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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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连的战士们知道了，一个班派一个代表到医院，搬起吴信泉的行李就回连队，舍不得放他走。
黄克诚听说此事，心里更高兴，赶紧去说服了战士们，让吴信泉上红军大学去了。
这个吴信泉，后来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指挥员。黄克诚还利用休整时间，狠抓全师的训练教育，加强部队的纪律，督促干部战士们学文化。
红三师政治军事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部队准备出发了，立刻有人站出来讲几分钟射击要领，讲一些支部工作问题，教唱“射击歌”等军队歌曲；部队行军途中，成了学习的流动大课堂，每一个战士背后背一个小牌子或干脆贴张纸，上面写几个字，后面的战士看前边战士的背，认字学习，部队还作出了一天认几个字的具体规定；部队宿营休息了，就布置起了“列宁室”，组织人出墙报，学文化。
南方的气候是变化无常的，有时骄阳当空，有时大雨滂沱，有时雾气朦胧，湿热难当。
黄克诚率领红三师的干部战士们排除各种干扰，抓紧练兵，从不松懈。
因为他们知道，休整是暂时的，战斗，更为激烈的战斗在等待着他们。
笼罩在茫茫雨雾中的广昌。
秋风瑟瑟，阴雨绵绵。
红三军团驻地充满了火药味。一场批判黄克诚的会议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
会议是由军团政治部组织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批判会议。
这次集中批判黄克诚与宁都会议有相当大的关系。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全体会议，这就是党史上举足轻重的“宁都会议。”
会议认为临时中央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的长信中要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指示应当坚决予以执行。
接着，会议对中央苏区自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了总结。
后方中央局领导在总结中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与指责。他们认为攻赣州“依据当时的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之所以没有打下赣州，是由于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指挥犹豫；4月红军攻打漳州，本来是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取得了胜利，他们指责“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至于8月下旬，红军在南丰、宜黄等地分兵，作群众工作，他们认为是“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是“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等等。
进而，后方中央局领导认为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指责毛泽东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方法指挥作战，并且“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等等。
结果，会议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等前方军事领导人的反对，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军权。
宁都会议激起的余波很快落到了黄克诚头上。
黄克诚一贯“右倾”，多次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而且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这些主张简直是毛泽东的翻版，因而宁都会议结束后，红三军团专门开展对黄克诚的批判。
广昌会议对黄克诚进行了集中批判。
本来，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是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的，但是，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派来的代表，王稼祥还是在会上讲了话，批判黄克诚。
黄克诚听到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批判，并离开红一方面军的消息，心里说什么也想不通。
红军三次反“围剿”，采取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等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全军将土有目共睹的事实。毛泽东之所以在红一方面军全体将士面前享有很高的威信，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又有什么错误？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很不现实的。湘南暴动开始时何等壮烈？但是，经过冒进湘南，远离根据地，一味攻打县城，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
湘南暴动失败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黄克诚才认识到攻打中心城市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二打长沙的失败，赣州之围徒劳无功，三千红军将士血染沙场，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毛委员反对攻打中心城市难道不对吗？
黄克诚想不通，特别是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更使他对中央苏区的前途，忧心忡忡。脱离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的红军，下一步将如何去行动呢？
如今，又一次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责，黄克诚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仅拒绝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敢于直言不讳，批评上级推行的是“左”
倾盲动主义，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在对自己的集中批判面前，黄克诚再次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革命胸怀，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黄克诚的表现使他再次被降职。
上级认为黄克诚态度不好，一再顽固地坚持错误，已经不适宜带兵，于是撤销了黄克诚红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几天之后他又被调任教导营政治委员。这样，一个多星期之内，连撤两职。黄克诚对此泰然处之，仍然勤恳扎实地在教导营工作，并没有因为遭受批评与降职而闹情绪。
