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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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全志愿兵制部队有一套现代管理测量评估标准，如重复应征率，无故缺勤率，酒后驾车率，年度体能达标率，医疗预约到位率和军需服务社欠账率。每个月份，每个旅、营、连都得到一张报表，其中指出你部与其他单位相比表现如何。在陆军这样大的一个组织里做出比较判断，的确需要这些统计手段。但数字本身不能反映诸如士气、领导水平和部队的战备观念这样一些因素。即使你把手枪对着神枪手埃默森的头，他也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统计数字的指数上的。
很久以前我就学会了如何应付陆军的管理方式。把国王要求做的事给他做好，别让他再找你的麻烦，然后你就可以抓你认为重要的工作了。比如，你要查我的无故缺勤率，我就在早晨6点30分以前派出一名军士，去把那个6时起床号响后集合没到的兵抓来。晚上12时前归队就不算无故缺勤，在这之前就要派人把外出的人拉回来以降低缺勤率。我首先下大力把所有那些评估部队所用的统计数字的指数抓上去，然后再着手抓我认为重要的工作。
有些军官的能力显然很强，但他们的军旅生涯却并不顺利，前进的航船经常触礁搁浅。我发现他们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待上面要做的事过于固执己见。他们抵制那些他们认为是愚蠢的和自己不相干的事，结果他们自己也未能生存下来，去完成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事。
然而有一次，我却违反了自己的规矩。新式陆军理智地决定要限制过量饮酒。酗酒误事的例子不胜枚举，家庭因酗酒而遭破坏的屡见不鲜，酒后驾车事故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威克姆的决心很大。如果发现哪个士兵酒后开车，他和他的军士长、连长、营长、旅长都必须向威克姆或“老虎”霍尼卡特做出检讨。后来，威克姆又增加了处罚办法，凡是军官被抓住酒后开车的就要按军规15条处治，即要受到非法庭处分，它可以断送一个人的前程。宪兵在军官俱乐部门外设了岗，随时准备抓住有饮酒过量嫌疑的军官。
我把所有下属军官召集在一起，想要采取类似罢工运动的方式挽救他们。我宣布说：“禁止再到军官俱乐部去。禁止出席‘欢乐时光’，并禁止参加‘意大利之夜酒宴’，对于我们第二旅的军官来说，军官俱乐部根本就不存在了。”我说这番话时，房间里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俱乐部的收入直线下降。负责坎贝尔堡俱乐部的副师长C·巴格纳尔问我是不是疯了。我说：“我们没办法做到两全其美。长官。你不能一面在‘欢乐时光’向我的军官们推销酒精饮料，一面又派宪兵在门外抓喝酒的人。”
几周后，“野火鸡”克罗泽来找我。他说：“鲍威尔，你不能禁止你们旅的人到俱乐部去。”
我说：“我已经禁止了。”接着我又再一次批评这是虚伪。军队万万不能用自己的一只手谴责酗酒，同时又用另一只手鼓励酗酒。
“胡说，”克罗泽解释说，“你让步吧！”
这时我明白我不能再坚持下去了。我已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也不想让这一次成为最后一战。人不可能天天都干得出杀死恶龙的大事。有时恶龙会胜利。我宣布本旅军官可以重新光顾军官俱乐部。但同时我也让所有军官明白多喝一杯的严重后果。宪兵们也撤了俱乐部门口的岗。不久，“欢乐时光”在陆军也成了历史。
我有一位副官詹姆斯·D·哈勒姆少校。他的职责包括组织全旅的体育比赛。在坎贝尔堡，体育比赛是相当激烈的。一天，哈勒姆对我说：“长官，我们旅可以夺得师拳击冠军。”他说，我们旅有一名中士人称“榔头”汉克，他在辅导拳击方面很有经验，接近职业水平。我告诉哈勒姆继续抓紧，要保护这种热情。
不久，他面带诡诈的微笑又来见我。不仅第二旅拳击队实力强，而且“榔头”汉克做了侦察，发现全坎贝尔堡也找不到一个120…125磅次轻量级的拳击手。我们只需要选一个人上场就能以轮空赢得师的次轻量级冠军。这倒是真的，我赞同说。不过，我指出我们也没有次轻量级的选手啊！
“上校，”哈勒姆接着说，“你记得五○六营那个小伙子吗？为修建联合大路捐款时他一下子捐了上千美元，他名叫‘小不点’什么来着？”我当然记得他。当时大部分士兵每人只捐了一美元，而这个小伙子捐的数目却如此之大。我让哈勒姆叫他到我办公室来，我要看看他是否精神正常。他的名字叫罗德尼·“小不点”普赖斯顿。原来他是一个腼腆的小个子，浸透了水体重也不过120磅。他解释说他的乐善好施是因为陆军已经满足了他的全部需求，所以他应尽全力帮助别人。
