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杀人--以色列美女特工自传-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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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现在有个人,一个完全谈不上娇气的人,在他的专业范围内主动重视了这个问题。他的意思是,我们也有权利想办法“少些痛苦”吗?这真是一个全新的充满魔力的再好不过的想法。
我受的震动太大,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满怀困惑,一路仔细回味这一直被我视为有私心多算计的想法。
什么是打手?就是打断人家手的人。所以我的头头们全都是打手,这众人皆知,因为他们打断了我的脚。不如说是脚趾头。说实话,我真希望它们没有断掉。如果我的右脚当时能挪开一小点,如果他不那么激动,如果他丢了那根紫红色的棍子,如果他站到右边,并且如果我能靠在上面,就能确保脚不断了。
而现在除了对着他们大发雷霆就无计可施了,当那个疯子教官问是否可以使出全力的时候,我听到我的指挥官回答说“可以”,并补充了一句世界上最严肃的话:“不用担心,就算你把腿打断了,也是为她好,因为接下来几个星期她就不会再练什么愚蠢可笑的Krav了,而是干点正经事。”
在我和一个头头谈话的时候,他用另一种方式证实了我不太清晰的记忆。
“如果必须用那样的方式来让你停止Krav练习,也不算糟糕,”在得出结论之前他先做了一个评判,“打了石膏,你在执行任务期间干蠢事的危险性就小了,伪装也更牢靠。”
他是认真的。我没有打爆他的脸。我首先想到的是远远避开他们一段时间。
我的态度变化让我自己很惊讶。换在从前,我可能为断脚伤心一阵子也就完了!可现在,事情变得重大起来。几乎是严重。我和Krav教练说了这种惊讶的感觉。他看着我,有点发窘,然后迟疑地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不过……生活就是这样!”
我再一次带着满脑子疑问离开了训练厅。什么“生活就是这样”?最终我也没想明白。
几个月过去,我对自己的身体重新有了一种依恋和喜爱,身体机能现在大有长进,因为它不再是被动的牺牲品,而是求生过程中的主宰。光从说话的表达方式中我就发现了变化:从说“进行防卫”,到“护身”,最后变成保护“我自己”。可能进步表现出来很细微,但对我已经是极大的成果。训练由此又成了问题,自我调整尤其困难。我的生活除了痛苦再没有其他:从里到外,从精神到身体,都很难受。
1999年12月21…23日:以色列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停火,允许真主党运回他们余下的战士尸体。
2000年6月10日:叙利亚总统哈菲兹-艾尔-阿萨德去世。其儿子巴夏尔未经选举程序继任。
当我重返叙利亚这个数月前曾经发誓要永远离开的地方,感受难以言表。又看到那些身穿制服的人了,就在离我一米之遥的地方晃悠,心里除了微微刺痛以外也没其他。当我说到心脏,我就必须聊聊胃啊肩啊,肘关节啊,第一第二根肋骨啊,不知所云。我已经忘了过去,这是件好事。所以我什么也不提起。
一个同事已经帮我打好前站。他确定了几个可以做联络员的人选,我则负责最后甄别,因为要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是我。如果可能的话,我必须和他们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同事是个疑心颇重的人,如果他说找到了上上人选,我就可以闭着眼睛去见面了。
在这些地区旅行,不经历几次盘查目睹几次逮人几乎不太可能。我一共遭遇了十六次盘查,看到九次抓人场面。当兵的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张。误伤越来越多。莫名其妙的抓捕令人恐惧,因为他们完全没有章法可言。一个农民摔一跤,身子自然弯了下去,那些士兵怕他是要掏武器,一枪将他打死。还有个人被吓坏了,士兵叫他往前走他却向后退,也被当场崩掉。
士兵的神经质有他们的原因: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游行变成了骚乱。马路上一片狂热,很难看见一个举止含蓄的人。那些不愿意参加游行的都被定性为叛徒。我不断被盘查的或者游行的人堵住,最后干脆从野地里穿过去,这才得以喘口气。到达约人见面的那个村子时,我整整迟到了两个小时。这也有好处,如果等我的人不够诚意,那就早打退堂鼓了。
