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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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城内，我们试着向警备队的参谋打听。他的说明是；为数不多的日本部队在护送大批投降的部队时，途中反遭袭击，因而歼灭了他们（第一二○至一二一页）。
　　深泽记者说，他在十七日傍晚看到尸体堆积如山，其中有的还在动，这也像松本重治所说的那样，可以认为是前一天晚上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第二天即十八日，前田记者等人外出后所目击的堆积如山的尸体，也许与深泽记者所见到的情况有出入。自十三日起，日本军在扬子江岸边几乎每天都进行大屠杀，可以认为日本军在十七日晚上同样也进行了大屠杀。从下关到草鞋峡，在漫长的扬子江岸边，肯定到处都是尸体，堆积如山。总之，我认为深泽和前田只是看到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的一部分而已。
　　如果十八日那天在扬子江岸边堆积如山的被屠杀者的尸体，果真仅如前田所看到的那样，那末，我在前面介绍的几个证词所说的情况可能多半是虚构的。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同盟通讯社的记者们说：“在非战斗的情况下死亡的，大概是一、两万人。”对这种说法，将在后面进行批判。
　　扬子江畔的悲惨情景
　　在下关草鞋峡，有许多遭集体屠杀的中国军民的尸体被残忍地丢入了扬子江。到底有几千几万具尸体难以统计。但是在现场，还有大批尸体丢弃在那里。
　　扬子江岸边尸体成堆，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简直像今世的人间地狱。佐佐木元胜接收了下关中国邮局后，就把野战邮局迁到那里来。他对当时附近满是尸体的情况，描绘如下：
　　在江岸，残兵败卒遭机枪扫射后，尸骸成堆，在马路上、江堤下和江水边，尸体重叠着。任何悲惨的情景也无法与之相比。除此以外，还有多少具尸体被吞没在长江的浊流中，随波冲走，不得而知。我曾于关东发生大地震时，看到了在本所（本所，日本东京市区内的一个地名，低洼地——译者）的绿町河岸堆积着许多死尸，但与此相比也是微不足道了。那些夺去了人的生命的枪弹和刺刀，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尸体呈半裸状态。有的〔浇上了煤油后被焚烧〕烧得焦黑。包有草席的酒桶被卸在旁边，堆积如山，像庆祝胜利似地。军队站在上面放哨。这个场面是战胜国与亡国的强烈对比（前引书，上册，第二二二页）。
　　大屠杀看来大多是通过机枪扫射来进行的，但似乎有时甚至也使用了毒气。从镇江出发沿着扬子江南岸向前进攻的山田支队（第十三师团属下）有个辎重兵，他说，“在南京城内还发生过更为严重的几件事”，“非常出名，但由于我未曾亲眼见到”，所以“不想说”。然而，当部队离开南京而要开赴安徽省时，曾集结在下关（南京码头地区），由于要渡江到对岸浦口，他们便在那里等候轮流渡江。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日本士兵在那里看到了悲惨的情景，他说：
　　更有甚者，我曾目睹了堆积在一个地方的数千名中国军正规部队士兵的尸体。在此之前以及以后，我从未看到这么多正规部队的战死者的尸体。
　　他们死得十分奇特。看上去，他们没有外伤，其次倒下的位置像是正好爬到下关的土堤下，待精疲力竭后才断了气的。也就是说，他们想朝长江方向逃去，然而这种逃离的方向是不符合常情的。因此，只能这样推测，他们不是为了逃跑才爬到江里去，而是要到江里饮水。
　　“那不是瓦斯中毒吗？”我们互相议论着。
　　“是啊，是这样的。”大伙几乎都同意这种看法（藤原审尔编：《众所周知——中国妇女在百万中国派遣军手下蒙难》，第三十一至三十二页）。
　　如上所述，在扬子江岸边惨遭屠杀后的尸体成堆，但除此以外，还不知有多少尸骸当场被丢入扬子江里。日本军之所以要选择扬子江岸边作为进行集体屠杀的地方，目的之一，可能是为了把尸体葬入于扬子江中。
　　记者、作家、评论家、画家、电影导演等多达一百十多个与新闻界有关的人们，或在攻打南京时随军入城，或在稍晚一些时候到达中国首都。当时，在这许多舞文弄墨的人所写的从军记中，没有一篇触及日本军在南京市内所干的大屠杀事件。我正当这样认为的时候，却在前年，看到第一个研究战争文学的高崎隆治发表在未来社机关杂志《未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号）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杀》。从这篇文章中，我了解到诗人西条八十所写的见闻里有关于其目击到日本军进行令人厌恶的大屠杀后遗留下来的现场。西条受读卖新闻社派遣专事参观十二月十七日举行的“南京入城式”。他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出版的《谈话》临时增刊——《支那事变一年史》中，发表了一篇题为《盛大的南京入城式》一文，其中有一节叙述如下：