“我们就让‘小不点’参加次轻量级比赛。”哈勒姆说。
“他练过拳击吗？”我问。
“这又有什么关系，”哈勒姆回答说，“他用不着打，只要等轮空就行了。”
哈勒姆设法说服“小不点”参加了拳击队。他最有说服力的一招是说明这样他就不必随队参加在巴拿马进行的热带丛林训练演习，因为他最害怕蛇。即使“小不点”不必真的打，“榔头”汉克还是讲道德的正派教练，他要求“小不点”必须像其他选手一样参加训练。
拳击循环赛开始了。我们的战略很灵验。每一轮比赛“小不点”都轮空，直到他要参加师的次轻量级冠军争夺赛之前，他没挨过一拳。在冠军争夺赛中，我们旅的选手遇上了保障司令部的选手。保障司令部的司令官听到了关于我们的小计谋的风声，便在他的下属单位找到一个次轻量级选手。这样，当那天晚上“小不点”登上拳击台时，只见一个酷似微型罗伯特·杜兰的巴拿马小伙子从斜对角爬上赛台。这个小伙子四处蹦跳，发出公牛般的声音，像发动机活塞一样做着热身出拳动作。与此同时，“小不点”站在自己的一角，看上去像屠宰场里的羔羊。我和哈勒姆坐在第一排观看，我转身对他说，“放弃这场比赛，我不想当谋杀同谋犯。”我又走到“小不点”的台角，告诉他可以弃权，并非一定要打这场比赛。
“不行，长官，”他说：“我非打不可。我们五○六营的人全在这儿。”
的确如此，“小不点”所在营的全营官兵身着作训服都在现场观看，因为他们看完这场比赛就要直接出发去巴拿马参加演习，“小不点”是练拳击才逃避了演习的。我真不知道他们看这场比赛会是哭还是笑。
第一轮开始的铃声响了。巴拿马小伙子跳到台中央便挥起拳头进攻不止。“小不点”简直就像个挨打的吊袋。我的心都揪起来了。“小不点”按着“榔头”汉克教给他的样子去做，双臂收到身体两侧，用手套保护着脸部。他不停地向左兜圈子，承受着来自对方的攻击，直至铃响第一轮结束，“小不点”虽一拳没打但还站立着并且没有受伤。我们一侧的观众发出了低调的欢呼声。“小不点，加油！坚持住！”
第二轮和第一轮一模一样。巴拿马小伙子向“小不点”发起攻击。“小不点”防守好自己，兜圈子但不出拳。不过我已注意到他的对手在第二轮临近结束时动作较前迟缓了，似乎攻击“小不点”花费的力气使他感到疲惫了。第二轮也结束了。此时，为“小不点”加油的呼喊声变得热烈而高昂。我们看到对方角落里的对手摇摇头像是在对他的教练抱怨着什么。与此同时，“榔头”汉克却在一遍又一遍用乞求的语气对“小不点”说：“出拳打他，就打他一拳，怎么打都行！”
第三轮，即最后一轮开始了。两位拳击手从各自的一角走出来，巴拿马小伙子动作迟缓。很显然，他拳击技术不错，但体力消耗很大。突然间，“小不点”一个右勾拳击中对方腮部。巴拿马小伙当即双臂一垂倒下了。全场观众像发了疯似的，全旅人员都在喊着“小不点！小不点！”裁判宣布击倒获胜。“小不点”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一空降师的次轻量级拳击冠军。他们营的战友都扑向他，拥抱他，亲吻他，把他抬在肩头。
弗兰克·卡普拉导演的场面也不过如此，也许卡普拉此时此刻会喊：“停！冲洗去吧！”然而“小不点”作为师的冠军要到布拉格堡去和八十二空降师的冠军比赛，争夺第十八空降军冠军头衔。在那次比赛时，我有幸和我的老上级，现任军长神枪手埃默森坐在一起。我向他介绍了“小不点”的情况。他眼睛发着光，嘴里不停地说：“他娘的！他娘的！他娘的！你们听见了他说的话了吗？听见这小伙子的成绩了吗？”
这天晚上，“小不点”在连续三轮中都轻松地坚持下来了，但是以数点决定胜负时判定他负于对手。神枪手还是要接见一下“小不点”。我们在更衣室找到了他。将军握着他的手上下摇着，我看简直都要把他的胳膊弄断了。将军脱口而出说：“天啊，孩子，你表现出了拳击运动的精神！你是真正的冠军！”事实上，“小不点”是神枪手全部信念的化身。虽然个子不高，只要有半点机会，就要争当胜利者，哪怕只是片刻的辉煌也好。
16年后，当我身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即将退休时，全国广播公司的K·库里科在五角大楼对我进行最后一次身穿军装的“人物专访”。我把“小不点”的故事作为鼓舞人心的例子讲给她听。她很感兴趣并让她的采访组设法找到了“小不点”。起初他们找到的是一个外号相同的人，但实际是该旅的另一位拳击选手，真名叫迈克·卡鲁瑟斯。她为“人物专访”节目采访了“小不点”普莱斯顿。他已经是伊利诺伊州谢尔比维尔市一家金属工厂的工人，成了家，有两个孩子。如果他的孩子问他：“爸爸，打仗时你在干什么？”“小不点”会有精彩的故事讲给他们听的。
