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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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认为，上海派遣军或第十军，或双方都发出了如此残酷的命令，那是千真万确的。但下达命令，是否取得军司令官的同意，这一点似乎还是个问题。进攻南京的军队，其指挥系统混乱，岂止松井总司令官发出的要下级严格执行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据说在他指挥下的两军团的司令官对其幕僚和所属师团长发出的关于严格执行的命令也是不起作用的，当时情况不正是这样吗？据河边虎四郎少将在他写的回忆录里说，柳川平助中将同松井石根大将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不好。这里，可能是在统帅问题上有些意见分歧。据说，当时上海派遣军参谋西原曾对河边少将（当时为大佐）说过：“师团司令部里的人对军司令部有意见是不行的。过去毫无怨言、默默地表示服从的第九师团现在逐渐发起牢骚来了，那便是军司令部软弱无力的证据。 ”（《河边虎四郎少将回忆对答录》，现代史资料12《日中战争》4，第四三五至四三六页）
这样，在不敢落后的军官们中间，的确，任性的下克上的风气到处泛滥，因而关于大量处决俘虏问题，也应该认为是在这种风气下所出现的各级指挥系统的独断专行。
进攻新加坡的猛将山下＇5＇ 大将在会见敌将领泼西勃尔时，他的那种傲慢不逊的劝降态度在前往进行采访的摄影师和记者面前暴露无遗。三十五年前，据说进攻旅顺的乃木大将在水师营会见欧将斯特塞尔时，拒绝国内外记者参加和摄影，经记者再三请求，终于同意在“会见结束后，让斯特塞尔将军及其下属佩着剑，以朋友的身份排在一起，拍摄一张照片”。
可是，对属下参谋们的态度，连这位山下大将也在他的日记中表示不满地说：“他们大多是不够细心的参谋。总之，近来的参谋大多专业不精，缺乏礼节，实为遗憾。”（佐佐木二郎：《战斗与士气》，载《传统与现代》，一九六九年九月号）
＇5＇ 指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旧军人。1938年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率兵入侵新加坡，迫使英国远东军司令官泼西勃尔无条件投降，有“马来之虎”之称。1945年9月向美英联军投降，1946年2月23日被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译者
在幕府山附近，会津若松的第六十五联队捕获的一万五千名左右俘虏被屠杀，肯定是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执行的。山田旅团长在当时发生事件时所写记录中说，师团长命令我们“处决俘虏”（参照本书第三一七页），师团长可能也是请示军司令部后发出命令的。然而，虽说是军司令部的命令，但在这种场合，说不定或系一部分参谋之独断专行。实际上，当时身为上海派遣军的情报主任参谋长勇中佐曾夸口说， 后来，我对谁都擅自下令，一举屠杀了三十万俘虏。对此，已在第3节（第六十六至七十页）中作了叙述，如在那里所说的那样，说是屠杀三十万俘虏是极其夸大其词的，即使枪杀部分俘虏的命令来自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也不能认为那是长勇中佐一个人的独断专行。
总之，处决幕府山的俘虏问题等等，除特殊情况外，我不认为军司令部会发出一个不留地杀害所有俘虏和散兵这种一般命令的。屠杀俘虏也好，处决散兵也好，那可能主要是师团长及其部下联队长，在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失去正常判断能力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地进行的。但后来得到了军司令部的默认，继续逮捕散兵。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中将的部下助川联队长曾同铃木明谈起： “师团长说不要有俘虏。 ”（《“南京大屠杀”之无稽之谈》，第二四九页）凡此种种，可能是师团长之独断专行的结果。
松井大将挥泪提出警告也被当作耳边风
松井大将在南京事件中被追究责任，当他接到关于死刑的判决后不久，巢鸭拘留所的教诲师、东京大学教授花山信胜曾见过大将一面，听他这样说：
