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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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人开会，告诉他们第二天城里要举行“自发的”庆祝活动。中国人被勒令制作大批日本国旗并举着它们游行，以便拍摄电影，显示成群结队欢乐的居民欢迎日本士兵。日本摄影师也来到南京，拍摄中国儿童接受日本军医的医治和日本士兵的糖果的照片。刘易斯·斯迈思在给朋友们的信中写道：“但是，没有照相机在场的地方，这些活动并不重视。”
日本的宣传最卑劣的例子是，1938年1月8日，刊登在上海一家日本人控制的报纸——《新申报》上的一篇文章。在“南京城融洽的气氛在令人愉快发展”的标题下，文章宣称：“皇军进城，把刺刀插入鞘，为了检查和治愈病人伸出仁慈的双手”，该文还说，日军在南京给又饿又病的南京群众提供医疗帮助和食品。
男女老少向皇军跪拜，表达其敬仰之意……大群大群的人围绕着太阳旗和红十字旗下的士兵高呼“万岁”以表示他们的感激……士兵和中国儿童欢聚一堂，高兴地玩滑梯。南京如今是各国注目的至善之地，因为这里洋溢安居乐业的气氛。
在幸存的传教士日记中可见，日本企图以虚伪材料粉饰整个大屠杀，所激起的却是怀疑的反应。这里有几个例子：
摘自詹姆斯·麦卡勒姆的日记，1938年1月9日。
如今日本人试图诋毁我们在安全区的努力。他们胁迫，恐吓可怜的中国人，使他们拒绝相信我们话……有些中国人甚至要去证明抢劫、奸淫、放火是中国而不是日本人之所为。有时我感到我们一直在与疯子和白痴打交道；而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所有的外国人活着度过了这场磨难。
摘自乔治·菲奇的日记，1938年1月11日：
我们看到几份上海的日本报纸和两份《东京日日新闻》。这些报纸告诉我们，甚至早在12月28日商店就已迅速开门，买卖恢复正常；日本人正和我们一起赈济可怜的难民；这座城市已经清除了中国盗贼，平安和秩序现已占统治地位！唉，如果事情不是那么悲惨，我们也许会被逗得发笑。这是从战争一开始日本就一直向国外散布的典型的谎言。
摘自乔治·菲奇的日记，《读者文摘》转载：
3月，东京的一家电台向全世界传出这条消息：“造成南京这么多人死亡和如此大的财产损失的暴徒已被抓获并正法。经查明他们是蒋介石部队中心怀不满的士兵。如今一切已平静下来，而且日本军队正在赈济30万名难民。”
摘自刘易斯·斯迈思及其妻子1938年3月8日写的一封信：
日本报纸的最新消息是：他们找到了11名中国武装强盗。所有事都是他们干的！咳，如果他们每人能在两星期内夜以继日地强奸100至200名妇女，并携带所报道的50000美元逃遁，那么他们真是相当强壮的中国人……
传单是日本人的另种宣传形式。在大屠杀期间，日本军队就计划向南京人民大量传送凭空捏造的消息。例如：“所有返回家园的中国良民将会发给粮食和衣服。日本愿意成为那些不被魔鬼一一蒋介石的士兵愚弄的中国人的好邻居。”这些传单醒目地印着彩色的照片：一个英俊的日本士兵抱着一个中国孩子（如一位观察者所说，“像基督似的”），一个中国妇女拜倒在他脚下，感谢他送了几袋米。据乔治·菲奇所说，撒下这些传单的当天，确有大批中国人离开难民营返回他们已成废墟的家。
日本人还把颜色鲜亮的彩色招贴画贴在悲剧曾经发生的房屋外或其附近。有一幅描述一个日本士兵抱着一个小孩，同时把一桶米给孩子的母亲，把糖和其他食品给父亲。一名德国外交官的报告叙述这幅招贴画描绘了“一个迷人、可爱的士兵，手里拿着炊具，肩上扛着一个中国孩子，其穷困然而诚实的农民的父母望着他（这名士兵），望着这位好叔叔，充满感谢和家庭的幸福”。右上角的文字说：“回到家乡来！给你饭吃！信赖日本军！可得救助！”
同时，日本人在南京和上海举办富有魅力的招待会和传媒活动以转移人们对种种暴行的注意力。2月份，一名日本将军邀请外国外交代表出席南京日本大使馆的茶会。他吹嘘日本军队纪律严明举世闻名。在日俄战争和满洲战役中不曾发生过一起违反纪律的事。将军说道，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日本人曾在南京施暴，那只是因为中国人民在外国侨民——当然，指的是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煽动下抵抗他们。但是，也够奇怪的了，在同一个讲话中将军自相矛盾地承认，日本兵曾把怒火发泄到老百姓身上，因为进逼南京的过程中，他们找不到一点可吃或可用的东西。
