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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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尸体达三万具以上。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尸体全都横在T所闲逛的马路上，或走在马路上所见之处都横陈著尸体，而再，说遗弃尸体达到三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具，这个数字也许有问题。尽管如此，走了近六公里路，没有看到一具遗弃尸体，却也令人奇怪。我想，仅是阵亡的中国兵的尸体，应当也有相当数量没有埋葬。
同是在十二月十六日那天，野战邮政局的佐佐木元胜乘坐汽车从相反方向沿着T所走过的马路进入南京城。 他在《野战邮政旗》上写道：“自麒麟门前，在右首的工路试验所的广场上，有许多身着青灰色服装、像是苦力模样的人蹲在那里，那是四千名被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马路边上也有许多中国兵。他们睁大着眼睛四处张望，眼神令人可怖。马群镇原先是集积弹药的地方。在那里对二百名散兵进行了扫荡”（《野战邮政旗》复印本，上册，第二一五页）。麒麟门位于马群三至五公里之处，这里在行政区划上仍属南京市内。可以推测，佐佐木在那里所见到的四千名俘虏的命运是死亡。而且，毋庸赘述，“对二百名散兵的扫荡”则是斩尽杀绝。
从前面所说的中山门到马群一带的公路中段，再由此往紫金山方向走不到三公里处有一个很大的寺庙，叫灵谷寺。一九三九年一月，南京市伪市长高冠吾在这寺庙里建立了“南京无缘遭难者碑”（碑文收载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词。根据南京慈善团体及人民鲁甦的报告所反映的敌人大屠杀情况。〔验证一七○二，法证三二四〕中）。其中也记述道：“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据报告说布山、马鞍、灵谷寺等地有许多尸体，请求掩埋。余命令公共卫生局派出人夫，收集尸体的残骸遗骨。 其数逾三千，厚葬于灵谷寺东边”（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三七五页）。山本难道也把这个证词说成是捏造的证据吗？
此外。关于在南京城内的遗弃尸体，山本说：“N在信中写道，在市内没有看到一具遗弃尸体” （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页）。N在信里果真写有这句话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便想对该信的整个内容的可靠性打上一个极大的问号。 这，只要看一下本书第一编第2节《城内扫荡的惨状》，便可知道。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内扫荡后的悲惨情景，惨不忍睹。由此看来，山本大概是把N的信里所写的关于从中山门入城时的情况， 即把“城门附近没有看到一具敌我双方的尸体”（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五页）这句话看错了，把“城门附近”当作“市内”了。对于如此重要的情况，希能正确地引证。
“今世地狱图”
铃木二郎记者看到了从南郭的光华门进城一路上的惨状，并对其地狱般的情景作了这样的描述：
在通往光华门的马路两边，可以看到弯弯曲曲的战壕。里面填满了无数烧焦并已腐烂的尸体；铺放在马路上的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胳膊和腿露在外面；其情景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
山本七平对这种“地狱图”也抓住不放，企图证明它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虚假的图景。
山本说，铃木二郎记者大概是从上述引文中所说的光华门进入南京城内的。虽然报道也有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铃木二郎记者是从中山门入城的，但从时间上看来，事实不可能这样。山本七平认为，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铃木二郎记者写的是在“阴天的十二日晌午”已经入城，而此时此刻，日本军尚未攻破中山门。然而，说铃木二郎记者是从光华门入城的，而不是从中山门进城的，那应该说是山本七平的错误判断。
诚然，铃木二郎记者说他是在十二日进入南京城的，但正如前面所述，这却是铃木二郎记者的记忆错误。铃木二郎记者是在十三日早晨中山门被攻破之后，才从那里入城的。山本说：“令人非常奇怪的是，铃木二郎特派记者没有明确地记述自己是从哪个城门入城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一页）。不过，这却是山本看漏了，铃木二郎记者显然“明确地记述”了从中山门入城一事，他说：“在我们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登上了已被炮弹击毁的中山门而进入南京城以前……”