　　我们乘的驱逐舰“H——”　驶抵南京下关码头时，已是深夜了。至翌晨九时，我们才获准上岸。很早起床的人都说是听到对岸激烈的枪声，遥见火焰冲天。看来，在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前，为了清除马路上的尸体和扫荡残敌，士兵们好像忙了一个通宵。
　　我们乘小艇先来到傍靠在栈桥边的军舰“A——”（中略）。
　　我边想着边举杯喝茶，一面透过船窗望着早晨的长江。宽阔的江面，江水像隅田川（隅田川，经东京都市街地东部而流入东京湾的一条河流——译者）那样混浊，但没有看到浮尸。不过，一片油腻的东西漂浮在江面上，闪闪发光。从未见过的黑色水鸟在军舰附近江面上，时而浮起，时而沉下水。
　　我顺着舷梯下了军舰，上岸（中略）。
　　我出去一看，见码头斜对面有一座高高的板墙。墙内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如山。我心想：“已渐渐开始啦。”
　　我一直往前跑去，来到宽阔的中山北路。那是白杨树覆盖的林荫道，参加阅兵式的军队在不断地行进着。他们首先要穿过阴暗的挹江门。那里，在厚得令人吃惊的铁门背后，堆起丁敌人的沙袋，像扬子江岸边装来的草包那样，沙袋集中在一起。从这一带开始，一路上，看到横躺着很多穿着当地居民衣服的中国兵尸体以及死去的军马。
　　对于文中所说“已渐渐开始啦”这句话，高崎解释说，西条八十看到“尸体堆积如山”后慨然地说“已渐渐开始啦”，这无疑意味着屠杀俘虏。这只能认为是西条八十根据自己的判断预料到将会发生这种事情，或是西条八十从谁那里听说到即将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屠杀决非偶然发生的事件，所谓“不幸”的事件，似乎只能说是出自于日本军队本质的有计划、有意识的残忍的屠杀。
　　在上述见闻中，还谈到了在举行入城式的当天，即在十七日凌晨，下关地区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西条八十把这一射击的情况说是“扫荡残敌”，其实，那是集体屠杀俘虏。
　　在南京城内集体处决中国军民
　　集体处决中国军民的地方，不仅仅是在扬子江岸边的下关和草鞋峡。它遍于南京城内外各地，如果看一看后面列表介绍的关于遗弃尸体的掩哩情况，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红卍字会和崇善堂两个掩埋队所处理的遗弃尸体，合起来，城内有九千三百四十一具，城外有十四万六千零四十八具。就城内的情况来说，可以肯定，除上述数字外，还有不少尸体已为军队自己或市民所掩埋。自然，在这些被掩埋的尸体中，包括许多阵亡者。
　　下面就城内外（扬子江畔除外）被集体屠杀的情况，列举几个例子。
　　新岛淳良从南京涉外人员中听到这样一个事实：从城南光华门逃出来后为红卍字会和崇善堂两个慈善团体所收容的一万七千名难民，在那里被就地枪杀（《夺去三十万生命的“南京事件”》，载《东风新闻》，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号）。如上所述，在扬子江岸边也有难民集结所，说是那里收容了二万人（参照本书第一○三页），那或许就是新岛听说的收容所，但我现在已无法查明。
　　在城西，集体屠杀的情况有如下几个例子。南京粮商伍长德曾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他在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一一九）中，概括地作证如下：“我当时担任警官，南京陷落后，我和三百名警官一起，把全部武器交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然后走进当时作为难民收容所的司法部房子里，那里也有许多普通老百姓。十二月十五日，日本兵来到司法部，要把收容在这里的全部难民带到西大门去。我们一到门口，日本兵就将我们推出门外，每批一百多个人，共分十六批，依次进行枪杀。我想逃跑，便在机枪即将扫射前趴在地上。正当此时，我背后吃了一刺刀，但由于不是致命伤，我假装死去，才得以幸存。”（《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书1，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页）
