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龙虎-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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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话语本来不多，现在更是什么话也不想说了。他从警卫员手中接过箫，低婉沉重的箫声响起在朔风凛冽的寒夜中。
往常，徐向前爱吹些红军自编的革命歌曲，如抗日救亡满江红曲子等，有时也常教警卫员吹些《小放牛》、《孟姜女》等民间小调，但他最喜欢吹的还是那首《苏武牧羊》。
此刻，在草地上，一曲《苏武牧羊》又从徐向前的胸中流淌、倾诉出来。在大巴山时，他是边吹边向身边的警卫员讲解吹箫的知识，说只有理解了曲中人苏武在茫茫草地牧羊时的心情才能吹好箫。现在，他一言不发，目不斜视，独自吹箫，尽把乱如麻的思绪、无处可谈的心里话、一肚子的无名火都吐入竹管中，化作悲愤难言的箫声。徐向前在后来曾回忆说：“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一路上，我话都懒得说。”正是说的这第二次过草地时的事。
徐向前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免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堪收拾。张国焘哪里听得进徐向前的劝说，仍坚持一意孤行。徐向前对此万般无奈，从此，一根旱烟袋更是难以离手，把与张国焘在政治上的分歧深埋在那缭绕的烟雾中。
徐向前在长征路上，上身穿的是一件灰布短大衣，这件大衣还是1930年红4军在湖北黄安活捉匪首赵冠英之后，军部经理处特意为徐向前做的。1933年在四川巴中时，徐向前又在这件大衣的右前侧用块蓝布缝了个口袋，由于颜色不协调，这个大衣口袋并不怎么美观，徐向前自己却满不在乎，说只要实用就行了。这大衣口袋的实用处是干什么呢？原来是装他自己缝制的一个烟布袋和一根竹子做的烟袋。徐向前那时很喜欢吸烟，但当时没有卷烟，只好吸点旱烟叶，特别是观察敌情、研究制定作战方案时他总要吸上两袋，结束一场战斗后也要吸上两袋，真像农民栽秧、割谷一样，下田干活或收工歇息要来上两袋。但徐向前的烟瘾并不像有的人难以戒掉那样大，他有时找不到烟叶，不吸也就是了。但在这二过草地的路上，徐向前却难以“戒烟”了，鼓鼓囊囊的大衣口袋一天之内就瘪了下去，有时“断顿”之后，警卫员没办法，只得弄些干树叶来凑合事，就是这些吸起来又苦又辣的树叶，徐向前仍是吸个不停。
谁又知道，徐向前在长征路上究竟吸掉了多少公斤烟叶和树叶呢！
从此，为了南下红军的生存，尽量减少政治上的失误给红军带来的损失，徐向前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军事上，力争打开战局，既然已经南下，就得先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
南下的队伍，失去了往日行军中的生动活跃气氛。有一天，徐向前和红30军政委李先念坐在一个山包上休息，两人相对无语，其实两人的心中都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都想的是同一个问题，直到临起身继续行军时，徐向前才说了一句话：“我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
“怎么不知道南下会是个什么样子？”李先念也无不担心地自语道，因为他知道徐向前肯定不会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在当时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十回 卓木碉立第二中央 南下红军出师少捷
草原秋深，昏沉沉的天幕已经挂上了冬的令符。
黄昏，残月如锈钩斜在天边。午夜，初雪如乱絮飘落遍地。原红一方面军留在红四方面军中一同南下的将士们的心情在这时甚为复杂，他们想念北上的红一方面军的战友，也挂念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秋风雪夜中，他们忆往事，三叹五息，有人草成五言一首，以抒情言志：
“夜来北风起，大地全变色。朔方夷民居，八月就飞雪；北望奔波者，衣食现可缺？南视平夷地，捷音何时得？悲我孤独身，身锁漠之野！嗟彼太上苍，何时现日月？”
当然，在这时也有欢乐者，最活跃的当属张国焘。为了师出有名，9月中旬，他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张国焘对军事形势的分析颇为乐观，毛泽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摆脱的——蒋介石追击红军的数十万大军，在张国焘的作战图上成了“川敌残部”。现在，毛泽东远走高飞了，而他张国焘却是迎头赶了上去。毛泽东的北进在张国焘的《计划》中，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而自己的南下则是“进攻路线”。