所以要拘泥于铃木二郎记者入城的城门和入城的时间，那是因为山本七平说过一些话。
山本说，如果铃木二郎记者在光华门路上看到那悲惨的情景，那应当是十二日从光华门入城的时候；如果确是如此，那末报道中所谓坦克云云就“令人费解”了。山本认为，因为“即使在那时（十二日。——洞富雄注），而且恐怕即使在十三日、十四日也没有坦克”，所以铃木二郎记者描绘了一幅虚假的地狱图（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一至三○二页）。
诚如山本所说，“城门的入口处都已用土袋加固，车辆自然不可能迅即畅通”。当时，尚留在南京城内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也报道说：“城门内侧由堆积得二十英尺厚的砂袋支撑着， 而且还用钢筋水泥来加固。”《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二九一页）
此外，在南京降落后十八天入城的作家林芙美子在其随军日记中也写道：“听说，光华门是胁坂部队最先攻入的地方。可是，我一边穿过堆满土袋的城门，一边为攻破这个城门而深为感叹。”这个城门“以惊人的土木建筑的才能，把基础筑得如此坚固，安如磐石”（《我的昆虫记》，第十一、四十五页）。
不过，日本军既然占领了南京城，就必然会立即清除那堆积在各城门内侧的障碍物，以便让部队、车辆和坦克通过。林芙美子也不会看到南京守军用土袋构筑的防御工事全无破坏，原样保存在那里的吧。因此，“即使在十三、十四日也没有坦克”——山本七平的这一判断就令人费解了。再说，即使光华门和其他一些城门仍然如封锁时的那样原封不动，恐怕也不能因此说光华门通往中山东路的马路上日本军不需要坦克！
事实上，也无必要提起这些令人感到麻烦的事情。高崎隆治不愧是研究战争文学的第一个人，他所写的《空中楼阁的幕后》一文收录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本多胜一所编《笔杆子的阴谋》里。他在文章中明确地写着，在中山门堆积如山的土袋已被清除，“城门洞开，坦克于四时入城（十三日。—一洞富雄注）”（摘自大宅壮一日记《外地的迷惑》）。而且，当天夜晚“为扫荡残敌，坦克声隆隆，枪声激烈”（摘自偶然与高崎隆治同属第三十五联队的第一大队副渡边年应经理中尉的日记），从根本上推翻了山本所谓“十三、十四日没有坦克的说法”（第一四六、一四九页）。
铃木二郎记者大概是于十三日或十四日在光华门路上看到惨状的吧。
山本又说：“所谓马路两边的散兵，战壕里都是尸体的说法其实莫名其妙，这样的巷战准备，我有点不可想象。首先，无论看哪个人的记述，都未认为南京城内已作好了巷战准备。而且，也绝无记述发生过巷战的情况”（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二页）。关于这一点，拟引用上述德丁记者的部分报道，聊以解答山本提出的问题。所谓“马路两边的战壕”是指什么呢？我也不得而知。但是，在南京城内，为准备巷战，挖掘了战壕，也确有其事。德丁记者说：
躲藏在战壕内横洞里的一小群士兵被抓获，他们在防空壕的入口处，不是被枪杀，就是被戳杀。然后，他们的尸体被扔进并填埋在战壕内横洞里。也有用坦克的炮口对准被捆绑起来的士兵们进行轰击的。当然，一般处死的方法是用手枪射击的（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一页）。
关于有无发生巷战的问题，这一点，我想指出的是德丁记者曾这样写道：“星期一（十三日）一整天，一部分中国军队在市内东部以及西北部继续与日本军进行战斗……星期二深夜，日本军经零星战斗之后占领了市内的南部、东南部和西部池区。星期二（即十四日）中午以前，日本军全部肃清了仍然拿着武器进行抵抗的中国兵， 完全控制了南京市”（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一页）。关于发生过巷战的记述并非“完全没有”。山本若无其事地说什么“查阅了所有记录”，“都没有记述”。我是历史学家，即使进行了慎重的调查，也绝对不敢这样说。
铃木二郎记者记述说：“铺放在马路上的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对此，山本也说：“我无法理解坦克会在铺在尸体上面的原木上开过。铺放原木，经得起坦克的重压这件事本身，就是比清除尸体要繁重得多。而且，躺在原木下面的尸体软绵绵的，坦克的两条履带若不是同时成直角地压在原木两端，就会使原木蹦跳起来。我自己就曾驾驶过自行炮车，像前面听说的那种蠢事是不会有人干的，即使下令干，也不会有人去干。”（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三页）
