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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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因此，她们的反抗和斗争性亦更强烈。她们是那么勇敢地冲破加在妇女身上的封建牢笼，在铁路线上的残酷斗争中帮助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猛歼敌寇，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所以我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融合她们三个人的个性特点，塑造了芳林嫂这个妇女斗争形象。在刻画这个人物时，我采用了老洪和老时这条爱情线索。当然，我也揉进了其他两位妇女的个性特点和斗争事迹。说起来这三位可敬的妇女，在《铁道游击队》长篇小说出版后，竟引起了一个有趣的风波。这部书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有好奇的心读者总想在生活中去找到芳林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丁斌曾、韩和平同志想把《铁道游击队》画成连环画，到鲁南去深入生活，要我给他们写几封介绍信，为他们提供一些采访的方便。我就叫他们到鲁南去找王志胜和老时。当他们一找时大脚，群众中就认为老时是小说中的芳林嫂了，都纷纷前去拜访。不久，我就先后接到刘二嫂和尹大嫂的亲友写来的两封信。信的内容是问芳林嫂是谁？难道是老时么？为什么不是二嫂和老尹呢？又待一段时间，老时的亲友也来了信，信上说有些人说老时不是芳林嫂，那个芳林嫂是谁呢？后来，我给她们每个人写了一封信，我对她们说：芳林嫂这个人物是在抗日战争中，帮助过铁道游击队的对敌斗争的，她为此而吃过苦，并在斗争中作出贡献的妇女典型。你老时有这样的经历，那样作了，你就是芳林嫂；刘二嫂，老尹同样也为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受过苦，作过贡献，她俩也是芳林嫂。芳林嫂是塑造的典型人物，典型是代表一般的。我在信中用通俗的话说：芳林嫂就是她们三个人的代表。因此，以后群众都把她们三人称为芳林嫂了。不仅仅在临城、微山湖边的老时、老尹，就是在解放战斗中随部队北撤，后来在济南安家的刘二嫂，群众也把她称为芳林嫂了。我认为她们是当之无愧的。为此，广大青少年读者常常请她们去作报告，谈谈在战争年月她们如何帮助铁道游击队打鬼子的故事。
不过，这事在后任大队长刘金山那里也惹了点麻烦。因为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是两回事。艺术的真实比生活的真实更高，更集中。在生活的真实中老洪和老时有一段爱情关系。后来老洪牺牲，老时二次守寡。由于我从艺术上作了合理的处理，正如上边说的，对原生活作了加工，把那次错误战斗的危险局面扭转了，没让老洪牺牲，和后任大队长刘金山合成一个人物来写了。既然老洪没有死，那么老时和老洪这条爱情线索就继续向前发展了。鬼子投降后，在解放战斗时期，为了阻止蒋介石部队利用交通线向我山东解放区进攻，鲁南解放区的人民都把铁路线拆除，彻底破坏。在那一时期就没有铁路线上的斗争了。刘金山和铁道游击队的长枪队就转入主力作战。记得他后来当了鲁南军区特务团副团长，后又编入主力部队到南方作战，当了副师长。全国解放后，他先后任江苏南通军分区副司令和苏州军分区司令员。刘金山南下后，和一位姓徐的江苏姑娘结婚。徐是高中生，在文化上对刘金山帮助很大。就在刘金山任南通军分区副司令时，《铁道游击队》出版了。当南通的青年读者知道他们的副司令就是书中的刘洪时，很多机关、学校要求他去作报告。他当然也青年们谈谈过去铁道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对青年进行些革命传统教育。每当他报告完从台上下来，就被青年人团团包围，不住的问他芳林嫂的情况，她现在怎么样了？往往把刘金山问得满脸通红，不好作答。最后他只得说：《铁道游击队》这部小说中写的所有战斗都是真的，实有其事的。我们就是那样和鬼子干的。至于说到芳林嫂，他说是这作家的创造。后来刘金山见到我，说好多机关学校要求他去作报告，并且提出一些问题，很难回答。我笑着说：“谁叫你当英雄人物呢？！”
三 和英雄人物在一起
