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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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开始就很反常。办公室杂工蔡（子良）来报告说：“警方要您升中国国旗。”我当然断然拒绝。身为德国人，我不会升起另一面旗帜来取代卐字旗。杂工蔡（子良）走了，却把佣人张（国珍）打发来了。他说：“蔡（子良）弄错了，是请您下半旗（我这里日夜飘扬着两面德国国旗）。今天是官方哀悼日。”那就下半旗吧！刚刚下了半旗，我一眼瞥见了日历，发现今天是已故孙中山博士的诞辰纪念日。这时，我忍耐不住了，把蔡（子良）和张（国珍）责备了一通。两面国旗再一次升起。原来，警方只不过是提出请求：今天是纪念日，请大家无论如何要升旗。那个退了位的萨克森国王怎么说的？“我看你们都是心怀嫉妒的共和党人！”这话我也说给我的下属们听了，但是用的是汉语，并加重了语气！为了和我言归于好，在购买用来遮盖防空洞的29张草席时，他们只花了5元钱，这是因为他们主动放弃了扣头，否则要花14元。如果防空洞不用草席遮盖，那么下起雨来就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类似钟乳石洞的洞穴。如果一天的开头是这样，那么通常会发生一连串这种事情。
刚才有一位我连她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德国妇女打电话给我：“啊呀，请您马上派您的工程师来，我的缝纫机坏了！”“太太，”我答道，“我们是'西门子'，不是'辛格'！”'我知道，，，她说，“辛格'那儿我已经去过了，那人太蠢。我现在到您这儿试一试，因为是一台电动缝纫机！”“我该怎么办呢？我明天就让我们的电话安装工宋先生去一趟，今天他抽不出身，他在修理黑姆佩尔饭店的电冰柜。”看来生意又要兴隆啦！
我们收到了一份从香港来的电报，简略得太过分。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弄清楚，是叫我们去拜见某某长官（某省的司令）。此人据说是西门子洋行的挚友。考虑到今后的生意，我们必须与他保持最友好的关系。香港方面主动提出支付我们接待这位途经此地的长官所需的全部费用。于是，我们查遍所有的旅馆，找到了他的落脚点。即刻前往，恭敬地寒喧一番，说了半个小时的甜言蜜语（当然是生意方面的）之后，我们才发觉这位“司令”根本不是我们要我的那位，而是他的什么第一侍从或诸如此类的人。于是，我板起了面孔，结果那位真正的司令这才露面。事情这样才算是对了头。唉——，如此等等，今天就写到这里。这类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我现在和里贝一起去黑姆佩尔那儿喝上一杯！
要修缝纫机的那位太大又打来一次电话：“我想要工程师先生下午就来。”“非常乐意，夫人。”（你可以在月光下见到我！）
11月13日
我们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日本人！虽然是很好的航空天候，但是到现在为止，意料中的报复性空袭并没有发生。我们当然不是为此而夸奖我们的敌人，尤其是刚才从一个上海运输公司驻本地代表那儿传来消息说，里贝先生的皮箱和一个木箱全被炸毁了。皮箱里装着他和他同事埃默尔的冬季用品，木箱里装着安装涡轮机的专用工具。这些箱子装在一辆卡车上，于11月3日驶离上海。箱子在上海到这里的途中，停在松江时遭到轰炸，给我的一箱食品很可能当时也被炸毁了。从这里派出去接应卡车的小汽车空车返回，全部货物丧失殆尽。
中国邮局毫不屈服！11月5日的信件和 l1月6日～8日的报纸刚刚从上海运到这里。和往常一样，上面又刊登着宣传与苏维埃俄国友谊的新闻报道。为了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20周年，11月7日的《大陆报》（南京版）出了一份特刊，上面登有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和文章，自然是大力颂扬苏维埃的。人们可能以为，苏俄是人间天堂，斯大林是和平天使。可怜的中国——它受骗了！
11月14日
星期天，天气晴朗，也没有轰炸。韩先生说：“日本人不喜欢星期天来。”原因何在，他也不知道。“也许他们要休息吧。”这使我想起了我们以前在天津的买办雍先生。这个人懒得很，只在写每天的日记时，写上他拜访了哪些客户，参与了哪些买卖。每个星期天，他都以一贯的尖刻写道：“今天是星期天，休假。整整一天无生意可做！”