秋去冬来，寒风阵阵。山上的枫树，尽染红色。
贺昌又从红一方面军总部回到了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
这位年轻的上级领导一回来，便打听那位爱与他争吵的年长的下级——黄克诚。
于是，黄克诚又被贺昌从教导营要了回来，担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
不是“冤家”不碰头。贺昌与黄克诚仍旧意见相悖，每天“争论”不休，贺昌指责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黄克诚也毫不客气，回敬他是盲动主义。
老朋友相聚，还是那副老样子，争论归争论，但他们彼此相处十分融洽，并没有因为各自主张不统一而影响工作。
黑云压境，杀气腾腾。
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积极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围剿”。
1932年12月，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围剿”后，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亲临南昌，分兵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采取包围态势，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大“围剿”。
面对敌人的“围剿”，中央苏区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工作。
1932年10月13日，就在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回到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的第二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的第十二号通令》。
10月29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合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挥红军投入反“围剿”的战斗。
11月24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又发布紧急训令，指出“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要求各部队抓紧政治工作，提高军事素质，赤化新占区域，做好反“围剿”的各项准备。
这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红军，但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仍然采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一再强调战斗中一定要“运用一、二、三次战役的宝贵经验，来准备和进行全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以反对国民党的军队。”
因而，1933年初，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接连取得黄狮渡、浒湾两次大捷，俘敌四千，缴枪四千，大快人心！
战斗结束后，周恩来提议，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联系，在抚河至信江之间的广大区域间于运动中伺机歼敌。
然而，这一主张遭后方中央局领导的反对，恰在此时，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移至中央苏区瑞金，临时中央也反对主力红军北上，担心中央苏区兵力空虚，无法抵御敌人的大举进攻。于是周恩来的正确建议被否定，临时中央要求主力红军西渡抚河，攻打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夺取临川、南昌。
红三军团政治部。
南丰前线传来的消息使黄克诚陷入一缕难以化解的哀思里。
红三师师长彭遨牺牲了！黄克诚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彭遨是红三军团最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之一，别看他长着一脸络腮胡子，显得有些凶，他可是个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彭遨曾经是湖南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生，参加过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由于他勇敢善战，又富有组织工作能力，很快成为红军中的优秀指挥员。红三军团成立后，他一直担任红三师师长。彭遨为人爽快。指挥有方，深受战士们的爱戴。战士们常挂在嘴边这样一句话：“跟着彭师长，保证打胜仗”。黄克诚与彭遨共事多年，相交甚深。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三师攻打建宁城，要不是彭遨，黄克诚十有八九会血染疆场。这次南丰攻坚战，红三师担任主攻，因为南丰是敌人在赣东的支撑点，守敌实力较强，红三师强攻数次，只消灭了城外一些堡垒阵地，彭遨师长见久攻不下，亲临前沿观察敌情，不幸被敌人机枪击中，当场壮烈牺牲。黄克诚眼前又浮现彭遨的音容笑貌，眼泪禁不住流出服眶。
红军主力攻打南丰，连续强攻未克，彭遨师长阵亡，伤亡四百人以上，黄克诚闻讯心急似焚。
周恩来、朱德亲临前线了解战况后，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针。以红军一部佯攻，主力则主动撤围，转移到宜黄乐安一线以南。先后在黄陂、草台冈设伏，取得黄陂和草台冈战斗的胜利，全歼蒋介石嫡系三个师，俘敌达两万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红军装备明显改观。
第四次反“围剿”，红军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黄克诚也融入了中央苏区欢乐喜庆的氛围里。
就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在行军途中，不慎坠马受伤，被送往瑞金后方医院治疗，黄克诚旋即被任命为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几个月里，黄克诚又一次大起大落，担负起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重任。
从参加革命算起，黄克诚可以说饱经风雨，然而他那刚直不阿，对革命忠贞不渝的拳拳之心，依然如旧。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乐安大湖坪，雾气濛濛。
黄克诚再次被降职。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奉命前往乐安县大湖坪，开始进行整编。
大湖坪整编后的红一方面军各部都缩编了，取消了军，师编为团，这样，红军共整编为八个师。红三军团则整编为第四、五六三个师。
刚刚迁入瑞金的临时中央在干部政策上，片面强调红军骨干应是工人出身的“无产阶级分子”，于是，黄克诚被调离红三军团领导层，下派到红五师担任政治部主任。
其实，不只是黄克诚一个人，一大批红军干部，尤其是原来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干部，均被调离了主力红军。
