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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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了罪犯，什么也谈不到了。犯人聊天最喜欢谈吃，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这些人，不但会吃，还会做，发表自己意见，互相考问，刘荣第父亲是开饭馆发家的，懂得满汉全席，俄国大菜，我在北京多年，一些大饭馆的厨房我都进去看过，什么吃的都吃过，大家一谈，津津有味；其次就是谈女人，自己的老婆、女朋友、电影明星、姨太太、交际花、某小姐，一谈没有完，谈到最后，可能有人说：“别谈了，老说这些没好处，谈谈新东西。”大家异口同声说：“对，对。”
在生活上，我总结出来三句话：“少吃，多嚼，勤运动。”吃的不要太多，吃九成八成饱；多嚼，饭到嘴里，多加咀嚼，再咽下去，这样可以给胃减轻负担，消化器官不出毛病；勤运动，只要有机会，就勤加活动，做体操、跑步。不能到外边散步，在屋里又不准。我便趁看守不在，钻空子跳一阵，听到看守的脚步声再坐下来，搞得浑身是汗。有时宋所长把我提到院中去活动20分钟，这也是特殊照顾。不过比1949年春天要好一些，在监号可以靠一靠，伸伸腿，与同屋的说话。后来我对宋所长建议：每天正午12时，应当准许犯人起来在各屋自行活动一会儿，这样对身体有益处。宋所长批准了。可是有的看守战士到时候不叫起来，那就不能活动了。不自由就是不自由，在屋想走两步都不行，这些苦恼的生活不知哪年才能结束？
快过国庆节了，1952年的国庆节与中秋节赶在一块了，宋所长说：“改善生活三天！”好，盼到了这个伟大节日。我并不为庆祝这个节日而高兴，我是为了吃点肉，还可能有鸡蛋和馒头。果然有这三样，我不敢多吃，有计划地吃，免得消化不良。可是有许多犯人吃多了，夜里请求大便，看守的不开门，憋得难受，只好屙在小便桶里。整个走廊臭气难闻。我认为无论什么有身份的人，过去如何有地位的人，只要一做犯人，就变得不成样子。一块肉也成为争取的目标。不错，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过什么河脱什么鞋。自己看看吧，牙掉了两个，头发也白了，我才37岁就未老先衰，真是不堪设想。
过完了国庆节，一天下午，肖审讯员提我去谈话，先谈了一下号内新来人犯的情况，接着就问我老婆王才侠的一切。翻来覆去地问，我有点不耐烦，我说：“我老婆王才侠，绝没有政治问题，1943年11月在洛阳与我秘密订婚，1944年12月在西安结婚，1945年10月，我到上海，把她安置在洛阳她叔父家中；1945年冬我又从上海回北平，她到徐州她父亲那里；1946年我因贪污被戴笠押起来，她仍在徐州；1947年2月我出狱，把她接到北平；1947年5月，我到东北，她仍在北平；直到1949年夏，因我继母对她虐待，她抱着孩子回徐州她娘家，直到现在。去年她有信来告诉我，她入了会计学校，学成本会计……”
肖审讯员听了我这些话，停了一下，他很犹豫地说：“王才侠要和你离婚，你同意吗？”
想不到的事，也是不敢想的事，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沉思了一下，说：“我同意。”
“你如果不同意，也可以提出理由。”
“我没有理由，我出监无日，她比我年轻12岁，我不能贻误她的青春。不过我有一个女孩，今年7岁，名叫关棣。她嫁人可以，但不准给我的孩子改名——这样吧，我给她写封信，政府也可以把我的意思通知她，关棣暂由她教养，我出监之后由我去领。”
肖审讯员说：“可以，你写信吧。”
我拿起笔来，先写“才侠”，第一句话写什么呢？想了一下，写了下去，这封信的大意是：结婚以来，未能长期同居，又加继母心小，处事不当，婆媳不和在所难免。我因全家衣食奔波各处，对你未尽丈夫义务，对关棣未尽父亲的责任。效命蒋帮铸成大错，现在反省，出狱无期，你申请离婚，我完全同意，你的青春有待，不要贻误，女儿关棣暂请你代为教养，以候我获释之后，再去接领。
写完交给肖审讯员，他看了看，没有说什么，就叫我回来了。回到监狱，我心中十分难过，最近我给北京的表兄去信，没有回信，胞弟也不理我，把我的钱、衣物，完全吞搂，对才侠一文也不给，撵回徐州。自己做了犯人，亲不亲，友不友，夫妻不夫妻，兄弟不兄弟。一切关系都建筑在国民党政权基础上，国民党垮台，这一切关系随之垮台了。人情冷暖，莫如此甚。
