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传-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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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克利带着相当难过但是厚爱的心情说道：“我不赞成你的决定。这里面我看不出有什么宗教来。不过我也不再勉强你了。”他说完这话便转过头去对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说道：“请你别再让他操心了。在他自己所规定的范围内随你开什么方子都可以。”
这位医师表示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他劝我喝“豆汤”，加一点阿魏树脂，这个意见我接受了。我喝了一两天，可是痛楚有增无已。由于我觉得不对症，我又重新吃起水果来了。当然，外敷药还是继续使用的，这多少减轻了我一些痛苦，但是我的清规戒律确实给医生造成了很多困难。
就在这个时候，戈克利回国了，因为他受不了伦敦的十月重雾。
第四十二章 肋膜炎的治疗
肋膜炎的长期不愈多少有些令人不安，不过我知道要治好这病，靠内服药物是不行的，应该改变饮食并辅之以外敷药物。
我去拜访有名的素食者艾林生医师，我在1890年见过他，他用调剂饮食的方法为人治病。他为我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我向他解释我如何发誓不喝牛奶。他为我打气地说道：“你用不着喝牛奶。其实我想叫你停吃几天带脂肪的东西。”他于是劝我吃黑面包，生菜如甜菜、萝卜、葱和其他的青菜，还有新鲜的水果，主要是桔子等。蔬菜不用煮熟，如果我不能嚼碎的话，只须捣碎了吃。
我这样吃了三天，但是生的蔬菜对我并不怎么合适。我身体的情况使我不能对自己的实验保持完全公正的态度。吃生的蔬菜使我心神不安。
艾林生医师还劝我把房里的窗子尽夜都打开，用温水洗澡，用油在伤痛处摩擦，露天步行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这些意见我都很喜欢。
我房里的窗子是法国式的，如果全都打开，雨水就会淋进来。扇形窗不好开，因此我把玻璃打破，使新鲜空气进来，并把窗子开到雨水淋不进来的程度。
所有这些办法多少改善了我的健康情况，但是并没有完全治好我的病。
谢西丽亚·罗伯滋夫人有时来看我。我们成了朋友。她极力劝我喝牛奶，但是因为我坚决不接受，她便到处为我物色代用品。有一些朋友向她推荐麦芽奶粉，不自觉地向她保证，说是同牛奶毫无关系，是一种化学制品，具有牛奶的一切营养价值。我知道谢西丽亚夫人对我的宗教顾虑极为尊重，所以我绝对相信她。我用水冲一下奶粉试喝一口，发觉和牛奶的味道完全一样。我看一看瓶子上的说明，才知道所谓麦芽奶粉就是牛奶制成的，可是已经太晚了。于是我只好放弃。
我把这个发现通知谢西丽亚夫人，请她不必介意。她连忙赶来向我道歉。她的朋友根本没有看那说明。我请她不要担心，并为我不能接受她费尽心机弄来的东西向她表示歉意。我还向她保证，由于误会而喝了牛奶，我一点也不介意，而且也不觉得是违反誓言。
我同谢西丽亚夫人的往来还有许多好的回忆，但是不得不从略了。我还记得我在受考验和失望之中，有许多朋友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凡是有信仰的人，都能在考验和失望之中，从这些朋友身上看到上帝的慈悲，他于是就会化悲愁为欢乐。
艾林生医师第二次来看我的时候，放宽了他的尺度，允许我吃花生酱或橄榄油以吸收脂肪，如果我爱吃的话，还可以煮饭菜，这些改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远不能完全治好我的病。极其细心的照料还是需要的，所以我不得不以大部分的时间在床上休息。
梅林达医师有时也来为我诊视，他提出了一个永久性的治疗建议，假如我有意听取他的劝告的话。
情况是这样日复一日地拖下去，有一天罗伯滋先生来看我，他极力劝我回国。“看这情形你大概不能到尼特利去了。我们往后还有更冷的日子呢，我极力主张你回印度去，只有在那里，你才能完全好起来。等你身体好了，如果战争还在打着，那你还有很多机会贡献你的力量。即使现在这样，我认为你已做的事已经是一种不小的贡献了。”
我接受了他的劝告，开始作回印度的准备。
第四十三章 回国
克伦巴赤先生伴着我到英国原是想去印度的。我们住在一起，当然也想搭同一只船。然而德国人正受着严格的监视，我们怀疑克伦巴赤先生能不能弄到护照。我尽力为他想办法，罗伯滋先生也很想为他弄个护照，他曾为此给印度总督打了一个电报。但是哈定基勋爵干脆回答说：“印度政府歉难冒此危险。”我们全都明白这个答复的力量。
我很难过不得不和克伦巴赤先生分离，但是我看他比我还要难过。要是他到印度来，他今天一定是过着简朴而快乐的农夫和纺织者的生活。现在他在南非度着原来的生活，他是一个建筑师，生意很好。
我们原想搭三等舱，但因为东方半岛轮船公司的轮船没有三等舱，我们只好买二等票。
我们随身带着从南非带来的干果，因为船上有的是新鲜水果，但是很难买到干果。
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给我的肋骨绑上石膏，告诉我到了红海以后才能取下。头两天我还勉强带着，但是最后实在受不了。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石膏取下来，从而重新获得了进行必要沐浴的自由。
我的食物主要的是干果和水果。我发觉我在天天好起来，当我们的船驶入苏伊士运河时，我感觉好多了，我仍然很衰弱，但是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了，于是我便逐渐增加了我的运动。我的身体所以好起来，我想主要是由于温带空气清新的缘故。
