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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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城门四道，有一尺左右厚的铁门，堆积了数千袋土包，六八（原信如此）要搬走它后进入城内，那是要付出很大力气的。
在门外，有五十、一百个中国兵倒在那里，似乎是一百五十余名俘虏兵头并头池排在一起，被日本军用机枪扫射死的。其中好像混入了中国高级官员。这好像是九师团干的（第二○八页）。
随着攻打南京面发生的对俘虏和残兵败卒的屠杀，至十二月中旬大体上结束。但是，这些俘虏属于什么性质，情况并不清楚，不过在翌年四、五月间，南京还在处决这些俘虏，有人目击了这些情况（森山康平编：《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六十二页）。
这里，根据高崎隆治所编近作《非战之歌》，介绍两首诗，诗中歌颂了在南京攻陷战中死亡的中国军民。
眼前尸体堆积如山，二万生命遭难，毛骨悚然。
这首诗的作者是三田零人，该诗载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号的《短歌研究》上（第七十八页）。他目击了枕藉在那里的二万余具尸体，他们是在日本装甲部队——曾痛击丢下武器后溃逃的大兵团——的机枪扫射下被歼灭的呢，还是日本军对毫无抵抗的俘虏和残兵败卒进行大屠杀？高崎认为是后一种情况。即使是死于前一种情况，这在中国方面来说，也理解为是“屠杀”。不管死于什么情况，它可以看作为大屠杀的一个例子。
另一首诗，是当时的南京宪兵队崛川静夫所写：
弃尸八万，令人惊叹，有口难言。
这首诗收于昭和十五年出版的《南京》这部诗集里（第七十九页）。高崎就这首诗说：“认为只要未在南京投掷原子弹，就不可能有‘八万’死者等，这是对屠杀的否定，他们说这位宪兵大尉与大宅壮一一样，也是‘撒谎’。如果说他是‘撒谎’的话，那只是他把实际的数字估计得过低而已。”
长勇夸口说他下令屠杀俘虏三十万
前面介绍了集体屠杀俘虏和残兵败卒的各方面资料，现在必须谈一谈曾夸口说他下令屠杀三十万名俘虏的一个人物。他就是长勇中佐（翌年升任大佐），他在占领南京时，是上海派遣军的情报主任参谋，兼任华中方面军参谋。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田中隆吉大佐（在事件发生时任关东军参谋，中佐）曾听长勇这样说过。田中在他战后写的《被割断的历史（战败秘话）》一文中，谈到了这些情况。文章稍许长了一点，却是个重要的证词，因此将有关部分全部引录如下：
昭和十三年四月初，当时我担任朝鲜罗南的山炮二十五联队长。一天，由于三月发生人事调动，在成兴的步兵七十四联队长长勇大佐来看我。他来罗南，是为列席师团司令部例行召开的团队长会议。
长勇是我的同事，曾在参谋本部的一个课里和我一起工作过，相互熟悉。他实际上是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的中心人物，他是个赫赫有名的无比蛮横的人。他的性格却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豪放，对世间的毁誉褒贬极为敏感，颇有强烈的功名心。他最大的缺点是不管正确与否，总自以为是，什么样的恶毒手段都施得出来，毫不反省自己，是个行动家。长勇对我总要让一步，主要是他在年轻时曾迷恋于女色，我曾帮了他一把。还有，我的腕力也远比他强。用此，他不大敢在我面前信口雌黄。
团队长会议连续召开了三天。在会议期间，长勇住在我的官员住宅里，我和他生活在一起。我在这段时间，从他口里听到了令人吃惊的事实，那就是震撼世界的、在南京附近大量屠杀中国人的真相。有一天，他对我说：
“在攻打南京时，我在朝香官指挥的兵团里任情报主任参谋。我军在上海附近的战斗中经艰苦奋战后逐渐取得胜利，转向进攻，向镇江附近挺进。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他们丢下武器，向我军投降。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在事变开始时，我很高兴，认为对在通州杀害日本人事件进行报复的时机到来了。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然而，其中也有逃亡的人，不能说全都被杀掉。我相信，我不仅由此对通州的屠杀进行了报复，而且得以告慰已牺牲的无辜在天之灵。”
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并认为长勇所说的话是长勇在胡言乱语，对此并不相信。
