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龙虎-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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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和特征临时命名，有的野菜则是根据是谁先采集到的或谁采集到的多，就以这个战士的名字称呼为“小李菜”或“大赵菜”等。寻找野菜时，不管是哪个单位或个人发现有大片野菜，就马上通知大家来挖，共享“胜利果实”。
红军在草地中尝遍了野草，最后大家对哪些是草哪些是“菜”也就有了初步的认识。走出草地后，个个都成了野菜专家，并以可口味好标准评出了名次，排在前10名的是：冠军菜是灰灰菜，然后依次是大黄叶子、野芹菜、野韭菜、籽籽菜、苦丁菜、刺儿草、花菜、锯齿菜、野蒜。其实，这所谓的“口味”好，大概是因为肚子饿的关系，连大黄叶子、籽籽菜这些在当时又烤干代作烟丝抽并且“旱烟”味很足的野菜，在这时吃起来竟也不感到有什么怪味，列入“优秀野菜”排名榜。由此可推知，那些排在10名之后的近百种野菜的人口滋味肯定不怎么样了！
7月22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联名致电长征路上的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红二、红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红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3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征途中的红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相距距离越来越近，大家都在盼望着早一天会师。
缩地术是没有的，路还是要靠双脚一步步的走，跋涉在草地间的红军正处在艰难时刻。也就在7月22日这天，一日雨雪，仅红6师抵达绒玉之夜，红军指战员就有164人停止了呼吸。这个师的红15团进草地时有1800多人，担负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后卫任务。贫瘠的草地由前面的部队走过，到了后来，野菜几乎都被挖绝了，烧的也找不到，情况更加困难。这个团最后走出草地时，仅剩下400余人。就是这400余人，他们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留下了最后的脚印。
为尽早实现大会师，中共中央于7月27日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这实是毛泽东等人为了团结张国焘所作出的一种积极姿态。次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又极为关心地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询问红二、红四方面军两部的行动情况：“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8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并指出：“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3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大变化。”
红军从甘孜地区出发，经过1个月的艰苦长途跋涉，终于走出草地，于8月初到达包座附近。整整1年前，这里是红四方面军鏖战的地方。8月1日，徐向前等人特意赶到求吉寺山下王友钧师长的墓前，献上鲜花，表示对1年前壮烈牺牲在这里的红军指战员们的哀悼和怀念。徐向前泣不成声，大家明白他心中的悲痛，这不仅是对牺牲了的战友们的哀思，还表达了对烈士的战绩被张国焘所断送而感到痛惜。红四方面军在1年前没有能够沿着王友钧等烈士打开的通道迳直北上，而是走了一大段弯路。
徐向前说：“我们现在又回到了1年前的起点，再也不能走回头路了。”
这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对红四方面军第3次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表示祝贺。并通报了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1路总司令朱绍良、副总司令王均部队的布防情况。指出：接占包座捷电，无比欣慰。红四方面军在包座略作休息后，宜迅速北进；红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同时提出，除包座到哈达铺之外，最好在西边选一条直达岷州附近之路，分两路北进较为妥当。
在这时，徐向前和任弼时是第一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同时也谈起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问题。
任弼时问起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分歧问题。徐向前说道：“现在看来，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对的。我当时没有跟中央走，主要是不想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而且主力部队也不是一个人就能带得动的。”
