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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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务的名字叫梁金剑。
梁金剑的事情结束的当天，郭科长对我说：“回去把行李搬回你们小组，明天拂晓，要把你们16个人送到伊通县去暂住。这是为了防空，政府考虑你们的安全，才有这样的措施。你有没有顾虑？”
“我有顾虑，真的美蒋打到东北，我就危险，共产党不会把我放了，非把我杀了不可。我不希望到伊通，送到佳木斯或者满洲里那里还比较安全。伊通距长春才90里，没有什么安全可言。”
“这是你的错误想法，政府不会因为蒋美来了把你放掉，但也不会像你所想的那样把你杀了。到伊通是暂时的，比较在长春好一些。”
“科长去不去？处长去不去？”
“我送你们到那儿就回来。”
“局内的处长、科长都留在长春，我们这些犯人怕什么？”
“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不要有错误想法。在去伊通的路上和到那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反映，不要马马虎虎。你先回去，待一会儿我集合你们16个人讲话。”临走，郭科长还给了我一盒纸烟。
约莫有半小时，郭科长在后小院召集我们16个人讲话。这16个人有尚传道、李寓春、杨文昌、徐克成、崔毓琛、张致文、王鼎百、张伯桥、谷口（日特），另外还有几个蒙古王子和特务。郭科长叫大家不要有顾虑，并且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过了鸭绿江，美国鬼子来不了，不要恐美，我们有力量打败敌人！”
解散之后，大家收拾东西，有一些东西可以不带。我把东西整理了一下，又给北京胞弟写了一封信。我在10月中旬接到姐夫从北京来的信，他告诉我父亲在1949年夏天故去，我的老婆回了徐州，在我岳父那里。家中一切东西皆由我弟弟掌管。他对我置之不理，老婆回徐州，他一个铜板也没给。老婆只身抱着孩子走了。弟弟这样做太不应该，我要写信说说。
大概3点钟的样子我们出发了。马路旁的住户还在熟睡中，有一家挂着红窗帘，从里面射出光亮，似乎妈妈在给婴儿喂乳，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我是不会有的。我自己反动，结果把一个家庭搞得生离死别。父亲死了，我没有尽忠尽孝。老婆回徐州怎么过呢？自己今天押到这儿，明天押到那儿，到哪去都要夜间行进，见不得人。也难怪，我这种人叫人看见是颇不相当的。
早晨5点钟左右天亮了，看到伊通的房子，家家户户燃起了炊烟，有几个老头在马路边上拾粪，有的赶车往城里运柴草……我真羡慕他们的自由。坐了牢知道自由的乐趣，患了病晓得健康的可贵。
进了伊通县城。我知道这地方不会有人认识我，我便大胆地东张西望。总也没看到社会上的事物，感到一切都很新鲜；街旁有许多卖小吃的摊子，我发现有卖切糕的，我幼年就喜欢吃切糕。有卖花生米的，有卖油炸果的，这些东西我都想吃。有机会买一点，我还有几十万元钱呢。
车拐了几个弯，在一家大门前停下，像是一个大粮栈的后门。大门打开，车开了进去。这是什么地方？我们下了车，把东西往里搬。搬到里面才看见有木栅栏。这是一个五间房的看守所。左两间，右两间，中间一间是走人的。屋内是对面土炕。出来进去必须弯腰。我一看这地方太差了。没办法，进也得进，不进也得进，进去吧。我们住两间，分四个炕，用木栅栏隔成四个监号，我们16个人，5个人一个监号，尚传道单独一个监号。各监距离很近，彼此能看见，随便说话。我与徐克成、张伯桥、谷口、崔毓琛五人住里边一个监号。
这是伊通公安局看守所。五间监房，我们占了一半，那一半伊通公安局用。这儿的犯人说话我们能够听见。这儿看守所的制度与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犯人一动就要报告，“报告，我咳嗽！”“报告，我小便！”“报告，我换一换腿！”“报告，我擦鼻涕！”“报告，我找虱子！”“报告，我扣裤钩！”……一天的“报告”，彼落此起。看样子都是乡下人，或者是地主恶霸之流，长得土头土脑。王所长对我们说：“你们彼此之间不要叫名字，叫号，叫人知道你们是谁不好。”
我叫尚传道为希贤，他叫我梦龄。
我们来一班战士，看守所只有王所长一人，我们一切活动与伊通公安局的犯人隔开，只有吃饭在一个锅里煮。高粱米饭，白菜汤。千篇一律。
