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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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总统说，“我只是想对你为我、为国家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并想咱俩在一起再呆一会儿。”他问我今后有何打算。
我回答说：“我将忙于写自传，还要做巡回演讲。”我向他提及我还收到要我进入商界和到公司董事会任职的邀请。“但是，”我说，“只有退休后过一段，好好想一想怎样度过余生后才决定是否卷入。”我对他说，眼下我所关心的是在我领政府工资35年后使我的家庭在经济上有保证。
“你退休后或许可以考虑担任某种非全日性的社会公职。”总统说。他提到我可以主持总统的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这是一个负责评估美国情报活动的有威望的民间组织。他还建议我担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50周年纪念活动委员会的主席，或者负责他针对青年人安排的全国服务计划项目。
“总统先生，”我说，“眼下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但是如果我要挑的话，我愿挑青年计划项目。”
他笑了。“我猜你就会这么说。”他说。
我们谈了一会儿政治，这显然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然后又扯起国内问题，医疗保健是压在他心头的一个大问题。我们把话题转向国家安全。此时我考虑最多的是索马里。我对他说，我们不能以美国的民主取代几百年的部落主义。“我们不可能使索马里脱离那种状态。我们必须想法脱身，而且要快。”我说。
总统承认他没有对6月份联合国的决议给予足够的重
视，该决议使我们与艾迪德处于针锋相对的境地。“这使我们卷入的性质变得更加复杂化了。”他说。
我看了看表。我们已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占了你这么多时间，心里感到很不安。”我说。
“今天就给你了。”比尔·克林顿说，好像世界就没有让他操心的事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神色紧张的助理人员从门口探进头来说：“总统先生，该工做了。”
总统站起身来。“科林，下午再见。”他说。
我感谢他的关心体贴，不只是今天，而且在他手下工作的9个月。我们一直相处得不错，而且变得很亲密，尽管在初期新闻界做了与此相反的宣传。
这次谈话后没过几天，“别动队”和“三角洲”部队与索马里部队展开了激战，18名美国士兵被打死。在摩加迪沙大街上拖拽美国士兵尸体的景象使美国人深为震惊。以前的电视图像促使我们进入索马里，而今日的电视图像又促使我们从那里退出。
总统立刻进行了政策审议，结果是决定在6个月内逐步撤出。阿斯平因为没有提供蒙哥马利少将请求的增援而受到严厉批评，虽然问题的真正症结是政策有毛病。这一挫折是阿斯平在五角大楼任职终结的发端。12月，克林顿总统宣布由比尔·佩里取代他。阿斯平被委以其他重任。他被任命为总统的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主席，而且是由国会委任的监督军队作用与使命委员会的成员；此后他又被任命为国会委派检查情报机构的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莱斯非常适合担任这些职务，在这些岗位上他的才智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不幸的是，1995年5月，他因为中风而英年早逝。
从白宫回来后，我召开了最后几个会议。我感谢联合参谋部主任和各部负责人4年来对我如此忠心耿耿。我与各军种参谋长和几位司令共进最后一次午餐。“感谢诸位在最后的时刻与我在一起，”我说，因为我退休的时刻就要到了。他们做了一项令我意想不到的安排。笑容满面的乔治·布什大步走进餐厅。这位前总统似乎完全适应了退休后的生活，他过得很愉快。与他友好地重聚之后，我返回办公室，看了最后一眼空白的墙壁，然后回家接阿尔玛和最后一次穿上军礼服。
当阿尔玛和我登上检阅台时，迈尔堡阅兵场呈现出50年代电视剧《这就是你们的生活》中的场面。我姐姐玛丽琳及全家，各地的堂表兄弟姐妹，来自“潘兴步兵会”的朋友，在盖尔恩豪森、德文斯堡、越南、利文沃思堡、卡森堡和法兰克福等地一起服过役的同志，白宫研究员班的同学和教会朋友陆续到达，乔治·布什及夫人巴巴拉、戈尔副总统及夫人、前副总统奎尔及夫人，卡普·温伯格及夫人简和迪克·切尼等人都到场了。
