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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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次“暴动”，铃木明说：“这名日本军官战死在那里的情况，充分说明这起事件不是纯属‘单方面屠杀俘虏’。”铃木明似乎想说，在下关枪杀俘虏不是“单方面的屠杀”，而是在释放俘虏过程中由于偶然发生的“暴动”所引起的事故。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暴动”就是在扫射前也有可能发生，何况在开始扫射之际，当然会发生很大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推测，加害于人的一方也会有人丧亡。一名军官的死亡，未必能断言归之于在释放俘虏过程中发生“暴动”所引起的。
至于“释放俘虏”问题，还有许多地方需要研究。山田似乎对铃木明说过，打算让俘虏逃到对岸。然而，据平林说，“俘虏由船渡过扬子江，送回到镇江的师团”。根据平林的说法，不是“释放俘虏”，而是“将俘虏押送到后方”。这就相差很远了，究竟谁对，谁错？尽管他们都否认“处死俘虏”，但同是有关人员的谈话，却大相径庭。
据说， 山田旅团长让来自军司令部进行巡视的宪兵军官看了大批俘虏， 说：“你看，这些俘虏能杀吗？”而且，听说俘虏了一万五千名残兵败卒的两角联队长素以有人情味的部队长而闻名（现已去世）。他们这样一些旅团的首脑人物，不知为什么，却为释放俘虏而苦思焦虑。然而，作为旅团长，果真能这样擅自采取行动吗？“处理掉俘虏”，这是军司令部的命令。要违抗这项军司令部的命令，当然需有必要的思想准备。即使这项命令出于那个担任上海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长中佐的异常自信的独断决定，总之也是以军司令官朝香宫的名义发出的命令。旅团长对这项军司令部和师团的命令置之不理，以自己的擅自决定来释放一万多名俘虏，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想象的。
结果枪杀了俘虏，而本来是预定要释放俘虏并把他们送到对岸的——山田部队的部分军官这样对铃木明说。他们难道不是十分内疚地强忍着而不愿说出其真相吗？在审判时，应对事件负责任的人，如果其证词没有附上客观的证据，反而会显得缺乏说服力，这是常识。因此，关于这起事件，当时肯定是很需要有士兵这样的有关人的证词。我想，在两角部队的士兵中，尽管有不少人对俘虏是“处理掉”还是释放问题一无所知，但对押送俘虏走一、两公里路却费了几个小时，这一点可能是会记忆犹新的。如果能了解个中的情况，那就更能清楚地判断秦贤助所记述的文章之证据资料的价值，而他的文章说两角部队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屠杀了一万五千名俘虏。
此外，这已是三十五年前的事，谁也难免会记得不那么确切。例如铃木明说，尽管坂本明确地说秦贤助是在一九三九年从军的，但他本人在攻陷南京时从军参加两角部队，却对该部队抓了大批俘虏而无法处置一事也“全然不得要领”。铃木明说：“从其面部表情来看，我不能说他在撒谎，看来多半是真的不知道。”与其说不知道，不如说可能已从记忆中消失了，或坂本也不想讲出这起事件的真相来？
铃木明在采访中，也采访了曾攻占幕府山炮台的角田中队长，听到的内容，与平林和铃木（现居仙台）的谈话大同小异。不过，在此前一天，铃木明事先没有联系就去访问角田。据说角田醉醺醺的，说话颠三倒四，但那时角田目不转睛地盯着铃木明说：“是我！我就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凶犯，你从谁那里听到这件事的？”而且，他还对其妻子说：“怎么样？我和你，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一起到中国去道歉”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1○○至二○一页）。据铃木明说，喝得酩酊大醉的角田说话时“颠三倒四”。但是，他在三十五年前的处境非常困难，作为当时“内疚于心而活着的”与事件有关的人员的证词，是头脑清醒时斟字酌句地谈话，还是醉后随口而言，吐露了事件的真相？我们至今也很难作出判断。
