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龙虎-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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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兵们边行军边议论，高兴地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骑兵，这一下就可以完成较远距离的侦察任务了，再也不会像过草地时遭受敌人骑兵袭击而无法用骑兵追击。”
侦察连过去是靠两条腿与敌人抢时间，现在骑在马上，行军的速度明显加快。但是，第一天问题就出来了，战士们第一次骑马都非常高兴，开始时还小心谨慎地驱马慢慢走，后来就嫌马走得慢了，策马快跑。结果在一天内，就摔伤7人，有1人还摔成重伤，胳膊被摔断。绝大多数指战员由于不会骑马，在刚开始时感到很别扭；休息和宿营的时候，又不知道怎样喂马；打起仗来，又不懂得骑兵战术；至于平时如何驯马，那更是一窍不通，所以大家甚为发愁。有人甚至提出不要这些马。
左权参谋长听到侦察连的反映后，来到侦察连。他召集全连战士讲话，说：“学骑马同打仗是一样的，负伤也是光荣的。轻伤发轻伤费，重伤发重伤费。我们一定要在行军中学会骑马，在打仗中学会骑兵战术。”毛泽东专门指示林彪，让纵队政治部派人来，对负伤的战士进行慰问。如此鼓劲，侦察连的士气又高涨起来。
侦察连利用宿营时间，召开党支部大会，号召大家勤学苦练，从不懂到懂，由不会到会，把骑兵侦察连建设成一支好的红军骑兵部队。并请熟悉马术的地方老百姓传授经验，进行有关骑兵知识、骑兵战术训练。
半个月后，红军各部队又将战斗中缴获国民党军马鸿斌部的战马，连同在固原战斗中被俘的东北军骑兵补充到侦察连。毛泽东命令侦察连休整数天，利用东北军的骑兵教材，进行骑马、喂马、驯马和骑兵战术的训练。部队经过休整、训练，恢复了体力，基本上像个骑兵部队的样子了。毛泽东检阅休整后的骑兵侦察连，连声称赞，说：“北方平原多，骑兵作用大。你们可谓是‘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了。我们有了自己的骑兵！这很好，很好！”
年底，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林彪等人，指示红1、红15军团选调人员和马匹送到中央所在地，以完成组建4个骑兵连的编制。红军将先后俘获的马术教官、兽医以及会钉马掌、修马鞍具的工人都补充到红军队伍中，红军骑兵部队日益充实。1年后参加平型关大战的八路军第115师骑兵营，即是以骑兵侦察连为基础，发展扩建起来的。这支由毛泽东亲手组建于六盘山下陇东的红军骑兵部队，后扩编为晋察冀军区骑兵团。刘云彪继任连长、营长和团长，威震一方。
毛泽东于陇东青石咀初创中央红军骑兵部队，后人曾以丹青《新骏图》绘述，并作赋：
挥鞭驰骋六盘下，横戈铁骑思无涯。
鞍上日落新骏图，授勋不遗小黄马。
草荒飞兵溅露水，山野战将踏黄花。
秋过陇东地萧萧，旗卷长城天飒飒。
毛泽东率红军陕甘支队自青石咀一战后，由固源、镇源大道上的白杨城北侧向东，经牛房坪、李家村、三岔，于10月13日到达环县县城以北的小南沟。毛泽东在小南沟致电彭德怀：“明日我军到达及通过洪德、环县之线，须准备与可能来之骑兵作战。敌小则消灭之，敌大则钳制之，而后从其间隙乘夜通过该线。”
洪德地域，是蒋介石近期部署各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最后合击地。毛泽东从各种情报中已经判断到这一点。因此，在次日，毛泽东率第1纵队到达环县洪德城后，又发紧急电报给彭德怀：“2、3纵队必须乘夜通过洪德城、环县之线，明日到达耿湾（不含）以南地区宿营，后日与1纵队取平行路东进。”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和决策非常及时和正确。10月15日清晨，毛泽东及中央机关离开洪德继续向东行进；中午时分，红军陕甘支队全部通过洪德一线。仅相差两个多小时，6路国民党军从不同方向合击而至。滚滚尘烟中，国民党军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自家人，一阵枪战误会后，方知扑空。几路国民党军指挥官大骂蒋介石指挥有误，叫嚷着返回各驻地。他们总算完成了这一次“围剿”任务，若再追击，那只有等待蒋介石的下次“围剿”命令。
对于洪德突围脱险，毛泽东在1周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道：“洪德城是最危险的一关。我们过渭水后，敌人知道了底细，即急风暴雨般地追击。我们通过洪德城后，敌人2时半即到，如不早通过，要受阻碍。”
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第1纵队在离开洪德城的当天，马不停蹄向东奔驰15公里，到达陕甘交界处的耿湾镇。