有一天，我对王所长说：“这菜里的盐太少，咱们自己买点盐，再买一点辣椒末。”
我们自己刷碗，扫地，晚饭后烧炕，各组轮班摊勤务。白天看书，晚上下象棋。坐在土炕上开“口头宴会”：这个饭馆子有什么名菜？那个地方出产什么好吃的？糖醋鱼怎么样做？锅贴鸡怎么做？你一句我一句，很有意思，津津乐道，臭味相同——对于旧的东西都那样留恋，对于吃喝玩乐的生活都不愿放弃。没有人反对开“口头宴会”。
到这之后没有材料可写，也没有人找我。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崔毓琛学俄文。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毛主席的《实践论》，由杨文昌负责领导。杨文昌是大学副教授，后来参加了军统，他是北平组的组员。解放后自首于北京，后来到了长春，在东北大学任副教授。他到长春报告过公安机关，因此他被捕后，公安局对他予以优待。他的理论知识很丰富，马列主义也有所体会。他领导我们学习，大家很有心得。
到这里没几天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张伯桥是中统局长春区的总务科科长，北平大学毕业，英文很好，国文也不错。他参加中统日期并不多，后来兼“长春特秘处”的调查组组长，由他收集情报杀害了一些地工人员。被捕后他始终认为自己必然被处死。每天老是摇头叹息，1949年在公安局把他案子结束了，1950年春把他解到长春监狱。大概考虑他是个危险人物，于是又把他解回公安局看守所。
早在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反动派要抓一个共产党的地工人员，这个地工人员是张伯桥的朋友，他把他掩护起来，救了他。解放以后，这位地工人员在察哈尔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充主任委员，知道张伯桥在长春被捕，便给长春公安局来了一封信，证明“一二？九”运动张伯桥有功，并给张伯桥汇来一百万元钱。这样一来公安局给他宣判有期徒刑10年。可是他心眼小，到了伊通，天天两眼望着屋顶乱想。我也想不到他会肇生意外。人人都不能设想的事情，在一个晚饭后发生了。
有人对王所长说：“我们手指甲、脚趾甲都长了，请借把剪子，剪一下。”
这个要求不成问题，王所长向马伕借了一把剪马鬃的剪刀。这个剪子比较大，王所长叫大家传着使用。轮到我们小组，先由徐克成用，然后张伯桥接了过去，他拿着剪子往脑盖上乱戳！不一会儿血流了下来……当时我在看报，他戳了几下我才发现，我上去把他的剪子抢了下来，我气得打了他两个耳光，骂了他两句。这时大家都过来了，一看，他要自杀，赶紧报告王所长。王所长把他叫出去并没有责怪他，就领他去了医院。从医院回来，张伯桥头上扎了雪白的大绷带。我们大家把他恨死了。特别是我，郭科长分派我当组长，嘱咐我“绝对不要出事”，将来郭科长问我，如何回答？
王所长批评张伯桥：“你这样胡搞与你有什么好处？你这样做，自己受痛苦，对大家也不好。”
“请求所长给我戴铐子，给我严厉处分。”张伯桥站起来说。
“戴铐子就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真的戴上铐子，不知你又怎么想了。什么也不用戴，你冷静地想一想，想通了再谈。”
王所长把我找到他的小屋子，开始就问：“前天晚上，张伯桥出事时，你打他耳光了吗？”
“我没打。”我笑了。
“你当个小组长，就有打人的权利吗？你再打人，可要犯错误。这件事不发生别的组，偏偏发生你这小组。你还笑呢？”
“这样的人我没办法，以后再别借剪子了。”
“这是剪子的问题吗？是思想问题。你怎么学习了。”
我很佩服王所长，他只有20几岁，山东小伙子，一个文化不高的干部。这二年他进步很快，对待张伯桥这件事，我认为一定会砸上镣或戴上铐，可是他没有这样办，而是和风细雨的教育了几句。使大家对王所长深加敬服。我内心说，这样的处理比戴上铐更起作用。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干部倒是不简单，我自愧不如。这一件事使我们16个人，进一步感到政府对我们的温暖与宽大。
收复平壤的消息传来，大家很高兴。我在监号对大家说：“咱们庆祝平壤解放，改善生活，自己拿钱买肉，大家赞成不？”
异口同声的赞成。于是我向王所长请示，并得到了王所长的同意。我们16个人，买了12斤肉。我和尚传道出的钱比较多。利用这个机会吃了一顿肉。由于肉少人多，感到还没解馋。
过了几天，于审讯员把高洁和胡泽雨接走了。又过了几天，宋所长把李寓春等8个人也接回了长春。最后只剩下尚传道、李中候、徐克成、崔毓琛、杨文昌和我6个人。
