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传-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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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马车到了巴德科夫。这时领班的却想坐到我的位子上来吸烟，或者想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于是他从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在脚踏板上，对着我说：“沙弥，你坐这里，我要坐在车夫旁边。”这种侮辱未免过分了，我实在无法忍受。我恐惧地而又颤抖地对他说：“这是你叫我坐的地方，虽然我应当坐在里面。那种侮辱我是忍受了。现在你要坐到外边来吸烟，却叫我坐在你的脚下。这一点我办不到，不过我倒可以坐到里面去。”
我还在吞吞吐吐地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个人便走过来使劲地给了我几个耳光。他抓住我的胳臂，想要把我拉下车。我拉住车厢的铜拦杆，即使我的腕骨断了，也决不松手。这情景乘客们全看见了——那个家伙一面骂我，一面拖住我打我，而我还是不动声色。他是强者，而我是弱者。有几个乘客怜悯起来，嚷道：“汉子，由他吧。别打他了。不能怪他，他说得对。如果不让他坐在那里，就让他进来和我们一起坐吧。”“不怕，”那个家伙叫道，可是他似乎有点泄气了，不再打我了。他放了我的胳臂，还骂了我一顿，便叫坐在车厢另一边的那个赫顿托特仆人过来坐在踏脚板上，自己坐到那个空位子上去。
等乘客们坐定、吹过哨子以后，马车又赶下一程了。我的心在心窝里急速地跳着，不晓得我还能不能活着到达目的地。那个家伙不时以怒目相视，用手指着我厉声说：“你当心吧，等我到了史丹德顿，你再看看我的厉害。”我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只求上帝保护。
天黑以后，我们赶到了史丹德顿。我看见了几个印度人的面孔，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我一下车，这些朋友便对我说：“我们是到这里来接你到伊沙赛的店里去的。我们接到了达达·阿布杜拉的一封电报。”我自然很高兴，便和他们一起到赛伊沙·哈齐·苏玛尔的店铺里去。他和他的店员们围坐在我身边。我把路上的遭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难过，也诉说了他们自己的惨痛经历来安慰我。
我想把这件事的经过通知驿车公司的代理人。我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路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并请他注意他的手下对我的恐吓。我还要求他保证第二天早上赶下一程的时候，让我和其他的旅客一齐坐在车里。代理人的回信是这样说的：“从史丹德顿起，我们有一辆大一点的车子，由另外几个人负责。你所申诉的那个人明天不在那里，你可以和其他客人坐在一起。”这使我稍微放心。我自然无意要控告那个欺负我的人，所以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那天早晨，伊沙赛派人送我上车。我得了一个好座位，当晚安抵约翰内斯堡。
史丹德顿是一个小村庄，约翰内斯堡却是一个大城市。阿布杜拉赛本来已经打了电报到约翰内斯堡，还给我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的地址。他派了人到站上来接我，可是我既没有看见他，他也不认识我。于是我决定去住旅馆。我知道几个旅馆的名称。我租了一辆马车，叫车夫送我到国民大旅馆。我见到了旅馆经理，请他给我一个房间。他看了我一下，客气地说：“很对不起，客满了，”还对我说了一声再见。于是我叫车夫送我到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里去。我发现阿布杜尔·甘尼赛正在那里等我，他热诚地向我问好。他对我在旅馆里的经历，不禁大笑起来。他说：“你想住旅馆，这不是梦想吗？”
“为什么？”我问道。
“你在这里住几天就知道，”他说道。“只有·我·们才能够在这种地方住下来，因为，为了赚钱，忍受一些侮辱也无所谓。就是这么回事。”跟着他便把印度人在南非所吃到的苦头讲给我听。
关于阿布杜尔·甘尼赛的情形，以后我们还要谈到。
他说：“这种地方是不适宜象你这样的人居住的。现在瞧吧，明天你上比勒托里亚去，就·只·好坐三等火车。德兰士瓦的情形比纳塔耳更糟，头二等车票从不卖给印度人的。”