停战后，我从各方面了解到日本军在南京附近进行屠杀的全部情况。
而且试对如何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屠杀的问题作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不得不肯定长勇在朝鲜罗南说的话是真实的。原因是，如此大量的屠杀，如果不是在军队的统一指挥下采取集体行动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而且这种集体行动只有遵照上司的命令才能进行。此外，友军柳川平助的兵团并没有任何屠杀行为，这就证实了长勇谈话的真实性。
长勇是昭和六年三月事件的中心人物，第二年夏天，他来上海看我。
我当时任公使馆武官。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谈起了屠杀事件的情况，同时“
他以法国大革命中马拉＇1＇和丹东＇2＇自诩。我认为，长勇是个极端爱耍花招的人，另一方面又十分残暴，在性格上，同马拉、丹东等人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事实。
＇1＇ 马拉（Jean Paul Marat， 1743～1793）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 政治家、学者。1793年5月参与领导和鼓动人民起义，推翻吉论特派统治，建立了雅各宾派专政，同年7月被暗杀——译者＇2＇ 丹东（George Jacque Danton，1759～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活动家，公开反对雅鲁宾派政府的革命恐怖政策，1794年被捕，不久被处死——译者
对镇江附近的俘虏所进行的善后处置，即使人数是大量的，如果冷静对待，也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没收他们的武器，释放回乡。因为战场是中国的领土，这样做非常容易。可是，长男十分残酷，他借口要对通州事件进行报复，以致进行大量屠杀。尝过一次血味的人，只把杀人当作家常便饭，往往与猛兽没有两样。这些官兵在镇江附近吮吸了大量鲜血，他们在进入南京的同时，其残暴性有增无减。总之，当时震惊世界的南京屠杀事件，是长勇一个人独断独行引起的悲剧（第四十四至四十八页）
就是这样，田中隆吉大约在事件发生后四个月，从长勇大佐那里亲耳听到屠杀三十万俘虏之事。诚然，长勇大佐这个人的性格大概是异乎寻常的，可以认为，这些事，他是做得出来的。然而，尽管他多么反常，能相信一个微不足道的参谋可以不通过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随便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向所属师团长下令全部枪杀俘虏吗？他胆敢这样说，也许是企图把屠杀俘虏的责任由自己一人承担下来吧。不管怎样，以军司令官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屠杀俘虏的命令，我想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田中隆吉听长勇讲，长勇自己独断独行地发布军令，要属下大量屠杀在镇江附近被俘虏的中国兵。田中隆吉说，当时他把这看作为是长勇惯常所说的大话，并不在意，但在战后通过各方面了解到日本军在南京附近进行屠杀的全部情况后，不得不肯定长勇的话是真实的。而且，他断定，在镇江附近吮吸了大量鲜血的那些官兵，在进入南京的同时，其残暴性有增无减，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屠杀事件。这样看来，田中似乎在战后才知道许多中国兵早在南京陷落前当了俘虏并被屠杀的事实。尽管如此，我认为屠杀三十万俘虏是过分夸大了。而且大量俘虏出现在镇江附近，似乎也不符合事实。这恐怕是团中听错的。在南京陷落前的大量俘虏被杀情况，主要在下面介绍，一般认为屠杀发生在乌龙山以西、南京城内各处、扬子江沿岸各地。
关于长勇大佐的谈话和田中大佐之“柳川兵团” 云云，希参照第7节（第二二六至二二七页）的记述。
在东京审判时未曾提出的大屠杀事件
那时，在作为一个行政区的南京市内，离南京城很远的地方，也曾发生了几次大屠杀事件，具体时间不清楚。中国方面未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过此事。我对真相不明，但对这些事件的传闻情况，为方便起见，介绍如下。
在南京市的东北部有座乌龙山。该山坐落扬子江江畔，山下设有炮台。炮台于十二月十三日为第十三师团的山田支队所占领。山田支队以前面提到的会津若松第六十五联队和山炮兵一大队为基干，是由第一○三旅团长山田丹二少将指挥的一支部队。据说，可能是在占领炮台后不久，在面对扬子江的乌龙山麓，曾发生了屠杀事件。