仪式正要开始之时，白宫一名军事助理走到我面前说，克林顿总统将为我颁发国家最高非军事勋章——总统自由勋章。我说，太迟了，我已经获得过一枚这种勋章。那是我与贝克、斯考克罗夫特、切尼和施瓦茨科普夫一起因我们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的表现布什总统嘉奖颁发的。这位助理告诉我，这枚勋章更高一级，是特别总统自由勋章。“总统将把勋章连同饰带一起挂在你的脖子上。”这位助理说。他手捧着的饰带很大，是品蓝色的。
“不要戴长饰带吧，”我哀求说，“戴上它我看上去会像鲁里塔尼亚王国的皇太子①。”
①鲁里塔尼亚是安东尼·霍普所写的小说中的一个中欧王国。——译者注。
他回答说：“饰带可以商量，但是勋章必须挂在脖子上。”
克林顿总统和夫人到达后，仪式开始。这时太阳突然穿云而出，像接受了某种信号一般。鼓号齐鸣，放19响礼炮，总统和我检阅了仪仗队。军乐队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奏起了“风暴之眼：科林·鲍威尔将军进行曲”。总统把自由勋章挂到我的脖子上，不过没有那条辉煌耀眼的长饰带。阿尔玛接受了军队的杰出平民服务勋章。接着比红·克林顿讲话，谈到了我的军旅生涯。最使我感动的是他下面的一段话：“显然，你既有武士精神，又有知道何时为了国家利益而实践这种精神的判断力……我代表把自己的子女交付给你的父母们向你表示感谢……你为他们尽到了责任，正像你为国家尽到了责任一样。”
下面轮到我讲话。当我放眼望去看到这五彩缤纷的盛大场面时，我对自己的生活历程感到无比惊异：我从纽约市立学院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少尉升到了美国武装部队最高级军官；从在越南丛林中向几百人提建议的顾问升到了负责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共计200多万官兵的最高军事长官；从与南布朗克斯的小伙伴整天打闹的小淘气成长为与世界各国领导人交往的国务活动家；从护卫原子炮的途中丢失手枪的一名无经验的军官成长为协助超级大国领导人使世界避免核战争浩劫的国家安全顾问。我这一生真是光辉灿烂的一生。
部队分列式穿过阅兵台接受检阅。喷气机和直升机呼啸着飞越阅兵场上空。然后阅兵指挥官走过来，向我敬军礼并报告：“长官，典礼结束！”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35年3个月零21天！
仪式之后客人们进入迈尔堡典礼厅用茶点。克林顿总统要大家安静下来，说他有一件礼物送给我，是通过我在政府中的朋友慷慨解囊购买的。一名助手把放在角落里的一件东西上面的灰布拉开，露出了一辆1966年式“富豪”轿车，它满是锈蚀和光荣的创伤。我看到奥蒂斯在咧着嘴笑。白宫人员指定他去寻找这辆旧汽车，对此我深表感激。
那天夜晚，我最后一次脱掉军装。在我身穿军装的这些年里，这个国家的所有美好的一面使我受益匪浅，它远远超出了我的最大希望；但同时我也不得不忍受这个国家的种种根深蒂固的弊病的折磨。我此生干了一番光荣而有用的事业，而且干得很好，我热爱这一事业。这在任何人的一生中都是难交的好运。我惟一的遗憾是我不能将往事再从头做一遍。
第22章 平民生活
我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在我记忆中这是第一次未用闹钟而醒来的。我穿上宽松长裤，马球衬衫，一双懒汉鞋，然后慢悠悠地走到我们在华盛顿郊区买的这套房屋的厨房，与阿尔玛一起用早餐。我现在开始全日从事一份多年来我一直只有夜晚才作为第二职业从事的工作，这就是做丈夫。
阿尔玛放下咖啡，抬起头来对我说：“洗涤槽堵住了。地板上到处都是水。”
没问题，我想。我会打电话给营区工程师。后来我想起来了，什么营区工程师？不属我管了。于是脱掉军装后的第一个上午就蹲伏在嘀嘀嗒嗒漏水的洗涤槽边度过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变成了房主哈里。
我从四星上将变成一介平民后，一夜之间我的90名随身工作人员全部消失了。我带着退休金和退休身份证离开五角大楼。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公共事务助理比尔·斯马伦上校与我一起退休，他同另一个从五角大楼退伍的佩吉·西弗里诺一起建立了一个小办公室，管理我新阶段的生活。
