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之战-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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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军秘密撤离舟山。
仅次于台湾的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的解放，给台湾当局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安定人心，国民党的宣传机构竟把这一惨败说成是“从海南岛向台湾转移兵力顺利完成”。但明眼的人都清楚，对战略和经济利益都仅次于台湾的这个大岛若能守得住，何用“转移”？不过翻一翻国民党几十年的报纸就可知道，所谓“转移”
从来不过是败逃的代名词。
然而，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就此罢休。早在第四野战军积极准备攻击海南岛的同时，第三野战军就在积极准备渡海攻击舟山群岛，中央军委和第三野战军还计划在舟山作战成功后，再乘胜以船队南下攻占金门（舟山位于北航线要冲，不攻下舟山北方的船队难以南下）。
大陆失败后，对蒋军来说，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自1949年年底，蒋介石将在金门的第19军和台湾守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军——第52军（这是第一批进入东北，在辽沈战役中唯一逃出来的一个军）调去增援舟山。至此，舟山群岛上的国民党军已达6个军，连同海空军共12万人，部署的军队数量超过了海南岛。
从1949年年末起，国民党空军根据蒋介石提出的“攻势防御”的要求，加紧了对大陆城市特别是港口和船只的轰炸。由台湾起飞的作战飞机到舟山的定海机场加油后，其航程可达到华东乃至武汉一带的各要地。国民党空军利用定海机场作为基地，在1950年1月和2月间对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轰炸8次，同时又对华东沿海、长江下游各港口连续进行轰炸，以破坏大陆的国民经济恢复，并阻挠人民解放军向华东沿海集结船只。
2月6日的“二六大轰炸”
中，国民党空军出动17架飞机分四批轮番轰炸上海市区的电力公司、沪南和闸北水电公司，一次就炸死炸伤上海市民1400人，使上海电力丧失90％，多数工厂停产。国民党海军还利用舟山基地封锁长江口，运送武装特务袭扰江浙沿海地区。因此，攻占舟山，拔去定海基地这根钉子，已成为华东军区最重要的任务。
根据金门、登步岛失利的经验教训，人民解放军对舟山作战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
接到毛泽东1949年11月14日致三野的关于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的指示后，第三野战军决定将对舟山的攻击推迟到来年的1月或2月，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给中央军委回电，分析蒋介石有可能因金门、登步两战斗受到鼓励，将台湾兵力增强舟山、金门诸岛。这样虽然增加了我们攻占舟山、金门诸岛的困难，但如能在这些岛上尽歼蒋军，则对将来攻台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属有利。因此，粟裕要求延长攻击舟山的准备时间。
12月上旬，中央军委、毛泽东同意栗裕的意见，并强调进一步研究海空军配合的问题，同时还决定从新建的海空军中抽调部分部队配合陆军作战。于是，攻击舟山的准备工作改由陆、海、空三军一起进行。
5月1日，四野部队解放了海南岛的消息传来，使准备渡海的部队十分振奋，而台湾和舟山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恐。这时，国民党军已经了解到人民解放军将以陆海空三军发起舟山群岛的攻击，其打击力量势必大大超过海南岛作战，而国民党军仅剩的陆军部队有三分之一在舟山，如再遭惨重损失守卫台湾就更困难。5月上旬，蒋介石决定从舟山撤退，并在撤退前佯称“反攻”。5月13日撤退秘密开始，守岛的国民党军12万人分批登船，同时把岛上2万多名青年男女强行拉上船运往台湾，并炸毁了岛上的重要设施，连花费了4000万银元修筑的定海机场也在一阵阵爆破的巨响中被彻底破坏。
（2）毛泽东决定粟裕指挥。
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就责成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因当时上海战役刚刚结束，华东许多地区还未解放，已占地区又需要分兵剿匪，所以只能抽出野战军主力第9兵团的4个军部队进行攻台的训练，并兼任上海地区警备。
金门和登步失利后，华东野战军首长对渡海作战艰巨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台湾战役的计划也一再被修改。
1949年秋天制定的台湾战役计划是投入8个军的兵力，其中以第9兵团的4个军（第20、第23、第26、第27军）为第一梯队。1949年末华东野战军首长经研究决定增加投入战役的兵力，三野部队除担任剿匪和地方警备任务外，主力12个军全部参加攻台。中央军委马上同意了这一意见。当时，因为美国公开表现出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拉开距离的政策，所以一般估计攻台时美军不会介入。栗裕副司令员在《华东军区一九五零年政治工作指示》中曾解释说： 直接参战在政策上、军事上都是对美帝不利的，所以美帝只能间接参战，如动员日本的“志愿兵”去帮助蒋匪。
基于这种估计，华东野战军在研究台湾战役的计划时，曾设想了同日本援蒋军人作战的可能性，并有信心消灭这些“志愿兵”。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军委认为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台湾战役的准备，早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以实现祖国统一。
为争取尽可能先在沿海岛屿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人民解放军在准备对舟山、海南岛和金门实施攻击时，都强调要集中优势兵力，确保登陆后能够有把握打歼灭战。经中央军委同意，在第四野战军攻击海南岛的同时，华东野战军决定调集第7、第9兵团共6个军（第20、第21、第22、第23、第26、第27军）20万人发起舟山战役；并调第24、第25、第32军入闽，接替第10兵团（辖第28、第29、第31军）的剿匪及修筑道路、机场等任务，以腾出该兵团用以攻占金门。