这个小村也被骚乱波及了,甚至有过之:狂热的人群,到处打砸,点火,喊口号……我一眼看见了要找的人,就在八十米开外。他也看见了我,冲我这边走过来。我确认了一下,没有人监视。一个领队冲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喊叫了一句,我听清了,是要所有人都齐颂经书。我那个未来的联络员没有开口,还在拨开人群往前走。一个情绪激昂的年轻人叫住他。他必须加入进去才行。可这个傻瓜不吃这一套,他转过身去,脸上挂着明显的怒气。
事态发展太快了。又一个人上来将他一把推倒在地,而他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惹恼了这些人,他们向他扑了过去。我冲进正在殴斗的人群中间,用身子挡开一些拳脚,总算把这些疯子推开了一点。他们没有把攻击目标转向我已经是万幸了。我把这种场合当成了实地演习。根据他们的位置和我自己所处的形势,我对Krav Maga的理解一次比一次好。我甚至能够避开一击。真是头条新闻!我第一次达到了这种效果……一分钟过去,他们不再死缠烂打,退开散去。我的联络员失去了知觉,而他们的愤怒也消退了。
我把他到一个角落。这下我才发现他已经死了:颅骨被打碎了。可是我过去得已经很迅速了,在我没有干预之前他哪怕能站住四五秒钟也不会如此。
我现在没了联络人,手上还抱着一个死人。他的朋友得知死讯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很可能不愿意再和我们合作。不告发我已经是件幸福的事情。我想了想后告诉自己,不管怎样他死得还是像个英雄。他不该躺在水沟里,他值得得到更好的对待。我于是冒险将尸体运回到他家中。
我的决定是对的,因为我很了解那些和他一样刚强的人。他们很欣赏我举动里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儿,以后肯定会死心塌地做我的联络人。我发现这片地区很平静,并且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位置非常理想: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在这里住宿和外出;另外,这块有一个二级数据服务站,它的功能级别足以让我进入一些重要的数据库。我使用的技术也正好相配。从这方面来看,十全十美。就这样,同样性质的长期旅行又开始了。
问题也还是老问题:要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里生存下来。形势真真是越来越严峻。一切都快速变化,是在是太快。四分之一个动作就已经足够定下生死,不是对付那些没脑子的士兵,就是那些赫斯底理的疯子,每个人都随时准备控告或举报自己的邻居。我觉得自己像是被一些大喊大叫的疯人围在中间并大打出手。没有十分之一秒钟可以喘气或是思考。
多夫认为,在被人群围攻的时候是自行解围是不可能的。他很赞同在必要的时候,由Krav Maga高手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不过我自己比较好地消除了脑子里这种念头。
我新近安装的东西截到了一些数据资料,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回收到了不少情报,成效比预想的还要来得早。就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家安安静静呆着的时候,一个试图进入以色列境内的游击队员被抓了,他专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恐怖分子训练营传递消息。他的几个联络人也同时被传讯。据说他们一直用电台联系。他并不是那个最机灵的人,但我对此不能肯定。
对他们的审讯有一些效果,所以我那些头头们都很高兴。他们算盘打得很好,拟了几个最荒诞的计划。对那些和我相关的部分,我都做了最坏的估计。
指挥官宣布:“这下你可以经常无惊无险地回来了,呆足够长的时间。”
还是老一套,一切都被那一大堆屁股不曾离开扶手椅的人有条不紊地分析好了。而操作的人却要冒着极大的危险。那边那些狂热的家伙未必就吃我们摆好的诱饵,轻易上钩。
“你养成了‘逃避或者怀疑’的习惯。可每一次都成了,对不对?”