中国人目前都很悲观，人人都撇着嘴，踱来踱去。这当然可以理解。形势简直糟糕透了。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清除了南市附近的水栅（即江上用来阻止船只通行的障碍物），正开着战舰逆流而上。他们对付了第一个水栅，可能也会用同样的办法对付第二个、第三个水栅。我心里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妻子把这称作下意识）：日本人有一天会开着他们的战舰出现在下关的。对于舰上的大炮，我这个汉堡人心里充满了敬畏。
里贝本来想今天早上去汉口，却没有走成。除了怡和洋行船上的“甲板间”以外，再没有其他位子了。本来也想买船票的哈普罗公司是这么说的。一位哈普罗公司的人打算同日搭乘这艘船，而他认为“甲板间”不够体面。我要是他，就接受“甲板间”，然后坐进一等舱，等着船长或大副来妥善安排我。英国人对待欧洲人总是彬彬有礼的。
11月15日
秋天的天气，晴朗宜人，仿佛天空里在酝酿着什么，今天我们一定有客来访。中午时分，天空布满薄云，是理想的航空天候。然而一切仍旧静悄悄的，直到下午2时警报响起。10分钟以后，发出第二次警报。2时30分，出现了6架日本飞机。它们遭到了高射炮的猛烈轰击，但是没有被击中。城南肯定还有其他的轰炸机在轰炸，因为听见那边传来机关枪开火的声音，以及大约15枚炸弹落地的声音。3时15分，警报解除了。大使馆参赞菲舍尔来访。他想买一部“库特沃”号船上用的无线短波电台，却买不到。德国德律风根公司可以提供，但是要等3个星期。他请我问一下交通部，能否出让给他们一部这种类型的电台。这种做法毫无希望，不过我答应尽力办。我立刻被拒绝了。
在交通部里，我确信政府正在准备撤离南京。交通部的走廊上、办公室里放满了皮箱和木箱。人们打算迁到扬子江上游的长沙去。我去了铁道部，那儿的一个杂工偷偷告诉我说，铁道部明天也要装箱打包。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已经到了昆山附近，离苏州大约30里路。有几个人断定日本人已经越过了苏州。但是，这不是真的。上海电台播音员证实了有关昆山的消息。我拜访了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和夫人，一起喝了茶。在那儿遇见了从太原来的施佩曼将军。“库特沃”号可能会先把妇女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送到汉口，再回到这里接大使馆剩下的人员。“中国政府一逃走，大使馆就得撤离。”他们这么告诉我说。否则，就留在敌占区了。正当我考虑自己留在哪儿的时候，施罗德博士夫人和她丈夫来了。我大吃一惊。偏偏在这种危急时刻，施罗德夫人从汉口回到了这里。她说，她要接她丈夫走。还说要带我走！天哪，求求你了！！
11月16日
雨天，没有空中来客。但是我心情不好，南京很沉闷，跟暴风雨来临前一样。佣人们挨了骂，因为下雨的时候，他们没有把防空洞遮盖好。要是我自己不事事操心，就没有人动弹。他们都像做了催眠术，也像蛇笼里的老鼠。远洋公司也挨了骂，因为他们拆掉了房子里的一根水管，拆坏了一个洗手盆，弄丢或偷走了一个门闩。后来，我的心情渐渐地好多了！我和默勒（里贝感冒了，躺在床上）开车从哈普罗公司去太古洋行，给他和里贝预订11月20日从这里开往汉口的“武陵”（音译）号船票。所有的客舱都预订满了，结果我们只能预订散席票。不太好，可是路上说几句好话，也许他们还能在船舱里找到铺位。最重要的是，他们能离开南京了。
如同我在大使馆里听说的一样，“库特沃”不打算把妇女们先送到汉口了。人们已经估计到了几天以后局势的变化，即南京失陷。所以要妇女们11月18日带着行李上船，然后在下关附近的船上等候消息，看看中国人是否封锁去汉口的水路。如果封锁，运送德国人的轮船就不开往汉口，而开往上海。整整一天，我都下定决心在这里坚持到底。这时候却听说，溃退的中国军队在苏州大肆抢劫。这使我产生了顾虑。再说，人们认为，即使日本战舰从江面上用大炮轰击这座城市，南京也是会抗击日益逼近的日本人的。那可太可怕了！话又说回来，这么多依靠着我的中国人怎么办呢？？韩先生又预支了工资。他原来想快点儿把妻子和孩子经过济南送到青岛，他在那儿有朋友。现在他听说这条路不通了。济南前方的一座铁路桥（在泺口？）被中国人炸毁了，为的是给日本人前进制造困难。我早看到了这一步，可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我。照此下去，日本人会到达离黄河不远的地方或者黄河岸边。那时韩先生也许不得不把他的家人也送往汉口。他现在还在等一家关系亲密的朋友，让他们陪着他的家人同行。但愿他不要犹豫得太久。
从上海来了一大堆邮件，注明的日期是11月6日～10日，还有11月10日～12日的报纸。
