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传-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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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我不忍心看着她在我的屋里死去。”
“你的意思是说，要我马上把她带走吗？”
“我什么时候说要你把她带走？我只是叫你给我完全的自由。如果你可以这样办，我的妻子和我将为她竭尽所能，而你也可以离开这里，不必有丝毫牵挂。但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简单的道理，那便等于强迫我叫你把她从我这里带走。”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儿子跟着我。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他母亲不应当喝牛肉茶。接着，我便和嘉斯杜白本人商量。她身体实在太弱了，不应当和她商量这样事情。但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我把医生和我的谈话告诉她，她给了我一个坚决的回答：“我不喝牛肉茶。在这个世界上，生为人类是一件难得的事情，我宁肯死在你的怀里，也不愿叫我的身体被这种可憎的东西玷污。”
我恳求她说，她不一定要听从我的说。我给她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明有些印度教朋友有时也拿肉和酒当药吃喝而并无禁忌。可是她非常坚执，她说：“不，请你马上把我带走。”
我心里很高兴。不过，我决定把她带走时，内心却也不是毫无激动。我把她的决心告诉医生。医生气得叫起来：“你是个多么忍心的人！她病得这个样子，你还把这件事告诉她，你应当感到羞耻才对。我老实告诉你，她不宜于移动。她连一点震动都受不了。如果她在路上死了，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办，那就只好听你的便了。如果你不肯给她牛肉茶喝，那我就连一天都不敢冒险把她留下来。”
我们于是决定立刻离开那个地方。那时正在细雨霏霏，而到车站又有一段路程。我们要从杜尔班乘火车到凤凰村，再从那里走两英里半的路，才到我们的村子。这无疑是在冒着极大的危险，但我信赖上帝，照我的想法进行。我派人先到凤凰村请韦斯特预备一付吊床、一瓶热牛奶、一瓶热水和六个抬着嘉斯杜白的人到车站来接我们。我雇了一辆人力车，在那危险的情况之下把她放上车子赶着去搭下一班的火车。
嘉斯杜白用不着鼓励。相反她倒安慰我说：“我不会有什么事的，别担心。”
她已经几天没有吃有营养的东西了，显得瘦骨嶙嶙。火车站的站台很长，人力车不能拉进去，人们要上火车就得走一截路。于是我就抱着她上车。我们用吊床把她抬到凤凰村，她在那里靠着水疗慢慢地恢复了力气。
我们到凤凰村两三天以后，有一个史华密来看我们。他听说我们拒绝了医生的意见，抱着同情心来劝导我们。我记得他来的时候，我的二子曼尼拉尔和三子兰达斯都在那里。他引证《摩奴法典》①的话说，吃肉无损于宗教。我不喜欢他在我妻子跟前进行这种辩论，但为礼貌起见，只好容忍。我读过《摩奴法典》这几句话，我用不着它们来决定我的主张。我也知道有一派人认为这些话是出于虚构，即使不是虚构，我的素食论的观点和宗教经训并无关系，而且嘉斯杜白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她对于经籍从未问津，但是她的祖先所流传下来的传统宗教已经够她应用了。我的儿子自然是崇奉父亲的信仰，所以他们并不管史华密那一套。但是嘉斯杜白马上打断他的话说：“史华密吉，无论你怎么说，我总是不愿意用牛肉茶来治病。请你不要再麻烦我了。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同我的丈夫和孩子讨论讨论。但是我自己的主意是打定了。”
①《摩奴法典》（Manusmriti）是印度教法律的基石，一般认为在纪元前第五世纪的时候才编写出来，事实上是一部法律汇编而不是系统之作。其中有很多法理观念至今仍为印度教徒所信守不渝——译注。
第二十九章 家里的非暴力抵抗
我第一次尝到坐监牢的滋味是1908年的事情。我晓得犯人应当遵守的一些规则正是一个实行“节欲”的人——希望实行自制的人必须自觉遵守的。例如其中有一条规定：最后一顿饮食必须在太阳落山以前吃完。无论是印度犯人还是非洲犯人都没有茶或咖啡喝。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在煮熟的食物里加一点盐，但是任何足以满足口味的东西都不准吃喝。有一次我要求监狱里的医官给我们一点咖哩粉，并且让我们在煮东西的时候加一点盐，他却说：“你们到这里不是来讲究吃的。从健康的观点来说，咖哩粉并不是必要的，至于煮熟以前还是以后加盐，并没有什么区别。”
