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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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年轻人往往是贪睡的。
　　有一天早晨，李莉睡过了点，耽误了黄老的锻炼。李莉深感内疚，而黄老却一点也没有责备她。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黄克诚在经过李莉的房间时，就用拐杖在门上轻轻敲两下。
　　“李莉，起床了！”
　　其实，屋里，李莉早已起来在洗漱了。
　　警卫参谋刘长春，1981年刚到黄克诚处工作，就有两件事没有处理好，但是黄克诚以他宽阔的胸怀，给予了谅解。至今，刘参谋提起来仍然激动不已。
　　刘参谋一上任，便遇到黄克诚在三○一医院住院。他是在病房里见到黄克诚的。
　　首长随便问了他几句家常话后，就让他把便壶递来要小解。可是，由于黄克诚的湖南口音太重，便壶两字他就是分辨不清。他又问了两次，黄克诚一个字一个字说给他听，他仍然没有听懂。刘参谋急得满头大汗，在屋里乱窜，依然没有找到黄克诚要的东西。
　　最后，护士进来了，才弄清了是怎么回事。可是，这时黄克诚的小便已经整整憋了半小时了。要知道，黄克诚小便失禁，这半小时他会多么难受。
　　事情过后，刘长春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对不起黄老。
　　没想到，黄克诚若无其事地对他说：“小刘，我当时知道你是没有听懂我的话，干急没办法，怪我说不好普通话。没关系，咱们相处时间长了，你就能听懂我的话了。你不要在意，今后就大胆工作吧！”
　　黄克诚虽然没有批评刘参谋一句，但是刘参谋心里非常难受，他只恨自己不该让一个多病的老人遭受那么大的痛苦。接踵而来的第二件事，刘参谋也没有处理好，因而使黄克诚受到了更大的痛苦。
　　那天，病房的温度很高，热得黄老出了一身大汗。他患有肺气肿，怕热，一发烧就咳嗽不止。
　　于是，黄克诚请刘长春把空调的温度调低一些。
　　谁知，刘长春没有摆弄过这玩艺，三弄两弄，屋里的温度更高了。
　　黄克诚热得在床上没法呆了。
　　这次，刘参谋学聪明了。他赶忙找来护士把调节器调整到了适度的位置上。
　　刘参谋感到很惭愧，红着脸对黄克诚说：“黄老，都是我不好。”
　　黄克诚说道：“没关系，小刘，这样的事发生，都是因为你没有经验，以后多学习点就是了！”
　　黄克诚把司机王秀全风趣地称为“妻管严”。王秀全和黄克诚闲聊时，多次流露出他每天下班回到家里，都是全家第一号“忙人”，要买菜，要做饭，还要洗衣服。“那么，你夫人呢？”黄克诚笑着说。
　　“她指挥，我实干。”王秀全也以笑回答。
　　于是，“妻管严”的雅号就在工作人员中传开了。一个周末，下班时间还没到，王秀全又张罗起买菜的事了。“小王同志，你这个‘妻管严’病，看来是不治之症了。”黄克诚故意刺他一句，说完，哈哈大笑。
　　“黄老，咱们俩比起来；我这‘妻管严’要比你轻多了！”王秀全也和黄克诚开了句玩笑。
　　在场的人都哄堂大笑。
　　黄克诚由于疾病缠身，晚年的很多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他深知医务人员为了自己的健康所付出的辛勤劳动，非常感激。黄克诚多次对医生和护士说：“我没有好东西送给你们表示心意。我的老家湖南永兴出产桔子，很有名气，将来我一定请同志们尝尝我们老家的桔子。”
　　但是，黄克诚的这个心愿还没有实现，他就与世长辞了。黄克诚逝世后，他的夫人唐棣华按照他生前的愿望，自己掏钱，到湖南拉了一汽车桔子，给病房里的每个医务人员分了二十斤。
　　同志们拿着黄橙橙、鲜嫩嫩的桔子，想着可敬的黄老，心中不禁充满了激情……
　　黄克诚在他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先后有十次受到批判斗争和处分。
　　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他所坚持的意见都是正确的，而对他的批判斗争都是错误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黄克诚出任了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当年曾经对他进行过错误批判的同志，纷纷来看望他，当面向他赔札道歉。有的同志甚至痛哭流涕，忏悔不已。
　　每当此时，黄克诚总是十分诚恳地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今天没有必要再提它了。重要的是在有生之年，争取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况且，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们如果不批判斗争我，你们自己也过不了关啊！
　　所以说，你们是没有责任的。“
　　黄克诚还常常热情地关照来人好好保重身体，并手把手地传授他在被关押期间学会的按摩术，说这种方法很有效，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许多慢性病疼都可以根除。
　　前来道歉的人起初不免有些紧张，听了黄克诚的话以后，心情顿时轻松起来，并深深地为之感动。
　　还有一些同志，当年曾因在黄克诚的领导下工作而受到株连，现在虽然得到平反，但心里仍忿忿不平，表示一定要争个是非曲直。
　　黄克诚听了之后，耐心地开导他们说：“我们党的历史很复杂，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能够把历史上所有的旧帐都翻出来细算，这样对党、国家和人民都没有好处。再说，为个人问题去纠缠历史旧帐，很不值得。我们都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不要为争个人的是非高下而浪费掉为党工作的时间。”
　　三○一医院。
　　温柔的阳光和初夏的景色装饰着这个清幽的庭院。鸟儿在枝头歌唱。到处流散着浓郁的香味。
　　护士丁冬主要处理所有医嘱，对好药，安排各位首长吃午饭等事务，除此以外也就没有什么事。中午十点半以后，她准备下班了。
　　就在这时，丁冬注意到在四床的首长，饭后习惯地在内走廊散步。
　　丁冬生性话多，说道：“首长，天气这么好，您为什么不到外走廊散步呢？照照紫外线，有利于身体恢复呢。”四床首长微微地笑了一下，在丁冬面前停了下来：“小鬼，你值班啊！”
　　“首长，您对午饭还满意吧？”丁冬真诚地问。
　　“满意！满意！这儿的一切都不错。”那位首长忙不迭地点头，眼睛和头却时时向着黄克诚住的那个方向。
　　“最里面那个病人，黄克诚，他……他最近好吗？”首长小心翼翼地问道。
　　丁冬不由得生出一种感觉，心想他和黄克诚之间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首长，你们是不是以前认识？”
　　“哦，认识，很久以前……”四床首长避开护士丁冬的眼睛，向走廊的另一头望去。
