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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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了一些卜凤林的情况，郭股长告诉我一些，但是掌握材料不多。我去的主要任务，是把周铁航、卜凤林的建军及现行反革命活动弄清楚。
我先在看守所换了衣服，吸了几支烟，口袋里有意留下一些纸烟的沫子，一看就知道是新进来的犯人。看守把门打开，说：“你们不准讲话，要是讲话，就处分你们！”
我坐下之后，“咳”了一声，摇了摇头，又把头低下，使他们注意我。这样沉静了一大会。吃晚饭了，发碗，发筷子，他们给我舀饭，这时候说话了，他们问我贵姓，我说：“卜凤林。”他们说：“唉哟！老也没见面，想不到在这碰上了！”
我又问了他们的姓名，他们都一一告诉我了，有三个姓杨的，一个叫杨兴元，是一个小学校的校长；杨玉亭是公主岭的二流子，又开小买卖，又种地；杨森大地主的儿子；另一个是23岁的石占山，他父亲开买卖，他跟着杨玉亭搞建军，想要当反动派的官。四个人说得一样。我一想，要造成离间形势，才能套出真实口供。他们对我说：“你派老胡找我们，我们没有答应。说你与周铁航认识毕泽宇，队伍便成立起来了。但是没有经费，我们还没动手就被捕了。我们见过周铁航，就是没见过你。”
第三天，郭股长提我出去，我说：“这几个家伙都是官迷，想当反动派的接收大员，所以计划建立军队。他们也不知道毕泽宇是什么样的人，只听说是军统的大特务，吉林省参议会议长。毕泽宇抗日是六十九军军长，1948年是哈尔滨市市长。这个军队就是以毕泽宇的名义搞的。”
郭股长问：“毕泽宇能派人在长春建军吗？”
“我看不能，他在1948年冬，北京解放前逃到台湾的，他不会再派人搞建军。他虽然是军统，但不是基干，戴笠对他不好。在长春的这些活动，不一定是毕泽宇布置的。”
“周铁航、卜凤林建军是肯定的，是谁布置的，那又是一回事。这几个人怎么说的？”
“他们说的都是在我没到这个屋之前编好的。现在把他们一离间，就能套出实话。”我建议先提杨兴元审讯，然后叫杨兴元拿支笔回监房写材料。他们这些人都是没念过多少书的，他们一定多心，我从旁一煽动，他们各怀心事，就能暴露出内中隐情。”
我回来之后，便提走了杨兴元。
他走后，杨玉亭问我：“方才过堂怎么样？”
“我咬定牙关，什么也没说。要给我戴脚镣，我一想，戴什么我也不能出卖这些朋友。叫我回来反省，一半天再谈话。”
“卜先生是好样的。”
“打官司嘛，宁可自己受委屈，也绝不能叫朋友跟着受连累，我看杨兴元这个人……”
“人家是念书的，心眼多。”
“我看这个人还不错，大家都是打官司，都要顾整体。只顾自己出去，叫别人住监狱，那不够跑腿的，也不够义气。”
又谈了一些闲话，杨兴元回来了。他手里拿着纸和钢笔，坐下来，一声也不吱。大家看了他一眼，杨玉亭问他过堂怎么样？他说：“没问什么，叫我写材料。”
我给杨玉亭递了一个眼色，示意不要问。过了一会，杨兴元拿笔写起材料，写了几个钟头还没写完。我在杨玉亭耳边小声地说：“写这么多，可够呛！杨兴元有学问哪。”
吃完晚饭，我坐到杨兴元的身旁，与他谈一些过堂的话，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有承认，大概是你们承认了。不然，怎么知道我派老胡找你们？咳，真糟糕！”
谈了一些，我又坐回原处。我左边是杨玉亭，右边是杨森，我对杨森说：“杨兴元这个人了不起，他能先出去。心眼多。”我又转过头对杨玉亭说：“一样坦白，要争取主动，要当原告，当被告就没有意思了。打官司，没有文化，自己又不能写，不能不吃亏。”
“杨兴元写的什么？”杨玉亭沉不住气了。
“我没有看清楚，大致是他不想搞建军是你们先搞的，他是被动的。我看不十分清楚。”
第二天，杨兴元又被提去审讯。他一走出去，杨玉亭说：“我看咱们这几个人早晚都叫杨兴元出卖了。咱们斗心眼斗不过人家，白天晚上写，写什么呢？”
“写什么？除了案子上的事，写别的行吗？”
“我看，咱们坦白吧，该死该活来个痛快。这么搞，他出去，我们出不去。”杨森说。