南京事件，可耻之极。在南京入城后，举行慰灵祭时，我提出也要一起祭祀死去的中国人，可是参谋长以下部属怎么也不理解，说是会影响日本军的士气。【以师团长为首都是那么认为的。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那时的师团长无疑要比现在的师团长好多了。】在日俄战争期间，别说对中国人，就是对俄国人，日军在俘虏处置问题以及其他方面都处理得很好，而这次却做不到这一点。自然，那可能是因为政府当局没有这样考虑，【在武士道或人道这些方面，今日与当时全然不同了。】在举行慰灵祭后不久，我把大家召集拢来，以军司令官的身份板着脸发起火来。当时朝香宫也在场，柳川中将也是个方面军司令官，我说，【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威，一下子由于那些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可是，此后大家却都笑了起来。尤为甚者，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仅我个人落到这样的结局，虽一个人，但能给当时军人们以更多、更深刻的反省，就此意义而言，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想，好歹已是这样了，就让我这样死去吧！（《和平的发现》，第二二六页。【】内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这可能是他对军纪败坏的情况所发出的一种悲叹。由于师团长缺乏人道主义而发出独断专行的命令，日本军集体屠杀了俘虏和散兵，并由此导致每个士兵犯下暴行，师团长们对此却毫不在意。松井大将就师团长们的责任问题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讯问调查记录（检证一○一○四）中说：“朝香宫是在南京入城前来到部队的，鉴于他在本部队的时间较短，我认为责任不在朝香宫。我想说，当事人的责任在于师团长” （《远速》，四十四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七十七页）。然而，他所说的责任问题，也许是就当时所处的地位而言。
松井大将曾说，要对战死的中国人一起进行慰灵祭，但说是会关系到日本军的土气，遭到了参谋长们的反对，结果未能这样做。然而，前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供词（辩证一三四五）中说：原想在进行慰灵祭时祭扫战死的中国人， 后因祭文和其他准备工作来不及， 因而决定推迟时间（《远速》 ，二一四号，载前引书1，第二○五页）。这种供词等于零，事实怎么会歪曲到这种地步！
住在山梨县市都留郡的释神仙和尚，曾以预备役少将（一说少尉——译者）身份应征入伍，但他在村公所的官员面前，当众撕掉了应征入伍的命令，因而竟在宪兵队的拘留所里被整整监禁了一年时间，备受严刑拷打，结果当了从军僧，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前往中国，三天后很快就逃往重庆。和尚说：“提醒我的是，即使错了，也应把敌兵当作佛像来对待。”这似乎是从军僧在离开日本前的观点（森山康平编：《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五十八页），他是在占领南京后一年半左右时间说这些话的。从占领南京以后，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和态度一般都是这样。顺便介绍一下，据说和尚还说过：“要说有什么像样的军纪，是在迫近南京以前。”
松井大将同花山信胜谈起的慰灵祭，是在举行入城式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八日）把军官们集中起来后进行的。当时，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也列席参加，他对当时情况叙述如下：
我想，到此总该可以结束了吧。就在这时，最高指挥官松井忽地站了起来，面对以朝香宫为首的全体参加祭祀的人们，开始进行说教式的演说。
〔报道部长］深掘中佐和我都纳闷地听着他说，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听到的却是一番申斥：“你们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成，一下子由于那些部分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而且老将军的申斥是严肃的，他流着泪，十分痛心。“你们干了些什么？这不是与皇军不相称吗？从今以后，你们要始终严格执行军规，绝对不许虐待无辜人民。否则，那又将用供品祭祀战死者了”云云，他的训戒是很痛切的。我在心里想：“松井君，做得好啊！”我回头看了看深崛中佐，拜托他说：“现在，世界上都已知道日本军的残暴行为。我想，要想个办法，将松井大将的训戒用消息发到世界各国。务必希望得到报道部长的同意。”深崛中佐说：“松本君，我非常赞成。但现在要马上取得方面军参谋的同意，情稍等一会儿。”（《上海时代》，中央公论新书版，下册，第二四八页）
那时，华中方面军的参谋没有同意报道部长深崛提出的要求，但报道部长自己承担责任，同意松本发布消息、拍电报。于是，关于松井大特的训词用英文发布了消息。这个消息可能传到了世界各国，但在重要的日本，却未见报，那是不言而喻的。
松井大将对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表示愤慨，这件事很快地传到了中国，作家林语堂在他当时写的《暴风雨中的树叶》中说：“战胜者日本军与战败者中国军的崩溃相比，更暴露出了它那不光彩的样子。日本军热中于暴淫， 不可能继续前进， 以致使日本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也这样说：”日本军是世界上风纪最坏的军队。‘“
