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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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我姐姐玛丽琳要离家到纽约州北部的布法罗市州立师范学院去上学。父亲亲自安排了隆重的送行活动。我们全家到中央火车站为她送行，送她上“帝国号”特别快车。父亲迈着八字步走进车站，大衣两边摇摆着，眼含热泪强露着笑容，纯粹出于慈父心肠。他给在场的搬运工、剪票人和列车员一一分发小费，还千叮咛万嘱咐地说：“请多多关照我的小女儿，请保证她一路平安无事。”我看见他给别人塞钱，感到不自在，可是他一贯如此。每逢节日，他总给邮递员、加油工人和清洁工人送小费。他年轻时住在哈莱姆区，每个星期六都穿得整整齐齐，衣冠楚楚，口袋里插着支票簿。他从第一站——擦皮鞋摊开始，一站又一站，每站送小费，莫宁赛德大道上的许多人都得到过他的馈赠。
每逢橄榄球比赛季节，尽管我球艺不高，他也要让他的儿子戴上全街区最好的运动帽。我的第一辆自行车，他坚持买名牌货，买了一辆哥伦比亚赛车牌的26白胎车。我要买西装，他就说：“儿子，把这张信用卡带上，到梅亚公司好好挑一挑。”可是这一切都是来自一名货运部领班、其每周工资从来没有超过60美元的人。有一年圣诞节，我妈妈反对爸爸邀请太多的客人。她说，他每年那么干，使她十分劳累。爸爸没吭气，出门邀请了50来位客人，然后回来对妈妈说，要是她应付不了，他就雇一名厨师。
我父亲乐善好施，我行我素，成了我们那一带的教父式人物。人们有困难时请他出主意，闹家庭纠纷时请他调解，失业时请他帮忙找工作。他常常从盖因斯公司带回一些衣服、次品和等外品，以及下脚料子，把它们按批发价处理给需要这些东西的人，或者是白送给无钱者。在繁华市区，他不是经常都能充当善人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在凯利大街才这么竭力助人。当盖因斯公司易主时，他曾经试图买一份股票，却遭到拒绝。他为这家公司干了23年，公司竟这样对待他，他认为太不公道。他是不是当真想争取当一名股东，我不知道。但那以后，他离开了这家公司，到另一家服装批发商舒尔公司工作，职位与原先相似。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公司关门为止，这时他年岁已高，没法再谋一份差事了。
卢瑟·鲍威尔从来不曾让自己的种族或职位影响他的自尊心。像他这样的西印度群岛人，是两手空空来到美国的。他们每天清晨乘地铁上班，整日拼命地干活，晚上8点钟才回到家里，挣钱养家，教育子女。既然他们做到了这些，谁还敢说他们矮人一头呢？这就是爸爸的态度。
当然，人们也总会梦想有朝一日遇上幸福女神，不必流那么多汗就赚到钱。我记得我父亲常常在清早给我姑妈打电话，挺自信地说：“贝丽尔，今天咋样？4—3—1？嗯。只赌头号还是赌一对？OK。就赌50分钱。”然后，彩票兜揽人就来收取押宝钱。他们知道有朝一日也许会中个头彩。
1950年，我进了莫里斯中学。原先上小学是出家门往左拐，如今相反，是出家门往右拐，要过几个街口。姐姐上的是莫尔顿重点中学。在父母敦促下，我本来想上斯托伊弗桑特中学，也是一所有名望的学校，可是升学导师在我的成绩报告单上批了“我们不同意”。莫里斯中学则是普通中学，来者不拒。
这时，我依然是胸无大志，没有奋斗目标。我喜欢的事是跟小伙子们逛马路，“散散步”。从凯利大街溜达到163街，绕到南林阴大道，再到西切斯特路，然后回家。星期六上午，我们照例上蒂法尼剧院，看看连续剧，再加一场两片连映的牛仔电影。
星期天上圣玛格丽特教堂，那里有我家的专用坐椅。爸爸是资深的教堂俗人执事，妈妈是祭坛管理组组长。玛丽琳在儿童唱诗班弹钢琴。我是一名教士助手。我家的人年年都参加衣物和食品义卖及舞会，在舞会上可以尽情地跳舞，唱即兴歌，喝一点点酒，甚至跟教士们共饮一杯。
在我们家附近还有天主教堂、犹太教堂和店面教堂。星期五夜间，我在犹太教堂开灯和关灯，好让安息日做祷告的教徒遵守保持寂静的规定；做这点工作，我可以挣到一枚25分的硬币。对于教堂，我当时有明确的想法，就是它们跟我父母出生之地牙买加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一样，都有尖顶、祭坛、教士法衣，人人挤在里面焚香跪拜、画十字。我认为教堂越高，离上帝也越近。圣诞节里，我们的威顿牧师把圣玛格丽特教堂装饰成一个神奇的地方，点着蜡烛、彩灯树、挂着彩带和花环，摆上冬青树。节日期间的香火把玛丽琳呛得要死。我却兴高采烈，喜欢这一切。