这时他们几个人已经相互不信任了。过了两天，分别提出去一审，案情大白。接着我又挖他们的武器，武器没有，只有杨森在长春家中私藏一些八音子弹，八音枪卖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郭股长，他说：“怎么只有子弹没有枪呢？”
“他说卖了，先派人到他家，向他家人要子弹，也要枪。如果只拿出子弹，那就没有枪了。”
回监房之前给我戴上了脚镣，意思是给他们一个威胁，促使他们交待材料和武器。——我戴着脚镣走回监号，显出极端难过的样子。坐下来一语不发。我心想：去年春天戴那副脚镣内心十分痛苦，现在心中一点也不感到难过。脚镣子再重，精神愉快，我是来工作的。他们问我为什么戴脚镣？我说：“我有两支手枪没有交待。家里人坦白了，枪也交出来了。妇道人家害怕，也不能怪她们哪。”
杨玉亭说：“有武器就缴，不缴，早晚是块病。”
“对，杨玉亭说得对，别跟我一样，早晚瞒不过去。”
过了几天，他们又交待了一些与他们有关系的人。这个案子本打算至此告一段落，可是一个午后，长春市进行防空演习，当警报汽笛响起来的时候，杨森在屋里说：“美国飞机来了，好哇！赶快扔几颗原子弹吧，谢天谢地！”一边说一边磕头。这个情况，我立即报告郭股长。他说：“同屋的人都看见了？”“看见了。”“叫谁写一个证明笔录？”“叫杨玉亭证明。”不久，我离开了这个监号。后来他们这件案子在《长春新报》公布了，枪毙了七个人。听说杨森及杨兴元也被枪毙了。杨玉亭是否被处死？不知道。他坦白得好，可能不死。
由这个监号出来，又到楼下三号。对象是一个土匪头子叫“青山好”，姓陶。解放前他在长春市郊，抢、杀、掳、勒，无所不为。抢了许多钱，跑到长春市内投到六十军二十一师当一个连长。六十军起义，他逃回长春，改扮小商贩。抗美援朝之前，被捕到公安局，什么也不承认。给他戴了两副大镣。郭股长叫我去了解一下。
进门，我一露青帮家礼，他答应了。他也是“悟”字班，是同参。接着叙话，先说青帮家礼的话，接着说土匪的术语。他问我在哪儿干事？我告诉他在辽南，因为到北满找一个朋友，被捕了。开始，他不谈他的事情，防着我呢。我只谈自己的事情，干脆不问他的事。我说我怎样骑马，如何打枪，如何娶小老婆，如何抽大烟，如何在长春请客……我这一说，他也说起来了，自己也不示弱的把“过五关，斩六将”的那些罪恶一一述出。两人越谈越近，成了患难朋友。有三天功夫，就把他的案子弄清楚了。解放前在长春市郊，他抢一家老百姓三匹马，打死了两个人。这个血债他没有交待，这回却不经意地说了出来。其他的情况政府也掌握一些。他这案子属于土匪方面，比政治反革命简单。
这件事办完，郭股长叫我休息两天。我回到原来住的屋子，徐克成说：“日子不少，睡石灰地够呛吧。”
我说：“没关系！”我洗了洗脸，换上了衣服。看了看报纸，美帝在朝鲜很猖狂。我心想，美帝这样搞，日本、蒋介石一定趁火打劫侵占东北。情况紧张，前途不乐观，与我本身不利。他们打进长春，共产党不会把我释放，只能把我处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呀。
又过了一天，下午一点多钟，郭股长把我找到前楼，我进那个屋的门口挂了一个牌子：“执行科”。他在屋内沙发上坐着，叫我坐到他对面，我说：“这个科是新成立的？您当科长了！”
他没有答复，笑了笑说：“今天没有事，随便谈谈。”他叫看守所的警卫员，去买了二十个包子、一盒纸烟、一斤花生，不一会儿都买来了。郭股长说：“吃吧，把这些东西都吃光，吃不光，明天再来吃。”我不客气地吃起来，他也吃了一点，一边吃一边谈，他说：“今天你谈谈反动派内幕派系，政治的、军事的、党的、特务的……”
我谈了有一个多小时，最后我问：“科长，我这个案子政府已经决定了，我非常放心。说是没有死刑，没有无期徒刑，那当然是有期徒刑了。有期徒刑是13年呢？还是10年？”
“你不要问这个，反正对你是最大限度的宽大。这样的宽大，不但人民有意见，就是你们这些人，也认为判得轻。你好好争取吧！”
我们屋的竹中走了，把崔毓琛调来了。他是保密局长春站国际组组长，专做苏联工作的。长春解放后，他抱着电台自首，表现得不坏。解放前与我也认识，这次调到一个屋子，我心中很高兴。因为竹中走了，他可以教给我俄文。我对他一说，他慨然允诺。