　　这天，警卫参谋刘长春搀扶着黄克诚在病房里来回走着。这是黄克诚每天下午要坚持的一个活动项目，医生交待他要加强腿部肌肉的锻炼。
　　黄克诚对医生嘱咐执行得一丝不苟。每一步迈出去，都有固定的距离。
　　他力争迈好每一步。
　　这个时候，黄克诚喜欢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聊天。
　　“黄老，住在四床的那位首长，每次见到我们，总是托我们向您问好。”
　　刘参谋说道。
　　“哦？！四床首长叫什么名字？”黄克诚听了之后，感到有点惊奇。
　　刘参谋望着护士丁冬。于是，丁冬说出了四床首长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黄克诚的脚步稍稍迟疑了一下。
　　“他总是念叨您，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不肯亲自来看您。”刘参谋继读说道。
　　“你再见到他，就说我有时间去看他，多年不见了！”黄克诚微微一笑，显然想起了那个人。
　　不久，刘参谋和护士向四床首长转告了黄克诚的话。老人端着一杯水，坐在沙发里，用心地听着。
　　忽然，他那端茶杯的手在不停地颤抖，以至于他不得不把茶杯放在了身旁的小茶几上，茶水溅出了一些。看起来，四床首长有些激动。
　　他用手扶着头，脸上的表情显示，他在回忆往事。他先是摇摇头，然后又点点头，喃喃地说：“老首长啊，老首长……”
　　一会儿，他站起来，说道：“怎么能让黄老来看我呢？我应该立即去看他才是！”
　　两人相见了。
　　远远地，四床首长伸出一双颤抖的手，紧紧地握住了黄老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还是黄克诚先开了口，让他坐下，关切地询问起他近些年来的情况。
　　黄克诚端坐在轮椅上，瘦削的双臂支撑在扶手上，双手交织在胸前，微微地颤抖着，可是，脸上的表情宁静而安详。四床首长侧坐在沙发上，身体前倾，面向黄克诚，很认真地回答着他提出的一些问题。
　　他们谈起了往事。
　　渐渐地，随着话题的拓宽，两位老人之间出现了轻松和谐的气氛，笑意荡漾在两位老人的脸上。
　　尤其是四床首长，原先存在于他脸上的恐慌、紧张的情绪，渐渐地被一种由衷的敬意所代替。
　　四床首长和黄老道别后，慢慢地向外走。到了门口，他停下来。他再次回到黄老身边，握着黄老的手，连声说道：“谢谢您，黄老，谢谢！我会常来看您的。”
　　黄克诚对他前来看望表示感谢。脸上流露出轻松的笑意。
　　原来，庐山会议上，当时还年轻气盛的四床首长，对黄克诚说了一些今天看起来很不负责的话。庐山会议后，处于逆境中的黄克诚，把一些同志对他的误解深深地埋在心底，只让时间去证明一切。
　　这么些年来，四床首长一直怀着深深的愧疚，以至于他与黄克诚住在同一医院，同一楼，却没有勇气面对他。
　　黄克诚以他那宽大的胸怀接纳了四床首长。
　　事后，黄克诚说：“在那样的环境里，不说假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他也不容易，过错不能算在一个人头上。”
　　以后，黄克诚每谈起这些往事，总是用他那特有的湖南口音一笑了之：过去的事情就应该成为过去！
　　1977年12月，黄克诚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黄克诚不顾年迈体衰，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他非常关心经过“文化大革命”劫难后的军队建设，多次找主持军队工作的同志谈话，建议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逐步实现干部年轻化。
　　1978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年，他又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
　　黄克诚虽已八十高龄，又双目失明，仍竭尽全力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兢兢业业地工作。
　　黄克诚一向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他对脱离群众、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各种错误倾向，疾恶如仇，并坚持不懈地与之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黄克诚经常教育纪检系统的干部，要秉公执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敢在老虎口中拔牙。只要是做了危害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事，不管他是谁，纪委都要去管，“天王老子也不放过。”
　　他对自己的老同事，老部下，更是从严要求，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肯讲情面。
　　1980年，总参谋部一位首长，为了欢迎有关部队的领导同志，在京西宾馆设宴，花掉四百元公款。
　　黄克诚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责成军委纪委派人调查，严肃处理。
　　问题查清后，有关同志向黄克诚汇报说，请客的那位总参首长是黄克诚的老部下，用公款请客吃饭的人到处都有，这次的事情并非多么严重，下不为例就是了。
　　但是，黄克诚坚持原则，一定要严肃处理，不仅要有关责任者作出深刻检查，而且要按照“谁出主意谁出钱”的原则，让那位总参首长自己出四百元钱付清饭费。
　　这时，又有一个同志提出一个变通的处理办法，说饭费一定要付清，但不要由一个人出那么多钱，而由所有吃客饭的人共同分担。
　　黄克诚毫不让步，坚持“谁出主意谁出钱”的原则不能违背。他严肃地说：“当前我们党内所出现的不正之风，与许多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有直接关系，这是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用公款请客吃饭，就是在吃老百姓的血汗，岂能容忍这种现象蔓延！不要把这类问题看作是小事一桩而轻易放过，否则发展下去，我们就会和国民党没有两样了。在端正党风的问题上，越是高级干部，越是我的老部下，越要从严要求，不然怎能服众？”
　　最后，请客饭的那位总参首长自己出了钱，作了深刻检查。黄克诚将此事予以通报，给全军高级干部一次深刻的教育。
　　在粉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后，人们开始对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回顾和总结。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有人回顾和总结历史，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他们不是出于公心，而是意气用事。