张国焘的如此政治宣传，不能不说是非常巧妙的一招。因为对红军士兵思想状况非常熟悉的张国焘，盅惑性地使用了“进攻”这两个字眼，在这时有着魔术般的法力。那些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原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子弟，对蒋介石统治集团是有着不共戴天血海深仇的。因此，“进攻”的口号对他们具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当他们一听说南下要与蒋介石作战时，浑身的热血都在沸腾。张国焘正是利用了红军中这种广为拥有的心理，有呼有应，裹胁着千军万马杀向成都平原。
南下的道路两旁，一路刷满了“反对”和“打倒”的标语，尤以“打倒毛泽东”的标语居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头像成了漫画的主题，并且严重丑化，若不是一边有文字说明，根本不知道这漫画上的人是毛、周、张、博。
在南下的红军中，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人数显著多于原红一方面军的人数，张国焘得意地对心腹交代说：“要注意同化战士！”他要把这些浩浩荡荡的队伍通统变作自己争夺权势的资本。
张国焘看着向南进发的部队，心中又在琢磨如何翦除异己，首先应找借口把为数不多的原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清除”出去。他私下鼓动部队内部打架，从而找缝隙撤除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朱德察觉了张国焘的阴谋，劝告说：“我对下边有人打架是坚决反对的。我们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坚持下去，下面再打架，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有什么活不下去的？”张国焘表示不以为然。
“难道你看不出来？现在的红军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先不说革命的话，你要不要命？我说我们大家当前的最主要问题是保命！再这样自己内部瞎折腾，红军的刀枪染上自己兄弟的鲜血，我说高兴的只有蒋介石！”朱德的话带有很大的威慑力。
张国焘没有再争辩，不知是他被朱德的话镇住了，还是在思考着别的问题。他的脑袋在来回摆动，思想在急速旋动奔流。
是呀，世事都如高山流水，顺畅时急流直下，遇阻时也要跌跌撞撞，苦寻那个法定的结局。雨水也好，泉水也罢，只要上了山，就再也收不住脚步，想止无术，欲罢不能。天下事都在流动中，万种物都在变化里。地球以它那“坐地日行八万里”的高速在运动，带动着球体上那些愿意动或不愿意动的所有生灵和没有思想的岩石、水流。
当太阳运转到地球上有文明史记载的公元1935年秋季，在地球东经102度01分、北纬32度整的刻度上，发生了一件很耐后人思索的事。此地有3个大石碉，在地貌上是个明显的标志。离石碉不远，有一个白赊寺院，具体的说，这里是中国四川省理番县足木脚（又称卓木碉，或足木足）附近的白赊寨。就在这个地方，张国焘在重复那个“高山流水”的试验，他“上了山”，已经欲罢不能。一不做，二不休，他南下决心已定，撞上南墙也不回头。
“卓木碉，这个名字很好，很吉祥！我们就是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把红军中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中啄出来。我们在这里开个会吧。”张国焘以地名论事，决定在这个地名有着特别象征性意义的地方，完成他人生事业中的辉煌一跳。
10月5日，白赊喇嘛寺庙中，张国焘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共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这次会议，史称“卓木碉会议”。实际上，这次会议如果以地命名，叫作“白赊会议”更恰当些，只是因为张国焘为了避免这“白色”的谐音，他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把这次会议地点附近的另一个地名记录入会议决议，称作卓木碉会议。所以，后来的史书对这次重要会议也就如此因袭相称。
这天黄昏后，军以上负责人陆续来到喇嘛寺内。一幅画得很蹩脚的啄木鸟漫画贴在一进门口的墙壁上，不知是因为画技不佳，还是张国焘不满意，这幅“大啄木鸟口含毛、周、张、博”漫画的张贴位置很不显眼，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会场上最显眼的要数那幅悬挂在中央台子上方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横标。参加今天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周纯全、曾传六、傅钟、李特、余天云、刘志坚等军以上干部约40余人。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相继进入会场，见到这个阵势，心中都感到这里的空气都好像凝固了一样。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慢条斯理地作着报告，眼睛却不住地在与会人员的脸上扫来扫去。从张国焘的眼神中可看出，他的心情今天并不踏实，毕竟是做贼心虚。