总是这套,“成了或者砸了”。如果成了,还禁止抗议。说什么“危险估算”。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联合起来害我,他们已经什么都决定好了安排好了。我一句话也不能说。我讨厌这种纸上谈兵,可是如果想要国家尽可能减少几个敌人,这些一成不变的东西又是实用的。
有时候,我对头头们的抗拒和对他们所作所为的终极目标的认同是脱节的,这让我处在一个很难受的处境。最后管他呢,反正我现在已经没剩下多少自我意识了。
第九章 伊朗的死亡游戏
1999年6月24日:近六十枚喀秋莎导弹向Kiryat Shmona市和加利利地区西北部发射,两死,三十七伤,损失惨重。
作为还击,以色列空军轰炸了黎巴嫩地面设施。
我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多地把信息收集给以色列:一些名字、地点和日期。另外有支队伍负责把这些碎片给串起来。有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提供的信息是些什么,因为都直接通过我事先设置的技术系统给传走了。
指挥官声称:“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
他这么关心我真是好心,不过他最好明白,让我知道自己身处什么马蜂窝可能更有用。难得开一次情报会。不管怎么样,我必须认真看待他们透露的一些关键:情报常常被“歪曲”。当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时,他们解释说:“如果你哪天垮了,还需要保证我们不会完全输掉。”
要搞清楚阵营的奥妙,并不需要和我的“情报分析员”同事们一样变成情报专家。在黎巴嫩,我每走一步都会和叙利亚间谍不期而遇。在真主党那边,我们定期接待伊朗谍报员的来访。而在伊朗,在任何一个角落我都能碰上的是俄国人。我原来也知道他们在提供援助和武器,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不疑。
在国际反恐的原则下,美国和俄国签署了一项协议,期望依靠这一纸约束,在1999年底之前中止对德黑兰方面的军火出售和“技术支持”。更有理由看看事情如果进展了。
我在真主党分部的时候,那儿的指挥官很盼着我能施展本事搞来大笔钱,好让他们在那些看不起人的出资人面前,也能捍卫捍卫“实际操作人”的立场。德黑兰为真主党提供军火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俄国武装伊朗也同样不是秘密。总而言之,他们的交易途径奇特得很,以至于在真主党潜伏期间我曾亲眼看到,由伊朗提供、美国制造的反坦克导弹,竟然是两伊开战时候伊朗从以色列购进,而以色列又是直接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支持……
对我来说,这些就像我所处的环境一样,完全陌生。我得好好研究俄国,补充一些常识。倒不是为了装成本地人,否则有些肤浅的了解也就够了,而且我一直有意保留着欧罗巴口音,这样我更有吸引力。我开始选修补充课程,“苏联政治”,然后是现在的“俄罗斯”。为了这个目的,我还加入了一个“老人”小团体,他们给我传授一些经验之谈。在这些人里面有一个叫扎克的,反俄表现突出。他给我展现了俄国地理政治形势的全景。
我很受震动,对他说:“听你这么一讲,在冷战那些年人们是完全相信共产主义教义的。”
“看来你不相信我说的。那里的共产主义现在也没有消失,秘密地不受关注地继续存在,那些都是没有法律可言的地方,没有西方人敢去!”
“你真是彻彻底底的妄想症,”他一个同事很粗暴地说:“你看过去遍地都是俄国人!”
扎克卖力地阐述自己的看法。我们静静地听着。我相信他所说的一切接近真相。在场的头头们始终一言不发,表情严肃。
没人公开附和他。也没有人反驳。接下来几个星期,扎克因为“健康原因”带薪休假了。公开的说法,是他被严重的妄想强迫症所困扰。一些私下传言则说,他的言论有人不喜欢。这再一次清楚地向我们表明:高层考虑什么,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就是棋子,理解能力和思考能力有限。我们可以关心的,以前苏联为界线,“到此止步”。
2000年7月随着军火交易升温,我被带进了伊朗上流社会的圈子,置身于顶级豪富之中。这些人有一个特殊的识别标志:手里成天拿一根高尔夫球棍四处炫耀,这和别人戴劳力士表或者穿耐克鞋异曲同工。他们乐得迈着懒散的步子四处溜达,屁股后面跟一帮球童,看起来就像奴隶,时不时挨上几棍。干别的纯属多余,拿上球棍就足够了。草坪供乡村俱乐部使用,而运动嘛,说实话只有聊聊无几的游客对它感兴趣。附庸风雅和奢侈在全世界都一个样。草场对于沙漠地区显得过于奢侈了。如此多的水用来养一片草坪,却不能用来养牛养羊……可没人在乎。
我们到这里来算不上潜入。当地警察对以色列特工早已司空见惯。不过一旦被指控有罪而不幸被捕,那就有判死刑的可能。这种事情是有的,虽然很少公之于众。一般情况下,外界知道的几次审判只不过是替死鬼,目的在于警告或者报复那些已经成功逃脱的真间谍。
间谍案并不归警方管。以美国人的说法,由“政府探员”负责调查和“审问”。一个人,不管你是真的有罪,还是只有嫌疑或者完全无辜,其经历都一个样:绑架,也就是说先被药物迷倒,然后带到别处关押两三天,强行审问之后再被迷昏。等到醒来,已经身处旷野或者垃圾堆里。然后他恢复神智,步履艰难地去医院,回旅馆,找朋友……而这些都肯定被人跟踪,从他一举一动所得到的信息比审讯时还要丰富。
交待这些背景情况的时候,我的头头们只说起“偶尔发生的绑架”,没什么大不了,“当然,会有审讯,不过两天就放出来了”。总而言之,小意思,稍带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我所知道的是,最新一个有此遭遇的人,被放出来以后几个小时就一命呜呼了。我动身去这个热情好客地方的日子已经敲定了:2000年7月。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提早几个星期就通知了我。
了解了这些旧事之后,我估计了一下krav Maga能给我的帮助:最重要的就是避免被绑架。没必要受那三天拷问,哪怕两天,两个小时。乌里可不是这么想,他死死盯着我,急齁齁地反复强调:“我再提醒你一次行规:绝对不要惹是生非。”
我迎着他的目光,一脸无比乖巧的样子。
“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我,没用的!你明白你该干什么。如果执行任务过程中出现意外而他们逮捕或者绑架了你,这没关系,只要咬紧牙关挺过两天就好了。清楚吗?”
