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全传-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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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鸿燊还说，与朋友合伙做生意，霍英东总是坚持一条：每作一个决定，他一定要先问过全部人，人人都同意了，他才动手，绝不擅作主张，自行决策。既然其他人已经同意，则做起来一定是同心协力。
霍英东的性格并非“海派”，而是时时、处处谨小慎微，做生意时更是这样。何鸿燊透露，每次大家开会，开完会之后，霍英东总是捡起与会者留下的纸条带回家，一来可以再仔细研究，二来免得这些纸条被别人捡去，“机密”外泄。
据何鸿燊所言，霍英东的公司财务制度很严密，每写一张支票，霍英东都要经10几层手续才最后签字。
此外，何鸿燊还说，在与对方洽谈生意时，霍英东也有自己的“绝招”，他一般都不讲话，只是耐心地听对方讲，然后在关键时刻才插上一两句。在霍英东看来，做生意的人往往讲得越多会吃亏越多。
由此可见，何鸿燊很佩服霍英东的商业才能。那霍英东怎样评价何鸿燊这位多年的合作伙伴呢？应我的要求，霍英东破例地谈起对何鸿燊的看法——“何生曾经对你有很高评价，你怎样评价他？”
“他这个人嘛，好有冲劲。总之有什么事叫他做，他一定做好。他喜欢开赌，喜欢当赌王，连巴基斯坦、伊朗这些阿拉伯国家，他也敢去开赌。有一次，我和他去新加坡，他竟然想在那边开赌。我说，‘你千万不要搞，李光耀在这里，你来开赌不就是一个笑话。’ 结果，他还是找人谈，几乎要向政府递交开赌报告。一般人都觉得开赌不太好，但他好像认为开赌并不怎么样。一般人是不去想从开赌赚钱的……但是，没有他，很多事成不了，因为他够胆，什么都不怕。”
“以前听一些人讲过，你和何鸿燊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冷一热，一个不喜欢说话，做事稳重，一个什么都敢讲、敢做，甚至知道错也照做……”
“而且，错了之后，他不肯认输。”霍英东笑了一笑，继续说：“比如他和别人下棋，照棋局，他形势不妙，注定要输了，我们说死棋啦，劝他认输啦，但他不认输；那好，不认输就继续下一步棋啦，但他却一动也不动，一味坐在那里。等到吃饭时，有人叫开饭了，他就站起来，说大家吃饭了，这盘棋就不算数了。他有时从澳门过香港来，找王新永下棋，照棋局，他明明是输了，但他却一味不动棋子，坐在那里一两个钟头，等到开船时间到了，他就说要赶回澳门，这盘棋并没有下完，他并没有输……”
“平时你和他有没有打打球、下下棋？”
“打球、下棋，他都不肯输，所以每次见到他，我总是笑他：打球、下棋，总是你赢！”
“他有时也到中华游乐会打球，有无与你打？”
“以前有的，不过，打多了，觉得总是要让他一定赢，就不打了……”
“那么多年打球、下棋，他真是没承认自己输过？”
“我只赢过他一次。今年中华游乐会搞一次‘100岁网球比赛’，就是两个人加起来超过100岁的会员的比赛，我和他打，打赢了他……”
据一些目击者说，当时，何鸿燊一打输，很不高兴，拍板而走。
“你和他打球时，有无下注赌钱？”
霍英东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的性格，什么事都不想输……”
其实，“永不言败”正是何鸿燊最突出的性格；也正是凭着这个性格，何鸿燊才在事业上屡创佳绩，成为一代枭雄。
澳门博彩业何去何从？
谈完何鸿燊，我们又谈到澳门博彩业的前途问题。当时，霍英东的二公子震寰也在场。霍震寰现在主管霍氏集团的内部事务，霍氏集团的财权主要由霍英东和他掌握。因为刚才谈到霍氏集团来自博彩业的分红利益，霍英东叫他进来介绍有关情况。他拿着一本厚厚的账本，上面记录着霍氏集团的各项收支。谈完博彩业的利益后，他仍然留在那里，和我们一起谈其它问题。
“你怎样看娱乐公司在1999年之后的前途？”我问霍英东。
霍英东想了一下，说：“真的不知道怎样看……”
“你认为中共是否会限制博彩业的发展？”
霍英东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只是说：“从我个人来讲，开始经营博彩业时，是希望不要靠黄、毒、赌来发展澳门……”
这时，霍震寰也插话：“娱乐公司除了经营博彩业，在澳门其它方面的投资也很多。”
“可以说是控制、垄断了澳门的经济。”我说。
“也不能说是垄断，因为没有人到澳门投资，而澳门政府对娱乐公司也有这个要求。”霍震寰说。
“我总觉得，博彩业有很大力量，赚那么多钱，做什么事都可以。”霍英东若有所指，转而说，“当然，娱乐公司可以将澳门发展得更好一些。”
“1999年之后，未来澳门特区政府是否限制博彩业发展？娱乐公司的前途如何？”我再次问起这个问题。
“真是很难预测！”霍家父子同时说出这句话。
“有人认为，内地方面即使不取缔、限制赌场发展，也会透过一些力量介入其中。”我说。