一天，我接到神枪手的参谋打来的电话，告诉我说这位老军人要退休了。第十八空降军要举行一个大规模的仪式。埃默森亲自请我担任阅兵式的指挥。我婉言谢绝，布拉格堡是八十二空降师的驻地，虽然一○一师也属于埃默森的十八军，但八十二师的伞兵们恐怕不会喜欢让一○一师的人去指挥他们。10分钟后，他的一位助手又打来电话：“将军说了，‘告诉鲍威尔，给我马上来’。”这话听着的确像是神枪手说的。
我来到布拉格堡，开始将这些身强力壮的伞兵训练得步伐一致，很像我当年在纽约市立学院当训练队长时那样。在举行仪式的那天，有数千人参加了盛会。神枪手站在检阅台上和周围的每个人都一一握手，并且拍拍他们的肩膀。我站在等候检阅的队列前面，这时看到他打手势让我过去。他感谢我负责阅兵式的指挥工作，还说有一件特别的事要我做：当他下口令时，我要给全体军官下“向后转”口令，使他们面对士兵队伍，大约相距有8英寸。我问他为什么下这样新奇的口令，他告诉我不必多问。我回到队伍前并设法将这一情况传达给所有参加阅兵式的军官。
仪式开始了，讲话话题和嘉奖对象都是埃默森。当到了埃默森讲话的时候，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开始落泪，不断重复刚说过的话，重提牺牲已久的战友们的名字。他停顿了一下，两眼直看着我喊道：“下口令。”
于是，我喊口令：“全体军官——！向后——转！”军官们几乎和士兵鼻子对鼻子而立，心里猜想着下面会怎么样。
这时，神枪手站在检阅台上喊：“全体军官——！向士兵——敬礼！”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姿态，地道的神枪手埃默森风格，以其简单明了的象征手法表达了所有军队的共同点，表达了归根结底士兵应当受到尊敬这样一个观点。
韩国的经历使我对于陆军的种族环境十分敏感。到坎贝尔堡不久我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找来我的副手，绰号叫“宝宝”的亨利·B·塔克中校，告诉他我想见一下负责平等机会和保持少数民族利益行动的军士。塔克是个高个子、随和健壮的亚拉巴马州人，他以奇怪的目光看看我说，他会叫那个人来的。
塔克平时和士兵打交道与解决士兵们的问题都很有办法，他的办公室在我隔壁，我能听到那面传来的声音：“过来，小伙子。你让我们上校不高兴，也让我不高兴。看看你能多快就让我们俩都高兴起来。”就这样，问题一夜之间就解决了。可是这一次，他却没有给我回音。两天之后，我再一次说要见一下负责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军士。塔克向我保证说：“我正在办，我正在办。”假如他连人都找不到，可见我们旅对这个问题是多么不重视。我第三次提及这件事后，塔克带来了一个胖乎乎的无精打采的军士，他脚上穿着白袜子、矮靿鞋。他因腿伤正在半休，以此打发退伍前最后几个月的时光。我让他回去，然后就向塔克发起火来，刚才那个家伙是个冒牌货。我们对这样重要的任务就是这样重视的吗？
“不要着急，上校，”塔克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浪费一个能干的军士。几个月来我们旅没有发生过一起种族矛盾问题。”
我自己开始明察暗访，想验证一下塔克说的是否属实。原来他是对的。虽然我们尚未达到种族关系完美和谐的程度，但是这时的陆军已经和我在韩国时所带的部队大不相同了。原因主要是实行了全志愿兵役制。这时，征兵入伍的士兵已全部退役。现在的士兵，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也包括种族关系。其主要原因是他们都受过较好的教育，并且是自愿入伍的。尽管如此，我还是选拔了一名优秀的军士负责平等机会工作，确保种族关系保持在现有的良好状态。
我还催问塔克修读中学同等学力课程的情况。他告诉我说：“大多数士兵入伍时就是中学毕业生。”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培训班呢？他耐心地解释说：“我们已不再招募不讲英语的人入伍了。”陆军变得越来越好，也许不如我们当年激情澎湃时那样充满乐趣，但是乐趣并不是军队存在的理由。越战后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陆军正满怀新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在重建自我。