　　此外，证人伍长德在南京地方法院也对此作证，他的证词收入在先前提到的该法院检察官的报告（检证一七○二）中，他在证词中的陈述是：在汉中门现场，惨遭杀害的人达二千多名（在法庭上宣读时，由于此处省略未读，因而未在速记的记录中记下来，现根据誉写的原资料补上）。所谓西大门，恐怕就是石城门的俗称。石城门，也叫汉西门（今汉中门——译者）。汉中门是在民国二十年新辟汉中路时设置的，在汉西门的北部，相距很近。所以，叫西大门（汉西门）外也好，叫汉中门外也好，这一带就在莫愁湖畔，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
　　可见，伍长德的证词似乎有某些错误。事件不是发生在十五日，而是发生在第二天，即十六日。被强行拉走的警官，在数字上也有出入。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十八日向日本大使馆提交的文件，说是早在十四日已从司法部这个收容所里强行拉走了两、三百个残兵败卒，然而至十六日，强行拉走了五十名穿制服的警官和四十五名志愿警官（并非三百名警官），并从这最高法院的收容所里也强行拉走了四十名穿制服的军官。当时，同时从上述两个收容所里强行拉走后被处决的，好像还有全部难民。附在上述文件中的、关于十七日那天的难民收容所一览表，其中所记这些收容所的难民数都是零（前引书2，　第一三一至一三二页）。估计是该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在给其住在上海的妻子的一封密信中，对此情况记述如下：
　　午饭时，住宅委员助理里格斯（Charles　H。　Riggs，一译李格斯、林查理——译者）悲痛欲绝地过来了。日本军把法学院和最高法院里的难民全都强行拉走。他们的命运是可以想象的。我们的民警也被拉走了五十名。
　　里格斯虽提出抗议，但遭到了士兵们的粗暴对待，还被军官们打了两布。
　　难民都经过全身检查，看看有没有带钱，凡是藏在身边的东西，不论什么，有时甚至连剩下的一条被褥之类的东西也被抢走。下午四时，职员们正在开会时，听到附近传来行刑班的枪声。这一天的恐怖情景，对可怜的难民或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无法形容的（前引书2，第三十三页）。
　　马吉牧师（？）又在信中写道，十五日晚，日本军从安全区内的一个收存所里强行拉走一千三百名难民，　不知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处决了。　对此，将在后面（第一二四页以后）连同有关资料一并介绍。
　　关于在汉西门外或汉中门外进行大量处决的情况，　前面提到的汪良曾说过：“在汉两门外的沙地上，每天有数百人，多的时候有数千人被集体枪杀，他们都是被日本军从城内带出来的。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他就是现在还活着的见证人殷有余先生”（前引《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页）。新岛淳良也听说：“数万人分几次被埋入土中后窒息而死。当时幸存下来的伍长德先生，后来在东京审判时站在证人席上”（前引稿）。这里也出现了伍长德这个名字，只要是他的证词，也许得相信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中所说的情况，但又与汪良说的话有出入，因而关于数万人被害这个数字，从现在南京涉外人员所告知的情况来看，似乎可以认为稍许有点夸大。尽管这样，在西门外的屠杀是相当残酷的，这从贝茨博士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所写的手记里看到这样的文字而得知。贝茨博士写道：“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负责人请求我们去汉中门外，视察一下在那里的许多尸体……汉中门现在封锁着。掩埋队报告说，在那里有遗弃尸体三千具。那些尸体经大批处决后原封未动，或是成排地倒下，或是重叠着丢弃在那里。”（前引书2，第四十六至四十七页）
　　关于西门外的大屠杀情况，日本人也提供了一个证词。日本广播协会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八时题为《映像的证词“战斗的军队”》的广播中，提到过井之胁定二这个牧师。他曾参加了南京攻陷战。他说，当时，在南京西门外，有三十米左右宽的防坦克壕沟，全为尸体所埋没，马拉的辎重车在尸体上碾过。
　　新岛又报告了这样一个传闻：“现在建立五台山体育场的地方，当时系一片荒地，在那里有一万名市民被枪杀了。”五台山位于安全区范围内。在难民收容所里听得见枪声的地方，抓来的便衣兵变成了牺牲品，许多普通老百姓被枪杀。这些情况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中也可见到许多，但这次被枪杀的人有一万名，这个数字似乎也是夸大的。