后来这些规定都修改了，虽然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但这两条办法却是大有助于自制的。外力所强加的禁规本来是很少成功的，但是如果是出于自愿，肯定是会产生有益效果的。所以我从监狱里出来以后，立刻就给我自己规定了这两条。当时只要可能，我就不喝茶，而最后一顿饭总是在日落以前吃的。
这两条我现在实行起来已经毫不困难了。
然而后来还有一次机会迫使我连盐也不吃了，而且这条禁规我一直执行了十年。我读过一些论素食的书，据说食盐并不是人类饮食的必需品，而且没有盐味的食物，倒是更有益于健康。我因此推论，一个实行“节欲”的人，以不吃盐为宜。书上说，我自己也认识到，身体虚弱的人应当戒吃豆类，而我却很喜欢吃豆类。
嘉斯杜白动过手术以后，有一个短时期稍好一些，但不久又流起血来了，而且这种病似乎很顽强。水疗法本身解决不了问题。她对我的治疗方法没有多大信心，虽然她并不加以拒绝。她当然不找外人帮助。因此在我所有的治疗方法都失败以后，我便恳求她戒绝盐和豆类。不管我怎样劝告，不管我引用了多么有权威的话来支持我的说法，她却是不同意。最后她向我挑战地说，如果有人劝我这样做，我也不会放弃这些食物的。我一方面感觉痛心，同时却又高兴——高兴的是，我得到了一个向她表示爱护的机会。我对她说道：“你弄错了。如果我有病，医生劝我戒食这些或其他的东西，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听从。你瞧吧，哪怕没有医生的劝告，我决定一年不吃盐和豆类，不论你是否这样做。”
她极为震惊，很过意不去地喊道：“请你饶恕我吧。我了解你，我不应当这样刺激你。我答应戒食这些东西，但是看在老天爷分上，千万收回你许下的愿吧。这太使我难过了。”
“你肯戒食这些东西是再好不过了。你不吃这些东西，我一点也不怀疑对你会有好处。至于我，我不能把认真许下的愿收回来。而且我相信这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所有的节制，不论出于什么动机，总是对人有益。所以你不必管我。这对我也是一种考验，也是帮助你实行这个决心的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她于是不再干预我了。“你太倔强了。谁的话你都不听。”
说完，她竟丝丝地流下泪来。
我把这件事当作非暴力抵抗的一个例子，也是我一生最甜美的回忆之一。
这以后嘉斯杜白的健康就很快地恢复了。这究竟是因为戒除食盐和豆类的结果，还是由于她的食物有了其他的改变，究竟是因为我严守其他生活规则的结果，还是由于这个事件而发生的精神上的喜悦，果真如此，又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些我都不得而知。然而她当真很快就好了，流血也完全停止了，而我这“庸医”的名声也因此而增加了。
至于我呢，我因为这些新的限制而获益不浅。过去的东西我从来不加怀念。这一年过去了，我发现我的感情比以前更加驯服了。这一个试验使我更趋向于自制的努力，因此，直到我回到印度许久以后，我还在戒除这些东西。只有1914年我在伦敦的时候，我又一次吃了这两样东西。不过我以后还要谈到，我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怎样吃上这两样东西的。
我还劝我的许多同事戒除食盐和豆类，这种试验在南非的效果很好。就医学上说，对于这种吃法的价值也许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就道德上说，所有的自制都对心灵有益，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一个有自制能力的人和一个耽于享乐的人，他们的食品当然是不同的，正如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一样。奉行“节欲”的人往往因为采取适于享乐生活的行径而宣告败北。
第三十章 致力于自制
我在前一章说过，嘉斯杜白的病怎样促成了我的饮食的变化。后来为了实行“节欲”，饮食上的变换就更多了。
头一个改变是不喝牛奶①，我最初是从赖昌德巴伊那里知道，牛奶是刺激性欲的一种饮料。有关素食论的书籍也支持了这种意见，但是因为我还没有许愿节欲，我一直拿不下主意不喝牛奶。我早就明白牛奶并不是支持肉体所必需的，但是禁绝不喝却不容易。为了自制而不喝牛奶的必要性正在增长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加尔各答寄来的几本书，谈到母牛受饲养人折磨的情形。这对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影响。我同克伦巴赤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
①印度教徒禁宰牛，但嗜喝牛奶，自古以来就很普遍——译注。