我现今还记得教堂举行坚信礼的情景。那些洗得干干净净的可爱的孩子们排着队，让牧师摸一个又一个脑袋。牧师念道：“主啊，以你的神圣恩典保佑你的这个孩子吧；让他永远属于你；让圣灵与他相通，日益增进，直到他升入你的永恒天国。”我这个小助手这时就晃一下香炉，精神抖擞地喊一声“阿门”，深信我正看到圣灵像一道闪电一样进入了这个孩子的头内。圣玛格丽特教堂意味着想象、盛典、激情和诗意。时代在变，教堂的祈祷文也随着时代变化。有些主教认为，正如同1928年版的公用祷告书取代了早先的版本一样，这1928年的版本也需要更新。我想我不能不同意他们的高见。然而，在这一变化中，我感到若有所失。多年之后，我在圣玛格丽特教堂做祷告后出来埋葬我的母亲，这时，老的祈祷文已被新的祈祷文代替。上帝似乎贴近了尘世，男女性别不分了。他不再完全是我年轻时所敬畏的那个威严、神圣的父亲式的形象了。这让我有点伤感。教堂抚育我长大的那种魅力似乎看不见了。
我是一个教徒，但不是圣徒。由于我父母都是圣玛格丽特教堂的台柱子，50年代初一个夏季，威顿牧师挑选了我去参加教会在皮克斯基尔附近举办的夏令营。一到那里，我就遇到了几个顽皮的伙伴。一天夜里，这几个新交的朋友和我悄悄溜出去买了啤酒。为了把啤酒凉一凉，我们把它藏在厕所马桶水箱里。可是这个秘密很快被人发现了。当班的教士把大家召集到会议厅，既不威胁也不责难，而是问有谁准备承担责任。谁愿意像一个男子汉那样站出来认错？我们干了坏事，当时只要不吭气，也许就蒙混过去了。但是教士的话打动了我。我站起来说：“神父，是我干的。”我坦白以后，又有两个初露头角的小坏蛋站起来做了忏悔。
我们被打发乘次日火车回纽约。关于我们的罪过的传言比我们走得更快。我拖着沉重的双腿走上西切斯特大道，向右拐进凯利大街，仿佛是一个重罪犯要登上绞刑架。一到952号，就看见妈妈，她那一向慈祥的面孔满脸怒容。她数落了一番之后，爸爸又开始了。我心想这顿臭骂准会永无完结，这时威顿牧师来电话了。是的，这些孩子做了坏事，但是他又说：“你们的科林主动承担了责任，他的榜样带动了别的孩子承认错误。”我父母一听，怒气顿消。我一下子从少年罪犯变成了英雄。童年经历的这件事，使我懂得了诚实可嘉，从此永志不忘。
平时跟我一起玩的小伙伴们看到我被赶出了教堂夏令营，还知道有一次我父亲抓到我在山姆·费奥里诺修鞋店里玩扑克牌，而且是跟下了班的警察一起玩，我在他们眼里的身价一下子抬高了。以往，这帮小伙子总认为我尽管还算不上是女孩子气，但却是一个“乖”孩子，一个胆小怕事的人。
我14岁那年，有一天我母亲派我去邮局寄信。我走到西切斯特大道和福克斯大道交叉口的西克塞尔商店——一家婴儿用品和玩具店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向我钩钩指头。他用很重的犹太人意第绪口音的英语问我：想不想挣几块钱？他把我领到店后门库房一辆卡车旁，让我帮忙卸圣诞节用品。这个老人叫杰伊·西克塞尔，是商店的老板。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检查我干得怎样，惊讶地发现我已经差不多把东西卸完了。“嗯，是个干活的料，”他说，“你明天还愿意来吗？”这一天开始了我少年时代跟西克塞尔商店的多年联系。
这家商店的许多顾客是犹太人。经过一段时间，我也学会一点意第绪语。有时，店主的关系户来谈生意，西克塞尔就招呼我说：“科林，带我的弟兄们上楼，请他们看看楼上的好货。”我领他们上二层楼，他们很放心地用意第绪语交谈：喜欢哪个型号啦，打算付多少钱啦，等等。我站在一旁，他们以为我什么都听不懂。于是，我客气地告退，下楼向西克塞尔报告情况。他掌握了我提供的情报，心中有底，一上楼就把买卖谈成了。
我在这商店打了几年工以后，西克塞尔有一天把我叫到一边说：“科林，你明白，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婿。你还是要上学。别对我这个店指望太多。”显然，他以为我卖力工作是为了入伙，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过。我把他的这番话当作是对我的恭维。
有人问我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感受到种族意识，什么时候第一次理解到自己属于少数民族。在早年岁月中，我不曾有过这种感觉，因为在“香蕉凯利”街上谈不上少数民族。那里有犹太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希腊人、波多黎各人以及黑人，即当时说的NEGRO①。我童年的朋友，如维克多·拉米雷兹、沃尔特·施瓦茨、曼尼·加西亚、墨尔文·克雷因等人，都各属不同的民族。克雷因家是我们楼里有电视机的第一家。每星期二晚上，我们都挤到他家的起居室看米尔顿·伯尔② 的节目；星期四则是看《艾莫斯和安迪》③。我们认为后一个节目很精彩，是最好的电视节目。那是一个跟现在不同的时代，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被视为是跟艾莫斯和安迪不一样的人。
