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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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太原，省政府分工让黄克诚主管农业。他立即提出要到各县看看，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黄克诚先到晋南，跑了曲沃、临汾、洪洞、安泽等十一个县，了解农业情况和农民生活。
　　黄克诚感到，农村已从前几年的灾难中恢复，而且干部群众得到了教训，知道生产是万万放松不得的。
　　黄克诚回到太原时，已到了年底。山西省召开了省人民代表大会，黄克诚参加了会议。会上，由省委提名，补选黄克诚为副省长。
　　会后，黄克诚又到晋西南运城地区，走了新绛、稷山、河津等九县后，他才回到运城。这一带是山西比较富裕的地方，号称山西的粮仓。来回一个多月，回到太原时，就要过春节了。黄克诚两次共跑了二十一个县。他虽然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由于急于工作，所以并不感到多么疲劳。
　　不久，黄克诚听到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犯错误的消息。黄克诚感到十分诧异。
　　黄克诚不知道，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在显著位置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是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的。不久，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推而广之，在整个文艺界进行365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又迅速发展到对彭真于1966年2月3日主持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判，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实际上，对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的所谓错误的揭发批判，从1965年冬就开始了。
　　1966年春节后。山西。
　　太阳炙烤着干涸的泥土，大地张着嘴。好长时间没有见过雨丝了。
　　黄克诚又去太行山区进行抗旱工作。
　　到了高平县，黄克诚想到1939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黄克诚在高平接待了他，一起研究部署反“磨擦斗争”，不禁有些惆怅，遂作了一首词：调寄江城子忆彭德怀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岗，峨嵋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黄克诚在高平地区进行抗旱工作，从2月一直到5月底，走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他一路到了不少基层社队，翻山越岭，汽车不通，就骑毛驴。
　　此时，《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
　　《五。一六通知》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通知》中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次会议，还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加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头上，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文化革命”开始了。
　　山西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文件。
　　高平县委王副书记对黄克诚说：“黄老，我思想不通啊！这些都算错误，我们天天犯错误，不知有多少错误呢！”
　　对此，黄克诚难以回答，只有沉默。
　　这时，还没有揪斗黄克诚，也没有批他的大字报。
　　黄克诚以为，他和彭德怀的问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追究了。
　　后来，黄克诚到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县去检查农业工作。这次往返个把月，回到太原已是7月份了，已经满街都是大字报了。
　　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就天天去看大字报。
　　有时，黄克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棋消遣，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弄不清楚。
　　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
　　周围的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
　　看来凶多吉少，黄克诚有种预感。
　　黄克诚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着头脑，对它会怎么发展，心中完全无底。就这样，过了1966年。
　　1967年1月。刚过新年的一天。
　　太原。省委大院。
　　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三十多人，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黄克诚宿舍。
　　“走，快跟我们走！”他们对黄克诚又推又嚷。
　　“你们要干什么？”黄克诚喝问，一脸正气。
　　“于什么？就是要你黄克诚跟我们走！”
　　“为什么？”
　　“你自己难道不明白？”
　　黄克诚见事已至此，便说：“那得通知我的秘书，报告省委、省政府一下。”
　　黄克诚抓起电话机要打电话。他们动手阻拦，不许黄克诚打。
　　黄克诚故意发脾气，把电话机重重地摔到地上，又大喊大叫：“你们为什么不讲理？”
　　这一吵闹，吸引了大院里许多人来看热闹。
　　黄克诚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也没有什么作用。
　　于是，黄克诚回头对这些学生说：“我可以跟你们走了。”黄克诚在太原被关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车。车行一夜，便到了北京。
　　黄克诚陷入了沉思。他想，在山西总计呆了一年多一点就又回来了。可笑当初还打算在山西长久住下去呢？想到这里，黄克诚不免大发感慨。