“可能是，到时可能不是娱乐公司一家经营博彩业，而是几家合营……”霍震寰说。
霍英东接上震寰的话，说：“应该这样做。至于是否限制博彩业的发展，则取决于澳门自身的生存问题。我没好好研究过1999年以后澳门的经济发展怎样，比如建国际机场是否多余？又如电厂，需不需要？当然，无论如何，对我们家族影响不大，因为这些钱并不是我们家族的，而是基金会的，用于内地的投资和捐赠……”
到此，我们关于澳门博彩业这段历史的采访告一段落。
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之后，澳门博彩业何去何从，始终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要探索这个问题，我们先得了解澳门的经济现状。
1995年9月，澳府曾向联合国递交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在澳门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中，博彩税占了46％，而各种直接税和间接税只占19％，卖地收入占25％，其余的则是其它各种收入。由此可见，博彩业在澳门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博彩业与出口加工业、建筑房地产业、金融业并称为澳门四大经济支柱，但其它三大支柱加起来的影响力也没有博彩业那么大。而且，博彩业的专营公司，还在金融、交通、地产、百货等行业有重大投资，跟澳门各项公共事业，跟各个经济领域都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博彩业几乎全面垄断澳门的经济。
所以，在1999年之后，任何力量若强行限制或动摇博彩业的地位和权益，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澳门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将会出现大的震荡。甚至可以这样说，若博彩业被限制、取缔，澳门一夜之间就会变成一个死城、空城。
事实上，中方也很清楚博彩业对澳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早在制订《澳门基本法》的时候，就为澳门量身订做了第118条：“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整体利益自行制订旅游娱乐业的政策。”由此可见，中方为了维持澳门的繁荣和稳定，决不会急于去动摇博彩业的地位和权益。
当然，中方不希望看到博彩业日益在澳门的各行各业不断扩张，因为将来的博彩业会对澳门的经济造成全面垄断的局面，继而左右到特区政府的运作。那么，中方所要做的，可能是透过自己的代理人入局，逐渐把博彩业纳入中资间接控制之下；或把博彩专营牌重新招标，吸纳其它公司经营，以免娱乐公司一家继续坐大。
2002年3月，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在北京期间曾与霍英东会晤。霍英东向何厚铧表示退出澳门博彩娱乐公司，并表明退股后成立澳门基金会支持澳门发展。
何厚铧说：“我们对霍先生这个决定是非常欢迎的，特区政府非常尊重霍先生的决定。我相信霍先生同何鸿燊先生会在适当时间有所接触，大家友好地妥善地处理这件事情。我相信在股份转让方面不会出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何厚铧表示，特区政府不会干预获得博彩牌照的公司转让其股份，当局会按法定程序处理有关事宜，而有关公司就股权处理情况要告知特区政府。
何厚铧重申，股份转让是公司的内部事情，在无碍公司运作及未来的经营能力的情况下，不会对博彩业的开放构成影响。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作太多揣测和顾虑。
霍英东持有近三成股份的澳门旅游娱乐公司原专营赌牌是在2002年3月31日到期，霍英东选择此时退出，顺理成章。
霍英东表示，他的退出，是基于个人取向，并不是对澳门发展博彩业有不同看法。他完全赞同澳门特首何厚铧提出的博彩业发展思路，认为符合澳门的长远利益，得到中央的支持。他也重申，当年他参与“澳娱”成立，到今天退出澳娱另组基金会，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推动澳门经济繁荣。
第二十三章国庆观礼 绕道澳门上京
1964年9月底，霍英东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这次上京，他并没有直接从罗湖过海关，而是绕道澳门回内地，有人指此举是为了避人耳目。在北京，霍英东第一次见到邓小平。
绕道澳门上北京
1964年9月底的一天，霍英东悄悄地搭上信德船务属下的路环号水翼船。这次，他并不是专程去澳门，而只是绕道澳门到内地去。他是应内地之邀，以香港商人的身份，担任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典。