华东野战军还准备将对舟山、金门的攻击作为攻台的实战演习。
为了更细致地筹划台湾战役的具体事宜…1950年3月11日新任海军司令员的肖劲光同粟裕会商了攻台的准备工作。中央军委同意华野领导和海军会商的意见，设想投入50万部队用于渡海攻台，分两次运送。
当时作出这一设想，是对东南沿海国共双方军事力量进行对比分析后作出的估算。
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共还有50多万军队，其中在舟山、金门和海南岛的部队随时又有撤回台湾集中力量防御的可能，再加上少量日本“志愿”人员的协助，还有一定的战斗力。
解放军进行的又是背水的登陆作战，按照一般的登陆作战规律，第一批登陆部队要有能突破防线并向纵深发展的充裕力量，而最忌“添油”式的逐次增兵。所以预定第一梯队要有足够的兵力，再待第二梯队上岸，总兵力至少应和台湾守军大致相当。当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战斗力明显高于同等数量的国民党军，有50万部队登陆就可以确保在短期内不间断地发展胜利，以占领全岛。根据这一设想，华东野战军准备在舟山战役结束后，以第7、第9兵团担任攻台的第一梯队，第10兵团和入闵的另外3个军担任第二梯队。这祥，华东野战军的12个军部队连同后勤支援人员，投入台湾战役的总兵力将达50万人。
在大陆内地，第四野战军以第13兵团（辖第38、第39、第40军）担任全军的战略预备队，西北野战军抽出第19兵团（原华北第2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作为中央军委可以随时调动的机动力量。
当时，要实现这一登陆作战的设想，最大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渡海船只，二是海空军掩护问题还有待解决。
解决渡海船只问题，在建国初期的条件下是一大难题。要运送50万部队渡海，连同装备、粮弹、饮水、燃料、马匹、车辆等，所需船只甚多。
根据金门作战的经验，第二梯队不能依赖第一梯队的船只返航接运，而必须自备船只。因此，中央军委估计需筹集几十万吨位的船只。台湾海陕海宽浪大，渔民的小帆船难以航渡，需用轮船或较大的机帆船。近代中国海运一直不发达，沿海地区机器动力的船只很少，国民党军从大陆撤退时又将大多数轮船带走或加以破坏，所以要靠从沿海现有的船只中筹集几十万吨位的机动船是办不到的。
解决海空掩护问题，也是保证渡海攻台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人民解放军当时确实不具备这种条件。台湾距大陆最近距离也在8O海里以上，平均距离则有100多海里，解放军对金门、海南岛发起进攻时，航渡距离只有5－15海里，以帆船航行几小时即可到达，完全可以在一夜间起航并完成登陆，从而能大大减少国民党空军的攻击和海军拦截的威胁，向台湾航渡则完全不具备这种夜航登陆的条件。解放军当时拥有的舰船时速大多只有七、八海里，向台湾航渡需要一天一夜时间，庞大的船队一旦没有夜幕遮蔽，在完全暴露的海面上必然会遭到国民党海空军的全力拦截攻击，没有海空军掩护的船队将会遭到极惨重的损失，根本不可能达成登陆成功的目的。因此有了渡海的船只后，还必须建成一支能够较敌方具有优势的海空军，才能保证台湾战役这种规模的渡海作战的胜利。
中央军委在筹划台湾战役时，鉴于上述的这两个主要困难，决定在不影响恢复国民经济的前提下，筹集财力物力修造船只，并尽快建设海空军。但是在当时中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技术设备极其落后的条件下，筹集修造大量船只和建设海空军都非短期所能完成。
沿海地区解放后，人民海军征集到可用的商船、渔船仅有169艘，总吨位6。48万吨。
解放初期我国沿海的造船工业一般只能制造内河小船，修船能力也十分有限。当时国民党空军又以沿海的造船厂和较大的船只为主要轰炸目标，如1950年1月25日对江南造船厂一次轰炸，就炸毁炸伤“常州”号、“万寿花”号等26艘舰船，严重影响了修造船的进度，鉴于这种情况。
中共中央在加强对港口上空防护的同时，要求沿海地区各造船厂抓紧修复被破坏的轮船，并大量赶造投资少、工期短并有一定抗风浪能力的机帆船。此外，中共中央利用英国已承认新中国，想建立关系的有利条件，在香港购买到旧船48艘，总吨位2。54万吨，并向英商继续洽商购买。不过既便如此，至少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达到筹集几十万吨位船只的数量要求。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栗裕请求由中央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则决定这一战役仍由栗裕指挥。中央军委、毛泽东作出这一决定，是由于粟裕在解放战争的多数时间里实际担负了华东战场的主要指挥责任，1948年陈毅调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粟裕还担任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在华东解放战争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台湾战役由粟裕担任指挥员，在当时是最合适的人选。
（3）危殆中的台湾出现了转机。
1950年春夏之交，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最为恐慌的日子。自海南岛被攻占、舟山撤守后，许多人预感到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当时相当数量的“党国要员”对守台湾根本丧失了希望，而争相逃往海外。蒋介石在大陆的两个最有力的经济支柱都远飞而去——孔祥熙去南美洲经营橡胶园，宋子文去美国当了寓公。在国民党内位居第二的李宗仁更是在美国称病不归。蒋介石嫡系的军事将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自奔海外或寓居香港，其中特别有趣的是原徐州“剿总”
司令官刘峙竟不顾自己的上将之尊，跑到印度尼西亚当了一个华侨中学的教员。
然而，危殆中的台湾，出乎蒋介石的意料降临了转机。这转机到来的如此及时，真使蒋介石惊喜交集。
1950年6月25日，蒋介石正在吃早饭，负责给蒋介石递送情报的蒋经国，送来一份简报，所获情报零星混乱，只知朝鲜南北发生战争。直到深夜10点，始接到国民党台湾政府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的首次报告，才了解大致的战况。
令蒋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露端倪。他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大致与邵毓麟在报告中的分析不谋而合。邵说： 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果不出所料，韩战一发生，美国立即派第7舰队协防台湾，台湾因此而喘了一口气。