当各纵队安全撤过洪德城封锁线的消息传到耿湾后，毛泽东深深叹了口气，然后幽默地说道：“又让他们白跑了一趟，我们赢了。这从江西熬到现在的红军战士个个可都是宝贝呀，他们是革命的种子，将来撒向全国，那可是要带动一大片的。
现在再也不能让蒋介石随便端了去。“
然而，第二天黎明中，被紧急唤起的毛泽东被一纸报告惊呆了！
耿湾镇发生了一起令人无比震惊的红军命案：驻在镇外附近的红军将士，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突然死亡300多人。
报告很简单，3个营的指战员在昨天到达这里宿营前还一个个生龙活虎，可睡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声。如此集体一同死亡，其原因初步断定是食物中毒。
300多人就这样一夜之间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被莫名其妙地从红军实力中一笔勾销。对方显然没有费一枪一弹，更谈不上伤亡。
300多人啊，这个数目对历尽千难万险由最初的近9万人到走出草地后仅剩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来说，简直是太大了！
毛泽东无比震惊和愤怒，中央和各纵队指挥员决心抓住杀害这些红军将士的凶手。
耿湾镇，泣声一片。上至中央首长，下至红军战士和这里的老百姓，无不悲痛欲绝。
到底谁是杀害这些红军将士的凶手？大多数纵队指挥员和战士们经过调查分析，一致认为是敌特投毒所至，决心抓住敌人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
可敌人在哪儿呀？他们从哪里来？现在又隐藏在何处？特务是谁？
红军立即组织专门力量进行侦破，也抓了一些可疑分子。没几天，红军到了根据地后，毛泽东仍惦记着这事，派专人又返过身来对此事立案侦破，但经过数月调查，终没找到任何线索和确凿的证据。
毛泽东的《六盘山》诗词在后来传遍全国，妇孺皆知。然而，发生在六盘山下的这起红军命案却因未破，被尘封在公安局的档案中，成了许多红军将士终生没有解开的一个谜。每当毛泽东谈起《六盘山》诗，说起长征最后到达陕北这段岁月，他总是忘记不了这300多红军将士的怨魂，扼腕叹惜。他曾亲自部署让周恩来去破此案，然而周恩来查遍了全国的重要特务案和间谍案，却横竖也联系不上，终是未得其解。
此案终于被解开是在54年后的初秋，红军的后代解放军驻宁夏的给水团奉命到环县进行水质调查，在与当地政府人员的一次偶然交谈中，得知了当年红军的这一多年不破的奇怪命案。该部水文地质工程师王学印、王森林由于受职业关系启发，开始怀疑到此地的水质很可能有问题，决定揭开这个秘密。他们翻山越岭，踏遍六盘山麓的沟沟坎坎，叩开了当地老百姓一家一家的门。一些老者回忆说：“红军从六盘山上下来后，一部分沿马坊川、罗山川等沟谷川道到达耿湾，那时天已渐渐黑了，部队又累又渴又饿，许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找清澈的泉水喝，万没想到，第二天竟无声无息地死了好几百人。”
王学印和王森林根据已经掌握的水文地质资料和现场观察及采水样分析发现，这里的泉水和沟水咸而苦，水中钾离子含量很高，1吨水中纯钾含量达1～3公斤。而正常情况下，1吨水纯钾含量只有500克；这里的水中钠离子含量更高。并发现这里有些地方的泉水和沟水溢出外流时，有不少气泡与泉水一起呈间断状溢出。由于该地为石油分布区，断层构造又十分发育，这些气泡若从油层溢出，在构造层活动期间，有时就很可能会带有大量氰气。因为氰与钾、钠最有亲合力，首先与钾结合生成氰化钾，其次与钠结合生成氰化钠两种剧毒性铬合物。这两种毒性极强的物体，人体若摄入50微克，即可造成中枢神经阻断型死亡，无任何痛苦和知觉就无声无息地死去。
整整3年时间，王学印和王森林登六盘，下银川，往返数十次，跑遍了银川所有水文地质和石油化工科研单位，通过科学检测，证明他们的推断和分析完全正确。当年到沟底喝了这种水的红军将士很快就窒息而亡；因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下沟喝凉水，而是到了宿营地吃饭喝另外水的就闯过了这一关。
六盘山下红军命案终于揭开。时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去世13年，他们始终未能得知那300余人红军将士的死因，尽管在当时他们曾经考虑到身体这个原因，甚至联想到刚出草地时有些红军战士因久饿后饱餐致死，但如此几百人的同时死亡又让他们如坠云雾中。
红军命案发生后，由于敌情紧张，毛泽东等人来不及在耿湾镇对死去的红军将士进行任何追悼活动，在草草安葬亡灵后，当天又急忙向东转移。次日，即1935年10月16日，红军到达木瓜城一带宿营，毛泽东就近日陕甘支队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如追敌停顿，我军应在吴起镇、金汤镇集结休息一二天，查明保安、靖边情形，然后分路袭取之。即在吴起镇、保安、靖边地域休息整理扩大，并征集资材，解决冬衣问题，一面派人去苏区取联络。”
