啊！爸爸他自己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他参加会议，喝了公家的茶，总要放一毛钱的票子在茶怀底下。一年夏天，他去怀仁堂开会，顺手把公家的一把扇子摇回家了，还专门派人送回去；总理为了让他有一个固定的适合于养病的地方，一再要为他盖一所房子，他也坚决谢绝了。象爸爸这样对革命有大功的人，都不要特殊，我能吗？爸爸的榜样给我以力量，使我战胜了私心杂念，不再要求调动了。我要求在脱下军装以前，爸爸跟我合拍一张相片留念，爸爸高兴地答应了。爸爸管教我固然很严，但对我也讲民主，常征求我对他有什么意见，意见对的他也接受。有一天，他不知从哪儿听到反映，说我在单位里搞特殊，就狠狠地批评我。这不是事实，是别人传错了的，我受不了这委屈，私下哭了。后来爸爸问我对他有啥意见，我说爸爸主观，听了反映不调查研究就批评人。爸爸接受了，并说遇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评意见时，还是要采取“无则加勉”的正确态度。
爸爸是永远离我而去了，但是，他对我的教诲却永远与我同在；他的那一颗火热的心，也永远与党同在，与人民同在！
“请您代我投票”——徐海东和王震 徐文伯每当看到我父亲徐海东与王震叔叔这张合影时，我禁不住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徐大哥”和“王老弟”的亲切称呼在我的耳边回响，一件件感人的往事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1936年10月，父亲奉党中央命令率红十五军团去迎接红十、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父亲首先迎接到的是红二方面军王震等领导的红六军团。王叔叔和父亲过去长期分别征战在大江南北，虽互相久闻其名，却不曾相联系识。如今，在经历了万里征程之后，能在陕北相会感到格外亲切。在军团司令部，他们一见如故，热烈地拥抱，互致问候。两人初次见面就无所不谈，谈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到帝国主义的蹂躏，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变到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无不切齿痛恨；谈到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的罪行，则又同声谴责。就在这开怀畅变中，父亲觉得王叔叔的性格同自己是多么相似，真是相见恨晚。他俩又从革命谈到了各自的身世，原来，王叔叔是铁路工人出身；而爸爸从13岁开始进窑厂，先后当过11年的穷窑工，真是结在一根藤上的苦瓜。因父亲比王叔叔年长几岁，王叔叔称父亲为“徐大哥”，父亲称王叔叔为“王老弟”。从此，几十年都是这样称呼。
抗日战争开始了。党的洛川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父亲与王需求叔叔都奉命率部插入敌后。1938年初，我父亲率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由晋察冀转向晋西，配合王震叔叔率领的一二○师三五九旅开辟晋西北根据地。在此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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