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不久也被撤销了职务，彭德怀军团长心存异议，急忙电告临时中央，认为在战争环境中，军中高级干部不宜轻易调换，况且滕政委在战士中素有威望，因而他请求免调腾代远。但是，临时中央没有回电。彭德怀只好放滕代远走了，自己生闷气。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临时中央领导人也有些头脑发热，开始在红军中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方针，实行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分离作战，用“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平均主义。
7月的大湖坪，烈日当空。
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举行誓师大会。周恩来、朱德等红一方面领导人传达了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以红三军团第四、五师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滕代远为政委，同时辅以地方部队配合，入闽作战。
接着，大会进行了作战动员，传达了临时中央提出的东征任务：“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黄克诚听完这些鼓舞人心的口号，心里高兴不起来，这与李立三“左”
倾冒险主义路线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他心中嘀咕。
东进初期，东方军进展顺利，先是击溃朋口之敌，进而尾追一百余里，攻克连城、清流、归化等县。
黄克诚所在的红五师奉命奔袭泉上。泉上是宁化重镇，地扼宁化、清流、归化三县的咽喉要道。红五师冒雨疾进，迅速拔除了泉上外围的敌人据点后，将泉上团团围住。泉上守敌依托土围子，负隅顽抗，并多次企图突围逃跑，被红五师顽强堵回。红五师挖了一条通向土围子围墙的地道，埋好炸药，“轰隆”一声巨响过后，围墙已经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红五师趁势发起冲锋，全歼守敌，俘敌一千多人，缴获了大批粮食、弹药。
东方军自入闽作战以来，一直孤军深入，后勤没有保障，因而粮食困难，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两顿稀饭。行军途经山区，又逢雨季，河水猛涨，粮食更无法解决。泉上一役，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不过，由于连日酷暑征战，东方军病员激增，战斗力削弱许多。
但是，临时中央授权中革军委命令东方军继续南下，逼迫敌人与之决战，以减轻南方战线今后的困难。
东方军奉命投入了紧张，激烈而又残酷的战斗中。
连日征战，时而酷暑骄阳，时而大雨滂沱，加上缺粮短米，黄克诚患上了痢疾。因为没有治痢疾的药，师卫生队只好给黄克诚反复灌肠，搞得他浑身瘫软无力，连路也走不动了。但是，黄克诚仍然坚持跟随部队行动。
闽西地区山多田少，夏季气候变化无常，行军十分困难，病中的黄克诚更是可想而知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
不久，部队搞到一只鸡，这可是难得的佳肴。卫生队便加上一些洋参须子，熬了一大锅鸡汤，给病中的黄克诚吃下去。黄克诚渐渐恢复了体力，精神也好了许多。
不久，红五军沿闽江南岸而下，进军延平。围攻延平，红五师遭受很大不久，滕代远调离红三军团，由杨尚昆接任。——作者注。
损失，其中第十二团政委及其继任者先后牺牲。
这样，东方军从7月初入闽，共历时三个月，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战果不大，而且连续征战，疲于奔命，常常与装备优良的敌军作战，战斗往往极为紧张、激烈、残酷，造成伤亡和疾病减员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黄克诚目睹发生的一切，心里很不平静，更加认识到这是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分开后，造成了这种结果。
两个拳头打人，结果是红一军团这一个拳头置于无用，红三军团这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黄克诚隐约感到红军在行动上出现了问题。
就在这时，蒋介石又在积极备战，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即将到来。
1933年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外国军事顾问的协助下，纠集六十四个师又七个旅共五十万人，向中央苏区发动全面进攻。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拉开了沉重的帷幕。瑞金沙洲坝。秋意浓了，太阳黯淡了。
鸭子一半在稻田里，一半栖在田梗上。
一幢新建的三套间房子，孤零零竖在稻田中央，沉浸在落日的余辉里。
一个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坐在正中堂屋里，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傅古亲热地交谈。他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由于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他开始倚仗这位德国人李德，指挥中央红军了。
共产国际派来军事顾问的消息，很快传到黄克诚的耳朵里。黄克诚还知道了同志们背后对顾问的称呼——“独立房子”。李德新官上任“三把火”，却让黄克诚忧心如焚，明显预感到红军的前途不妙！
9月28日，敌人袭击中央苏区的黎川县城。
李德与临时中央急令东方军回师中央苏区北线，要求收复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
苦战三个月，根本没有休整的东方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奉命西返，长途跋涉，向黎川方向进发。
部队路经洵口，与敌第六师一部遭遇，取得首战胜利。接着，又奉命向硝石进攻。硝石有敌人重兵防守，筑有坚固阵地，东方军连续攻击五日不克。
彭德怀分析敌情后，果断率部撤离，幸免于难。
刚离开硝石，李德又命令红三军团长距离行军，去攻打抚州附近的浒湾。
浒湾敌军以逸待劳，凭借坚固堡垒，疯狂反扑，红军遭到很大伤亡，被迫转移。
浒湾失利，临时中央大动肝火，李德更是火冒三丈。李德不好直接追究彭德怀的责任，就抓来红七军团政委肖劲光，撤职并开除党籍，交付审判。
黄克诚所在的红五师也有一个团政委被抓作替罪羊，当即被撤销职务，并加以处决。
对李德的这一连串动作，黄克诚很有看法。
过去，按照毛泽东指挥作战的经验，红军打完一仗，都进行必要的休整，以便养精蓄锐，寻机歼敌。可是，李德全然不顾东方军鞍马劳顿，连续几个月长途奔波之苦，一味命令红三军团进攻来犯之敌；而敌人筑有坚固的阵地，以逸待劳，这样打仗，红军自然受制于敌，浒湾战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但是，李德不检讨自己的指挥过错，反而乱捕、滥杀毫不相于的红军干部，追究前线指挥员的责任。黄克诚觉得李德真是以势压人，殃及无辜。这样，红军能打胜仗吗？
其实，这些日子以来，黄克诚说话已经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因而凡遇到有关打仗的事，全由红五师师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决定。
自临时中央进入苏区以后，无论军队还是地方，很多持不同意见，或者是赞成、支持毛泽东的同志，都遭到“左”倾领导者的追究，受到“残酷迫害，无情打击”。
黄克诚知道，自己一旦不慎说出人家不中意的话，就可能被整掉，永远缄口。既然自己的意见丝毫不起作用，又何必多说什么？后来黄克诚回忆这段情景时叹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