诚如山本所假想的那样，如果地上躺着尸体，就没有必要干出特地在尸体上铺放原木让坦克开过去的那种蠢事。因为只要简单地清除尸体后坦克就可以通行。可是，在南京的部分城门附近所看到的被遗弃的中国人的尸体，可不是那么轻易清除得掉的，以致日本军竟在数天内不打算清除尸体，不，是尸体多到怎么也清除不了的程度。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说明军用卡车曾无情地压碾在那些累累尸骸——或堆积如山的尸体上开过去的。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说：
由于日本军占领了下关门（挹江门。——洞富雄注），便对守军进行了大屠杀。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在砂袋之间，有六英尺高。星期三（十五日）
深夜，日本军也没有清除尸体，而且在整整两天内，重型军用卡车无情地压碾在人、狗和马的残骸上面摇摇晃晃地开过去（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八三页）。
而且，《时报》特派记者麦克唐纳也对留在南京的外侨就目睹的惨状所谈情况进行了报道，其中（《时报》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讯，十八日出版）谈到：“在通往江岸的下关门，人和马的尸体恐怕堆得有四英尺高，两轮马车和载货卡车在尸体上面开过，出入于城门。”
关于通往下关的出口处——挹江门附近的惨状，有个外侨，估计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牧师，在私下寄往上海的日记体书信中也这样写道：
那天（十二月十五日。——洞富雄注）下午，我抢在那个粗鲁的少佐之前抄近路来到了下关。在城门处遭到了盘问，但因与路透社的史密斯和斯蒂尔（《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记者。——洞富雄注）在一起，总算放行。他们俩乘坐原先那艘驱逐舰走了。关于城门的情况，如前所述。我们不得不驱车越过死人之山。那种情景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我决不会忘记乘坐这辆车外出时所看到的情景（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三十一至三十二页）。
关于德丁记者和马吉牧师等外侨在挹江门附近所看到的情景，藤井慎一也说：“挹江门附近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堆，以致在尸骸上铺放木板，汽车在上面通行”（《“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二八页）。藤井曾接受了山本的同伙铃木明的现场采访，并在影片《南京》中负责录音工作。
这是日本兵在西门外看到的亲身经历之谈：参加攻陷南京城的牧师井之胁定——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八时日本广播协会播放的《映像的证词》中露过面——说，在西门外挖掘了三十米宽的防坦克的壕沟，而这种壕沟已被尸体所填没，马拉辎重车在上面通过。
再举一例。一九六五年，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访问了南京，当地的汪良对代表团成员就屠杀事件谈了许多情况。其中谈到，在南京沦陷后的十二月十三日的扫荡战，使路上堆满了尸体，第二天坦克车队的履带在那些尸体上压碾而过（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六页）。
山本难道也说这些外侨和日本人就亲眼目睹的事实所提供的证词也都是谎言吗？
正因为是这种情况，所以如铃本二郎记者在光华门附近所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坦克，也只能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面铺放原木或厚木板才能通行。“怎么会有如此残酷的事？”——这是现实，在日本军当初占领南京时存在过这种情况，而铃水二郎正是亲眼看到了此种情景，才说“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
如前所述，铃木二郎在《丸》杂志上发表了重要证词，但据山本七平说，那全都是伪证。铃木二郎打破了长达三十五年来的沉默，说道：“现在，我作为现场记者，总算有勇气写出这些‘证词’。”山本对铃木二郎的这种真情企图残酷地否定。铃木二郎并非是一个处于这样困境的人，即：不作伪证，自己就会被问罪。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敢作可能被误解为侮辱民族的发言呢？我希望人们认真地考虑这一点。
“城墙上的屠杀”