“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这很不应该。”
任弼时表示自己的态度说。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红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分了，伤害了红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红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加上张国焘在当时从中故意拨弄是非，谁说话他都不听，朱总司令的话他也听不进去。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争端。”
任弼时说：“我们红军是一家，但内部问题不好协调，可通过召开六中全会来消除分歧，由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解决矛盾。”
徐向前说：“我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这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
8月3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表示赞同在1日来电中提出的进军洮河、岷州、西固，出击天水、兰州的行动计划。并说将准备一切条件热烈欢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达到3个方面军的大会师。
全国红军在陕北的大会师即将实现，对长征有着深切感情的毛泽东彻夜未眠，他预感到长征将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光辉一页，将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8月5日，毛泽东和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向各部队发出指示电，向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广大指战员发出征稿倡议信。指示电和倡议信说明：鉴于红军总政治部为宣传长征，扩大红军影响，特兹决定出版《长征记》，要求“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文字只求精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就此，许多拿枪的手又提起了笔，记写下万里长征路上那一页页英勇悲壮，那一幕幕壮丽辉煌。不久，厚厚的一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印行全国，这是由长征当事者记录下来的第一部珍贵的长征史料文献。
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气魄，他坚信红军的胜利，坚信红军的后代需要用长征精神去夺取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后人必将仰慕这段光辉的长征历史。毛泽东从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中吸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从而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时，毛泽东也回报给历史以丰厚的酬答。
只有坚信自己的事业会胜利的人才注重历史，才重视史料的价值，才敢于留下自己的脚印让后人去评说，而鼠目寸光者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8月初，走出草地的红二、红四方面军根据敌我形势和中共中央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县的指示，在求吉寺召开会议，决定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组织岷（州）洮（州）西（固）战役。8月5日，朱德、张国焘签发了《岷洮西固战役计划》。时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红四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部署：如能攻占岷州城，则打马步芳、打毛柄文、打王均都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势。万一攻打不开，则围城打援。
为了减去侧翼威胁，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分化敌军，扩大抗日阵线。刘伯承于8月7日给驻守松潘的国民党第41军军长孙震写信：
“我军抗日北上，道出川边，接近贵防，而不克与兄晤谈，至为歉仄。昔者川军混战，吾辈时或并辔杀敌，时或相对交绥，事迹虽是英勇，究属同室操戈。如留兹精力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岂不较为荣幸，言念至此，想当同慨。日本并吞中国，蒋贼为清道夫，中国北部已非我有。举国血气之师，莫不相谋团结与之为敌。两广事变其一斑也。现在伯南出走香港，李白自治广西，实由于抗日组织团结不坚，使蒋贼得以逐其扫除黔王之故智，西南将士可以前鉴。吾兄英俊卓绝，爱国有素，而又接防陕甘，毗邻红军，联盟抗日，形式顺利，此敝总司令所望于麾下相邀赞同。如吾兄一时不便为此，则甚盼互不侵犯，以保国防实力，切勿为蒋贼离间，自相残杀。”