霍英东与内地方面的接触，始于朝鲜战争时期，但那纯粹是生意上的往来；而在政治的层面上，中方和霍英东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接触的呢？
就此问题，我曾问过一位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职的人士，但他的回答前后有些矛盾，他最初说中方是在“六七风波”后才与霍英东有往来的；一回他又坦认大约是在1961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高层如社长梁威林等人已经与霍英东有接触。
我问：“那次见面是谁主动提出来的？”
他说：“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
“在哪里见面？”
“就在旧中国银行大厦。”
“你们接触霍生时，他最初的反应如何，是不是很爽快地就答应和你们见面？”
“是的，大家作为朋友见见面，聊聊天，没有什么大不了。”
“当时，新华社方面有哪些人与霍生见面？”
“第一次见面，梁威林和我在场，最多可能还有祁烽。”
祁烽是1957年来港出任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及代社长的，而梁威林则是在1958年正式到港出任社长一职。梁、祁两人都参加过抗日战争，组织、领导过游击队抗敌，对香港的情况也较为了解。
我又问：“第一次见面，大家谈了些什么？”
“具体谈什么，我不记得啦。应该是互相了解、沟通一下而已。”
我也曾经就此问题，问过霍英东多次，但他都没有正面回答。很明显，他不愿多谈他早期与中方的交往。直到1996年2月份，在我的再次要求下，他才蜻蜓点水般地透露了一些情况，而这些内容与那位何先生所谈的全都一致，连两人谈此情况的口吻、语句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在当时而言，霍英东与梁威林、祁烽等中方官员见面，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据一些了解中方早期在港活动情况的人士透露，从50年代起，旧中银大厦就成了中方的主要活动场所，中方的重要会议、活动，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官员与香港重要人士的会面，一般都安排在那里举行；而港府政治部也一早就发现这个情况，并且在线人提供会议时间、日期、地点及人物等情报资料的情况下，对出入大厦的人物加以摄影和记录。
霍英东第一次与梁威林等人的会面，以及往后在同一地点的见面情况，是否全在港府政治部的绝密侦查下呢？对此，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据一个前政治部探员1996年初在无线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透露，一些亲中人士，包括霍英东、吴康民（原培侨中学校长）等人长期都受政治部的密切监视。
那么，在1961年第一次与梁威林等人会面之前，霍英东有无与其他中方人士接触过呢？就此问题，我也问过霍英东。
“朝鲜战争之后那几年，中方有无主动与你接触过？”
霍英东欲止又言：“没有的，一直都没有……老实讲……后来很多人……结果呢，陈祖沛返回广州之后，也没有接触。”
陈祖沛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南北行”的富商，曾有人称他为“商界超人”，因他做生意手法高超。他可能是中方的“自己友”，大陆搞“三反”、“五反”时，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他把“南北行”的账本带上广州市，向中方交代自己的经济问题；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陈祖沛受到冲击，被迫跳楼自杀，虽然幸而不死，但却落得个双脚折断的下场。
“南北行”是老牌中资贸易行。朝鲜战争时，在冲破联合国禁运，向内地运送物资方面，“南北行”居功甚高。
从霍英东以上那断断续续的话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在朝鲜战争时可能与陈祖沛，与“南北行”有过生意上的合作；朝鲜战争后，他可能也与陈祖沛有过往来，但自陈祖沛返回广州后，两人就不再见面。如果以上的推测成立，那可以证明霍英东在与梁威林见面之前，已经与中方有了秘密的接触。
1962年，也就在与梁威林见面之后不久，霍英东又去了一趟广州。
“这是自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第一次返内地。”霍英东对我说。
“是不是为了跟内地方面谈海沙生意？”我问。