我想起与王才侠结婚的经过，那时，我是军统局安康查缉所所长，综管11个县的走私漏税的工作。王才侠父亲叫王悦珩，在河南洛阳，是红帮头子，也在东北军当过军人。他有一个女儿在洛阳中学念书，那年17岁，她叫王才侠。王悦珩与军统特务认识，华北办事处有一个秘书叫岳梓宇，是我的特务训练班同学，他占一个很重要地位。岳梓宇与王悦珩相识，王悦珩托岳梓宇给他女儿找个对象，条件有三：第一，不做妾；第二，东北人；第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不过28岁。岳梓宇说：“这个条件不容易找，有机会我尽力帮忙。”
有人对岳梓宇说：“关梦龄就够条件。”
岳梓宇一想也合适，他就给我去了一个急电：要事相商，速莅豫。
我不知什么事，马上到了洛阳。一见面，他说：“我给你介绍个太太。不打这样的电报，你不会来。这个人是你们东北同乡，人很老实，不是你所喜欢的花花小姐，那些女人不能过日子。这个王才侠才17岁，家庭好，本人老实俭朴。”
我随岳梓宇到了王悦珩家中相看了一下，王才侠不怎么漂亮，但很老实。在大家的怂恿下我和她秘密地订了婚。那时军统局特别规定，战时不准结婚，有结婚的查出来关押五年。在西安一个会上，戴笠当场宣布，一对私自结婚的特务，姜维世和陈友桂关押五年。所以均采取秘密结婚，或者说从故乡来的，父母包办的婚姻。1944年洛阳被日本占据，王才侠逃到西安，王悦珩到了安徽阜阳。1944年12月我与王才侠在西安秘密结婚，1946年1月她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关棣。“九？三”胜利后，王悦珩到徐州开投机买卖，叫大同商行，直到徐州解放。
王才侠不好打扮，人又老实，我不愿与她出去，所以，1947年春到沈阳，我又讨了一个小老婆，她叫郭依平。这些事都是不对的，自己反了革命对不起她们，现在闹得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对人民不忠，对父母不孝，不忠不孝的人活在人间，真是惭愧！
现在眼前有什么希望呢？什么希望也没有了。既不杀，也不放。关于死，在我脑子里倒不成问题，可是放没有希望。想起来，从1948年11月12日由吉林解到长春，一共是八个人，这八个人翟丕翕、杨绍林枪毙了；以后搬到楼下七号，张逸民与我同屋，他也被枪毙了；后来把军统特务集中写材料，一共10个人，先枪毙的印匡时，接着李秉一、张锡德、张兆丰、刘文白、孙静修、陈青波、李海涛也都枪毙了；1949年底，被优待集中到楼上大屋子，有李芳春、李中候、徐克成、我和一个日本人，李芳春有现行活动没交待，送到监狱也被枪毙了；1950年冬到伊通县公安局去了16个人，其中被枪毙的有王乃臣、王寿昌、张子文和蒙古特务。这回镇反，又有一批人被枪毙，长春解放一周年，二周年都枪毙人……经过多少次“过筛子”留下了我，真不容易，十分不容易。人民政府对我是法外施仁、网开一面。我不应当考虑死的问题，我应当考虑活。可是我怎么活呢？希望什么呢？目前没有希望，只好在这坐着，连洗脸的肥皂都没有，牙刷、牙粉、牙膏什么也没有，从1948年冬到现在没刷过牙。讲卫生那是谈不到的。这些事还不能请求，耐时顺守，等着吧。
此后，发生了一件事，是我被捕以来头一次听到的。在犯人放便时，有一个犯人认为粪坑这个墙角通大街，墙角边有棵大树，一上大树就可以逃跑。于是他一翻身上了大树，正要跳下去，“砰”的一枪，打伤了他的大腿。他在里边不知道外面还有看押的战士。听说挨这一枪很危险。当时我在屋看书，听枪声我以为枪走火了，后来听挑饭犯人一说，我才明白。真是，什么人都有，什么思想都有，既然到这里来了，还想跑，往哪跑？跑不脱的。这样的人绝不是严重的反革命分子，自己认为无所谓，反革命分子想的就不那样简单，跑出这个院子，又到哪去？社会上谁敢收留？街坊邻居能不检举吗？我知道反革命分子人人怕，谁也不敢沾，沾上了就麻烦，反革命成了毒蛇猛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跑不了的。
3月8日这天，吃完早饭，公安局的旗杆上下了半旗，我对徐克成说：“下了半旗，可能是追悼黄继光这些人。”
“一个战士死了，降半旗？”
“不然为什么下半旗呢？”
我在屋内坐着，王科长在我窗前站下说：“斯大林大元帅死了，你们知道吗？”