　　关于南京的集体屠杀问题，我大约在十年前得知了惊人的事实。那是通过守山义雄的记录了解到的。守山义雄和今井正刚一样，当时以《东京朝日新闻》的随军记者身份，在发生事件时在场。德国哲学研究工作者樤原正瑛曾听到过守山义雄的谈话，他在发表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号《日中文化交流》上的一篇文章里，作了如下叙述：
　　在战争期间，我以留学生身份逗留在德国，当时，守山义雄（已故）
　　任朝日新闻社柏林分社社长，我曾从他那里听到日本军开进南京后发生大屠杀事件的真相。守山是以《朝日新闻》记者的身份亲眼看到那些事实的。
　　据说，日本军占领南京后，曾一次把三万数千名中国人——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赶入市区的城墙内，从城墙上投下手榴弹和用机枪猛烈扫射，将他们全部枪杀。当时，在南京城墙内的确尸山高筑，长靴几乎没没在血海之中。据悉，对此惨无人道的行为，甚至还必须以“皇军”、“圣战”之类的谎言来进行报道。守山对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感到绝望，并苦恼了好几天，想折断笔返回日本（《西方有纳粹主义，东方有军国主义》，载《日中文化交流》，一五七号）。
　　根据上述传闻，这以老人和妇女、儿童为主的三万数千名中国人是从城内逃向郊区避难的市民呢，还是郊区村庄的居民，情况都不清楚。但他们被赶入城墙内后全被枪杀。这起事件实在是令人可怕。如果正像樤原所听到的那样，这种大屠杀在城内一处发生的话，其屠杀的地方估计是在太平门——位于空旷且向东南突出之地——或中山门附近。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认为，这些被害者是住在紫金山后面和幕府山前面的居民，或者是在该地区避难的南京市民，他们是从太平门被赶入城内的。然而，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对这一带三万多名中国民众被集体屠杀事件没有提出证据。为什么就这起事件提供情况的人，除提供间接证词的守山外，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没有留下其他任何人呢？人们觉得奇怪。守山的谈话是关键的，但他已离开人世，因而现在无法质疑，令人遗憾。
　　虽不能确切池说明，而中国方面也没有这起事件的有关资料，这或许是已为大家所熟知的事件的一种误传。在此，我们想起了前面提到的一个事实：在幕府山附近收容的五万七千余军民在扬子江岸边遭到枪杀。所以可以这样认为，事件是发生在离太平门外不远的地方，但似乎被误传为发生在太平门内了。
　　然而，即使没有旁证，还是应该认为，它像修原所听到的那样，事件的发生也许实有其事。那是因为，尽管这是三十年后作的笔记，但却是在直接听了参与屠杀的人谈实际体会后写出来的。尽管如此，应当认为三万数千名被害者并非全是无辜居民，其中包括很多俘虏，而且三万数千名被害者这个数字也有问题。
　　从传闻中可以认为，事件是发生在太平门、中山门之间城墙里面的空地上。对可怕的大屠杀的事实已经作了介绍的还有一个人，即《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他亲眼见到：十二月十三月，日本军在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曾对俘虏进行了集体屠杀。铃木是在南京陷落时入城的，他在城内呆了四天，目击了日本军的许多残酷屠杀的行为。对于上述发生的惨剧，他说；
　　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悲惨的大屠杀。俘虏在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一个个被刺刀刺落到城外。
　　在城墙上，许多日本兵举起刺刀，使劲地吆喝着，在向俘虏的胸膛和腰间刺去，只见鲜血飞溅，阴森森的气氛使人毛骨悚然。
　　在那里，我又看到了日本士兵〔前一天，在中山路励志社（今迎宾馆）
　　把我错当成是中国人〕　企图刺杀我的一副凶相，我目睹那种惨剧，不久就茫然若失，当场就呆住了。
　　可是，就在这一残酷屠杀的情景中，出现了不可理解的现象，使我无法忘怀。那就是被刺后跌落下去的俘虏们的态度，他们的表情。
　　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期待着“死亡的到来”（《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专辑）。
　　对于铃木这份手记，山本七平提出了恶意的批评。对此，我代铃木作详细回答。
　　关于在中山门附近屠杀俘虏的问题，有一个士兵在他写的信中也提到了这起事件的目击情况，这封信被收录在数年前岐阜县郡上郡白鸟町教育委员会出版的《白鸟町阵亡者的信》中。我认为，这封信与前面介绍的担架兵外贺关次的日记一样，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