我愉快地工作在带兵的岗位上。1977年2月，华盛顿突然来电话要我去。1月20日，新的一届政府刚刚宣誓就职，大选中我对他们投的是赞成票。我担任白宫研究员时见过吉米·卡特，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影响我投票的最主要因素是我相信，经历过水门事件严峻考验的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开端。我是作为纽约市的常住居民缺席投票的，当时没有参加哪一个政党，至今也没有。
我应召赴华盛顿是要接受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Z·布热津斯基为选拔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而组织的面试。我想，又来了，又要我脱离军旅生活的轨道，而我并不愿意这样做。我先去见约翰·威克姆，他不仅是我的上司，而且在华盛顿那迷宫般的政府机构里他运作自如。威克姆说：“你去吧，至少你得和他面谈。”
我当时所从事的工作是我热爱的，也是必须做的工作，即再一次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步兵军官。我已经顺利地从旧式陆军过渡到新式陆军，没有经受太大的文化冲击。一想到这么快又要离开，我就很不愿意。我在其他部队工作过，但一○一师，这支充满传奇色彩的部队抓住了我的心。我接过旅指挥权时，被授予一枚特别的硬币，这是一○一师的又一传统。无论何时，本师的任何一个人发出挑战，要求你出示这枚硬币时，你必须当即出示，否则你就要请对方喝酒。从没有人能对我挑战成功。从当旅长起一直到我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那枚硬币无时无刻不放在我的钱夹子里。
坦率地说，我当时希望在旅长任期满后能担任一○一空降师参谋长一职。那样，我可以在为英明的威克姆将军工作中学到更多的带兵打仗的知识。可是现在我要去华盛顿了，但是我仍希望能逃避权力圈子的漩涡，留在一○一师。
几天之后，我又回到了早已熟悉的环境，老行政办公大楼，在这里我曾在管理与预算局担任过白宫研究员。老行政大楼内的走廊里竖着一排立柱，到处都静悄悄的，给人一种宁静庄重之感，连墙壁里都浸透着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这里是国务院和陆军部所在地，后者直到五角大楼建成后才迁走。这一天我让老行政大楼里着装严格的工作人员们开一开眼，看看我这个脚登跳伞靴，身穿绿色夹克衣裤的陆军上校的样子。我是有意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一○一师的一名旅长，愿意留在现任岗位上。你们找错了人。我沿着宽敞的弧形楼梯来到三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被引进一间装饰考究的19世纪风格的办公室，在那儿见到了布热津斯基博士。他脸形带有典型的斯拉夫人特征，神态严肃。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副手戴维·阿伦。布热津斯基请我坐下，我便双脚平踏地面坐下，脚上的一双跳伞靴很显眼。
布热津斯基先表明他对我过去的表现，尤其是当白宫研究员时的情况了如指掌，这让我感到意外。然后他便进入正题说：“我们正在找一位熟悉在这个层次工作的军人。坦率地讲，我们希望由你来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防务计划工作。”
听起来，这简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对他说我不胜荣幸，但我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我说：“我现职任期还不到一半，我真的不想离开坎贝尔堡。您所描述的这个工作不适合我。我对它一无所知。”
没想到我的推辞不仅没有像冷水一样把布热津斯基的热情浇下去，反而使他更加猛追不舍。“这恰恰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学者，而是能给我们带来新思想的人。”
我继续推辞说：“我仍愿留在部队里。”
这时，阿伦的表情和他所提出的一连串问题似乎在说：这个脚登战斗靴的人到这里究竟干什么来了？他不是说他不想接受这个工作吗？索性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可是，我的推辞进一步激起布热津斯基的热情。有人对白宫权力发出的诱人的召唤竟然无动于衷，对此他似乎感到很有趣。最后他说：“我们暂时谈到这儿。等到你的任职期临近期满时，咱们再谈。到那时给你的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