快过新年了，战士们要开新年晚会，叫我给编节目。我给他们编了一段快板，几个小调。每天晚上我到他们的屋子去教他们，他们那屋墙上挂着武器，从不防备我。有时他们买吃的也给我吃。王所长也在屋。大家说笑，也不回避。我感到政府对我很相信，思想上非常轻松。
我对尚传道说：“过新年，咱们再买几斤肉炖一炖。这回由我做，保险比上回炖得好。”
大家都同意，由尚传道、杨文昌和我出钱买了五斤肉，还打了半斤酒，二斤花生米。打酒是我向王所长请示的：“我不喝酒，他们要喝一点，就给他们买半斤吧？我保证不会出事，张伯桥那样人是少有的。过年了，半斤酒不多。”这样，我们便买了半斤酒。
12月31日下午，我到大厨房炖肉，杨文昌烧火。炒了两个菜，一锅大炖肉，吃的大米饭。这个新年我们过得很好。事后我才知道王所长没有过好，一个战士对我说：“你们吃得好，你可不知道老王生了多少气！你到厨房去切肉，手里拿着菜刀。这里的看守所所长给老王提了意见，人家说犯人怎么能到厨房拿刀？老王说这些犯人都是比较进步的。人家又说，无论怎么进步也是犯人。这么一说老王就生气了。”不是咱们那儿的看守所，只好听着。我们大伙也感到不痛快。这个年过的……
我感到很难过，觉得对不起王所长。一个犯人要求吃肉喝酒，太过分了。我回到屋一说，大家都感到怪我们自己。大家决定，今后除了买书，其他东西一律不买。
新年过后我们都回到了长春公安局。
一天，郭科长与大家谈了一会儿，又单独把我留下。他问我：“尚传道⑤写了三百页的材料，是谁叫写的？”
“是我启发他写的。我的意思是，他到了公安局就吃小灶，什么罪恶也没有交待，应该自动的写一些材料，争取进步。”
“难道我们没有图书目录吗？他写了一些图书目录！他读过这本书，读过那本书，这样体会，那样体会——卖弄自己的学问呢！一点罪他也没谈。这样的人给他机会反省，他也不认识自己。与你们差得很远。以后再不要启发他了，等他自己慢慢的认识吧。”
在伊通时，我对尚传道说：“政府人员对你一贯很客气，从不谈话，也不找你，可是你也不找政府，这样下去不好。应写材料，请求谈话，交待问题，坦白罪恶，不这样主动的争取是不行的。每天只看一些书，写些日记，那是消极的。应当积极。”
于是尚传道听了我的话写了一篇三百页的材料，名为“四十回忆”。主要是解放后，他读了一些经典著作的体会，摘引了许多毛主席的话，及马列主义的书名。写完给我看了一下，我感到他的认识太差，自以为是，但是毕竟是写出来了，我说可以，他就呈给了政府。结果受到了郭科长的批评。尚传道一直不知道这件事，还以为自己这份材料写得很好呢，其实不很好，或者很不好。
接着郭科长又布置我到圆楼楼上的四号监房去做工作。
有一天段克文⑥来了，他穿着一个黑布破棉袍，戴一个古铜色的旧毡帽，脚上戴一副镣子。我曾在长春见过他一面，那是1948年夏天，在长春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家中。我与他点了点头，没有谈什么话就走了。虽有一面的会见，我没有忘记他，他可能忘记我了，所以，他见我一点表情也没有，不认识倒好。
段克文当过吉林伊通县县长，军统的外围，一贯是飞言浮躁，到任何地方都好出风头，夸夸其谈，有骆驼不说牛。一个没有修养的荒唐鬼。
他进号之后，问这个问那个。我告诉了自己的姓名，他问我干什么的？我说小特务。他问：“在哪部分？”
我说在督察处，他的下句话一定是：“你们处长张国卿我认识。”果然，他是这样说的。我笑了笑，他又说：“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也认识。”
在他心目中这些高级特务都是他的朋友，他的长官。衬托他在反动派里也很有地位。他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也不知道督察处处长与督察长是什么关系。坐下之后，东张西望，他可能考虑为什么把我从十号监房迁到四号监房呢？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潜伏后被捕获的，看他那套衣服，故意装穷，怎么瞒得过公安人员的眼睛？
重新编组，我是四号的组长。给我这组调来几个人，都是现行活动的嫌疑。如苗佩然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职员，在口型科工作。其他如林宝华、杨绍时等也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嫌疑。