一个礼拜天早上，又是10月17日，长春解放两周年。看守所把广播打开：“今天上午在胜利公园举行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共有7名……”
收音机关了，我一想开公审大会，又要枪毙人了！我回头一看，看守战士把裹腿都打上了。这少有的现象肯定与公审大会有关。我想了一会儿，枪毙谁呢？小红楼上没有人，只有前面圆楼的人了。我问徐克成：“圆楼的特务还有谁？”
“好几十呢，李寓春都在那儿呢。”
下午晚饭后，一个看守战士来换岗，他脸上还有灰尘，我问他：“你们今天到胜利公园去了吧？”
他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我心中明白，一定是从圆楼提人出去枪毙，能有李寓春吗？
10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过了鸭绿江，情况很紧急。我们看守所的窗户一律钉上管制灯火的黑色防空纸。这使我知道美帝飞机可能到东北空袭。战事迫在眉睫。
一个下午，郭科长找我到前楼，他说：“现在有一个从台湾来的特务，押在楼下三号。你去了解一下，要纵的横的关系，与他同行的特务都有谁？都在哪？这个工作比较困难，你打算怎么做？”
我想了一下，说：“我以军统潜伏组组长身份出现，只有用这个关系，才能开展这个工作。”
“一切情形靠你自己去了解，看看与政府掌握的材料能不能对上号。这件工作越快越好，你马上到三号监房，回头再把他调过去。他戴着铐子，你也戴一件。”
“我戴脚镣吧！”
“行，你到看守所跟宋所长商量。”
到了看守所，我砸上了一副中等的脚镣。拿了一床被子到了三号监房。不一会儿，看守所把这个现行特务调了过来。他两手戴着铐子，拿着被子、毯子，身上还披一条毯子，上身穿一件便衣袍子。贴身穿一件英国式的西服衬衣，脚上穿一双礼服呢便鞋，胶底。东西放在地板上。我看了他一眼，他看了我一眼。他坐下来把毯子包在身上，另一条毯子坐在屁股下面，被子盖着脚，显出很冷的样子。这家伙二十八九岁，高高的个子，灰黑的脸，两只狡猾的眼睛。这小子表面看不好斗。
我一直头朝里不看他，忽然我猛地一动，脚镣子哗啦一响，随即我站起来，小便。他看了看我的脚镣。我回到原位上“唉”了一声：“×他妈的，倒了霉了。戴上这玩意老子就害怕了？”
他还没说话，我便把头往墙上一靠，两眼一闭，往右一倒，他赶紧过来扶我。我长吁了一口气，勉强地坐了起来，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两手一抱脑袋。
他小声说：“不要着急。”
我一听是山东口音，便说：“你不知道多么气人，叫我没脸活着，真他妈的背时！”我这样自言自语地说，他不能不发问：“你是怎么回事？”“我是特务，不是特务还不丢人呢。”
“呵，怎么丢人？”
“我在长春潜伏了两年，没暴露身份。在审讯中方知道最近从台湾来了特务，这样一来，公安人员认定长春有潜伏组，一查，我的一个组员被捕了，他把我供了出来。你看，这么一来，一连串，都完蛋了！”
听完了我的话，他低下了头，一会儿他问我：“台湾来的是什么人？”
“不知道，人不多，只有一两个人。”
又沉静了一会儿，我问他：“你来几天了？”
“来两天了。”
“你何必来长春呢？你这套服装一到长春就得被捕！”
“为什么？”
“你看你这双胶底便鞋，胶鞋底上还有英文字呢，这样的鞋，大陆上是没有的。解放后，各商号一律取消英文招牌和商标，所以有英文字的鞋底，不是从香港来，还有何处？再有，你这个毯子上也有英文字，这不是也告诉人家你是从香港来的吗？你的服装与长春的普通老百姓不同，使人感到突出。所以你容易引起怀疑。”
他没有吱声，他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保密局直属组，在长春潜伏的。我是组长，干了半辈子工作，就这回丢人了。”
“有台吗？”
“没有台怎么潜伏？没有台情报怎么报？什么都有。可这一次，什么都没有了。”
“过堂了没有？”
“过堂了，什么还没说就给我戴上脚镣。戴上就戴上，说坦白从宽，我不相信。你从香港什么时候动的身？”