就提出证据的方式，本·达桑批评了《中国之旅》的著者本多胜一的态度，说：“为了使人在证据面前表示沉默，提出的证据都是说明同一情况的，而省略、剔除了不说明同一情况的证据”（《诸君》，一九七二年六月号，第二五一页）。但是（本多胜一在《诸君》同年四月号上提出四个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证据，所谓“省略、剔除”那“不说明同一情况的”证据，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且不要说本多胜一，就是本·达桑本人也肯定不知道有那种证据的），就这一点而言，铃木明的采访报道的确是真实的，就连“不说明同一情况的证据”，也于采访后予以介绍，诚可谓是难得的资料。在采访报道里看不到随心所欲的剪裁，即：对与事件有关人员说出“事实”的谈话加以选择、取舍，只把与他所相信的事件情节相符之处适当
保存下来。即使前后有矛盾，也把听到的全都记下来。因此，我自然也能从他的文章中得出与他不同的看法。
铃木明对拙著和其他文章进行了批评，说：“看了这些文章，我感到惊异的是，这些人几乎都对对方所作的‘坦白’和文章之类的东西不加怀疑，都作为‘事实’来构成事件。例如，社会上认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是中岛师团（我看未必如此。——洞富雄注）。如果确是中岛师团，为何不去找一下中岛师团，听听该师团的人的说法呢？秦贤助和今井‘目睹’了‘事件’，因而理应还有许多其他当时在南京看到现场的人”（我虽也打算致力于尽可能进行资料批判，但就是没有亲自走访和听取意见，寻找资料，对于这一点，我甘愿接受批评）。铃木明从这一批评出发，努力“集‘目击’者的谈话之大成”，以期获知更具体的“事实”（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四八页）。暂且不论铃木明作了多少努力，但其此番四出采访的行程，我认为恐怕也是到了采访的极限了。这一点，如果我推测有出入，希能获得谅解。
山田旅团长的笔记
对以山田旅团长为首及其麾下几名军官对铃木明所作的谈话，我是这样认为的，而且铃木的文章还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故请允许我能转抄其中的一部分，试对其内容作一探讨。这部分资料便是山田旅团长在占领南京时所写的笔记。这份笔记才可说是第一手史料。
十三日 穿越阵地纵横的区域，寻找宿营地，但只见一片焦土，毫无办法。前进中，获悉先遣田山大队占领了乌龙山炮台。南京城内已处于各师团的扫射中。向前行进了一段距商，就宿于邵家塘。
十四日 要是被其他师团攻下幕府山炮台，有失面子。凌晨四时半出发，向幕府山挺进，至炮台附近，前来投降的士兵甚多，感到难以处理。
附近的住宅、村庄皆被敌人焚毁。
十五日 为处置俘虏一事，正要委派本间少尉前往师团之际，接到的命令是“处理掉”。各部队已无军粮，陷入困境。从被俘军官中获悉在幕府山有粮食，遂去搬运。要给俘虏吃饭颇成问题。
十六日 派相田中佐前往军司令部，商量处理俘虏问题。监视俘虏，实是田山大队长的重大任务。
十七日 举行入城式，参观中山陵、军官学校。军官学校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堂皇得多。下午五时返回。
十八日 为俘虏之事殚精竭虑。视察江岸。
十九日 为俘虏之事延期出发，上午全体出动加以处置。从军司令部得到补给，吃日本米。
二十日 从下关前往浦口。途中尸体累累。十时至浦口，见到了国东支队长（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九一至一九五页）。
看了这些笔记，没有一处写有其企图违背军司令部的命令释放俘虏，以及这一企图失败后结果发生屠杀俘虏的情况。相反，我们却看到这样意味深长的记述：十五日那天，“为处置俘虏一事，正要委派本间少尉前往师团之际（师团总部设在后方镇江。——洞富雄注），接到的命令是‘处理掉’”；十九日那天，“为俘虏之事延期出发，上午全体出动处置俘虏”。
假设山田旅团长所写的和所说的，除这部分记录外没有其他的了，那么我们将这部分记录与《东京朝日新闻》记者横田的报道联系起来看，即报道说山田旅团长所属两角大佐率领第六十五联队在幕府山一举俘虏了中国军队官兵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就立即可以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山田旅团长遵照由第十三师团长下达的军司令部的命令，于十九日上午下令两角联队长‘处理掉’俘虏，也就是说，在扬子江岸边枪杀了全部一万五千名俘虔”。而且，我认为把这两份资料联系起来而得出的推断，并不怎么有逻辑性的跳跃。
然而，根据山田旅团长的笔记而作出上述那种联想，并非没有问题。首先，是发生事件的日期和时间。根据山田旅团长的笔记，可以估计那是在十九日上午。但是，先前所介绍的住在仙台的铃木却说：“时间是在举行入城式的那天夜里。我记得，我待入城式结束后回来，便听说回来得正好，现在就去押送”（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页）。入城式是在十七日举行的。而且，据说事件是发生在夜间。如前所述，平林所说的时间也一样。因此，我认为可以断定事件是发生在夜间，而日期是十七日还是十九日，抑或是两天之间的十八日？这就不甚清楚了。在拙著《南京事件》里推测为事件发生在十六日夜间，这当然是搞错了。