开头一次会，我说：“咱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姓名、职业，好称呼，以便学习。”
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了，段克文没有说他是军统，他只说：“我是吉林伊通县县长，在1947年只干了一个月，以后就退到长春，赋闲。”
这么简单？不老实。我没有吱声。
苗佩然说：“我在长影口型科，是翻译外国片子，对口型的。我每天早晨起来练习举砖，有几个人与我一起练。我说咱们成立一个砖头会吧，我当政委。就这样被捕了，其实我们是开玩笑的。”
晚上开会，段克文胡吹瞎扯，什么罪也没有，并且还说：“我认识张学思，有人叫我杀张学思，我没有干。我们是小学同学，我怎么能杀他呢？”
别人对段克文的事知道得不清楚，我说：“政府掌握全部材料，对于你段克文也不例外。你说这一套连我都欺骗不了，你还想欺骗政府！”
我这样说他感到很惊讶，冷笑了一笑。
段克文出去写了两天材料，回来直摇头，似乎有什么难心事。这小子一肚子诡计，两眼一翻，就生个坏道。我不理他。
一天上午，于审讯员找我：“段克文在你那个小组吗？”
“是的，表现不好，问题多。”
“问题不少。他是不是军统？”
“是军统，不是基干。他怎么交待的？”
“他说，1946年在沈阳，由辽宁省主席徐箴介绍任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纠察队队长，以后就到吉林省当参议，又当伊通县县长，一直到长春解放。”
“他这是胡说，欺骗政府，1946年他到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充纠察队队长，是军统东北特务头子文强介绍去的。没有这个关系，监察处处长冯庸是不接受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说徐箴介绍去的，那是想不提文强，躲避特务关系。在抗日时期的活动，他交待得也不清。他在小组会上说，他当游击副司令什么也没有干，这也是令人不能相信的。我看这家伙，不是交待问题，是来钻政府的空子。”我告诉于审讯员，先追他在东北的社会关系，到东北先找的谁？这样一追就使他破绽百出，现原形。
第二天早饭后，提走了段克文，中午回来，他戴上了手铐，脚镣。一上楼，各屋的犯人都看他，他歪着脑袋，颇有不服之慨。
我对郭科长说：“别看段克文不承认军统，但是用话一激他，就能承认。”
郭科长说回头我自己审他。郭科长在晚饭后，把段克文提到看守所。段克文上铐下镣站在屋中央，我在看守所里屋整理材料。
郭科长问：“段克文你的问题坦白得怎么样了？”
“我的问题都坦白了。”
“我告诉你，我们这里捕获的军统特务有的是，好几百。正牌的少将有张复、刘文白，中级特务更多，你算什么？你也不过是文强的腿子，有什么了不起！你还调皮捣蛋，真不知趣。”
“我是军统少将。”段克文偶然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你是军统少将？好，能坦白就好。只要你能坦白，交待问题，我们欢迎。那你明天写份材料，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任少将？有一些什么活动？”
“1945年4月江苏省主席王懋功在重庆引我到戴笠公馆，戴笠一见我，就给我一个少将专员。”
这是胡扯，戴笠从没有这么简单，就派一个少将，只有不熟悉戴笠的人才能受他欺骗。现在他既然说是少将，就叫他交少将的罪吧。
审后郭科长问我：“他是不是少将？”
我说：“不会是少将，他没有出身。派少将，要经过人事处的签核戴笠才能批准，一见面就派个少将，是不可能的。”
我在号内发动大家检举揭发，每个人都检举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或供出隐藏的武器。段克文说他也要缴武器：“我在长春解放的时候，把一支驳克枪藏在了院中的煤堆里，我家在长春××街××号。”
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宋所长，宋所长说：“段克文这是捣乱，无理取闹，不要理他。”
有一天，我不在屋。大家对段克文提意见，说他白天睡觉。他不服，夏士栋给段克文一个大耳光。段克文两手戴着铐子，无法还手。我回来之后听说此事，批评了夏士栋。叫夏士栋写检讨书。夏士栋对段克文说：“我情愿加罪，非打你不可！你胡闹，我就要管你，县长、省长也不行！”
我对夏士栋说：“不行，打人不对，这是看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