“是的，那时，香港的海沙供应出现问题，沙源不够，所以到广州找广东省五矿公司等部门谈合作的事；但是，也不全是谈海沙……”
“还谈了什么？”
“那时，杨尚立请我吃饭，地点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一间叫听雨轩的地方。大家没谈什么，那时，正是大跃进之后，生活很困难。返广州，最初是作为一个……”
“是不是统战对象？”
“可能是啦。杨尚立是从外面回国的大资本家，他当时是广州工商联的主席……”
当时，霍英东已是港澳两地有相当影响力的商人，加之他曾与内地有生意往来，故他成为统战对象是很自然的事。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接触，还是有所顾虑的。一方面，虽然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在承认新中国的同时，英国还继续与国民党方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在台湾淡水驻留领事机构。实际上，中英两国关系并不友好。另一方面，由于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与内地做生意，引起了英国和美国的不满。在这种形势下，霍英东与中方接触，可以说是相当微妙的。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传递解出境的阴影一直困扰着霍英东。直到60年代初期，港府把一些所谓的“危险人物”递解出境的事还时有发生，其中最为轰动的是在1961年11月，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香港仔警察训练学校副校长、华籍助理警司曾昭科，被当局扣留50多天后，递解出境。
霍英东也感觉到港府对他并不友好，且总是担忧哪一天真会被当局递解出境。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霍英东一方面尽量改善与港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内地接触，建立友好的关系。选择这样的处世方式，可能是为自己安排一条退路。但是，他与内地接触，总免不了会顾虑重重，所以，与中方的往来，他不可能高调、招摇，只好小心翼翼、谨小慎微。
因此，曾有人认为，霍英东第一次上北京时绕道澳门，是为了避人耳目，不想被港府知道，以免被贴上“亲共”的标签。
我曾就此事问他：“那次绕道澳门，是否为了避人耳目？”
霍英东断然否认此说：“不是的。如果从深圳上北京，很不方便，在罗湖海关要排队、填回乡介绍书，几百人过关，要排几个小时；到了深圳，换了外汇券，才有饭吃，然后到了下午才能坐火车到广州，几乎要用一整天时间。但从澳门过关很简单，不用填回乡介绍书，凭中华总商会的会员证就可以顺利过关，手续简单，花的时间少……”
其实，从澳门过海关虽然快捷、方便，但从澳门去广州，路上要过好几个渡口，所花时间几近10个小时。也就是说，直接经罗湖到广州，与绕道澳门到广州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所以，霍英东上述的理由似乎缺乏说服力。
随身携带炉具和食品
从霍英东的这段话中可知，他当时已加入香港中华总商会，成为其会员。香港中华总商会是香港目前最大的华人商界团体，它创建于1894年，原名中华会馆，1900年，改称华商公局，后来又改为香港华商总会。直到1952年，中华总商会名称正式使用，并沿用至今。中共在内地执政之后不久，中华总商会首任会长高卓雄就力排众议，挂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随着与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霍英东在中华总商会所扮演的角色也日趋吃重。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他还几度出任该会的会长。
却说霍英东过了澳门关闸，坐了近10个小时的汽车才到广州。之后，他又匆匆赶赴浙江杭州，与香港各界同胞国庆观礼团会合，然后一起上京观礼。
在观礼团众成员中，霍英东的行装最特别。他除了带衣服等一些日用品外，旅行袋里还装有一个小电炉和一些玉米、芋头之类的食品，所以他的行囊比谁的都大、都沉重。
上京观礼还要自带炊具和食品，霍英东解释说原因有两个：一，他的饮食习惯与众不同，白天一般不进食，到了夜深就寝前饱餐一顿，他不想给接待人员添麻烦，自己的饮食自己解决；二，他两年前去过一趟广东，那时正是内地的困难时期，不少人缺衣少食，他不知道内地的经济状况是否有改善。
北京初见邓小平
1964年，3年困难时期已经结束，国民经济正在逐渐复苏；加之那年正是国庆15周年，故国庆活动搞得较为隆重。10月1日那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