“你们在这方面大概没有进行过持久的努力？”
“我们提过意见，不过我得承认我们自己的人照例也不愿意坐头二等车。”
我请人去弄一份铁路规章来看，发现里面是有漏洞的。德兰士瓦的旧法令的文字本来就不怎么准确，铁路规章尤其如此。
我对甘尼赛说道：“我想坐头等车去，如果买不到票，我宁肯租一辆马车到比勒托里亚去，总共也不过三十七英里吧。”
阿布杜尔·甘尼赛提醒我注意，这样做既花时间又花钱，但是同意我坐头等车的意见，于是我们就给车站站长送了一张条子。我在条子上说我是一个律师，出门总是坐头等车船。我在信上还说我需要尽早赶到比勒托里亚，因为来不及等他的回信，我愿意到站上和他面洽，并且希望能买到一张头等车票。我想当面得到他的答复，自然是另有意图的。我想，如果站长来一个书面答复，他一定说个“不”字，尤其是因为他对于“苦力”律师会有自己的见解。因此我打算穿最讲究的英国服装去见他，和他谈谈，可能的话还要说服他卖给我一张头等车票。于是我穿着大礼服，戴着领带到车站上去，拿出一个英镑的车票钱放在柜台上，要买一张头等车票。
“那张条子是你写的吗？”他问道。
“就是。你要是给我一张车票，我将不胜感激。我今天必须赶到比勒托里亚去。”
他笑着，和蔼地对我说：“我不是德兰士瓦人，我是一个荷兰人。我懂得你的感情，我是同情你的。我的确愿意给你一张车票，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车守叫你转到三等车厢里去，你不要把我牵连进去；这就是说，你不要控告铁路公司。我祝你一路平安，我知道你是一个绅士。”
说了这些话，他便卖了一张车票给我。我向他道谢，给了他必要的保证。
阿布杜尔·甘尼赛到车站来送行。这件事使他又惊又喜，但警告我说：“只要你能平安到达比勒托里亚，我就谢天谢地了。我恐怕车守不会放过你，即使他同意你坐在头等车房，别的乘客也不会答应的。”
我坐上了头等车厢，火车开动了，到了日耳米斯顿，车守上来查票。他看见我也坐在那里，很生气，用手指头作手势叫我到三等车厢里去。我拿头等车票给他看。他说：“这不算数，到三等车去！”
车厢里只有一个英国乘客，他为我打抱不平地说：“你这样麻烦这位先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没有看见他有一张头等车票吗？他和我坐在一起，我一点也不在意。”然后他又转过来对我说：“你就在你原来的地方舒舒服服地坐着吧！”
车守喃喃地说：“只要你愿意和一个苦力一道赶路，那又干我什么事？”说完走开了。
当晚八点钟左右列车到达了比勒托里亚。
第十章 比勒托里亚第一日
我原以为达达·阿布杜拉的律师会派人到车站来接我，因为我已经特地答应过不住印度人的家里，我知道不会有印度人来接我。不料那位律师并没有派人来。后来我才了解，因为我是星期天到的，他要派人来一定很不方便。我觉得为难起来，不晓得去哪里才好，因为我恐怕没有一家旅馆肯收留我。
1893年的比勒托里亚车站和1914年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那时的灯光黯淡，旅客稀落。我等所有的旅客都走了，心想等收票员稍微空闲一些，我便可以把票递给他，请他指点我到一个小旅馆或其他我可以投宿的地方；不然，我就只有在站上过夜。我应当承认，我连这一点也不敢要求他，因为我恐怕受到侮辱。
站上所有的旅客都走光了，我把车票交给收票员，便开始问起来。他客客气气地回答我，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帮不了多大的忙。然而站在旁边的一个美国黑人却和我攀谈起来了。
“这么说来，”他说道：“你是一个没有任何朋友的真正的生客了。如果你愿意跟我来，我可从带你到一家小旅馆去，老板是一个美国人，我跟他很熟，我想他会收留你的。”
我对这个建议有些怀疑，不过我还是向他致谢，并且接受了他的意见。他把我带到约翰斯顿家庭旅馆去。他把约翰斯顿拉到一旁说了几句，后者便同意让我住一夜，但是有一个条件：我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开饭。
“我向你保证，”他说道：“我没有种族成见。但是我只有欧洲顾客，所以如果我让你到饭厅里去吃板，我的客人也许会不高兴，甚至于走开。”
“谢谢你，”我说道：“哪怕只能在这里住一宿。我现在多少知道了这里的情况，我也了解你的困难。叫我在房间里开饭不要紧。我希望明天可以另作安排。”
我被带进一个房间，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等饭吃，陷入沉思之中。旅馆里并没有多少客人，我以为招待员很快就会把饭送来，没有想到约翰斯顿自己进来了。他说：“我叫你在这里吃饭，实在觉得过意不去。所以我对其他的客人谈到你，问问他们请你到饭厅里吃饭要紧不要紧。他们说他们没有意见，并且说你愿意在这里住多久，他们都不介意。所以我来请你到饭厅里去吃饭，并且，如果你不嫌弃，愿意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