退休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我驾驶的老式“富豪”轿车（我不止一辆这种轿车）偏偏在高峰时间行驶在环形路上时没有汽油了，这次我真正深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变化。一位亲善好施的人在我后面停了车下来，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我的车横穿3个车道推到路边上。这3个车道上满是回家的车辆，司机不耐烦地使劲按喇叭是可以理解的。我把棒球帽檐使劲朝下拉，没有任何人包括下车救助我的那个人，认出未能及时给汽车加油的这个人就是当年曾指挥千军万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我正要用汽车上的移动电话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一名交通救援警官赶来。
“怎么啦？”他问道。
我又向下拉了拉帽子，向他说明了情况。他有板有眼地向我发表了一通“千万不要在环形道上没有汽油”的训话，接着走到他车子旁边，拿出一根大概只有麦秸杆粗的软管，向我的油箱里注了半加仑汽油，然后就走了，他也没有认出我来。我在最近的道口把车驶出环形路，遇上另一次交通堵塞，又燃尽了汽油。我对自己说，鲍威尔先生呀，当一名平民百姓比你预计的要艰难得多。
我虽然从军队退休，但生活依然紧张。写这部自传是一种新的冒险，演讲日程也排得满满的。我的个人生活很简单，自由自在。我世面见得多了，在飞机上生活了多年，对旅游不再感兴趣。阿尔玛一生辗转东西南北，现在想建设自己的安乐窝。在我们确实要到外地去时，一般是抽几天去长岛看罗恩·劳德斯等朋友，或拜访表弟布鲁斯·勒维林。不过我们经常在雪地里赤脚行走，去看我们演员女儿琳达的演出。1994年，迈克和简在等待他们的新家建成时，暂住在我们这里；其间他们有了另一个儿子——布赖恩。有孙子住在身边我们感到很幸运，和他们在一起我们极为快乐，两方面的好处我们都捞到了——既享受了同孩子在一起的欢乐，又不负什么责任。阿尔玛和我请客不多，只是偶尔与几位朋友互请吃饭。对我来说愉快的晚上就是坐在安乐椅里看电视播放的老电影，特别是音乐片，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上面提到的《音乐人》，还有《俄克拉何马》和《小伙与少爷》。《卡萨布兰卡》、《催促者》、《生产者》、《拉文德山暴民》和《神经错乱》我看过很多遍，能够大段地背出台词。如果不看电视，我就读书。我的兴趣不拘一格，从历史到几乎任何人的传记，还有一些小说。军事著作只是偶尔读读。
我们像在五角大楼中那样喜欢听听音乐，最喜欢的仍是即兴讽刺歌歌手。我还爱听阿雷塔·弗兰克林、卡利·西蒙、卢·罗尔斯、保罗·西蒙、安妮·默里、纳塔利·科尔的表演和安德鲁·劳埃德·韦伯演奏的任何音乐。不过不喜欢听硬性摇滚和叩击音乐，这可能就是代沟吧。我也喜欢古典音乐，但不要问我在听什么，因为我对那些曲子分辨不清。在冠军赛期间我爱看电视的足球节目，在棒球季节外出到公园里去仍能发现有典型美国风味的东西。我曾经在体育上小有名气，是垒球的长球击球手，短网拍墙球运动员，但这种岁月一去不返了。现在最耗费我体力的运动是踩健身脚踏车。在汽车车罩下面弄得满是油垢是我最愉快的消遣。现在我的骄傲和愉快是一辆1966年生产的122型富豪旅行车，车的颜色是胆汁绿的，里程计上的数字约等于地球到月亮的距离。我花了500美元把它买下来，又花了1000美元才使它转动起来。
退休后阿尔玛和我有过一次不寻常的旅行，说起来这次旅行像是霍雷肖·阿尔杰的廉价小说的结尾。我的父母有一个小小的保险箱，妈妈去世后的一天，我清点了保险箱内的东西：几百美元现金，一对戒指，一个粗糙的油布票夹，里面有一美元钞票，这个布票夹是我上小学二年级上工艺课时做的，我父亲一直舍不得把它丢弃。真正的财宝是我父母来美国时所带的英国护照，上面贴着照片，这些照片是我看到的他们最早的照片。阿尔玛和我1993年12月动身去伦敦前，我又拿出这些照片来仔细端详。来自英国一小块殖民地的两个板着面孔的黑人移民的儿子现在将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爵士。
12月15日，我们在旅馆穿戴整齐准备到白金汉宫谒见女王。通常很冷静的阿尔玛现在却不断地摆弄自己的服装。我觉得她看上去已经像王后一般了。我们到达后被领进一个房间里等候，在这里女王的侍从武官向我解释了受封程序。“当你们走进去后，”他告诉我们，“女王陛下就走向前把二等高级巴思爵士勋章授予你。然后你们就退出，除非她赐你们座。”我过去听说过这种区别：不赐座的属于B名单，赐座的属于A名单。
一扇看起来像墙壁一样的门突然打开了，我们走进一个金碧辉煌的房间。“科林·鲍威尔将军和夫人到！”王室侍从武官宣布说。