凯利大街流行过一些种族绰号，有时人们因此而争吵打架。但当时的争执并不是“我优越，你低劣”，而更像是一个球队受到侮辱时要出出气。我最终也尝到过种族偏见的毒汁，但那是好久之后，是在远离“香蕉凯利”的地方。
我青年时代形影不离的好友是吉恩·艾尔弗雷德·沃伦·诺曼，他家也来自西印度群岛。他比我大一两岁，体育运动比我强，比我更加好动。我的一个亲密白人朋友是托尼·格兰特。我记得他们都急于走出去，远走高飞。吉恩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托尼则参加了海军。托尼现在还记得“香蕉凯利”的青年人分成两类，“吸毒的和不吸毒的”。我们3个人都属于后一类。吉恩后来当上了纽约市地标局局长，托尼则担任了怀特普雷因斯公司的法律顾问。
1954年2月，在距我17岁生日还差2个月的时候，我从莫里斯中学毕业了。这不是因为我学业优异，而是学校缩短了学制。在母校那一年的年鉴上刊载了应届毕业生的姓名和照片。我的照片展现的是一个面带轻松笑容的小伙子，姓名旁边没有什么字幕式记载。同一页上的同学包括3个黑人、1个西班牙后裔、4个犹太人和另外2个白人，这也反映出了亨茨波因特是个民族杂居的地方。
当时，除了在西克塞尔商店搬运婴儿车的本领以外，我一无所长。我是一个“好小伙子”、“好工人”，如此而已。我在中学时田径运动不错，赢得了一封推荐信，可是在范科特兰公园苦练了一阵子越野赛跑以后，我感到厌烦就不练了。我改跑440码短跑，因为我短跑跑得较快。可是经过一个赛季，成绩一直提不上去，就主动退出了田径队。我们的圣玛格丽特教堂有一支篮球队，我个子高，跑得快，又是资深教堂执事的儿子，所以教练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试试。我大部分时间坐冷板凳，于是又退了队，球队教练也松了一口气。在以后的几年里，多次有人要我打篮球或者当篮球教练，显然是出于一种种族上的先入为主的见解，以为我打篮球一定行。到我岁数大一点，通晓世事，说话有人信之后，当别人邀请我去打球时，我就佯称我有慢性“腰痛”，远远地避开了球场。
我干什么都无恒心，令父母犯愁，他们嘴上不说，但我心里明白。不过，我有一件事干得不错，就是在教堂当教士助手和副助祭，我也喜欢教堂的这些活动。教会有组织，有传统，有阶级，有礼仪，有宗旨，现在回想起来，教会跟军队并非全无相似之处。也许，我的1928年版祈祷书注定要变成陆军野战条令22…5——陆军部队训练的圣经。倘若当年我入教会当差，我母亲一定会高兴。可是我没有听从那一召唤。
在另一个领域，我依然不成熟、不老练。在性教育方面，我在家里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字。街道成了我的教师，而且是一个粗俗的教师。街上的男孩钱夹子里都有避孕套。我的避孕套都是颜色发黄、易裂的老货。中学时期，我跟街坊上一个女孩有过一段早恋。有一次我邀请她参加我家一次聚会，我姐姐一晚上净取笑她。她走了以后，姐姐说：“那女孩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原先一直认为我的女朋友很美，可是姐姐看不上她。尽管我们姐弟间老斗嘴，姐姐的意见还是很有分量的。既然我的女朋友在姐姐眼里并不美，她对我的吸引力也开始下降了，于是，这段浪漫史就结束了。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终于成为好学生，可是在中学阶段谁也不会预言我是这块料。在学习成绩上，姐姐玛丽琳一直是鲍威尔家的模范。她在沃顿中学是优等生，在布法罗学院仍然出类拔萃。因此，由于姐姐的榜样，也由于父母对我的期待，尽管我中学毕业时的总平均分数只有78。3，但我还是考虑上大学。不受教育，就只能成天包装商品或者给服装钉扣子；受了教育，才会有一个真正的职业。在我们家族中，不少人因为受过教育而功成名就。在远近亲戚当中，一位表兄亚瑟·路易斯先在海军当兵，后来当了美国驻塞拉利昂大使。他的弟弟罗杰成为一名很不错的建筑师。维克多·罗格表兄是著名的律师。詹姆斯·沃森是美国海关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官。他的妹妹芭芭拉担任过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后来又成为第一位女助理国务卿。