松井石根大将得知他那占领南京的所属部队之暴虐行为后，震动很大。对此，当时在近卫内阁通讯省担任参与官的犬养健在其“零星记录”中说：“大肆进行掠夺和暴行的谣传，似乎确有其事。松井大将听后，悲叹得几乎昏了过去。”（《扬子江仍在奔流》，第三十七页）
松井大将之悲痛万分的训戒，一般官兵也把它当作耳边风。屠杀、强奸、掠夺、放火行为依然如故，反覆出现。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后，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被任命担任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他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在到年一月初，他对来自中央的人事局长阿南说：“中国人什么的，有多少杀多少。”师团长们哈哈大笑，嘲笑松井大将的训戒，直到翌年二月初为止，欢庆南京胜利的宴会搞得乌烟瘴气。
对掠夺、强奸表示默认
接着是日本兵对普通老百姓所犯下的毫无控制的暴行问题。军司令官、师团长或司令部的参谋们，他们自然不会去奖励强奸和掠夺行为。但可以认为，他们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了这种恶劣行径。
前面提到的前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根据他的同僚、第十军随军记者所谈，在书中记述道：“柳川兵团之进击所以迅速，甚至可以这样说，那是由于在官兵中间有一种‘可以随意进行掠夺和强奸的默契’”（《上海时代》，中央公论新书版，下册，第二四二页）。小川平吉也在他于翌年——昭和十三年四月十八日记下的日记中说，他同香港回来的佐藤安之助谈起，首先提到了日本军的军纪败坏问题，认为“军纪败坏的情况出乎意料。有这样一件事情：在南京，日本军入城后，把避难于教会学校里的妇女强行拉到兵营，施加暴行。牧师和领事偕同妇女前往兵营了解情况，副领事遭到了殴打”。并说：“当中岛师团长（即上海派遣军所属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南京警备司令官。——洞富雄注）向北挺进时，针对松井（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洞富雄注）提出的警告，若无其事地说什么强奸在战争中是不得已的，由此可见军纪败坏的程度。”师团长对士兵们奸污中国妇女的行为无动于衷，令人吃惊（《小川平吉有关文件》1，第三七八页）。如前所述，松井大将在南京人城式后第二天举行了慰灵祭，并说过“你们不是与星军不相称吗？”当他痛切地申斥官兵时，“大家笑了起来，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把官兵的暴行说成是理所当然的那位师团长，大概是中岛中将吧！岂止是中岛，这里说的是“大家都笑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再从小川平吉的日记中引用一下有关资料。他在同年二月九日那天写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从上海回来的松井七夫（石根之弟）那里，听到了新的情况：战地荒凉、掠夺和强奸、一冲国要人在建立新政权问题上困难重重等，许多情况是一般人所不了解的。”
问题不在于劣等兵的百分比
日本军对南京市民犯下的暴行，其残酷的程度是无法辩解的。但也并非军队全都兽性化了。
当时， 日本方面在上海出版的一本小册子 （Plain Speaking on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Shanghai， 1937－38。 10－Moutains out of Mole Hills）对此辩解说：“即使承认日本军有若干屠杀行为，承认日本军与外侨之间曾发生过某些事件，但是干这些事件的人与整个在华日本军比较起来，仅占百分之零点一，或百分之零点五，至多百分之一。即使承认百分之一的最高比率，这在拥有数十万人的日本军中，难道算得上是‘大量’的‘坏分子’吗？公正的人是会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的。”
对小册子的这种强词夺理，田伯烈批判说：“其立论的方法，使人们想起女人以‘孩子还小’为理由听凭孩子淘气的做法，为自己掩饰。如果有人认为报告中列举的事件根据十足，那末很清楚，施暴的士兵在在华日本军中所占比例远远超过百分之一，即有四千至五千人。如果有五千个士兵施加暴行，我英军当局感到极为不安。而且，如果知道许多暴行事件是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的，这种不安心理必将更甚。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九十九至一○○页）
田伯烈也认为，不能认为开进南京城的日本兵全都像野兽一样。以检察方面的证人身份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的马吉牧师作证说：“我遇到过少数作风正派的日本兵， 但大部分只是些劣等兵而已”（《远速》，四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二页）。这种判断稍微有点感情用事，在憎恨日本兵的外侨眼里，日本兵无疑只是些劣等兵而已。胆敢施加暴行的人，恐怕是日本兵的几分之一。尽管如此，非常遗憾的是无法彻底否定马吉牧师的证词。