张国焘的讲话首先把攻击矛头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他说：“毛泽东带着部队向北逃跑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分裂红军。因此，我决定，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另立第三国际的历史经验。现在我宣布，中共第二中央在这里成立。”
张国焘宣读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并自封为“中央主席”。
为了扩大“第二中央”的声势，张国焘宣布朱德等人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与会的人员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多说中央如何如何不好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上原本十分沉闷的气氛，到这时又陡添十二分的紧张。
张国焘停顿了一下，见会场上哑然无反应，既没有人立即表示拥护，也没有人立刻发言表示反对。这短暂的沉默中，与会人员的思想都在激烈地运转，反复与自己斗争。
没有人发言，其实这正是张国焘所期望的，下一步的进攻目标是赶快扩大突破口，造成既定事实。他继续讲话的嗓门逐渐提高，到后来变成了吼叫：“现在我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及中央委员，撤销他们的工作，并下令通缉。免职查办杨尚昆、叶剑英。”
台下开始出现骚动。有人或许是凭其敏感的政治嗅觉感到能在新的中央中盼个高职，有人也许是仅凭其一时的躁动激情，开始表态坚决拥护“张主席”的决定，慷慨激昂地攻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中央。
“朱总司令，你的意见呢？”张国焘在此时显得对朱德很温恭。
朱德长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道：“同志们哪，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是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红军是一个整体，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队。我们已经有党中央，不能再有一个，再搞一个就不合法。”
张国焘皱了一下眉头，他从朱德的话音中已经明白，这个总司令今天可能要给他这个总政委找麻烦，便插话道：“总司令，请说得直接点，谈谈你对毛泽东逃跑主义的态度。”
“好，我谈毛泽东。”朱德的声音使整个会场上的所有人都挺直了脖子，细听下文。
朱德的声音很平稳：“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和世界都有名。现在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不能反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我们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红军的热闹！看来，我们虽然过了大渡河，但蒋介石盼望我们做石达开第二的危险现在依然存在，太平天国天京之变的内讧教训，我们应引以为戒啊！”
“你现在应该明白毛泽东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逃跑主义，你作为红军总司令应宣布同他断绝一切关系！”黄超吼叫道。
“你！你，你说什么？让我同毛泽东断绝关系，这绝对办不到。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朱德见黄超这个乳臭未干的“闯将”每次都是他先发难，突然发怒斥责。
一脸都是“不满意”的张国焘意识到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有难以控制会场局面的态势，赶紧打断朱德的话，说道：“对，各抒己见，有什么意见就提出来。总司令请坐。还有谁继续发言。”
朱德并没有坐下，他坚持把话说完，直接对着张国焘讲道：“我是不赞成搞第二中央的。搞两个中央，就是分裂，这样是不行的。你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照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好革命工作，绝不能反中央。”
此时的会场上明显出现了两派，一派是以朱德为首的“拥毛”派，一派是以张国焘为首的“反毛”派。但由于张国焘在这时掌握着兵权要柄，所以没有人敢直接提出反对另立中央的意见。
“请伯承同志发言。”张国焘见没有人再说话，只好点名。
刘伯承缓缓站立起来，扶了扶鼻梁上的眼睛，讲了一番当前红军的发展形势和加强红军团结的话，就坐下了。张国焘明白刘伯承的话中有话，也就不再强迫刘伯承明确表态和多讲。