“9月初。在上海住了一个时期。”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台北呢？”
“8月中旬。”
“台北局本部没有告诉你长春的生活习惯？及大陆上的风俗人情吗？”
“没注意这一点。”他摇了摇头。
“怪不得一到长春就被捕了，这不是送命来了吗？”
“咳！我不是派到长春的，我是派到北朝鲜的，我是路过长春的。”
“你受过训练没有？”
“受过训练，在台北。我们这一期有一二百人，都是军统的大特务当教官。我们受训的时候，不准叫姓名，只叫号码，绝对禁止谈论个人家庭历史。受了半年训，毕业。在毕业前实习半个月，发了不少钱，在台北狂嫖滥赌一阵，然后派到香港。到香港一个地方去见陈先生。陈先生又发给我的路费，派我到北朝鲜配合美军，进行收集情报及潜伏活动。我到了上海碰上了一个同学，我们在上海玩了几天，然后回到山东原籍，在原籍住了几天，我把手枪藏在家中的荤油缸里。到了长春，长春我有个叔伯哥哥，我想在他这住几天，再去北朝鲜。北朝鲜也有一个叔伯哥哥，他在平壤定居，开饭馆。我想利用这个关系由东北转去北朝鲜，不意在长春暴露了身份。被捕。”
“在上海的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他到哪儿去了？”
“他叫×××，他是被派到杭州的。他在上海住西藏路一百七十四号后院一家货栈里。那个货栈是他亲戚开的。”
“你们的上级是谁呀？情报怎么传递？”
“我们的上级是陈先生。没有电台，主要是潜伏活动。到时候派人来与我们联系，给我们送经费。我们潜伏好了之后，呈报我们的住址，他按地址找我们。横的没有关系，这是风筝式的潜伏布置，只有纵的关系。”
现在从他身上只能得到上海一个特务的线索，及山东原籍藏在荤油缸里的手枪。这两件事，必须马上反映。第二天，在提他出审的时候，我汇报给郭股长，他说：“这小子到长春，不会是过路，一定有目的。这一点你再追一下。上海的那个特务线索，昨天他只谈了一半，这回说全了；原籍的枪，昨天说是步枪，对你说手枪，可能是手枪，步枪缸里放不下；在长春的社会关系，山东同乡中谁还与他有来往？吸收人没有？再好好侦察一下。这是现行反革命，要重视。”最后郭科长说，“把你所了解的情况写一个报告，我等着要。”
回到监号，继续查询他的横的关系及在长春的活动。他在长春一家同乡吸鸦片，什么话都谈。他谈到，美军这次打北朝鲜，都是机械化部队。美军一过鸭绿江，前面是国民党中央军来东北接收，后面是日本军队到北朝鲜接收。到时候八路军只好退到苏联去。他对我还说：“在滇桂边界国民党把八路军的一个军包围了。这个军运到台湾，改名‘新生军’，被俘有一两万人。”又说，“台湾的武器才多呢，准备反攻大陆！”
看来他在台湾受特务教育中毒很深。他们的政治教官叫赵赤子，东北人，与我早就认识，反共专家。赵赤子专门能造谣，诬蔑共产党。他对这些无知青年进行反动宣传，使这些人到大陆卖命，无论怎样，反正与他没有关系。
我问他：“逃到台湾的将官怎么安置？”
“成立了一个将官团，少将每月八十银圆，中将一百银圆，有许多光杆的将领在那混吃等死，一心希望打回大陆。”他接着说，“宋美龄在台湾成立妇女会，给军队制作棉衣劳军，工作很积极呢。”
我问他是怎么参加特务训练班的？他说：“我在上海作战中挂了彩，上了轮船运到台湾。挂彩时是上尉连长，在台北把伤养好之后，保密局要伤愈军官受训，这样，我在1950年1月调到保密局受训。在受训时，还有美国教官，教给射击术、擒拿、密码通讯等，中国教官多数我都不认识，乐干给讲政治。”
“乐干原来是长春警察局局长，与我认识，四川人，很能讲话。”
“对，对，能讲话，他一上课，谁也不困。他知道的事真多，美国人对他很好，重庆中美训练班就是他办的。”
其次，我利用机会打听香港，上海等地的生活。他谈了许多，嫖女人，吸鸦片，上海仍有卖淫贩毒的。他领了几两黄金的路费，一路上花天酒地，认为此去，生死未卜，得乐且乐，和我谈起在香港找舞女，到上海嫖妓女，眉飞色舞，仿佛身在当时境地。一举手，手上戴着铐子，他才意识到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