并非没有外侨对温柔的日本人作过特别描写。在金陵大学附属医院——鼓楼医院帮助工作的麦卡勒姆牧师也是其中之一。但他说，这样的日本人为数甚少。麦卡勒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口述（检证二四六六），其内容以当时的日记为根据，这里，从中引录一下有关内容：“我遇到某些彬彬有礼而且尊敬我们的令人愉快的日本人，而其他人都非常残忍，威胁并殴打我们，打我的耳光，等等。里格斯（金陵大学）曾挨到一记厉害的耳光。我常常亲眼见到一个日本兵帮助几个中国人，又把中国婴儿抱起来玩耍。不止一个日本兵同我们谈起，他们厌恶战争，想回国。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是亲切的，打算把我们救出来，但他们无能为力。有良心的日本兵极少，微乎其微”（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日记）。“今天，医院里有一半职工成功地登了记。我必须报告日本兵的良好行为。最近，有七、八名很好的日本兵来医院看望。我们对他们说，给病人吃的食品十分缺乏。今天，他们带来了一百斤大豆，并有若干数量的牛肉。我们在医院里已有一个月没有吃到牛肉什么的，因而对他们送来这些东西甚表欢迎。他们问我们需要什么东西。”（一月三日那天日记。在法庭上宣读时，这部分省略。同前引书1，弟一一八、一二三页）
五味川纯平＇6＇ 谈过与此有关的情况，他说：“所有兵团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都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态度傲慢。但不是所有的官兵都这样。即使傲慢的、毫无人性的官兵为数不多，但在行动中则占了统治地位。”（《战争与人·10·热火的猎人》，第二部，第一八八至一八九页）
＇6＇ 五味川纯平（1916－），日本作家。 生于中国大连，1943年应征入伍，曾参加侵华战争，到过“苏满边境”。主要作品有《人的条件》、《战争与人》等。——译者
在进攻南京的军队中，许多日本兵很恶劣，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他们在整个军队中所占的百分比。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这一点：即使是一部分人，但的确存在着胆敢无法无天地施加暴行的、毫无良心责备的军官和士兵，而军部当局对他们违反军纪的现象又无意采取任何有效的抑制措施。
外侨视为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的恐怖政策
南京大屠杀在世界上耸人听闻，各国纷纷对日本提出指责。陆军中央部对此虽感到十分狼狈，但只于翌年二月把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和第十军参谋长桥本欣五郎为首的约八十名参谋军官召回国内，对他们提出警告，就此了事。
陆军中央部对在南京出现的恐怖状态，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长时间来一直放任不管，而对上层领导几乎未作出像样的处罚。因此，当时在外侨中有一种强烈的意见，认为从南京事件等所见到的日本兵的残暴行为，是日本军最高当局所采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编著者田伯烈提出的见解具有代表性，他的意见在该书结尾时是这样论述的：
日本军在中国所犯种种暴行，难道只是士兵们在胜利的高潮中之越轨行动的结果吗？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当局所来取的有计划的恐怖政策？也许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告诉我们，结论是后者。军队的暴行更发生在占领城市后不久，尤其是在这种占领使疲惫不堪的军队的军事行动将要结束之后，即使没有分辨的余地，也是能够了解其情况的。
可是以南京为例——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日本军的暴行在占领市区后持续了三个月时间，直到笔者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离开中国时尚未停止。
因此，笔者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或是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兵处身于无人管束的状态之下，或是日本军当局企图以恐怖威慑中国人，以此迫使中国人投降（前引书2，第一○○至一○一页）。
不言而喻，陆军中央部企图对中国民众采取恐怖政策，可以说是疑心生暗鬼。然而当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祖国的繁荣而发动战争时，我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