礼和洋行的费舍尔先生坐船途经运河等河道从上海回来了。他说瓦茨尔先生这几天去欧洲出差，却把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这里。还真有胆大的人。不是胆大又是什么呢？
刚才我的朋友王先生和他妻子来了。他是军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妻子是奥地利人。他俩想上“库特沃”。我请示了大使，遭到拒绝。妻子可以上船，但丈夫，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不允许上船。而妻子不愿意丢下她丈夫不管。我劝他们立即（尽可能当天晚上）去汉口。他俩伤心地走了。“库特沃”号只有50个卧铺，但却要用来安置112名可能上船的德国人。
11月17日
还是雨天，我们很欢迎。我们现在真的不需要炸弹了，这里已乱成了一团。整个夜间大街上熙熙攘攘，汽车一辆接一辆，卡车甚至还有坦克一起缓慢而又沉重地、隆隆地向前开。政府的大迁移开始了。听说中国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先生已经走了。我为韩先生一家担心。他们必须离开，而且要尽快。从上海来了很多迟到的信件，也有钢铁联合公司的电报，都是五六天以前的。现在关注任何一个项目都毫无意义。找不到一个人谈生意，所有的人都在收拾行装，最后连我也不例外！我自己编写的书已经包装完毕。现在轮到衣服了，然后是银器（多好听啊），剩下的几件很快装箱，然后在箱子上贴上我的地址。我从银行取了钱，因为有人劝我带现金。反正银行也要关门了。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收到了德国救援委员会的通知（1937年11月16日第一号），其中第五条写道：每家只准带一个佣人上“库特沃”。我读到这一条时，决定把韩先生当作我的佣人偷偷带上去。王工程师又来了，他想向我借钱，遭到婉言谢绝。几个月前，他送他的岳母和小姨子回家时，才从我们这儿借了钱，这笔钱还没有归还。我把救援委员会的通知拿给他看，劝他以他妻子“佣人”的身份登上“库特沃”。他马上明白了这个暗示，满意地走了。这样，他既省了钱，又和他妻子一起同时得到了妥善安置。
他刚走，埃拉·高太太（高将军的妻子，德国籍）和她女儿（将军第一个妻子所生，中国籍）来了。两位女士前不久刚从北平来，以为这里一切很安全。幻想！不过两个人看起来已经了解了情况，她们表示必要（？）时要上“库特沃”，好像以为别人肯定不会拒绝她们，我看可能也不会拒绝。她们来是请我帮助她们看管这里房子的，万一日本人来了的话，我当然一口答应。可怜的拉贝还能派什么用场呢？！特劳特曼夫人像往常一样无比客气、亲切，一千次地请求原谅她的打扰，她问我们这座城市是不是真的有220伏交流电。“是的，阁下，我们有！”是什么使可怜的大使夫人感到那么烦恼，大使馆总不可能去买一台涡轮机吧。原来她担心的只是一台无线电收音机，特劳特曼博士阁下不敢给它接电源。我在这里公开泄露此事有些不大恭敬。不过，大使馆里出现了一台蓝点牌收音机，而我们的装配工人不会接电源！据说是因为他看不懂标签上的文字。这可能是骗人，这个懒虫只会接通他的（德律风根牌）收音机！
我刚从下关回来，目睹了妇女们和行李上船的情景。中山码头十分拥挤，不过一切显得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王太太带着“佣人”已经到了那里，施罗德太太和她丈夫也在，还有一大群十分熟悉的人。我现在恐怕也得考虑把我的几个皮箱送上船去。佣人张（国珍）已经积极地打好了行李。韩先生准备怎样把他的家人送走，我还不清楚。通往下关的路上，行进着成百上千辆装满了行李的人力车，以及跟车的中国人，他们都想乘坐那几条即将驶往上游的轮船到安全的地方去。新征召来的士兵队伍让人触目惊心：所有的人都穿着有些破烂的平民衣服，背着行李卷儿，臂上挎着一枝生了锈的火枪。如果连这些人都得不到训练和军服的话，可见处境已经十分困难。但愿这不会带来什么恶果！我现在也听说日本人为什么最近能如此迅速推进的原因了。张学良（北方军）的大约5000名士兵在苏州拒绝执行命令。听说蒋介石亲自去了苏州，动用了一个团的精锐部队，解除了这帮反叛者的武装。这位统帅可不轻松，真佩服他的干劲！在最高统帅亲自干预以后，据说苏州的中方阵地稳住了。由于日本人的迂回攻势，“兴登堡防线”也就成了无用之物，随之而来的是封·法尔肯豪森将军制定的美好防御计划恐怕也要完蛋了。如此出乎意料的事，人们可是没有想到！
11月18日
雨天！今天连《大陆报》（南京版）也没有送来。印刷工人可能逃跑了。满载行李的人力车、手推车、小汽车和卡车还在日夜不停地开出城去，大都开往江边，因为多数人想去扬子江上游，逃往汉口或汉口以远的地方。与此同时，从北方来了许多新兵团，开进城里。人们看来要坚守这座城市。很多士兵看上去十分狼狈。整个队伍到达时，没有一个人穿鞋袜，也可能是因为正下着雨。所有的人默默走来，没有歌声，也没有说话声。一支望不到尽头、一言不发、精疲力竭的队伍。