毛泽东难以忘怀耿湾镇发生的惨案，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又叮嘱道：“现在每天走路不多，请令各部利用时间进行教育，并尽力改善给养。”
再向前行，红军终于踏上了甘肃、陕西两省的分水岭。感慨万千的毛泽东听说脚下就是陕甘交界线后，跳下马背，前瞻后望，然后对身边的警卫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10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11个省——陕西省，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就是我们的家。”
“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警卫员扳着手指头一个个数落。
10月17日，毛泽东到达牛圈圪坨一带，通告中央政治局时在附近的各位委员，决定次日到铁边城后召开会议，研究整顿部队，扩大红军等问题，并拟定吴起镇作战计划。
万里征途脚未歇，中央红军终于到了家。毛泽东决定“关门拒客”，把一直紧跟在后的国民党军追兵斩尾于陕北根据地之外。
第十九回 张国焘杀猴给人看 总司令坐骑遭厄运
长征，以斩关夺隘，爬雪山，过草地，勇往直前著称于世。长征，在现代社会是“吃苦最多”的代名词。
是的，长征之苦，是举世无双的。超常态自然条件的艰苦，极度险恶的战争环境，欲致人于死地。特别是对于那些长征的领导者来说，长征路上的艰苦更有那党内政治斗争的寒风冰雪——统领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任何一个参与这次政治斗争的红军将领，都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那么，与其生活战斗在一起的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更是处在这场斗争的风雪漩涡中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已是风烛残年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对那段历史是终生难以忘怀，并不想带着长征路上的“风雪”去见马克思，他们把烽火岁月的那一段段往事娓娓向采访者道来，而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草地上的事，说有些内容可是老帅们回忆录和传记中所不好写或不敢写的事。
话说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就开始在会上会下大造反对中共中央的舆论。他针对红四方面军中四川人较多的情况，以南下能吃大米作为诱饵，作欺骗性的宣传，逢会就讲：“北上虽然不打仗，但是要饿死。草地是过不去的。我们情愿叫敌人打死，也不愿在草地里饿死。毛泽东不怕饿死，但怕被敌人打死。他们北去是害怕敌人，是右倾逃跑主义。我们要南下，打过岷江、北江，恢复川陕苏区。到那时，我们不但饿不死，而且大米饭吃不完。”
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张国焘首先大讲南下行动方针，煽动部分不明真相者非难中央北上路线，指责毛泽东率红1、3军北上是“分裂逃跑”。他无中生有地说：“什么党中央，屁！他们走的时候，毛泽东让把仓库里的枪支和弹药粮食，还有我们四方面军的一些伤员，统统都放火烧了！”
有些基层干部被张国焘的盅惑性宣传所煽动，气呼呼地说：“我们要找毛泽东算清这笔血债！”
朱德坐不住了，拍案而起：“这纯粹是谣言！党中央走的时候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我肯定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做。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制定的。红军对待俘虏都会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这是疑问之一。其二，我们过草地，都知道干粮根本不够，还要动员大家挖野菜，他们怎么会把宝贵的粮食烧掉呢？对毛泽东，你们谁也不如我了解，毛泽东和党中央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我敢肯定这是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张国焘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但仍狡辩道：“就是啊，朱德同志，当时你又不在现场，怎么就一口咬定他们不会干这种事呢？我这里有情报，有根有据！”