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虽然已经向读者介绍过克伦巴赤先生，前面有一章我也谈起他，我以为这里还有必要再提一提这个人。我们的认识是很凑巧的。他是可汗先生的朋友，可汗先生因为发现他有脱世的气概，便把他介绍给我。
我一认识了他，便对他的喜爱奢侈和夸耀感到惊异。但是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问了许多有关宗教的问题。我们偶尔谈到乔答摩佛陀的出家。我们一见如故，不久便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好到我们的思想一模一样，而且他相信，凡是我所进行的自我改造，他一定要身体力行。
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单身汉，每个月个人的开销达1，200卢比，房租还不计算在内。现在他已大大地简化了，每个月的花费只有120卢比。我的家拆散和我第一次出狱以后，我们便住在一起。我们当时的生活确实艰苦。
我们讨论有关牛奶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克伦巴赤先生说道：“我们老是说牛奶有害，那么为什么不停止喝牛奶呢？喝牛奶实在是没有必要的。”对于这个建议，我感到可喜的惊奇，我热烈欢迎这个建议，我们决心从此不再喝牛奶。这是1912年在托尔斯泰农场①的事情。
①甘地很崇拜托尔斯泰，思想上颇受托尔斯泰的影响。他为了体验托尔斯泰所理想的农民生活，在南非另外办过一个农场，并命名马托尔斯泰农场——译注。
然而这个改变并不能使我满足。这以后不久我又决定单纯以水果为生，而且只吃最便宜的水果。我们的心意是过最穷苦的生活。
吃水果还是一种极为方便的事情。煮饭烧菜的事情实际上不必要了。生的花生、香蕉、枣子、柠檬和橄榄油就是我们通常的粮食。
这里我必须对那些奉行“节欲”的人发出一个警告。我虽然在饮食和节欲之间找到了密切的关系，心灵肯定是主要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心灵有意识地不洁净，绝食也不能洁净。改变饮食也没有什么用处。迷恋女色的人，除非加紧自我检查，向上帝投降，最后得到上帝的恩典，他的心灵是无法洁净的。然而心灵和肉体之间有一种密切的联系，而色欲的心灵往往耽于美味和华饰。为了摆脱这种倾向，节制饮食和绝食显然是必要的。色欲的心灵不但不能控制情感，反而成为情感的奴隶，所以肉体总是需要清洁的没有刺激性的食物和定期的绝食。
凡是以轻微的节制饮食和绝食的办法进行自制的人，其错误一如完全依靠节食和绝食的人一样。就我的经验来说，对于那些一心想要自制的人来说，节食和绝食是很有帮助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它们的帮助，色欲的心灵是无法完全消除的。
第三十一章 绝食
就在我停止喝牛奶和不吃谷物并开始实验以水果为主食的时候，我开始把绝食当作自制的一种手段。克伦巴赤先生也参加一起绝食。过去我也常常绝食，但是那纯粹是为了健康的关系。自制需要绝食，这一点我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学来的。
我出生于一个毗湿奴教派的家庭，我的母亲又是一个坚守一切誓约的人，我在印度的时候，就奉行“叶迦德希”和其他的绝食，不过我这样做只是简单地模仿我的母亲并取得父母的欢心。
当时我并不了解，而且也不相信绝食有什么用处。但是因为看见我所说的那位朋友绝食而得到好处，我便学他的样子开始实行“叶迦德希”绝食，希望借此支持节欲的誓言。印度教徒绝食的日子，照例可以喝牛奶吃水果，然而这种绝食已成为我的家常便饭，所以现在我便完全绝食，只是喝水而已。
我开始这种实验的时候，印度教历的司罗梵月①正巧和伊斯兰日历的兰赞月同时。甘地家族不但遵奉毗湿奴教派，而且也遵奉赛义德的誓约，不但到赛义德的教堂去，也到毗湿奴的神庙里去。我们家里有一些人到了司罗梵月，常常是整个月实行“普拉度萨”①，我决定照样实行。
①司罗梵（Shravan），大约在公历七、八月间——译注。
这些重大的实验都是在托尔斯泰农场进行的，这时克伦巴赤先生和我，还有几户非暴力抵抗者的家庭、包括青年和儿童，都住在一起。我们为这些青年和儿童办了一所学校。其中有四、五个人是穆斯林。我始终帮助和鼓励他们遵守他们所有的宗教习俗。我常常检查他们是不是天天做礼拜。其中还有基督教徒和拜火教徒，我认为鼓励他们遵守各自的教规是我的职责所在。
所以在这个月份里，我总是劝导穆斯林青年奉行兰赞绝食。我自己当然是实行“普拉度萨”①，不过现在我却要求印度教、拜火教和基督教的青年同我一起绝食。我向他们说明，同别人一起进行任何自制的行为，总是一件好事情。农场里有很多人欢迎我的建议。印度教和拜火教的青年并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模仿穆斯林；这样做也是不必要的。穆斯林青年一直要等到太阳落了才吃早饭，别的人并不是这样做，所以他们就能够为穆斯林朋友们做一点好吃的东西以招待他们。印度教徒和其他的青年在第二天太阳上升以前吃上他们一天的最后一餐，他们并不要求穆斯林作陪，而且除了穆斯林以外，别的人在绝食的时候当然是可以喝水的。