我很惊异，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很难过地说：“不知道。”
不一会儿报纸送来了，斯大林大元帅病死。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当时我想，这回完了，国际共产主义群龙无首了。什么病呢？报纸上报道了。我想苏联科学这么进步，就治不好斯大林的病？如果谁能把斯大林救活，这个功劳可大了。咳，斯大林一死，帝国主义一定高兴。斯大林死了，他的继承人一定是莫洛托夫，没有问题，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老战友，很负众望。
3月10日，午前提我与徐克成到看守所，王科长说：“现在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改造，那里有劳动。政府考虑你们的健康，让你们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谈一谈。”
我心中想，在市局我的材料也写完了，一切工作也做完了，这是推完磨杀驴，我不答应也不行啊，我又转变了口气说：“我在市局这么多年，受到了政府的特殊宽大和各级工作人员的耐心教育，内心非常感激，到那以后一定努力争取。”
王科长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又问：“你还有衣服吗？”
我没有说话，王所长抢着说：“再给他拿一套衬衣，拿一双新鞋。”这次押走的有我、徐克成，还有一个是一贯道的“皇帝”，有80岁，再一个是特务腿子，斜眼。临出门时，我对王所长说：“戴点东西吧！”
“戴什么东西？”王所长莫名其妙地问。
“铐子。”
“走吧！”王所长和王科长都笑了。
注：
① 三反：从1951年底开始，在共产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② 五反：1952年初开始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第四章 樊篱偷生
汽车走了20多分钟，到了长春监狱。王所长把腰中的手枪掏出来，交给同去的战士，又到里面办了手续。这时，监狱旁边的便门打开了，我们这部车开了进去。王所长把我们交给一个女干部，女干部叫我们拿东西跟她走。我的东西多，扛着很费劲，走几步一歇。后来，这个女干部叫两个犯人把我们的东西扛上，进了一个小门。里面是个大厅，有许多走廊，呈放射状。我一看这是监房！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
我们四个人站在大厅里。出来几个看守，还有两三个穿黑衣服的。这个女干部对看守说：“交给你们了，我走了。”说罢拿着簿子出了大厅。
看守的叫我把东西都打开，一样一样地检查。我心中知道这是过关。一道一道地过。新的痛苦，新的困难，还不知有多少呢。罪孽深重，还要经受多少折磨才能够自由呢？
看守用剪子把枕头剪了一个大口子，将谷糠倒了出来。我想，把我东西搞坏太不应当。检查到我的饭包，把吗啡药针及鸦片烟药拿了出来。我也忘了有多少，那还是1948年逃走时，杨成荣给我搞的。这回离开公安局看守所，我也没有细看。一个看守问我：“这是什么？”
“这是治肚子疼的药。”我说。
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接过去一看，又看了看我，说：“这不是吗啡吗？你怎么说是治肚子疼的药？”
“我肚子常疼，打这个针就不疼。这是医生给我的，我也不懂得。”
“哪个医生？”
“长春市固生医院，院长刘玉锡。”
“不老实！你叫什么名字？给他砸上镣！”
“关梦龄。”不知为什么没有马上戴镣。
检查完了，一个看守拿了钥匙把一个监号的门打开。这时从里面走出来五六个人。我一看，有段克文，他戴着脚镣走了出来。我真惭愧，不用说，我也得戴脚镣子。段克文暗地里一定会说：“你在公安局进步，到这就吃不开了！”咳，怎么与段克文在一块呢？与他在一起没个好，他是个顽固蛋。糟啦，段克文搬出了那个屋子，叫我们四个人搬了进去。这是一个很窄的屋子，如果我把褥子铺好，能睡两个人，还得头顶头。现在住四个人！
徐克成有病，坐不住，躺在地板上。他的心情也可想而知。我一声不响，非常懊丧。