我再一次向他道谢，到饭厅里吃了一顿痛快饭。
第二天早上，我去拜访那位律师阿·伍·贝克先生。阿布杜拉赛曾把他的为人大致和我谈了一下，所以他的热诚接待，并不使我惊奇。他非常热情地接见了我，很关怀地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把有关自己的一切情况都向他说明了。接着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律师的工作可以委托你做，因为我们已经请了最好的顾问。这件案子拖了很久，也很复杂，所以我想请你帮忙的，只不过是了解一些必要的情况。而且你自然可以使我和当事人的来往更便利一些，因为今后我所需要的一切情况都可以通过你获得。这当然是有好处的。我还没有给你找到住处，我想最好等见到你以后再说。这里有一种可怕的种族偏见，所以为你这样的人找住处是不容易的。不过我认识一个贫苦的女人，她是一个面包师的妻子。我想她会收留你，这样她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走吧，我们到她那里去看看。”
于是他把我带到她的家里，他私下和她商量了一下，她果然同意收留我，食宿在内，一周三十五先令。
贝克先生虽然是个律师，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普通的传教者。他现在还健在，而且已经放弃了律师的职业，专门从事教会工作。他是一个有财富的人。他现在还和我通信，信里总是谈论同样的话题。他从多种不同的观点来论证基督教是最好的宗教，并相信如果不认耶稣为上帝的独生子和人类的救主，便不可能得到永久的安宁。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贝克先生便探听我对宗教的见解。我对他说：“我生来就是一个印度教徒，可是对印度教我所知道的却很有限，其他的宗教我知道得更少。说实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什么把握，也不知道自己在相信什么和应当相信什么。我想好好研究一下自己的宗教，如果可能，也想研究研究其他的宗教。”
贝克先生听了我这一番说，很高兴地说：“我是南非宣教总会的董事之一。我自己出钱盖了一座教堂，按时到那里讲道。我没有种族成见。我有几个同事，我们每天下午一点钟都在一起聚会几分钟，祈求和平和光明。如果你愿意去参加我们的祷告，我会很高兴的。我可以介绍你认识我的同事，他们一定喜欢见到你，而且我敢说你也会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此外，我还可以给你几本宗教书籍看看，自然咯，圣经算是万书之书，这是我要特别向你推荐的。”
我向贝克先生道谢，答应尽可能按时去参加下午一点钟的祷告会。
“那么我明天一点钟在这里等你，我们一块见去祷告。”贝克先生加了这一句，我们就告别了。
我当时没有时间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我到约翰斯顿先生那里，付了房钱，便搬到新寓所去，在那里吃午饭。女房东是一个善良的妇人。她给我做了一顿素食。不久我便和这一家人熟起来了。
跟着我便去见达达·阿布杜拉所介给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旅居在南非的印度人所遭受的更多的苦难。他一定要请我住到他家里。我谢谢他的好意，告诉他我已作了安排。他请我凡有所需，不要迟疑地告诉他。
这时天已经黑了。我回到家里，吃过晚饭便回到自己房里，躺在床上沉浸于深沉的思想中。当时并没有什么立刻要做的工作，我把这情况通知了阿布杜拉赛。我心里想，贝克先生对我有这样的兴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从他的教友们那里能得到什么呢？我对基督教能研究到什么程度？我怎样才能弄到印度教的书籍？我对自己的宗教还没有透彻的了解，怎么能够正确地了解基督教？我只能得到一个结论：我应当排除情感，研究我所碰到的一切事物，至于贝克先生的团体应当如何应付，只好听从上帝的指引了；在我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自己的宗教以前，我不应当信奉另一种宗教。
这样沉思着，我便入睡了。
第十一章 和基督教徒的往来