该事件在日本方面有所传闻，却未从中国方面听到与此有关的资料。日本方面的资料， 是由“负责清理数万具被杀于乌龙山麓的尸体” 的山田支队一个辎重兵（三十三岁）提供的，他就事件所说的详细谈话，收录在藤原审尔编辑的《众所周知——中国妇女在百万中国派遣军手下蒙难》（一九五七年四月，春阳堂出版）一书中，题目是《众所周知》。这是一篇匿名文章，似乎多少经过藤原加工。这里，有关对尸体处理问题感到棘手而擅自停止处理工作的长篇记述一概从略，仅就记述屠杀情况部分，引录如下：
去什么地方？目的是什么？一概不得而知，就这样走了两里路左右，突然被带到乌龙山进行屠杀的现场。到达的时间可能是十时左右。
那里的地势，一边是乌龙山麓的高地，从沿山的公路下来到坡地，直至扬子江江边，是缓缓起伏的一大片沙滩。在整个沙滩上，到处展现了活生生的地狱图——前半夜发生的惨剧。对于死人，我们照理已司空见惯，满不在乎了。然而，我们都吃惊地呆住了，以至于一动也不动。
有的说这里烧死了二万人，也有人说烧死了四万人。他们不是南京城内的市民，而是全无战斗力的难民——为避战祸从市区外围聚集于城内，日本部队迫使他们集结在沙滩地带，有一个多星期切断粮食供应，一次也没有供应粮食和水）在我们清理尸体的前一天晚上，两个小队——机枪队奉命出动，从公路上向下面沙滩的难民扫射。发出上述命令的高级军官认为，对手们毫无防备，他们已一星期没有进食，因而体力已经消耗，只消用两个小队的机枪就足够了。但是，他们无视人们在垂死挣扎时发出来的一股异常大的力量，这是一种估计错误。滴水未进的二万人群，对日本军发出愤怒的力量是多么厉害啊！这一点，对于刚取得胜利而得意忘形的军官们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机枪在黑夜中发出吼鸣声，积郁在难民们心中的怒火突然爆发出来。
他们瞬间意识到机枪喷出火来意味着什么，便高声呐喊，像雪崩似地冲向机枪小队。总之，涌过来的是一大批人群，足以挤满皇宫前的整个广场。
人们满腔怒火地冲了过来，因而两个小队——机枪队转眼间全被挤垮了。
汽车队从稍高的公路上看到了这种情况，不得不随机应变采取措施。
他们丢下了装在车上的汽油桶，把汽油倒在坡地上，点起火柴并向那里扔去。
汽车队的任务原是为了掩盖罪迹，在应由机枪队独力干完的堆积如山的尸体上普遍浇上汽油，使尸体彻底焚毁，但事实并非如此。可是，这种以瞬间的果断蜂拥而来的人群，很快被燃烧起来的猛烈的火篱笆压了下去，逃也逃不出，结果全都被杀害了。另一方面，据说友军的两个小队也成了他们的伙伴。这些话，是当天从一个士兵那里听来的，那天晚上，他就在这个汽车队里（第二十六至二十八页）。
关于上面所说二万或四万被害人数，似乎有点问题，但最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所写的时间有种种可疑点。山田支队奉命参加南京攻陷战，十二月十二日田镇江附近出发；十三日先遣部队占领乌龙山炮台；十四日占领离南京城不太远的幕府山炮台，在幕府山下俘虏了一万五千名；十七日举行入城式，那天晚上将上述俘虏全部杀害；二十日从下关渡江到对岸浦口。这就是当时山田支队的行动。从这个行动的时间表看，似乎难以想象山田支队为迫使非战斗人员集中到乌龙山麓的沙滩上，在一星期时间里不供应粮食，并对他们进行监视。而且，战斗人员自不待言，就是难民等，可以认为山田支队也对他们无暇顾及。
然而，也不能断定长达三千字的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述，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可能也有某些事实根据。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有中国方面的旁证材料。但是，我们还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材料。如果第六十五联队也留下了一份详细的战斗报告，那末，有无事实的问题是可以弄清的，但是否存在这份报告，还不知道。关于该部队的详细的战斗报告，将在本书第二编第2节叙述，希参照。
下面所谈，是发生在大致位于乌龙山与南京城之间的扬于江畔的名胜之地——燕子矶及其附近观音门一带地方的屠杀事件。就我所知，这方面的资料只有一个，那就是前面提到的汪良在一九六五年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访华代表团所说的情况。他所说的被害人数及其真伪程度也存有疑问，但这点姑且不谈，先听听他所讲的：
燕子矶是扬子江岸边有名的名胜之地，这里，曾汇集了约十万难民。