此刻，张国焘非常希望在红四方面军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总指挥徐向前能表个态。但是，表情严肃的徐向前在会上始终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看来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是既不理解，又很痛心。头一回遇上如此严重的党内斗争，真是左右为难，只好保持沉默态度。他手中紧握着那根竹烟袋杆，凝视着烟斗中忽明忽暗的火光，坐在一边“叭嗒叭嗒”吸个不停。周围也是一片烟雾腾腾。确实，徐向前在这时说什么都不好，好在口中有一根烟袋杆作道具，嘴并未闲着，这多少起了些避免与张国焘当面碰撞的缓冲作用。
徐向前的沉默，显然表明了一种态度。
会后，张国焘单独找到徐向前谈话，哪想到徐向前明言直说他不赞成张国焘的这种做法。
徐向前的声音不高，但很有分量，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但把中央骂的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果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吗？”
张国焘无言以对，他太了解徐向前的脾气，弄不好反了脸，就会影响这“第二中央”的组阁进程。徐总指挥的威信在红四方面军中可也是很有影响力的。
至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卓木碉会议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就此完成了他的反党三部曲：两河口会议后的伸手要权——毛儿盖会议前后的分庭抗礼——卓木碉会议的自立中央。
但是，张国焘的“组阁”很不顺当。由于朱德在党和红军中有着巨大的威望，也只有这位总司令，才能在红四方面军中与张国焘这位总政委平起平坐，据理强争。所以，当张国焘的“第二中央”挂出招牌时，心中无不存有几分胆怯。他多次掂量着朱德在党和红军中的份量，知道没有朱德的支持，他所私自成立的“中央”和“军委”都只能是镜中楼阁。
朱德在会下也专门主动与张国焘作了一次长谈，倾心相告：“我说国焘同志，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
张国焘却执迷不悟，反而劝说朱德：“总司令，你最好能出个面，帮我做一些新的中央的工作。毛泽东他们应该承认我们这个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
朱德的态度非常坚决：“这绝对办不到！国焘同志，你听我再次劝说一句，事情不要做得太绝了，留下一点转圜余地，对党对红军对你自己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说别的话如果你没有记住，那么，请你记住今天我说的这一句话：”给自己留下一点转圜余地。“
张国焘被朱德宽宏的人格力量所震慑，久久没有再说出一句话来。朱德的“转圜余地”这句话，张国焘果然铭记住了，这使他在以后的言行中不能不有所收敛。近40年后，他还把这句话写进自己的回忆录中。
朱德、刘伯承等人在会上会下坚决表示反对另立“第二中央”，这对张国焘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他虽然私自宣布成立了“第二中央”，但却一直没有敢对外公开宣布。他等待着时机，决定在南下有了轰动的战绩后再揭“龙虎榜”。
朱德和刘伯承等人只好在私下里商议对策，策划对付张国焘的办法。
“张国焘这个人，我算看透他了，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肯定就在打哆嗦。”朱德蔑视地说。
“对，看得出他心里是很不踏实的。不过，总司令你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就是这种忽左忽右的人，才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刘伯承提醒说。
“现在张国焘造反，我们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坚持坚持吧！我们人少，却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但在逆境中我们不能踏步走，我绝对不能当‘空头总司令’，你也不能当‘空头总参谋长’。”
刘伯承也坚定地说：“对，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我们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只要革命，只要打蒋介石，全国红军总有一天会走到一块的。”
怀着矛盾的心理，朱德不得不随着南下的红军行动了。徐向前在后来的回忆中，对朱德在南下途中的这种复杂心情有较为详细地描述，他说：“朱德总司令虽然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局面，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