　　大街上尽是花花绿绿红红白白的大字报，到处是“打倒”、“火烧”、“炮轰”等字眼。
　　黄克诚先被带到了地质学院。有不少学生监视他。黄克诚便和他们聊天，试图了解情况。
　　有个学生说：“薄一波也给我们抓来了，是我们抓的。”黄克诚本想通过闲谈，劝他们清醒一些。但是，他们正陶醉于这种“革命”行动中，自然不听黄克诚这个“大黑帮”的话。又过了一天。黄克诚听到他们议论，说是上面不肯收容他。这一下，抓他的人似乎伤了一阵脑筋。
　　后来，终于得到了北京卫戍区对黄克诚实行“监护”的决定。于是，黄克诚又被送到一个简陋的营房里，改由北京卫戍区“监护”了。
　　当时，黄克诚不知身在何处。直到有一次从一张买东西的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字样，才知道是在五棵松附近。此后，黄克诚常常和看守他的人吵架。他们对他有侮辱行为时，黄克诚就反击。
　　黄克诚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苦吃，但他打不过也打，不甘蒙冤受辱。
　　这么一来，他们反而感到为难了。他们心里嘀咕：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1967年1月，黄克诚前列腺急性炎症发作，异常痛苦。一个军医给他在尿道中插了一根很粗的导尿管。黄克诚十分难受，觉得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
　　便写信给中央文革负责人陈伯达，要369求住院治疗。此后，黄克诚住进了二六七医院。3月，黄克诚的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专案人员带来了黄克诚夫人唐棣华来看他。
　　此地此景，两人不知说什么才好。于是，他们握握手，相对一笑，然后便坐下来谈病情。
　　3月10日，黄克诚出院，监护地点转移到玉渊潭一带。在这里，被监护者每人住间小屋，相互隔离。黄克诚过着失去自由的孤独日子。
　　他的住房只有九平方米，除了一张床外，只有一张小桌，一只小凳。此外一无所有，什么也放不下了。
　　这时，山西那边黄克诚的秘书把他指定的报纸参考资料等按要求寄到这里，家里也通过专案组送些衣服、食物和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
　　黄克诚在这里写诗纪事：七律纪实无端入狱亦寻常，且把牢房作学房。
　　日习楷书百余字，细研经典两三章。
　　粗粮淡菜情偏好，板床薄褥睡亦香。
　　尚有闲情觅闲趣，斗居旋转乐洋洋。
　　4月，黄克诚看到窗外一棵桃树上桃花似火，灿烂如霞。但是，不久就被狂风刮得零落不堪。
　　黄克诚由此想到多次陪彭德怀等同志被批斗，以及看到大批干部被打倒，便无法控制自己愤懑的感情，又作词一首：调寄蝶恋花桃花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飘，吹掉一大半。
　　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
　　天翻地覆大转换。
　　英雄转瞬成坏蛋。
　　后来，专案组发现这首词后，如临大敌，一方面要“监护”单位找原因，查明黄克诚为什么有条件写诗填词，同时责令严密监视黄克诚的行动，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黄克诚敢作敢为，毫不隐瞒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在一份材料中写道：我于1967年5月至12月间，填了一首《蝶恋花》词，题名是“桃花”。
　　这首词表达了我在这个时期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心情。
　　在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打倒谁的时期，黄克诚把自己对“文革”的看法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这既体现了他极高的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又充分显示了他一向无私无畏、敢讲真话的品德。
　　为此，专案组不但多次对黄克诚进行批判，而且作为一条371“罪状”
　　写在黄克诚的“审查结论”中。
　　这期间，黄克诚一共被批判了二十次左右。
　　从8月起，专案组又重新对黄克诚进行审查。
　　审查者先是从他的自传中找矛盾，让他一件事一件事写书面交代。有些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专案组为此曾跑到黄克诚老家两次。凡是黄克诚到过的地方，都要一一调查。这样，一直到1968年3月，一共审查了8个月。
　　他们着重查黄克诚的入党问题，逼他承认是假党员。这令黄克诚哭笑不得。黄克诚想，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武装斗争，出生入死几十年，怎么会是假党员呢？
　　原来，黄克诚入党时的证明人，都在战争中牺牲了。只有一个介绍人活着，而这个人却说他不记得介绍黄克诚入党。此人确实是当时湖南第三师范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但是，黄克诚入党情况特殊，是和另一同志一起先与特委接头，得到同意后，再请第三师范的同志担任介绍人的。
　　黄克诚入党时，和他谈话的同志是由特委派来的，入党后又由特委和他直接联系，所以和第三师范的介绍人反而没有多少接触，也没有在学校过组织生活。这样，湖南第三师范的同志忘记了，不足为怪。
　　但是，根据这一点，就认为黄克诚是假党员，简直毫无道理。
　　专案组不顾黄克诚说明的情况，对他大搞逼供信，甚至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他休息。有时，甚至采取打骂等侮辱手段。
　　这一段时间，通常总是十几个人围攻。
　　一天，忽然来了二十多人，威风凛凛地摆出要打人的架势。先由两个人抓住黄克诚的膀子，使他动弹不得。黄克诚一看情况不妙，不愿受辱，便使劲挣脱出一只手，抓起桌上的茶杯猛砸自己的头。于是鲜血直流，黄克诚马上休克了。
　　这帮人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只好僵旗息鼓而去。管理人员请医生给黄克诚包扎了伤口，又让他休息了一天。对此，黄克诚十分气愤。他马上给林彪写信反映情况。信中说：我入党四十余年，历史长得很，要找碴，可找之处甚多。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过来的，一味瞎纠缠搞下去，搞到我八十岁也搞不究。这种逼供方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
　　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有不少。固主席事忙，只好写信给你，请考虑一下。
　　黄克诚请傅崇碧转交此信，后来知道林彪收到了此信。黄克诚不仅写信揭露专案组的迫害，而且还当面对专案人员不顾事实的逼供和谩骂给以义正辞严的回击。