然而，日本新闻界无法在席卷南京的放火、强奸、谋杀事件上愚弄外国外交团体。2月中旬，日本人在上海举办了一场军乐会，还有艺妓和报社摄影记者参加。然而，一名德国外交官观察到，欢庆的活动在进行的同时，“一个母亲因为护住11岁的女儿不让日本兵强奸这名幼女而连房子一起被烧死”。
安全区领导们的反击
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尽其所能抗击铺天盖地的宣传。在大屠杀的头几天，区领导还能得到美国驻外记者如弗兰克·蒂尔曼·德丁、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C。耶茨·麦克丹尼尔的帮助。但在他们离去之后，国际委员会只有靠自己的设备了。日本政府禁止其他记者进入南京，如《芝加哥论坛报》的马克斯·科佩宁。而当日本兵意识到他们的恶行不会被世界传媒观察到，便更加变本加厉了。
但是，日本政府低估了国际委员会开展它自己的宣传运动的能力。安全区领导共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们在文字技巧方面都受过优良训练国。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能言善辩的作家和演说家。传教士们受教育于美国和欧洲最好的大学，他们成年后的多数岁月都奉献于布道、写文章，以及基督教的巡回演讲；委员会中的一些教授曾经著书立说。此外，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和传媒合作很有经验。在南京沦陷之前很久，他们就已乐于通过南京电台广播讲话或为通俗报刊撰写文章。另外，传教士具有一个日本人来曾预见的额外优点：他们终其一生思考地狱的真正意义。他们在南京发现了一个，便立即为世界公众把它描述下来。
他们真实可靠、令人信服地再现了他们目睹的恐怖场面：
整整10天是一派混乱——这是人问地狱……不得不袖手旁观，眼看着甚至非常穷的人的最后一点财产也被夺走——他们的最后一个硬币、最后一点被褥（而这时是天寒地冻），穷车夫的人力车；眼看着曾和你一起寻找避难所的成千上万已解除武装的士兵，连同好几百个平民当着你的面被拉出来去枪毙或作为刺刀练习的靶子，而你不得不听着那些杀害他们的枪声；眼看成千名妇女跪在你面前歇斯底里地哭着，求你救她们逃脱那些折磨她们的畜牲。袖手旁观，眼看你的国旗不只一次而是十几次被扯下污辱，而你的家被劫掠，然后眼看你开始喜爱的城市和你已计划慎重地、系统地奉献你最佳的学识的机构被付之一炬——这是一座我以前不曾想象到的地狱。（乔治·菲奇，1937年12月24日）
我要讲述的是一个恐怖的故事；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或读到过如此残酷的暴行。强奸！强奸！我们估计每夜至少1000起而白天更多。如遇反抗或任何看似不满的表现就用刺刀捅或开枪。我们一天可以记下成百上千起；人们都歇斯底里了，我们外国人一出现，他们就跪下磕头，求我们帮助。那些怀疑当过兵的人，还有其他一些人，被领到城外枪杀，有成百上千——不，是成千上万……甚至在某些难民中心的贫穷难民也被一再洗劫再至抢走最后一分钱，差不多是最后一件衣服和最后一片被褥……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有妇女被拉走。（约翰·麦卡勒姆，1937年12月19日）
我想我所说的恐怖事件已经够多了睁它们有数十万件。因为太多了，最后使心都麻木了，几乎都不会再感到震惊。我没想到，会有如此残暴的人存在于现代世界中……似乎只有“撕人魔”杰克（“撕人魔”杰克，指1888年在伦敦东区杀死多名妓女的一杀人犯。——译注）这种罕见的疯子才会这么做。
日本人的暴行的细节不仅生动地记录在安全区日记中，也写入信件和时事通讯中，它们被一再抄写或一再打字，以便朋友、亲戚、政府官员和报刊全部能收到。在寄出描述大屠杀的文件时，安全区领导经常请求收件人在发表时不要透露作者是谁，因为担心委员会的某个成员会受惩罚或被驱逐出南京。马吉在家信中写道：“请非常谨慎地对待这封信，因为如果它发表，我们可能会全被驱逐，而这对南京的中国人会是一场灾难。他解释说，日本人会”极其喜悦地“允许外国人离开，但不会允许任何人返回。