至12日，红军各纵队先后由包座地区出发，向甘南挺进，势如破竹——9日，红88师强占天险腊子口；10日，红89师攻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1000余人，缴获枪支1000余支，轻重机枪6挺，随即向岷州开进。
刘伯承的“劝友信”对孙军长是否起了作用，后人无从考证。但刘伯承于同时写下的另一封“劝嫁信”却收到了奇效。
红军走出了茫茫草地，来到了山明水秀的甘南。在这满目葱绿的鲜花季节里，军中不时传来喜讯。刘伯承因为摆脱了张国焘的限制，浑身都感到散发出青春的活力。
在草地露营的一个月明之夜。宿营后，刘伯承处理完公事，就磨了一盘浓墨，提起笔，恭恭正正地写起蝇头小楷来。大家还以为他又在抓紧时间练书法哩。他一连写了好几篇，叠起来，装进信封里。然后嘱咐警卫员黄兴一定要当面交给四局女红军干部汪荣华。
黄兴感到这是一封不同寻常的信，立即跑步前往。
汪荣华拆开信一看，脸上立刻腾起一片红霞。
原来这是刘伯承的一封求爱信。
刘伯承与汪荣华的相识最早是在1年前的杂谷脑小镇。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部队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街头，来到杂谷脑河边，夹道迎候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中央代表团的10多名成员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走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头发花白、具有学者风度的林伯渠和戴着眼镜、英姿勃勃的刘伯承。特别是刘伯承，他那“川中名将”的盛誉和传奇般的故事，早已流传军中，令人向往。如今，大家亲眼见到了他，而且距离这么近，看得这么真切，都感到兴奋和荣幸！欢迎的人们高呼着“热烈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口号，鼓掌跳跃，就像杂谷脑河中欢腾的浪花。“那位戴眼镜的代表是谁？”欢迎队伍中，1个女同志低声地问总指挥部的参谋陈明义。
陈明义回头一看，问话的女红军是川陕省邮政局副局长汪荣华，便竖起大拇指回答说：“不认识吗？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刘伯承总参谋长！”
汪荣华是又惊又喜，目送着刘伯承从她面前走过。眼睛里，充满了战士对首长的敬爱。虽然，这是汪荣华在那欢腾的人群中第一次见到刘伯承，但却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那时候，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大别山年轻的茶山姑娘，1年后会成为刘伯承的终生伴侣。
几个月后，汪荣华因工作需要，从川陕省委调到总部四局工作，这就有更多的机会与刘伯承接触。
当时的四局，相当一部分是管理工作。既要安排机关部队的生活，又要关心照顾好首长的生活。汪荣华知道，刘伯承眼睛不好，而且又受到张国焘的排斥和打击，因此她更加同情和关心刘伯承的生活和健康。每当部队到达一处宿营地，她总是和大家一道，为刘伯承找一间明亮的房子。
刘伯承对汪荣华渐渐有了一些了解。知道汪荣华在15岁时即已当上了英山县共青团的代表。在以后的鄂豫皖行军作战中，在1932年第4次反“围剿”转移西进中，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长征途中，她都能吃苦耐劳，顽强勇敢，为人忠诚老实。刘伯承喜欢上了汪荣华这种高尚的品德，进而决定选择汪荣华为终身伴侣。刘伯承的确有眼力，他不仅在战场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且，在挑选妻子时，也独具慧眼。这时，红军中有来自城市的姑娘，也有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女学生，然而他却偏偏选中了这位来自大别山农村的茶山姑娘。
汪荣华也时常听到红军指战员们赞扬刘伯承精通兵法，能征善战，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特别是她调到总部四局以后，通过多次接触，她感到刘伯承平易近人，诚实质朴，办事严谨，品德高尚。在万里征途中，能遇上这么一位知己，她从心里欢喜。然而，她也有些顾虑。她想，自己是一个普通农家的女儿，只读了1年私塾，两年学堂，14岁就当了红军。参加革命以后，经过实际工作和斗争的锻炼，虽然有所提高，但比起刘伯承来，不论资历和学识都相差得很远很远，和他结成伴侣合适吗？
几个月后，两人虽然谁也没有表白自己的心思，但都已是心照不宣。两人再经过半年多的接触，相互之间都有了比较深的了解，由熟悉渐渐产生了感情，继而上升为爱情。两人之间的感情到了过草地时已经发展到水到渠成的程度，只是在过草地前，这层“窗户纸”终因各种原因没有点破。
两人之间的秘密到了甘南后，终于被贺龙、任弼时察觉了。贺龙找到刘伯承，非要当刘伯承和汪荣华的红娘。
“是时候了。怎么样，就让我做这个大媒人吧。”贺龙笑呵呵地说。
“先不要声张，还不知汪荣华同志究竟愿意不愿意呢？我先写封信问问她再说。”
“好，好，我们可是着急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贺龙当真地说。在贺龙的督促下，刘伯承写了这封给汪荣华的信，约定两个人在驻地清源河旁相见谈一谈。
正像许多年轻姑娘接到求爱信一样，19岁的汪荣华接信后也是又惊喜，又激动得有点害羞。何况，向她求爱的是总参谋长呢！