总之，我到铁道游击队去深入生活，收获是很丰富的，我记了两大本材料。我结识了大队和长、短枪分队的各色英雄人物。他们对我都很热情，我经常和他们促膝谈心，谈他们所从事的斗争。不仅和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的活着的人谈，而且对于那些在铁路线上艰苦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干部和队员，从旁人口中也作了详细座谈和了解。从他们大家所提供的材料看，他们原来的大队长洪振海，确实是个坚如钢铁的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他有许多惊人的成绩。铁道游击队不少出色的战斗，都是他领导干出来的。他扒车技术最高，特别快车也能上去。飞车搞机枪就是他干的。老洪作战绝顶勇敢，对朋友豪爽义气，所以在队上有极高的威信。他的性子特别暴躁，遇有不顺意的事，往往暴跳如雷。铁道游击队有句口头禅：“洪队长讲话，连噘带骂。”老洪发起脾气来是很厉害的，可是这些在对敌斗争中舍身忘死的英雄，对他们发火的大队长却俯首帖耳，一点不敢顶撞。因为他们服自己的队长，知道他发过脾气以后，还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他们。我也了解到会开机车的，在铁道线上的对敌斗争中作出卓越贡献的曹得清（彭亮的原型），还有他的弟弟曹得全，是铁道游击队中最活泼的青年队员，以及短枪队最早的骨干队员李远生等一批人。他们在铁道游击队对敌人进行残酷战斗中，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从铁道游击队在八年抗战中的伤亡名单，可以看出他们在铁路线上所创造的震惊敌伪的英雄业绩，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付出了大量血的代价才获得的。
在微山岛上，我参加了他们一次最难忘的新年庆祝会和悼念活动。游击队员们在铁道线上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七八年的浴血奋战，最后夺取了胜利，而且迫使日本鬼子的一支铁甲列车部队，向这些英雄们缴枪投降。这在当时的华北地区是比较大的一次受降。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新年，他们欢欣若狂地痛饮胜利酒。可是也就在这极度欢乐的时刻，他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为夺取胜利，而在战斗中倒下的战友，他们又泪流满面，放声哭泣。
我在《铁道游击队》小说中，曾经写到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那是我当时的感受。他们是在微山岛上开新年庆祝会的。一溜三大间房子里，摆满了好多桌丰盛的酒菜，进间迎面的一桌酒宴是空着的，这是为他们牺牲的战友准备的。这个桌子上的酒菜比其他桌上的更丰富。酒桌靠墙的正面，都是写上了以洪振海为首的一些烈士名字的牌位。参加宴会的人都坐在东、西两间。庆祝新年的酒会开始，由鲁南铁路工委书记靳怀刚讲话。原来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党国国民党谈判，属于解放区的铁路应由解放区人民政府接管。因此，鲁南区党委在所管辖的铁路上成立一铁路工委。铁道游击队临时归铁路工委领导。靳怀刚在酒宴前讲话。他说明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新年，他们的战斗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要大家尽情地欢庆，同时也不要忘记牺牲的战友，也是说没有这些先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胜利。所以第一杯先向烈士敬酒。在酒宴间，大家的情绪是高涨的，猜拳行令，唱着酒歌在狂饮（小说中“高高山上一头牛”的酒歌就是我在这酒桌上学的），他们是豪放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两间大屋，一片欢腾。可是酒喝到一定时候，酒宴中的情绪转入了沉静，因为他们想到了在战斗中失去的战友，想了带着他们勇敢地和日本鬼子拼杀的洪振海大队长，张洪义政委，还有曹得清兄弟……这些英雄们浸入哀恸的情绪，有的是一边喝酒，一边落泪。酒宴后他们跑到湖边，喊着洪大队长的名字，喊着张洪义、曹得清、李运生一些牺牲者的名字在大声痛哭，当然老时在这中间是哭得最悲痛的一个。
就在这次带悼念性的新年庆祝会上，靳怀刚书记有个提议：为了悼念死者，一是把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写成一本书；二是将来在微山岛上立一铁道游击队革命烈士纪念碑。当第一个提议我答应下来后，靳又在会上向大家建议；说我为了《铁道游击队》的写作，从滨海到鲁南跋山涉水，通过敌人封锁线，到这里来和他们一道工作和生活。为了感谢我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他提议我为铁道游击队的荣誉队员。大家以热烈的掌声通过了靳怀刚的这一倡议。