最后，安全区领导的坚持不懈、艰苦工作和小心谨慎得到了回报。乔治·菲奇的日记首先潜出南京，在上海引起“轰动”，他的以及其他人的事故（通常删去了关键名字）迅速在主流刊物个登载，如《时代》周刊、《读者文摘》、《远东》杂志，在美国读者中激起了普遍的义愤。有的内容最后在书中重视，如《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1938年）和徐淑希的《南京安全区档案》（1938年）。
为了使读者作好准备，安全区领导有时在文件的前言中加以提醒。在其日记出版之前，菲奇写道：“我将要叙述的绝不是一个愉快的故事；事实上，它是如此地令人不愉快，以致我只能把它介绍给有一副好肠胃不易反胃的人来回读。”“因为这是个如此罪恶和恐怖、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是兽性惊人的一帮丢人的罪犯蹂躏爱好和平的、善良守法的人民的故事……我相信它在现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不出他们之所料，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报告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怀疑。一篇题为“洗劫南京”的文章在《读者文摘》刊出后，一名订阅者写道：“难以相信，人们会相信这种货色，它很显然是粗鄙的宣传，并很使人想起在以前那场战争中提供给公众的那种无聊的东西。”其他订阅者也有类似的评论。但是《读者文摘》的编辑们坚持这些故事是真实的。为了捍卫其可靠性，编辑们忍受“巨大的痛苦”收集更多的国际安全区领导人的来信，把它们转载于该杂志1939年10月号上。编辑急切地加上：“我们所见的材料可以塞满这份杂志整个的一期，全部材料证实了今后刊登的有代表性的精选段落。”
幸运的是，在南京的罪行不仅记录在纸上，而且拍成影片，使它们几乎无法抵赖。约翰·马吉有一部业余摄影机，他拍下了金陵大学医院中几个卧床不起的受害者。他们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一个可怖的变了形的、烧焦了的男子，日本人曾试图把他活活烧死，一个搪瓷炊具店的职员，头上狠狠地挨了一日本刺刀（住院6天之后，他脑子的颤动仍清晰可见）；一个被轮奸的受害者，日本兵几乎砍断了她的头。
尽管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乔治·菲奇最终把片子偷运出中国。1月19日，他获准离开南京乘坐日本军用车上海，在火车上他和“一群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可憎的日本兵”同坐一节三等车厢。有关南京暴行的6卷16毫米的电影反转片缝在他的驼毛外衣的内衬里。后来他告诉家人，他心里明白，如果搜到他带着胶片，马上就会杀了他。不过幸运的是，菲奇把它们到了上海，并在柯达店里制成4份拷贝。其中一份由纳粹党人约翰·拉贝从上海带到德国。其他几份有的最后到了美国，菲奇和其他传教士在那儿给信徒和政治团体演讲时放映过。影片的几个画面转载于《生活》杂志；真实镜头的几个片段出现在弗兰克·卡普拉的新闻纪录短片《我们为什么战斗：中国之战》。几十年之后，这些镜头又重现在两部发行于90年代的历史记录片：《证据》和《天皇的名义》。
人们大可想像，当这些有关日本人各种暴行的书面报告、照片甚至影片设法进入世界传媒时，日本军事领导层是如何地暗自恼火。许多安全区的领导人生活在持续的恐怖之中。他们相信，如果日本人有办法逃脱罪责的话，一定会把他们都杀了。有些人把自己关在屋里，入夜之后没有两三个人作伴不敢冒险出门。至少有一人，即乔治·菲奇，推测日本人会悬赏要取他的脑袋。但尽管害怕，他们继续轮流在晚上护卫安全区的关键地区，并坚持宣传日本人的各种暴行。1938年1月28日，约翰·马吉写道：“日本人恨我们甚于恨敌人，因为我们向全世界揭露他们”。“我们都感到意外，我们竟无一人被杀，而我们是否都能平安离去仍是一个问题。
第七章 铁蹄下的南京
南京的暴行持续了数月，尽管最惨烈的事件是集中在前六至八个星期。到1938年春，南京人知道大屠杀过去了，而且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能被征服，就不需要把他们全部杀死。当南京屈从于日本人的统治时，军队开始执行征服全体南京人民的措施。
起初，没有什么可征服的，一个外国人写道：“你难以想象这座城市的杂乱无章，各处倒满了污物和垃圾。”废物和人肉在大街上腐烂，因为没有日本人的允许，什么也不许干——甚至不许处理垃圾和死尸。确实，有几天军车碾过在水西门下面的几英尺的死尸，碾过死尸是为了使平民牢记抵抗日本人的可怕后果。