住在仙台的铃木说，屠杀的日期和时间是十七日夜间，实际上这一点不是没有旁证材料。当时，南京金陵大学的战时见证人贝茨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检察方面的证人出席了法庭。贝茨博士当时作证说：“中国军队大部分就在城外不远处投降，并被解除了武装，七十二小时后被机枪扫射而死。地点就在扬子江岸边。”此外，顺便介绍一下，贝茨博士继上述证词后，又说：“国际委员会雇用了工人，旨在掩埋三万名士兵的尸骸。这是按我们的工作方针而进行的。葬身在扬子江里的尸体以及用其他办法掩埋的尸体不计其数”（《远速》，第三十六号，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1，第四十九页）。贝茨博士所说的可能是十四日在幕府山附近被俘的大批中国军队官兵。他说这批俘虏遭到屠杀是在十四日以后七十二小时，即整整三天之后。因此，那是十七日发生的事件。然而，虽说是七十二小时以后发生的事件，但它果真是正确的日期和时间吗？这一点尚有问题吗？
关于十七日的情况，还有一份资料。《野战邮政旗》的著者佐佐木元胜曾在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时半左右入城式结束后，乘卡车前往紫金山参拜中山陵。傍晚，他回到中山门时，在那里看到了一批被俘的中国军队。对此，他写道：“乘卡车回城，在中山门前又遇到大批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是〔大约七千二百名〕许多乞丐似的长长的行列。没有一个人值得可怜”（新版《野战邮政旗》上卷，第二二○页，一九七三年，现代史出版会出版）。方括号内所记的“大约七千二百名”这几个字在初版时是没有的，但在新版时又恢复了。从这个数字来看，这大约是两角部队在幕府山下抓获俘虏的半数。而且，那时这些俘虏似乎是在被屠杀的那天，在城内示众后出太平门的。因此，佐佐木于十七日在中山门外看到的七千二百名俘虏，与前面所说的不同，应当看作为是在当天或其他日子遭到集体屠杀的俘虏。
如此一来，日期与时间也有种种可疑之处，因而试图重新看一下山田旅团长的笔记。结果便可以这样认为，十九日那天所记的“上午全体出动加以处置”，是出动旅团的所有兵力，把前夜用机枪扫射而“处理掉”的俘虏尸体抛到扬子江里，这天上午的“处理” 也就是“善后处理” 了。如果是这样，那末十八日那天所记的“为俘虏之事殚精竭虑，视察江岸”的“殚精竭虑”意味着什么，使一清二楚了。看来，事件似乎还是在十八日夜间发生的。自以为似乎不会有错的铃木（住在仙台）所说十七日夜里这一记忆难道就不会记错吗？再者，关于这一点，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的判决也说，十二月十八日夜间估计包括上述一万五千名俘虏在内的幕府山下被俘军民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在下关草鞋峡遭到了屠杀（郭岐：《南京大屠杀》，第二二一页，一九七三年台北出版）。可以推测，有关这起事件的判决，其依据显然是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检察方面的书证一七○二，即《根据南京慈善团体以及平民鲁甦所报告的敌人大屠杀》中“鲁甦向南京地方法院提出的上述证词” （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1，第一四一页）。我想，将原来证据中关于十二月十六日的事件，在判决中改写为十八日，是另有根据的。
十八日“处理掉”的俘虏尸体，其最后的清除工作（大概是抛进扬子江）似乎十九日还没有结束。据铃木明说，“山田族团长委托驻军‘清除’（指清除尸体）后开拔”（二十日前往扬子过对岸浦口。——洞窗雄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五三页）。铃木明在先前说过：“十七日至二十日的笔记只记了这一些”（单行本《“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 ， 第一九五页）。从其笔记的写法上来看，应当认为所谓“清除”云云，似乎是根据笔记的记述。