所以我以后进行《铁道游击队》这部小说写作，已不仅仅是作者的个人愿望和爱好，倒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当我全面地了解了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后，我深深感到在第一次省英雄模范会上，从徐广田和杜季伟口所搜集的有关铁道游击队的材料显得太不够了。根据这些材料写成作品在报刊上发表，确有点太草率了。所以说当时马上停笔到铁道游击队深入生活是完全正确的。据我在铁道游击队了解的大量材料看，徐广田在英模会上的报告有点片面和突出个人。当然，作英模斗争事迹报告，多谈些个人的事迹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谈铁道游击队的战斗过程时，只强调自己的功绩而抹煞战友们的作用是不应该的。应该说徐广田在铁道游击队里边，确是个战将，他是几个出色的中层战斗骨干之一。他开始当短枪队员，鬼子投降后一部分敌人向他们投降，他们得到了大批日式装备，把他们已发展成近百人的长枪队武装起来。他们清一色地日式装备，歪把机枪，六○炮（也叫掷弹筒），三八式步枪。而且每个队员都头戴日本钢盔，脚穿皮靴。就是当时我们的主力部队也没有这样精良的、统一的装备。徐广田就是这个中队的中队长。他在抗日战争中，确实作出不少贡献，不过像这样的干将还有好几个，如老洪、王志胜、刘金山和曹得清，在对敌斗争中都是好样的，与他相比并不逊色。我从许多干部和队员中了解一个情况，就是徐广田抗日打鬼子是勇敢的，能完成艰巨的战斗任务。但是平时吊而郎当、政治上表现较差，在同志之间，好感情用事，不从政治上出发，常计较个人的得失。如果单从作战方面讲，老洪牺牲后，他是可以提为大队长的，可是他政治上比较落后，所以组织上就提拔刘金山当大队长了。而刘金山参加铁道游击队比徐广田晚一点，又当过老洪的通讯员，所以徐广田就不怎么服刘金山的领导，给刘在大队领导上增添了不少困难。当我在徐广田的采访中，也隐隐地感到了这一点。我认为我这个最早结识的英雄人物，过于计较个人地位的高低，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缺乏党的组织观念。一个革命英雄人物，只有好好地接受党的教育，不断地克服个人的缺点和错误，才能健康地成长，在革命事业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为革命建立功勋。从以后徐广田悲惨的下场来看，当时党组织确定刘金山为大队长是完全正确的。
在我的采访中，我热爱这些英雄人物。他们有高尚的品德，为革命而忘我的牺牲精神，听到他们英勇杀敌的事迹，对我也是个很好的教育。可是在他们现实生活中，我也发现他们有一些弱点和消极的东西。正如前边说的姜集运河边小高地上的战斗一样，我从军事上分析了这次战斗的性质，对于勇敢作战的老洪作了正确的理解，并在创造上作了典型的处理。对有的人物身的缺点，也要全面的认识和正确地理解。对在省委学校学习的杜季伟，我了解他所以去学习，一方面是组织上的确定；另方面也是他在铁道游击队待不下去了。在铁道游击队战斗的后期，杜由于生活问题和刘金山、王志胜两个大队干部关系搞得很僵，使他不得不调离工作。在党校学习后，没有再回铁道游击队，另行分配了工作。据我了解杜季伟所以在铁道游击队待不下去，是因为他在铁路边找了个姑娘作爱人，而这个姑娘的哥哥由于附敌被铁道游击队打死，为了怕她报复，所以刘金山和王志胜坚决不同意杜和姑娘的爱情关系。杜调到山区进党校学习时，他悄悄地把这姑娘带走；刘、王甚至想派短枪队员在半道上把她截回来。关于杜的问题，我认为他虽然在铁道游击队战斗的后期，表现出自己的弱点，在铁道游击队待不下去，可是从全面看，应该说杜在铁道游击队的领导工作上，还是功大于过的。如在草创时期，他只身进入敌人严密控制的枣庄，在炭厂把他们组织起来，当时的情况是极端危险的，搞不好，不但敌人，就是还处在蛮干状态的自己人，也可能把他干掉。后来他又把他们拉出来，先在临枣支线后在津浦干线上和敌人进行战斗。在这漫长的战斗过程中，他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不能因为一时的过失或不足之处就把他全部否定。从他以后调作枣庄市委书记、鲁南军区特务团政委来说，他还是个比较坚强的政治工作干部。我在对刘金山和王志胜的采访中，了解了杜季伟后期的情况。他俩在谈话中对张洪义政委的印象很好，对杜有不满情绪，我曾劝他们要全面的来看待杜季伟，最后他俩也同意了我的看法。所以在小说中我还是以杜的事迹为主，结合后来几位政委的特点，塑造了李正这个政委的形象。