日本军从三方面追赶而来，用十挺机枪将他们包围，几乎把他们全部枪杀了。据仅有的、幸免于难的人说，当时扬子江的江水变得血红，留在江岸的尸体，一直放到翌年春天，臭气熏天，散发到几公里之外。附近一带都可闻到这种气味。
从南京城往北二十公里，有个地方叫观音门。国民党的士兵和难民约三万人在日本军的驱赶下，逃到了中央大学后面的树林中。这是死亡的集中营。由于日本军对他们断绝粮食，所有的人几乎都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死去。后来，日本军一把火点燃了树林，焚毁了尸体（前引《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九页）。
这是根据谈话记录下来的，由于不熟悉地理惰况，他把燕子矶和观音门完全写成两个地方，其实两处相隔只有半公里左右，自然也可以视为一个地点。还有，观音门是建于明代洪武中的十六个外围门之一，它与南京城的距离，从和平门算起有七公里左右，从太平门算起也不到十公里，说从观音门到南京城有二十公里，那是错误的。
由于事件是发生在离南京城墙西里内外的地方，应该把它看作南京屠杀事件的一部分较为妥当。而且据说在江岸的燕子矶被枪杀了十万人，在其附近观音门外的观音山上饿死了三万人，因而如果这些数字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话，自然可以说是一起被害人数最多的事件。在被害者中，饿死的另当别论，可以推断，被枪杀的人多半是俘虏。因为要杀害如此众多的民众，那是无法想象的。
这一大屠杀事件，为什么未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这使人觉得十分奇怪。但不能认为这是编造出来的谎言或误传。不过，说什么十万人或三万人，在数字上可能有些问题。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要确认这一事件，需要旁证。
那末，要是发生过这种大屠杀事件，应是哪个部队干的呢？如果是在南京陷落前后，当然就是前面提到的山田支队干的了。可是，如在叙述乌龙山事件时所谈到的那样，山田支队自然没有时间去干这种事。不，也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小部队不是也可以这样干的吗？但如汪良所说的那样，用十挺机枪有效地扫射数万人的庞大集团，那是不可能的。要是这样的话，这一事件会发生在南京陷落以后。那时，必须提到引人注目的第十六师团。可是，现在对此还没有任何证据材料。
总之，我认为在燕子矶和观音门也曾发生过大量屠杀事件，这是无法否定的。然而再说一遍，说是被害的人有十余万，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就燕子矶所发生的大屠杀事件，铃木明批判说不可能有这种事实。对铃木的这种说法，我试在本书第二编第2节（第三三五页以下）进行反批判。
根据中国方面的记录，可以知道，在离南京城以外的地区，还发生了两起大屠杀事件。一起发生在燕子矶和乌龙山之间的巴斗山附近，另～起发生在靠近南京城的幕府山背后的沙州。据《首都志》记载，巴斗山位于燕子矶之东，但其间的距离不清楚。现在台湾的郭岐将军当时曾目击该地发生惨剧后的情况。郭岐是南京守军的军官，他在十二月十三日首都陷落后，曾在南京隐蔽下来，翌年，即昭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乘渔船逃离南京，前往上海。在航行途中，离南京城二、三十里（华里）左右，船驶过巴斗山后面，他立即上岸，这时目睹惨状，郭说：“遍地都是尸体……臭气四溢，令人作呕。这些死尸都是军人。”这一记述。见于《危城脱险记》，收在一九七九年在台北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台北市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在该书的主要部分《陷都血泪录》（旧著翻印）中还这样记述，这些死尸“多达二万余具”，尤其是“从下关到镇江的扬子江沿岸这一带偏僻地方，全是这些死尸”（第五十一、二○六页）。
关于发生在幕府山背后扬子江岸边的惨剧情况，南京守军军官钮先铭也有叙述。在他写的《还俗记》（一九七三年，台北市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中，就当时在上元门永清寺（后改名为鸡鸣寺）当和尚进行避难的情况，作了详细叙述。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了解到新的事实，那就是在大湾下的沙州（幕府山背后）——从永清寺起至扬子江支流过去一、两公里——曾有二万俘虏被屠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