伊丽莎白女王走向我们时经过一张桌子，顺手拿起一件什么东西。她说：“再次见到你们我真高兴，鲍威尔将军和夫人，我愉快地把这件东西送给你。”边说边给我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我的勋章。
仪式就这样结束了。由于我是美国人，我不必屈膝，女王不必用皇家宝剑拍我的肩。阿尔玛也不必行屈膝礼。
“请坐。”女王说。我们坐下来谈了15分钟的话。谈话激动人心，话题从世界大事到该死的天气。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如果我的父母还是英国臣民的话，我现在就成了“科林爵士”，阿尔玛则成为“鲍威尔爵士夫人”。可是如果我的父母仍留在牙买加，难以想象我会被封为爵士。如果卢瑟和艾丽乘船去南安普敦而不是去纽约城，我有可能在英国某个不出名的团里当上军士长，但不大可能当上英国国防参谋长。我珍重我家族的英国根，但我更爱我的美国，因为这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
离开白金汉宫后，阿尔玛和我坐进一辆由穿着军装的司机驾驶的本特利汽车。司机转过头，笑着问：“鲍威尔贵族夫人，您去哪儿？”不论这种称呼是否正确，听起来令人心情舒畅。
“去哈罗兹。”①阿尔玛答道。
①哈罗兹是英国伦敦最有名的一家百货公司。——译者注。
南非的联邦大厦坐落在俯瞰普勒托利亚的一座山丘上。1994年5月10日，我与来自世界各国的要人坐在一起，观看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今天在这里发生。在挤满山丘的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声中，南非武装部队4名高级军官组成一个仪仗队，护卫他们的下一届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走上舞台。作为一名非洲裔的美国人，我感到骄傲；作为人类的一员，我感到欢欣鼓舞；作为世界事务的一名研究人员，我对这种和解行为感到惊异。
一周之前，克林顿总统邀请我加入美国代表团，参加曼德拉就职典礼。该代表团由副总统戈尔与夫人率领，成员包括克林顿夫人、数名国会和内阁成员以及长期以来支持曼德拉的著名的非洲裔美国人。美国黑人大多数是民主党人，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美国黑人比倾向于保守主义的更多，这不是什么秘密。同机飞往南非的人包括杰斯·杰克逊牧师、卡罗尔·莫斯利—布朗参议员，国会议员查尔斯·兰热尔、罗恩·德勒姆斯、奎西·姆富米、路易斯·斯托克斯和马克辛·沃特斯，内阁成员罗恩·布朗和迈克·埃斯皮，前纽约市长戴维·丁金斯以及巴尔的摩市长卡尔·施莫克。其中大多数人我都认识，相处得一直不错。我也知道，我的职业生涯取得的成就有些是非洲裔美国人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他们为此而骄傲。但与我同机的这些人原希望我在不同人的领导下取得成功。在这些人的眼中，我是持点滴受益论①观点的保守共和党人里根和布什的产物。如杰斯·杰克逊所说，应当把我看成是一个忠诚地履行自己任务的军人，哪怕这些任务需要我执行“镇压性的政策”。
①点滴受益理论，将给予大企业的经济利益转而给予小企业和消费者的一种经济理论。作者曾是工商管理学的硕士，所以在书中经常引用一些经济方面的术语。——译者注。
不过，在这个长时间的飞行旅途中，我们把官职和政治都抛到一边去了。我们进行了亲切、风趣和轻松的交谈。我们开玩笑地假装睡着，以免陷入杰斯·杰克逊在过道上发表的长篇大论的陷阱。黑人妇女全国代表大会的德洛·塔克对我说：“科林，你应当进入政界，我是说作为一个民主党人。
你太好了，不应是一个共和党人。“
此时此刻党派政治是第二位的，摆在首位的是我们是美国人，来非洲观看我们过去曾希望但未敢具体想象的事情现在变成了现实。这天的活动安排得非常好。合唱队高唱原来的白人国歌“南非的召唤”，然后唱黑人自由国歌“上帝保佑非洲”。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包括德斯蒙德·图图主教）进行祈祷。曼德拉在9分钟的就职演说中，阐述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所倡导的种族和平与和解的主题。4架喷气式飞机从头顶飞过，释放出代表南非新国旗的不同颜色的烟雾，这些不同的颜色在飞机的后面混合在一起，就像这个新生自由国家的各种希望聚合起来一样。种族隔离成了历史的陈迹，南非从一个种族等级森严的国家成为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