　　一天晚上，专案人员见黄克诚伤势已无大碍，就重整旗鼓，又来围攻。
　　整整逼了黄克诚24小时，仍旧一无所得。
　　这时，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用手指着黄克诚，骂道：“你这个混进党内的反革命，这么顽固！”
　　黄克诚大怒，忍不住骂道：“你他妈的懂个屁！”这下子，他们几十人围了起来。
　　“好啊，你骂人，气焰那么嚣张，真是现行反革命！”有人吼道。
　　黄克诚想：你们可以换班，我可必须争取休息，留点精神对373付你们。
　　于是，他说道：“好吧，我骂了你，你是革命造反派，骂你就是骂革命造反派，就算是反革命吧！”
　　他们听了这句话，觉得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才罢手而去。
　　第三天，他们又来逼问“假党员”问题，准备仍用上次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但是，黄克诚已想好了对策。黄克诚不等他们开口，就不慌不忙地说：“我要发表声明：从你们开始对我逼供的那一天起，凡所有你们逼我写的检查材料、交代和讲话中被迫说的话，我现在宣布一律无效。今后，你们逼我再讲、再写的东西，也同样一概无效。特此当着你们大家，郑重声明。”
　　黄克诚的声明使专案人员大出意外，他们目瞪口呆，好长时间什么话也没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改问黄克诚：“你为什么写信给林副统帅，不经过我们？”
　　“经过你们，这信就转不到了。我对你们有意见，写信给你们的上级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你们？”黄克诚理直气壮地回答。
　　从此，专案人员的态度有所改变，“提审”、“批斗”的方式平和多了。
　　那彪形大汉的打手也不来了，他们对黄克诚改用说教、劝供的方式。
　　他们连续劝说了一个星期以后，问黄克诚：“你听进去了没有？”
　　“有那么一两句我听进去了。你们王组长说，我是因为参加革命，才得到党和国家的任用，担任了重要职务。这句话说得对，我听进去了。其余的话，你们全白说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黄克诚瞪了他们一眼说道。
　　以后，专案人员就让黄克诚写详细的自传。他们这些人头脑冷静了一些，可以听得进一定的道理了。
　　于是，在这次自传中，黄克诚写了上次没有写的一件事。
　　1929年，黄克诚奉命从井冈山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失败后遭到敌人通缉。黄克诚无法藏身，便来到长沙。经当时在国民党二师工作的同学介绍，化名当了该师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后来，他把此事向组织作了报告。
　　当时，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为了隐蔽力量，党规定经过组织同意，可以自谋职业。因此，黄克诚虽然事先来不及征得组织的同意，但随后即作了报告。
　　专案组左调查右调查，也没有查出什么事。
　　后来，1984年整党时，当调查人员向他了解“文革”中专案人员的问题时，他说：“1975年专案人员给我写的‘结论’，不能看成是诬蔑。1929年，我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一事，虽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初期曾向组织报告过，但延安整风就没有交代。那时搞‘抢救运动’，怕交代后没完没了。这是事实，我认错。”
　　黄克诚光明磊落，泾渭分明。
　　1968年8月，黄克诚又被转移到公主坟一带。
　　1970年，黄克诚仍旧被监禁。冬天冷得很，手臂疼痛，黄克诚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疼处，倒也颇有效，以后，他就经常进行自我按摩。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监管人员的态度大大改变。
　　1972年，黄克诚从广播中得知老上级陈毅逝世，极为难过。后来，又听说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也都在“文革”期间逝世，但不知详情。
　　不久，准许家属探视了。一次，黄克诚的夫人带着子女来看黄克诚。他们除了谈家里的情况外，主要是谈社会经济情况。这是黄克诚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此时，监管越来越松，只是需要写检讨应付差事。到1973至1974年，管制更加放松，问也不大问了。
　　1974年，黄克诚因病住院。他得知彭德怀也住在这个医院，但两人都在监护之中，仍是不通消息。彭德怀因病逝世，黄克诚一点也不知晓，后来才听说此事。
　　1974至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情加重。“四人帮”幸灾乐祸，以为总理病重，他们便可取而代之，没想到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
　　1975年1月，黄克诚因前列腺炎急性发作，在邓小平的批示下，住进三○一医院。一个时期后，病情渐渐好转。
　　黄克诚夫人又给邓小平写信，请求解除黄克诚的监护。专案组说在他们的材料上签字后，就能上报解除监护。此事因专案组和黄克诚在材料签字上有不同意见，拖了很久。
　　后来，黄克诚夫人对他说：“这个材料其实与庐山会议的结论无大区别，你将来如能解除庐山的冤案，一些附加的罪名不辩自消。”于是，黄克诚勉强在材料上签了字。
　　专案组如释重负，马上对黄克诚宣布：中央决定给你解除监护，仍回山西任省长。
　　黄克诚出了医院，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就回山西去了。1975年秋，黄克诚刚到太原时，省委还有让他参加工作之意，但不几天就变了，说黄克诚身体不好，还需休养，市内不宜居住，要他搬到市外晋祠去住。
　　原来，此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各条战线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当邓小平要系统地有步骤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事情起了变化。
　　1975年底，在江青集团煽动下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炮制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荒谬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老干部，把各方面的整顿诬为“全面复辟”，揪邓小平的代理人。
　　邓小平又一次被整下台。黄克诚等一大批老干部未得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