在访问中，我也发现了老时的问题。由于她和老洪有一段爱情关系，并对铁道游击队的对敌斗争，作出过非凡的贡献，所以我很敬重这个妇女。可是当时铁道游击队的大队干部和主要队员对她却是不好。考查其原因是这样：老洪活着的时候，大家都很尊重她。老洪牺牲后，她又二次守寡。由于她过去常为铁道游击队作工作，她在敌人那里很出名，敌人常常追捕她。因此她还是秘密地随铁道游击队活动。这时，大家看在老洪面上还很照顾她。可是以后有人发现她又和铁道游击队的个别队员，关系暧昧，为此，就引起了大家的激愤，对她很不满，甚至有点歧视她，骂她是“破鞋”。在我和老时接触时，有人甚至不同意我和她多谈。但是我还是和她作了深谈。我对她过去帮助铁道游击队的斗争事迹除表示敬仰外，对她当时的处境亦深表同情。原来大家对她的恶感是来源于他们对自己心爱的洪大队长的深厚感情，他们认为她过去和老洪爱的那样深，老洪一死，她就变心了。而且和队上的人相爱，这能对得起老洪么？所以都和她疏远了。甚至不想叫她随铁道游击队活动，觉得为老洪丢脸。我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老洪牺牲后，老时坚贞不嫁才是好样的，这是封建礼教束缚妇女的信条，我们革命者不但不该遵守，应该打破它，绝不能认为老时又要找对象了，就是对老洪的不忠，为此而鄙视她，甚至抹煞了她对铁道游击队作出的贡献。我认为这样作，对老时是不公正的，当然老时本人应该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活问题，不要过于在生活上放任自己。我把这种看法和他们大队干部谈了，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不久，他们在微山岛上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个新年，我建议也邀请老时参加，他们答应了。
四 抢救徐广田
1946年五六月间，我二次到铁道游击队。当时他们住在枣庄。这时日本鬼子投降半年多了，毛主席正到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考虑到和平时期解放区铁路的建设，鲁南区党委确定以铁道游击队的骨干为基础，在枣庄成立了鲁南铁路管理局。由靳怀刚任局长、刘金山任副局长、王志胜为铁路工会主席。杜季伟调任枣庄市委书记。我去枣庄时，一千多伪军还控制中兴煤矿公司，他们为徐州国民党部队收编，我军不承认他们是国民党部队，后来敌军仍把他们作为拒降的的汉奸队消灭了。我参加了这次战斗。
铁道游击队的骨干都分配到铁路上当段长、站长了。他们一色日式武器装备的长枪中队，仍保留下来，作为铁路局的警卫武装。还是徐广田任中队长。
我住在枣庄市委，每天找杜季伟，并到铁路局去找刘金山、王志胜和徐广田，以及留在铁路局工作的一些骨干队员，作个别访问或集体座谈他们过去的战斗事迹。根据所补充的材料，我着手写《铁道游击队》的初稿。当时，根据地在写作上盛行写先进人物的真人真事。如果有人把先进事迹写成小说，别人就认为是胡乱编造。，因此，我开始写的也是真人真事。如草创时期的开炭厂，两次打洋行，在临枣支线上搞机枪、打票车，以后发展到津浦干线上打岗村，这一些主要战斗，我都如实写下来，每写一章，都吸取了他们的意见。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除了和领导骨干谈材料而外，还到参加这些战斗的一般队员那里了解情况。谈到最后，他们往往对我说：“老刘！你写这些战斗时，不要忘了也把我写上去啊！”我当时点头答应。因为他确实参加了这样战斗，在战斗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他的要求是合理的。可是从创造一个文学作品来说，就有困难了。我在作品中描写他们从事的战斗，不要说写小说，就是写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也只能写主要的英雄人物和重大的斗争事件。对于那些琐细的、次要的、重复的东西也应该舍弃。否则就不能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性格，对动人的情节也不可能作细致的描写。如果把参加战斗的几十个人都写上去，那末，就写不成文学作品，只简单的写一下战斗成果，开一个参加战斗的名单就行了。事实上，把主要的英雄人物典型化，把他写活，刻画出他如何在战斗中以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进行战斗，去夺取胜利，他的表现就显示了所有参加战斗的队员的英勇形象。如果按自然主义的写法，铁道游击队前后四个政委，杜季伟去了后又调走，张洪义去了，不久牺牲，又去一个孟政委也牺牲了，整个的战斗都过去了，最后去了一个郑副政委。这样如实写四个政委，却刻画不出一个完整的党的领导形象。因此，我就根据四个政委的个性和特点，以杜为主塑造了一个政委的形象。可是当时我在枣庄和他们座谈、补充材料时，却不能谈出这种意图，因此，有的队员要求我把他写上去时，我还是答应了。当时我守着他们写的所谓“初稿”，实际上只是一次有系统的对材料的梳理罢了。但是它却是我以后创作《铁道游击队》长篇小说不能缺少的重要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