就此后，张国焘意识到朱德还没有与自己是一条心，他开始处处刁难朱德，并派人与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在遭到拒绝后，便发动了对朱德的围攻。
有人悄悄对朱德讲：“总司令，您多保重，少生气。挨打受骂在我们这里是常有的事。”
有人给朱德讲了一个笑话：在巴州时，有一次总政委陈昌浩给参谋长倪志亮打电话。倪志亮不知道是陈昌浩打来的，回答时声音很小。陈昌浩有些不高兴，说：“你讲话我听不清楚啊！”倪志亮在平时就被张国焘等人熏陶的张口就爱骂人，他在不知道对方是陈昌浩的情况下，对着话筒出声就骂：“我日你娘，你现在听得清楚听不清楚呀？”陈昌浩听后，“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上了，向警卫员吼道：“备马！”带着几个人就直奔倪志亮住处。倪志亮一听声音不对，忙问总机，方知道刚才的电话是陈昌浩打来的，急忙再打电话去赔礼道歉，又知道陈昌浩已经来了。倪志亮慌忙跑到村口去迎接。一见陈昌浩就赔礼说：“总政委，我错了，刚才我不知道是你……”。陈昌浩还没等倪志亮解释完，举起马鞭就劈头盖脸地打下来，边抽打边破口大骂：“我日你妈，你听不出我是谁呀？今天皮鞭不见血你就记不住我的声音！”倪志亮抱头缩成一团不敢动弹，被打得头破血流。陈昌浩见马鞭染血后，才扬鞭策马而去。旁边没一个人敢站出来劝阻。有人悄声说：如果不是总参谋长，换个人也许这天就被当场枪毙了。如此堂堂总政委和总参谋长都是骂人张口就来、打人举手就干，就可想这里的军阀作风在当时是多么严重了。
当时部队中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这特派员即是保卫局做保卫工作的人，谁若是被特派员找了去谈话，进了保卫局，能活着出来就算奇迹。在那时由于情况复杂，斗争环境艰苦，有国民党、地主打入红军内部；也有起义部队改编后又反水的。部队成分复杂，的确需要清查，但是肃反扩大化，严刑逼供下，有许多好人被错杀。
到了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上折头南下后，凡是有反对南下言行的干部，如果被人检举，也被逮捕关押在方面军的国家保卫局，严重的被秘密处决，承认“错误”的就释放，其余的由看守连负责管理。被关押的干部最多时，仅师、团干部就曾达151人。
曾就学于北京大学的张国焘，在当时他本身应该算是个大知识分子，可他为了实行愚民政策，却不择手段地打击排斥知识分子，把有知识的人不是当作财富，而是当成坏人看待。“他是妈个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成为一句骂人的口头语。红四方面军中原来也有一些戴眼镜的，有的领导人的眼睛还近视得厉害，但有许多人就是不敢戴眼镜，怕被说成是知识分子。只有极个别领导人才敢戴眼镜，但常常表白自己眼睛有病，不是知识分子。后任金川藏族独立师政委的李中权本是初中毕业后参军，在长征结束之前也只好说自己是初小毕业，怕被当作知识分子杀掉。他一直到了延安，才敢声明自己是初中生。
刘伯承在过去的战斗中因负伤眼球被摘除了一个，戴了一副眼镜。所以，他立刻遭到了有些人的谩骂和讥笑：“这个姓刘的，戴个眼镜，他是妈个知识分子，屁！”
张国焘的心情自两个方面军分裂后也很不好，动不动就发火。警卫排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抓了一只小猴子，大家都很喜欢它，张国焘有时也来逗一逗。有一天早晨，小猴子不知怎么跑到了张国焘的屋内把东西翻乱了。张国焘回来后一看，火冒三丈，连声责问：“这是谁搞的？我枪毙了他！”
“是小猴子。”警卫战士胆颤心惊地回答。
“把它给我绑来！”张国焘大发脾气：“把它绑在那个柱子上！”
“砰……砰！”4声枪响，小猴子被张国焘打得脑浆飞溅。
张国焘这一“杀猴给人看”的做法，使在场的警卫战士个个冷汗直冒。也恰在这时，阿坝出了件朱德的坐骑被抢事件，到处都在传说是张国焘指使其交通队化装成藏族武装匪徒，把朱德的马抢走后杀害了。
朱德的坐骑是匹大青马，是过雪山后不久陈海松送的。陈海松是红9军的政委，这位时年仅21岁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对革命有着满腔热忱和忠心。他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童子军大队长，同年加入红军。17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凭着作战勇敢和机智，他从机枪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政委，很快提升到军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