晚饭吃的是小米粥。晚饭后，又来了一些犯人。各屋都加了人，我们这屋又加了四个人。一个戴脚镣的犯人，大个子，精神很愉快，满不在乎地坐在我的对面。他们一来就讲起话来，讲的都是犯人中间的事情。与我们一块来的那个斜眼问那个戴脚镣的：“你判了没有？”
“判了。”
“判了多少年？”
“35天。”那个大个子笑着回答。
我心想，35天的刑期就戴上镣，我的刑期要多少年，那更得戴镣了。
斜眼又问：“35天？你来了多少天了？”
他们都笑了。一个老头从旁说：“不是35天，是无期徒刑——五七三十五。‘五七’与‘无期’是音同字不同。犯人一说35天，就知道是无期。你们新来还不懂得。”
我明白了，使我惊讶的是，一个判了无期徒刑，戴上脚镣的犯人还这样乐观。
最后，那个大个子说：“我的罪判我‘35天’，我很高兴。我以为非枪毙不可，这是政府的宽大。”
“什么案子？你犯了什么罪？”斜眼又问。
“我是土匪，杀了两个人。”
杀了两个人就判无期！我有那么多血债，那该判多少？这回麻烦了。
夜里，睡觉前放一次便。六小时放便一次，我感到尿憋得难受。夜里有尿不能出去，屋里又无便桶，我便尿到旧裤子里。这样的生活如何受得了？在公安局大便困难，在这小便困难。
八个人挤在这个窄屋子里，我把东西放在身子下边，非常不舒服。伸不开腿，翻不了身，这一夜痛苦极了。什么形容字句能把我现在的难过形容出来呢？拿一百个“难过”也形容不出来我当时的心情。
第二天是礼拜日，吃完早饭。一个穿干部服的到我们这屋点名，叫到我的名字，看了看我。他走后，那位大个子说：“他是监房李主任，很厉害。斯大林死的第二天，叫我们坐在屋里不准动。有几个动的，立刻就给砸上了脚镣。”
放便时，我看到了刘荣第。还有公安局看守所的许多犯人也都到这儿了。他们一听说我来了，都从小窗户往外看。这是第六监，专押反革命犯的。
3月12日，早饭后，看守在门外喊我的名字，我答应：“有！”看守对我说：“你把鞋提上，衣服扣好，跟我走！”出了监房大厅，经过一个院子，领到一个工厂。进了工厂门房的办公室，一个干部在屋里问：“你叫关梦龄吗？”
“是。”
“现在派你到这参加劳动，在劳动中要守纪律，有什么事要报告。好，你去吧！”
一个班长①领我到厂里，那里面正开会。有七八十个穿着紫颜色棉衣的犯人在开会。一个主持会场的年轻干部问了班长几句话，点了点头。我坐下一听，是斗争一个女犯。说她给男犯馒头，拉拢男犯。我回头一看，还有四五十女犯坐在会场。又说这个女犯劳动不好，怕闻汽油味。于是大家展开批判。我也举了手，但没叫我发言。到中午开饭时，这个会开完了。
这个工厂是长春监狱的橡胶厂，做胶皮鞋。夏天做小孩穿的球鞋，冬天做大人穿的棉胶鞋。有三百犯人，分炼胶车间，缝纫车间……我在成型车间。我们车间有七八十男女犯人。分派我在里帮组，就是往鞋帮上刷胶。我的组长姓佟。头一次见面便很客气。中饭在那儿吃的，高粱米干饭，白菜汤，倒不坏。
我问组长：“可以小便吗？”
他说：“随便，有了就便。”
我很高兴，能够随便上厕所对我便是最大的方便，不过晚上回到监房仍是麻烦事儿。
最初我还穿着公安局发的衣服，一套绿布棉军服，战士的服装，质量比较好。一般犯人都穿紫棉袄，紫棉裤。我穿这么一身衣服使犯人们议论纷纷。
“这是干部，可能‘三反’犯了错误。”
“还是个机关干部，一看就看出来了。”
一个年龄不大的车间技术人员，大家叫他于技师，走到我跟前，问：“从哪儿来的？”
我说：“从公安局。”
又问：“‘三反’犯了错误吗？”
我说：“不是，我是特务。”
他走了，什么也不问了。
第三天，叫我搬到第七监房，与橡胶厂的犯人一块住。屋子宽绰了，精神也不那么苦恼了。
犯人中有人认识我，过了几天都知道我是谁了。接着有人与我说话，打招呼。这些人有长春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特务，有各军谍报队的谍报员，还有从前在公安局认识的犯人。我成了大家谈话的材料。他们互相一传，给我一吹，艺术加工，便把我说成了特务头子，长春最大的坏人。
工厂中女犯没有戴脚镣的，男犯80％戴着脚镣。我问他们都犯了什么罪？他们中一般是无期和死缓，是反革命或有一两条血债，也有许多虽然没有血债，但是反动党团或地主恶霸。我一想，他们的罪比我小得多，简直不能相提并论。他们都判了无期或死缓，还戴上脚镣。我呢？最低限度也是死缓，如果判无期那就太便宜了。于是对郭科长在194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