据观察家估计，日本人损坏的公共财产按1939年的美元计算，总共约8。36亿美元，而私人财产损失至少1·36亿美元。这些数字还不包括被日本军队拿走的无可替代的文物的价值。
在社会学家刘易斯·斯迈思的指挥下，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对南京地区的损失进行了一项系统调查。调查员们走访了市区五十分之一户的居民和农村三分之一的村庄中十分之一的家庭。一份60页的报告在1938年6月公布，斯迈思总结道：南京经受的120次空袭和4天的围攻所造成的破坏只有日本军队进城后的百分一。
大部分的破坏由纵火引起。南京一陷落就陷入大火之中，大火持续了6个多星期。⑤士兵在军官的指挥下点燃建筑物，甚至使用了特殊的化学条去引火。⑥他们烧毁了教堂、大使馆、百货商店、店铺、公寓大楼和棚屋——甚至烧毁安全区内的区域。安全区的领导们无法将火扑灭因为他们的水泵和灭火器材都已被日本人偷走。在南京暴行的最初几个星期结束时，日军已将整个城市的三分之一和所有商店的四分之三烧成了灰烬。
他们焚毁了俄国（指前苏联。——译注）公使馆，污辱美国使馆。洗劫了几乎所有外国人的寓所——即使它们带有明显的标志，插有国旗或有徽章。日本人对美国的财产特意污辱，他们6次扯下悬挂在金陵大学的美国国旗并践踏它，威胁说谁胆敢再把旗子挂起来就杀了谁。尽管纳粹与日本政府是同盟关系，德国财产的命运却几乎与美国的一样糟。日本人扯下纳粹旗帜，焚烧德国人的住所、店铺，甚至偷走希特勒和兴登堡的画像。一个德国人写道：“考虑到日本人对其天皇画像的崇拜”，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行动。日本人对南京的劫掠远远超出了城区，日本人破坏了南京周围的农村，烧毁茅草房，将家具、工具和农具集中到砖房，以便所有的东西一起烧成灰烬，他们就这样烧毁整个村庄。城市附近地区所有的牲畜包括家畜和其他畜类均被抢光。
日本人还使用乙炔吹管、枪弹和手榴弹炸开银行的保管库，包括德国官员和居民的个人保险存储箱。士兵得到允许可以邮寄他们的部分战利品回日本，但是大部分物品被没收和集中供官员使用。仓库里迅速堆满了珍稀的玉器和瓷器、地毯和绘画及金银珍宝。有一间仓库就堆放了200多架钢琴。@12月底，日本人开始将掠夺来的物品——珠宝、艺术品、家具、金属制品、古玩——堆放在码头准备运回日本。
日本强盗通常搜寻值钱的东西。他们垂诞外国人的汽车，这使委员会的成员相信，城里的汽车如果没有外国人坐在里面都会被军队弄走。（连用来运尸体的卡车也被偷。）不过，日本人也侵入金陵大学医院去抢一些小物品——护士的钢笔、手电筒和手表，还多次闯入安全区，从无家可归的人那里抢被褥、炊具和食物。一份德国人的报告记录，12月15日，日本人曾强迫5，000难民排成队以便他们抢劫，日本人从那些难民身上总共抢了180美元。乔治·菲奇写道：“甚至一把肮脏的米也被日本兵抢走”。“如有任何抱怨，必死无疑”。
1938年1月，除了军方的一家商店和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外，南京没有一家商店正式营业。港口几乎没有船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断电、停水、电话不通，因为日本人捕杀了当地电力厂约50名雇员。（没有自来水，洗澡困难，而大多数妇女宁愿不洗澡，希望她们没有清洗的身体，能够驱除日本人强奸她们的念头。）
城市慢慢地恢复生机。在南京城到处可见人们在房屋中仔细搜寻一一拆下地板和木窗框当劈柴，运走金属和砖块去修复他们自己的家或在街上向其他人出售。安全区内的上海路上密集的人群拥在数百个小摊贩前面，那些小贩在出售你所能想象的各种赃物，包括门窗。这一活动推动了当地的经济，路边赃物商人的旁边又冒出了许多新的茶馆和饭店。
1938年1月1日，日本人成立了新的市政府，南京自治委员会——或城里一些西方人所称呼的“自治政府”。自治委员会配备的是中国的傀儡官员，他们控制市政管理、福利、财政、警察、商业和交通。到了春天，从表面上看南京又开始像正常城市般运作。自来水、电灯和每日邮政服务都恢复了。日本人的城市公共汽车开始运营，人力车出现在大街上，人们可以乘火车从南京到上海。南京很快成为日本人繁忙的航运中心，每日从南京运送诸如机车、马匹、枪炮、卡车和其他物资到邻近的浦口。
然而：野蛮侵占的迹象随处可见。中国商人忍受沉重的税款和租金勒索以提供资金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