他的另一个妹妹格雷丝是教育部的官员。还有一位表姐多萝西·克罗珀是纽约州申诉法院的法官。我的表妹克莱雷特·福布斯是最后一个从牙买加移民来的，她当了护士，她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名牌大学。我姐姐的女儿莱斯莉是一个画家，有耶鲁大学的硕士学位。还有一位表兄布鲁斯·勒维林，是内萨姨妈的儿子，在卡特政府中当过高级政治委任官，现在是企业家、慈善家，是最富有的非洲裔美国人之一。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是有知识修养的职业者。有的人在纽约地铁当司机，有的人做小买卖，有的人干杂活。然而，他们都是能使家庭丰衣足食的好父母，维系一家人，教育子女，使他们有出息。我看到叔舅姑姨们，他们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孩子的孩子们，这三代人，全都是积极的、有贡献的和自力更生的社会成员。我的所有亲戚不论职业地位高低，在家族内部彼此都平等相待。在互相敬爱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人高人一等。有的人经受过失望，有的人怀才不遇。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成为有用的人，对自己有用，对家庭有用，对社会有用。
我父母的兄弟姐妹，多数留在牙买加，他们的子女在那里也都不错。例如梅克尔家的两兄弟，弗农上了多伦多大学，罗伊上了伦敦大学。70年代，牙买加政府转而奉行另一种社会制度，结果搞垮了经济，于是又有一些亲戚离开该岛，移居迈阿密。他们已开始有所成就。
美国黑人有时觉得西印度群岛裔的美国人骄傲自大。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看法，是因为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呢？原因之一在于，英国人早在1833年就在加勒比海结束了奴隶制，比美国早了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废除奴隶制以后，奴役枷锁的滞留影响也消除得比美国快。英国地主多数不住在当地，而是或多或少让当地人自己当家。在美国，黑奴一举一动都受到种植园白人园主的控制，而西印度群岛人虽然生活艰苦，却不曾受到如此严酷的监控。英国人取消奴隶制后，就告诉我的祖先说，他们已成为英国公民，享有帝国臣民的所有权利。这自然是言过其实。然而，英国人毕竟在那里办了一些好的学校，而且实行了义务教育制。他们让黑人填补了下层公务员行列。因此，西印度群岛上的黑人有机会养成独立自主、自我负责和自我尊重的品格。他们不像美国黑奴及其后裔那样惨，让自尊心横遭蹂躏达300年之久。
当然，我的祖先当初也是被人口贩子残酷无情地劫出非洲，而被割断了与自己历史的联系。在牙买加，有些黑人以英国的文化及其宗教、传统、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填充了自己心灵上的文化空白。另一些人则参与了拉斯特法里运动，崇拜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相信黑人终将得到救赎，以这一方式坚持自己对非洲根源的忠贞。现在，许多非洲裔美国人也奋起寻根问祖，争取收回那被窃走了的文化并从中吸取营养，我对此表示赞赏和钦佩。
还有一点：美国黑人和西印度群岛人是在不同的条件下来到美国土地上的。我的黑人祖先大概也是戴着脚镣手铐被拖到牙买加的，但他们不是被捆绑到美国的。我父母从牙买加移居美国，其原因与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匈牙利人移居美国的原因相同，都是为了给自己和子孙寻求更好的生活。而美国黑人的祖先是被捆绑着来到美国土地上的，这在感情上和心理上大有区别。
西印度群岛人，包括牙买加人在内，有一定程度的氏族观念，这也无可否认。我家的人所交的朋友和参加的社交活动，曾几乎都局限于牙买加人的圈子以内。所以我姐姐玛丽琳的所作所为确实引起了震惊。她自从上大学以后，常常带些女朋友回家，其中有一些是白人。南布朗克斯跟她们习以为常的环境不大一样，但姐姐不在乎。她对自己的家庭感到自豪，我父母也欢迎她所有的朋友。1952年，她宣布要带一个男朋友回家，他是个白人，叫诺曼·伯恩斯。她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