　　一时间，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肆意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不正常倾向。
　　1980年11月。北京。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召开一个全国性会议。黄克诚正在主席台上作报告。
　　要知道，这是黄克诚不顾年迈体弱，双目几乎失明，以抱病之躯在作报告。
　　报告持续了长达四、五个小时。
　　黄克诚针对党内和社会上一度出现的肆意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评价，严肃批判了某些人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采取的轻薄态度和不负责任的作法。
　　会场上，回荡着黄克诚沙哑然而有力的湖南口音：对于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曾经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评论和处理党内的某些历史问题时，小平同志曾讲过“直粗不宜细”。就是说，对那些不大重要的问题，不要过分纠缠。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所有共产党员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
　　前一段时间，听到一些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的议论，感到有些议论违背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讲的原则。有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谩骂、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倾向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想讲的话很多，也有责任讲讲我的看法。为了有助于理解小平同志讲述的那些原则，我想先讲点历史。
　　接着，黄克诚讲述了中国革命和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
　　然后，他继续讲道：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我讲这些历史，只是想具体说明：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不是颂扬、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奉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者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黄克诚指出：“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总结我们夺取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黄克诚抬起头来，扫视了一下全场。接着说：我认为，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三大改造之后，没有及时地明确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且在具体的经济建设中犯了贪多图快的错误。另一条是他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提出了一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且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处理党内斗争，结果被坏人钻了空子，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当然，如果细算起来，可能还有许多别的错误，但那些错误基本上是从这两条错误派生出来的。
　　有些同志把建国以来我们党犯的所有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邓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小平同志讲了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责任的。有一个同志曾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不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扩大化，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国为什么错划了那样多右派？我看各级党委都要负一定的责任。大跃进中，许多做具体工作的人盲目地浮夸，将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反右派，大跃进，五九年庐山会议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以至错误地开除刘少奇同志的党籍等等，哪一次不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如果中央委员多数都不赞成，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赞成，毛主席一个人怎么能犯那么大的错误呢？！当然，毛主席是要负领导的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把错误却都算到毛主席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大家来分担责任，那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毛主席的担子也就轻了。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业还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干。我们多从自己方面总结历史教训，只会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