俘虏的实际人数果真是八千吗？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会津若松联队所抓获的“俘虏”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人并非都是战斗人员。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对这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人的处置问题是这样叙述的：“释放了非战斗人员，收容了约八千余人。当夜，有半数潜逃。由于戒备的兵力和补给不足等原因，旅团长为处置俘虏一事颇伤脑筋，便于十七日夜间准备将俘虏释放到扬子江对岸。正要向扬子江岸边押送时，俘虏发动了暴动，并袭击了戒备的士兵，遇到危险的日本兵向俘虏开枪射击，因而约有一千名俘虏被枪杀，其余逃跑，日本军也有军官等七人死亡。”（《支那事变陆军作战》，第四三七页）
在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战史里，仅对上述记述没有标明依据，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不过，这些叙述无疑是根据铃木明所写《“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因为除此之外，别无有关这起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之类的东西了。但是，铃木明果真撰写了与此相同的事情吗？
据铃木明的采访报道，山田旅团长说，他和两角部队长两人曾“逐一辨认当时的‘俘虏’是否果真是军人”，并将战斗人员收容在用竹篱笆围起来的一所学校里。这大概是说非战斗人员被释放了，但就实际收容的人数问题，铃木明写道：“听两角部队长说，大概是八千人左右。”铃木明还曾访问了前少佐（战败时）平林，就死者人数问题提问道： “嗯……该不是一干人吧， 是不是三千人？”（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九二、一九九页）
铃木明仅提出这个数字，但战史室的有关人员操纵了这些数字，最后竟然在堪称正史的战史上进行了不负责任的编造， 说是收容的战斗人员约八千， 半数潜逃（这是编造） ， 在扫射中牺牲的俘虏约一千人，其余（大概是说三千人吧）逃跑（这也是编造）。
另外，前面所说的数字，是山田部队有关人员对付本明说的，难道他们就不会在记忆上有出入吗？ 本书第一编第1节开头所介绍的朝日新闻社记者横田的报道注明是十六日，其中全然没有提及这样的内容：一半是非战斗人员，已予释放，收容的战斗人员也在十四日夜里逃跑一半啦，等等。而且，收容的地方也并非是山田旅团长所说的那种围有竹篱笆的学校，而是“二十二栋大营房”。我们认为，就资料所具有的可靠性这一点而言，与其相信三十多年后写的回忆录，还不如相信当时在现场的记者对耳闻目睹所写的报道。
铃木明怀疑，认为俘虏有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略嫌太多了，也许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我介绍一下，参谋本部在战时编纂的《支那事变陆战概说》也明确记述了抓获俘虏一万四千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四二八页）。
第十六师团有关官兵所说的“真相”
铃木明所采访的第十六师团有关军官和士兵达十人之多，在此我不能一一论及，故列举该师团前参谋长中泽三夫少将的谈话要点，研究一下中泽三夫是否说出了真相。
据说，中泽三夫先强调说：“所谓南京屠杀之谈，战后我在东京审判时才首次听到，为之一愣。”继而他又断言：“我们负责城内警备，因而无疑是知道的，比如，在难民区必设岗哨，不让士兵等入内。据悉，宪兵人手不够，但辅助宪兵则相当多，宪兵过于严厉，以致遭到其他部队的抗议。所谓来自难民区的表示不满的报告，从未听说过。在东京审判时引人注意的则是侵犯外国权益问题。然而，这却是由于中国人打着外国的旗帜企图蒙骗而引起的纠纷。揭发难民区内的便衣兵，这是日本军义不容辞的行动，绝无随意带走平民百姓而加以杀害之类的事情，而带走的士兵则以俘虏对待。当时，我恰在南京。如果因南京城外以南有无数墓地，而以尸骨之数说日本人杀害了多少人，那是大错特错了。”（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三四页）
中泽三夫虽然这样说，但他作为中岛师团长的部下，又是参谋长，果真对南京暴行一无所知吗？ 中岛师团长在南京攻陷战中， 曾受到松井军司令官的指责，说“中岛今朝吾第十六师团长的战斗指挥违反人道”。可是，中岛不久便当上了南京警备司令官，使中国人觉得可怕。对此，据说同属第十六师团的第三十八联队的助川联队长也对铃木明说：“我记得，虽前往南京，但我对南京所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听说自己也许要在东京审判时成为犯人（助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