这些实验的结果是，大家都相信绝食是值得的，而且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可贵的集体精神。
①普拉度萨（pradosha），日间绝食，入夜才进食。
我们住在托尔斯泰农场的人，都是素食者。我感激地承认，我应该向一切尊重我的感情的人致谢。那些穆斯林青年在兰赞月份里，一定错过了吃肉的机会，但是他们谁也不让我知道他们是这样做了。他们吃素，也吃得津津有味，而印度教青年也常常为他们做一点好吃的素食，以符合农场里纯朴的生活。
我有意在这一章中间把话题扯开，因为我不能够把这些甜蜜的回忆插到别的地方，而且我已经间接描述过我的一种个性，就是往往喜欢把我以为是好的事情也叫我的同事们共享。绝食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幸亏有“普拉度萨”和“兰赞”禁食的习俗，使我很容易引起他们把绝食当作自制的一种手段的兴趣。
自制的气氛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在农场里散开了。农场里所有的人现在都开始参加我们部分的或全部的绝食，这一点，我相信是非常好的。这种自制触及他们的内心究竟有多深，帮助他们克服肉体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我说不准。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在体力上和精神上所得到的好处却很大。然而我明白，对大家来说，要得到同样的效果并不一定要进行这样的绝食和遵循类似的规矩。
绝食有助于克制性欲，只有以自制为目的的时候才有效果。我有一些朋友绝食以后，性欲和食欲反而增加了。这就是说，除非伴之以不断的要求自制，绝食是没有用的。就这一点来说，《薄伽梵歌》第二章的名句倒是值得引用：
绝食者其情外露，
情之所求者消逝，
眷恋之情尚存；
一俟会见上苍，
眷恋之情并无。
所以绝食和类似的纪律，只不过是达到自制的一种手段而已，但并非一切，如果肉体上的绝食而不随之以精神上的绝食，结果必然是虚幻而不幸的。
第三十二章 当校长
我希望读者记住，我在这几章里所描述的，全都是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没有或很少提到的事情。要是记住这一点，就容易弄清这几章之间的联系了。
由于这个农场的成长，我们发现必须为农场的男女孩子提供一些受教育的条件。当时农场里有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和基督教徒的男孩和几个印度教徒女孩。专门给他们聘请教员固然不可能，而且我以为是不必要的。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合格的印度教员很少，即使有合格的，也没有人愿意为那么一点儿工资跑到远离约翰内斯堡21英里远的地方去教书。况且我们也没有很多钱。而且我认为不必要从外面聘请教员到农场里来。我不相信现存的教育制度，我打算凭经验和实验找出真正的办法，我只懂得这么一点，即理想的情况是：真正的教育只能来自父母，然后再加上最小限度的外界帮助；托尔斯泰农场是一个大家庭，而我是处于一家之主的地位，因此应当尽可能负起训练年青一代的责任。
这个想法无疑地不是没有缺点的。所有的青年并不是从小就同我在一起的，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和环境中长大的，而且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宗教。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居于家长的地位，我又怎么能够以完全的公正对待他们呢？
然而我始终认为内心的教化或性格的形成是第一重要的事情，而且由于我确信精神上的训练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的年龄和教育有多大的差别，因此我决定象一个父亲似的整天二十四小时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把性格的形成看作给他们的教育奠定适当的基础，只要基础打牢了，我相信小孩子自己或者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可以学会一切其他的东西。
但是由于我充分认识到还有文字训练的必要性，我在克伦巴赤先生和普拉吉·德赛先生的帮助下开了几个班。我对体力训练也不放松。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