“如果我碰上最坏的结果呢?你想过这个吗?”
“会吗,最坏的结果?”乌里问,满脸惊奇:“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会做掉你的。”
我点头附和,语气讥讽:“当然,如果为活命我愿意为他们效力的话,那就不同了。”
“如果你脾性难改一味反抗的话,就有激怒他们的危险,从而置你于死地。所以,不要干蠢事,敷衍他们并保持冷静。很简单,对吧?”
对,很简单。我想着我那倒霉的前任。事实上……我补充道:“他并没有学过Krav Maga。”
乌里很不高兴地问:“他是谁?”
“最近出事的那个,被人在垃圾堆里找到,已经一命呜呼。”
“他很可能是出了什么错。以前从没出过问题。你只要别出茬子就行了。”
真是最好的追念。被人发现时情状惨酷不算,而且还是他自己的错。
第二天,我上路去海法市。那里有个叫阿莫斯的朋友,一个同事,我前面提到过。他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住在市郊一幢小屋里。一路很顺利,路面还宽,两边都是树木,阳光充足。我在稍远处一片住宅区停下车,决定先打个电话通报一声。我知道他正在家享用四天假期。他有很重要的信息可以透露给我,因为他以前曾在伊朗工作,被绑架了几个星期。
“你从哪儿给我打的电话?”在我自报家门后,他问。
“电话亭,离你们家一百来米吧。”
“好的,我很愿意帮你。过来吧!”
我走进他在郊外的漂亮小屋,就是有人曾许诺如果我好好干也会给我的那种。他妻子看我的眼神很阴郁,对贸然来访的“办公室同事”一般都是这种待遇,尤其同事为女性。阿莫斯和我刚在客厅坐下来,厨房里就传来盘子摔碎的声音,表明女主人正在备茶。
对家里的这些小插曲习惯了以后,我们就没什么感觉了。他妻子很不情愿地给我们上了茶,然后转身离开,找到一样在干扰谈话方面效果最为显著的东西:吸尘器。阿莫斯站起身来,把门关上。吸尘器很快就停了,代之以摔锅的响动。我滋生了犯罪感。
“这样贸然上门,可能太打搅你了……”
阿莫斯马上说:“你知道,我很高兴见到你。反正过两天我就要去阿拉伯那边了。有时候,我真发愁……”
“是因为即将动身吗?”
“不是,是因为想到退休的时候怎么摆脱我这老婆。好了,告诉我你怎么回事。”
“我要派驻伊朗了。”
“哦,”他的脸色阴沉下来。
“这么糟糕吗?”
“不不不……其实……是的。总之,是不妙。”
“你被绑架过……够呛吧?照乌里说的,就是……”
“……就是微笑着捱够两天对吧?”阿莫斯打断我,做了个鬼脸。实事求是地说,是三天。二乘三。呆三天地狱,然后住三个星期医院。应该说不是最糟的结局,但如果你能够避开当然更好。什么时候动身?“
“两周之后。”
“要我说,他们不会消停的。你如果是四五个月以后……”
“确实很够呛,嗯?”
“是的。”
“给我说说你被绑的详细情况。我不可能看到你的报告。尽可能说详细些。为了不和他们冲撞,我需要研究一下你当时的情形。”
“你真是不可思议!如果你避开了绑架,那就暴露了自己!”
“命要紧!反正,这和你没关系,说说吧!”
“容我想想……”阿莫斯声音里有点犹豫。
为他的话配音的是碟子碎裂的声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