两人如约来到河边，当刘伯承提出婚姻问题后，汪荣华还有所顾虑，觉得两人之间的经历、学识等相差较大，不太合适。
刘伯承诚恳地解释说：“我们的结合是自由恋爱。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为了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志同道合，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汪荣华把心里的话全掏了出来：“你是总参谋长，可我是一个大山里的姑娘……”
刘伯承听了以后，爽朗地笑了，说道：“这有啥子关系嘛！我家也是穷苦农民，祖父还当过吹鼓手呢。为此，我考秀才被县官赶出了考场。正因为我们穷，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只要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志同道合，就能永远战斗在一起，结成革命伴侣，白头到老！至于知识水平低一点，可以学习嘛。你自己努力，我尽力帮助你。”
听到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汪荣华心中的顾虑烟消云散。
在这次散步中，他俩还谈到了与张国焘的斗争。刘伯承愤慨地说：“张国焘这个人，为了说服我，要我拥护他的中央，对我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软的时候，他可以流着眼泪给你说好话。其实，这是猫儿哭耗子，假慈悲。硬的时候，他威胁要挟，咄咄逼人，甚至狂言，说我若不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他就把我杀了。我不理睬他这一套，他就要撤我总参谋长的职，叫我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实际上是当个教员。我是带兵打仗的人，敌人的千军万马都不怕，还怕什么排斥、打击、撤职、杀头么！”
刘伯承在党内斗争中的原则性和高尚品格，深深感动了汪荣华。能和这样的人结成伴侣，她从心里感到幸福。在与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的艰难岁月中，特别是当刘伯承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以后，汪荣华就紧紧和刘伯承站在一起，真心实意地支持他，鼓舞他。
当他俩从河边回来时，汪荣华深情地望着刘伯承的眼睛说：“你眼睛不好，给我写信还用毛笔写那么工整的小楷字，多亏眼睛呀！”
刘伯承诚恳地说：“生平第一次写这样的信，当然要严肃认真喽！”
汪荣华甜蜜地笑了。
自从在清源河边谈心以后，刘伯承和汪荣华的关系更亲密了。
1936年9月初，全军沉浸在三大主力红军即将会师的欢乐之中。在甘南成县清源河畔的曲子镇，圆月当空，刘伯承和汪荣华的婚礼在此举行。
汪荣华在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婚礼极为简朴，没有鲜花和丰盛的酒宴，只有战友们的衷心祝愿；没有崭新的被褥，只有跟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的简单行李；更没有红烛新房。在我们相识的这段时间里，从杂谷脑相见，到共同走过雪山草地，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在这样的环境里结婚，我们感到是那样的幸福，那样的富有意义！”
婚礼晚会上，有人赋诗赞美：
你是否记得杂谷脑河中翻滚的浪花？
你是否记得党岭山雪中盛开的奇葩？
如今呀——浪花奔腾出北上的铁流，
如今呀——奇葩萌生出新莲的春芽。
总参谋长的至深爱情哟，
就像天上那圆圆的月亮，
穿过长征路上千山风云，
闪射出万里皎洁的光华。
雪山草地滞留了刘伯承，使其在此经历了许多磨难；雪山草地作媒，回报给刘伯承一个聪慧美丽的妻子。
第二十九回 甘南众将领大争吵 漳县张国焘泪长流
193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处于社会大动荡前夜一个风雨变幻的年代。中国工农红军所面临的最大国际问题是日本企图进攻绥蒙，隔断中苏关系；最大国内问题是“两广事变”发生。为此，中共中央根据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和已与东北军张学良建立了统一战线的新情况，重新制定红军总的战略方针，即：紧紧抓住当前有利时机，配合东北军，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基本行动计划是16个字：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
具体部署是：以红一方面军约1。5万人攻取宁夏，其余保卫苏区；12月，红四方面军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一些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3州前进；以红二方面军位于甘南，作为几块苏区之间的联系。这个部署是基于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的作战计划。如果各种条件不允许，红军则只好决心再作黄河以东的计划，把3个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
中共中央并判断到如果暂时放弃占据河西的计划，会有如下损失：1。被迫放弃现有的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