又说引起争议的“城墙上的屠杀”问题。诚然，红枪会的战士们是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中国兵，也是铃木二郎记者在中山门附近城墙上所看到的那些人，他们的勇猛精神已为日本军所熟知。山本七平称这个红枪会为红枪会匪（红枪匪），把它的性质解释成“当时中国为数众多的封建的私人武装力量中狂热而又盲目的、可以说是‘敢死队’性质的集团……他们对企图推行‘西欧化’的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他们的宗旨是一直‘为战斗而死’，因而也绝对不会成为日本军的俘虏。他们虽有个别人在不省人事的情况下当了俘虏，但他们手持红缨枪出现在机关枪面前的行动，与集体投降却是不相容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八页）。山本七平就是这样看待日华战争爆发时的红枪会的，因而认为他们参加蒋介石政府的首都保卫战或集体成为俘虏，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红枪会果真是山本七平所说的那种集团吗？红枪会成立于民国五、六年（即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以后，中心在河南，从山东、河北（直隶）、山西、陕西扩大到安徽、江苏、湖北的北部地区，发展成为一股拥有数百万会员的巨大势力。它是农村的一个具有宗教秘密组织性质的武装自卫团，在遭到军阀或土匪骚扰时就起来与之进行斗争。除红论会外，中国北方各省各地区还兴起了同样与秘密结社组织有联系的农村自卫团体，如黄枪会、黑枪会、大刀会、天门会等，总而言之，它们可称之为枪会运动。
前一个时期， 有关枪会运动的出色研究文章相继问世。 那就是山本秀夫所著《农民解放斗争的新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农民战争》（收录于《现代中国讲座》2《中国革命》 ，一九六九年）、三谷孝所著《国民革命时期的北方农民暴动——以河南红枪会为中心》（收录于野泽丰所编《中国国民革命史的研究》，一九七四年），以及马场毅所著《红枪会运动序说》（收录于青年中国研究者会议所编《中国民众反叛的世界》，一九七四年）。根据这些研究文章，我对枪会运动略作一些叙述。
据悉，枪会在国民革命时期展开了高涨的同军阀的斗争，但在一九二八年北伐战争结束，继而在一九三○年爆发的阎冯联军与蒋介石军队的。中原大战“，也以蒋介石获胜而告结束，于是各省的枪会运动便失去了活力，开始瓦解。
然而，在一九三○年前后枪会运动低落时期，暂时出现了类似山本七平所说的“他们对企图推行‘西欧化’的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的状态，这看来是事实。那就是在江苏、安徽、山东西南部的各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暴动，对国民政府加强政治上的统治进行了反抗，而国民政府试图“改革风俗”，即禁止“迷信邪术”（秘密结社）。
关于三十年代日华战争爆发前的枪会运动，好像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后来也没有迹象表明发生过这类暴动。即使政府也放宽了“改革风俗”的政策，可想而知，对以隐蔽的形式秘密组织的集团的存在视而不见。因此，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日华战争爆发时，无法想象在农民中间会有“对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的那种强有力的抵抗。假使在枪会农民中间出现了若干对政府的反抗，我也不能因此同意这样的判断，那就是他们即使在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仍还对往事耿耿于怀，不屑于参加首都保卫战。
沉寂一时的枪会的武装斗争，随着日华战争的爆发，再次蓬勃发展起来，其锋芒直指侵略军，这在当时日本军是最清楚的了。载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出版的《情报》三号上的《红枪会的背景及其现状》一文作者谢尔曼·霍维尔说道：“红枪会、黄枪会、天门会、黄沙会、老金会及其不胜枚举的众多的农民秘密组织参加了津浦铁路沿线、淮河沿岸的战斗以及其他许多重要地区的战斗，”“现在的时势是处于如此极端苛政的压迫之下，因而红枪会的壮大程度是以往无法比拟的，关于红枪会的勇敢精神，世上已有定论，来自中国前线的报道一再表明他们无疑组成了战线上的‘敢死队’的主体。”
南京攻防战是发生在日本军侵略中国后第五个月。当时，红枪会的兵团已被编入南京守军，也是不足为奇的。据悉，北方兴起的红枪会很快就发展到江苏省扬子江边（长野朗：《中国兵、土匪、红枪会》，大正十三年出版，第三四四页）。因此，也许这方面的红枪会赶来参加南京的防守。枪会，不仅在扬子江以北有，看来江南也有它的组织。所以，不妨也把它们看作是阻挡日本军进攻南京的障碍。
在此之前， 大刀会作为江南的枪会，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之际，高举“奉天命大刀会”、“奉天命共产党”的旗帜，攻占了溧阳县城（位于江苏省南部），这一事实令人注目（三谷孝所著前引论文）。我最近从战争文学研究家高崎隆治那里得到启发，获知太湖周围早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