第二天一点钟的时候，我到贝克先生的祈祷会去。我在那里认识了赫丽斯小姐，嘉碧小姐，柯慈先生，还有其他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跪下来祈祷，我也跟着这样做。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愿望向上帝恳求各种各样的事情。通常是祈求那一天得以平安度过，或者请求上帝开启他的心扉。
现在他们却为我的福祉加上一段祷告：“主呀，请你为这位新来加入我们的兄弟指示道路。主呀，你所赏给我们的平安，也请你赏给他吧。愿救我们的主耶稣也救他。我们所祈求的一切都是奉耶稣的名。”在这种祈祷会上，不唱圣诗或其他的音乐。每天为一件特别的事祈祷以后，我们便各自去吃午饭，因为那正是午饭的时刻。祈祷所占的时间不过五分钟。
赫丽斯和嘉碧小姐都是上了年纪的未婚女士。柯慈先生是教友会的会友。这两位女士住在一起，她们给我一个常年的邀请：每星期日下午四点钟到她们家里去唱茶。
每逢星期日我们见面的时候，我总是把一周来所作的宗教日记请柯慈先生过目，并和他讨论我所读过的书以及这些书所留给我的印象。这两位女士则常常叙述她们甜美的经验和她们所得到的平安。
柯慈先生是一个坦白坚毅的青年。我们常常一齐出去散步，有时候他也带我去看别的基督教教友。
等我们彼此更加熟悉以后，他便开始把他所选择的书给我读，直到我的书架都堆满了他的书。他用书充实了我，事实确是如此。我在纯真的信仰中答应他读完这些书，读的时候，我们还加以讨论。
这一类的书，我在1893年读了不少。我已记不住所有的书名，只记得其中包括贝克博士的《城庙评注》，皮尔逊的《很多确凿的证明》和巴特勒的《对比论》。这些书有一部分是莫名其妙的，其中有的是我喜欢的，也有的是我不喜欢的。《很多确凿的证明》是根据作者所理解的事例来阐明《圣经》中的宗教，这本书对我没有什么影响。贝克的《评注》多是道德上的鼓励，但是它对一个对于流行的基督教还没有什么信仰的人来说，并不能有所帮助。巴特勒的《对比论》却是一部精湛艰深而又打动人心的著作，要想加以适当的理解，必须反复读四五遍。我觉得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似乎是要把无神论者都变成有神论者。书中关于上帝的存在的许多论点，对我来说是无关宏旨的，因为那时我已度过了不相信有上帝的阶段；但是它关于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和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者的论证，我看了以后，确实无动于衷。
然而柯慈先生并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他对我很关心。他看见我的脖子上戴着罗勒念珠的毗湿奴教项链，他以为这是一种迷信，心里很难过。“这种迷信对你是很不合适的。来，让我把这条项链弄断。”
“不，千万使不得。这是我母亲送我的圣礼。”
“可是你相信它吗？”
“我不了解它的神秘的意义。如果我不戴它，我想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我决不能把这条项链取下来，因为我的母亲把它戴在我的脖子上是出于她的爱和一种信念，以为它将有助于我的幸福。当它随着岁月的消逝而自行耗损，终至破断的时候，我不会再想去弄一个新的。可是这条项链不能折断。”
柯慈先生不能理解我的理论，因为他对我的宗教并不尊重。他盼望着终有一天会把我从无知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力图使我相信，不管别的宗教是否也有一点真理，如果我不接受那代表真理的基督教，我要想得救是不可能的，除非耶稣过问，否则我的罪恶是无法洗涤的，而且无论你做了多少好事，都归于无有。
他一方面推荐我读许多书，同时还给我介绍了他认为是坚定的几个基督教友，其中有一个是属于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普鲁茅斯教友会的。
柯慈先生负责建立的许多关系都很好。最使我感动的是，他们都是敬畏上帝的。然而当我和这个家庭往来的时候，普鲁茅斯教友会的一个教友却向我提出了一种我没有料到的理论：
“你不能理解我们的宗教有多么美。照你所说的，你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似乎都用在忏悔你的过失和改过自新的工作上。这种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行为，怎么能使你得救呢？你是永远不能得到平安的。你承认我们都是罪人。现在看看我们的信仰是多么完美。我们自己改过自新是没有用处的，但是我们必须得救。我们怎么背得起罪恶的包袱呢？我们只能把它放在耶稣的身上。他是唯一无罪的上帝的儿子。凡信他的，必得永生。上帝的无限慈悲就在于此。如果我们相信耶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