对于美国公然武装入侵我国领土台湾，直接干涉中国内战的行动，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提出：“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随后，全国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这一运动不久以后发展为抗美援朝运动。
美国出兵台湾，使新中国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3O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向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传达了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现在我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帝侵略台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
自美国出兵朝鲜和台湾后，新中国在东北和台湾海峡两个方向都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而当时的东北是中国的工业中心，战略地位更为重要，所以中共中央在军事上的注重点自然转到东北边防问题上。7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中央军委任命粟裕、肖劲光为东北边防军的正、副司令员，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当时准备将东北边防军建成一个下辖几个兵团的大单位）。尽管粟裕、肖劲光二人因故都未到职，但是中央军委决定这两位原定的台湾战役的主要指挥员到东北边防军任职，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央军委战略重点的转移。
在推延攻台计划的同时，中央军委对于是否攻击金门等沿海岛屿的问题还一时未最后决定。6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对美国介入台湾海峡的程度采取密切注视的态度，攻金准备工作一时还未停止，原定入闽配合第10兵团进攻金门的第24军、第25军和炮3师继续按原部署于7月间入闽。7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协同陆军攻占了浙江东北部海域的部分岛屿，7月12日解放军华东海军又突袭了浙东的披山列岛。7月下旬，福建军区发现金门守军有撤退迹象，于是派遣1个营渡海对大担岛进行武装侦察（因遇7级大风侦察失败）。在7月下旬以前，美军的军舰只是在台湾海峡中巡逻，还未直接支援华东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守军，这些岛上的国民党军仍准备撤逃台湾。胡琏在1976年8月在台湾发表的《金门旧忆》中也公开承认说： 七月中旬我军曾有放弃金门的计划。后经东京美军当局的劝告“与共党斗争，寸土不让”，我乃仍坚守不放。正当决定撤守并准备实施时，7月23日，国防部忽派专员送命令来——仍然准备在金门作战。
7月13日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率16名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次日和蒋介石签订了“保卫协定”；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司令抵达台湾，并成立台湾前进指挥所。
由于美军的直接干涉，国民党军停止从金门撤军，并又进占了刚刚放弃的浙东部分岛屿。
考虑到美军介入台湾海峡后的形势，8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同意陈毅的意见并指示：台湾决定1951年不打，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可决定在1951年4月以前不打，4月以*蟠俅颉K婧螅*民解放军停止了攻击金门和沿海其它岛屿。当时，美国拥有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海空军，麦克阿瑟又预料人民解放军会在台湾海峡进攻，在那里做了充分的准备。据美国军方后来公布的材料说，“麦兑阿瑟特别关心福摩萨台湾问题。他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去进攻那个岛屿，他将火速赶去指挥。”麦克阿瑟甚至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再实行渡海作战显然是以我短击敌之长，而选择陆地战场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较量，则能充分发挥我军的优势。
（4）毛泽东收到一份不合宜的“礼物”。
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到处是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一派和平的景象。
然而，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收到一份不大合宜的“礼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和朴宪永外务相打来的加急电报。内容大意是：毛泽东同志： ……自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
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我们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
敌人登陆部队与南线部队已经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
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北京的国庆焰火尚未熄灭，欢乐的人群还议厅，毛泽东主席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
是日夜间，南朝鲜陆军第3师开始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犯。10月2日清晨，麦克阿瑟又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第2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