昨天我的感觉跟妻子不久前在北平时的一样，那时让她把格蕾特尔和维利房子里的东西打包装箱。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过来，挑选自己要装入箱子、送上“库特沃”的东西。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多么舍不得这些旧东西。我叫来佣人张（国珍）：“你挑一些你太大喜欢的东西吧！”他听后径直走向卧室里的写字台，取出了集邮册。我尴尬地笑起来，随后我把奥托的照片放了上去，我俩达成了默契。这个小小的插曲却使我兴奋起来。凡是放在地上、靠着皮箱的东西必须拿到楼下去。接着我们装箱，一直忙到半夜。今天上午10时，打点好了第一批6件行李，可以送到码头了。用两辆马车，每辆车费5元。办公室杂工佟（柏青）接受了运输任务。11时，汽艇应该从中山码头驶向“库特沃”。在这段时间里，继续抓紧打包装箱。下午，孔斯特一阿尔贝斯公司的西格尔先生开着一辆卡车来了，取走了另外3个皮箱和里尔茨老师的5个皮箱。因为里尔茨调到了施巴拉托，我就把他的箱子放在了我这儿。晚上7时，杂工佟（柏青）还没有回来，这时候我坐车去了下关，正好赶上汽艇到港。汽艇本来应当上午11时到。
装运行李的时候出现了可怕的混乱，每一个佣人都想先把自己主人的行李安放好。为了防止行李和佣人落入水中，我出面制止，大声喊叫“别忙”，就冲了过去，结果和一个佣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顶撞说：“闪开！这儿你说了不算！我扛的是德国大使阁下的地毯，他第一个！”我一声大喊，封住了他的嘴。他不再吭声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让他搬运大使的地毯。晚上8时，堆积在栈桥上的600件行李绝大部分都顺利地送上了汽艇。20分钟后，当我们冒着倾盆大雨、摸黑儿把一些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以及行李分别送上船以后，发现里尔茨的一个皮箱不见了，不过后来又找到了。我们全都破口大骂起来。晚上9时，我湿淋淋地、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然后我们继续不停地打包装箱，一直干到午夜，直到后来箱子装得不能再装。
在“库特沃”船上还发生了一件事：王太太在行李舱里找到了我，告诉我说，她丈夫（我让他作为她的佣人偷偷上了船）在佣人中间受不了了（他可能没有交够佣金），他自己也没带吃的。总而言之，他们又想下船去，试图坐火车去汉口。请便，随便，随您的意，只当我没有想过这些事一样。拉贝，你活该，这都是那乐于助人的好心肠造成的！
11月19日
雨还在不停地下，行李还在不停地包扎。所有的箱子都装满了以后，我们又按最高价买来了蹩脚的樟木箱子。木工给箱子钉上了木板封条，这些封条几乎跟樟木箱子一样贵。一辆马车现在要价6元，而汽车又租不到。第二批行李已经装上了两辆车，又得卸下来，因为我们从电话里得到消息说，汽艇因暴风雨天气不能航行。
我想努力结算好我的往来账目，可是我忙得无法工作。韩先生收进一笔不小的款子。我把本行的绝大部分钱和我个人的2000元汇划到了汉口。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领到了他们11月份的工资，好让他们在最后一批商店关闭以前能够买些食物等东西。一罐煤油的价钱从4。7元涨到了7元。一吨煤现在28元，而不再是20元。我还能储备一吨煤和4罐煤油，眼下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了。
韩先生还是买不到去汉口的船票，始终无法把他的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佣人们睁着惊恐的大眼睛走来走去，因为大家以为我也要乘“库特沃”离去。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留在南京。这时候，他们又高兴起来。
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主要由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和在金陵大学任教授的传教士组成）。委员会试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