我不知道这是由于过去的经验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理由，但是我发觉船上的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距离，是我从南非回来的途中所没有见过的。我同少数几个英国人交谈过，但是大都限于一般的寒暄。象我们在南非的船上所进行的诚恳的谈话可以说没有过。我想此中原因大概是由于英国人有意无意地有一种感觉，自以为属于统治的民族，而印度人则感觉自己是属于被臣服的民族。
我实在巴不得回到家里以摆脱这种气氛。
船一到亚丁，我们便感到好象到了家了。我们因为在杜尔班认识了克科巴·卡瓦斯吉·丁索先生并且同他和他的夫人有过密切交往，所以对亚丁人是很了解的。
几天以后我们便到孟买了。阔别十载，一旦回到祖国，那种欢乐的心情实在说不出来。
戈克利在孟买为我发起了一个欢迎会，他的身体虽然不好，却也赶到孟买来接我。我是怀着一种同他合而为一的热切希望到达印度的，因此觉得非常轻松自若。然而命运却作了另外的安排。
第四十四章 当律师的一些回忆
在我叙述我回到印度以后的生活以前，我觉得似乎需要把我曾经故意略去的在南非的一些体验追述一下。
有几个当律师的朋友要我把当律师的往事谈一谈。这类事情是太多了，要是全部写下来，就得占一本书的篇幅，那就超出了我的叙述范围了。但是如果把那些带有真理之实践的性质的若干事情追述一下，也许不是不妥当的。
就我的记忆所及，我已经说过我在职务上从来没有做过不老实的事情，而我的律师业务大部分是为了公益事业，我为这些事所收的费用从不超过实际开支，甚至实际开支有时还是我自己贴出来，关于我的律师业务，我想说到这个地步算是说到头了吧。然而朋友们还要我多谈一些。他们大概以为，如果我轻描淡写地谈几件我不愿意放过的事情，干律师这一行的就可以得到教益了。
当我作学生的时候，就听说律师这个行业是撒谎的行业。然而这种说法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并不想以撒谎致富盗名。
我的原则在南非受到了多次考验。我知道我的对手常常唆使他们的证人；只要我鼓励一下我的当事人或他的证人撒谎，我们就会打赢官司。但是我总是拒绝这种诱惑。我只记得有一次已经打赢了一场官司，我疑心我的当事人骗我。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老是希望我胜诉的案子总是正当的。我从来没有在确定收费的时候，把胜诉当作一个条件。不管我的当事人是胜还是败，我并不指望多收或少收费用。
每一个新的当事人来找我的时候，我首先就是警告他，我不受理欺诈的案件，他也别指望我去钻证人的空子。我这样做的结果，使我的声誉大增，没有一件欺诈的案子前来找我。事实是有一些当事人愿意把清白的案子交给我办，而把一些可疑的案子找别人去办。
有一件案子是我最好的一个当事人交给我办的，这真正是一次严厉的考验。这件案子牵涉到一笔极复杂的账目，而且拖了很久。有几个法院受理过这件案子的一部分。最后由法院将有账目的部分交给几个有资格的会计师去仲裁。结果对我的当事人是完全有利的，但是仲裁人在计算时不小心出了一个差错，数目虽然很小，案情却很严重，因为他们把借方误列为贷方了。对方因为别的原因反对这个仲裁。我当时是当事人的助理律师。当主事律师发现这个差错时，他认为我们的当事人不应当承认这个差错。他的意见显然是：做律师的当然不能承认任何违反当事人利益的事情。我却说我们应当承认这个错误。
但是主事律师反驳说：“如果这样做，法院很可能取消整个仲裁，这是任何稳健的律师所不愿意干的。无论如何我是不极易冒这种危险的。如果这个案子还得送上去再开一次庭，我们的当事人究竟要花多少钱，最后的结果究竟是什么，那就说不定了！”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当事人也在场。
我说：“我觉得我们的当事人和我们双方应当冒这个险。仅仅因为我们不承认错误而指望法院支持一个错误的仲裁是靠得住的吗？如果由于我们承认了致使当事人吃亏，那又有什么坏处呢？”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承认这个错误呢？”主事律师说道。
“我们凭什么可以肯定法院里找不出差错，或者我们的对手就发现不了呢？”我说道。
“那么，你愿意辩论这件案了吗？我可不打算按你的说法同人家争论。”主事律师以决定的口气答道。
我谦虚地回答道：“如果你不愿意申辩，那么我就来干，只要我们的当事人同意这样做。如果错误不改正过来，我在这个案子里就没有什么好办的了。”
我说这话时，一面看着我的当事人。他有些为难了。这件案子我从头就参与了的，当事人完全相信我，而且对我有充分的了解。他说：“那么好吧，你就去申辩这件案子，把差错改正了吧。失败就失败，如果这是不可避免的，上帝是保护正当的。”
我感到高兴。我所指望于他的，不过如此而已。主事律师又警告我，怜悯我的固执，但是还是同样向我祝贺。
结果如何，且听下一章分解。
第四十五章 狡诈行为？
我并不怀疑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我却非常怀疑我对这件案子是否能处理得十分恰当。我觉得要在高等法院辩论这么棘手的案子是一种极为冒险的行为，而当我在陪审员的面前出现的时候，我都害怕得发抖了。
我一提到账目中的差错，便有一个法官说道：
“这不是狡诈吗，甘地先生？”
我听到这种诬蔑，心里便发火。无缘无故地指责人家不老实，实在是不能容忍的。
“从开头就遇到了这么一个有成见的法官，这件棘手的案子成功希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我自言自语道。但是我已理好了我的思路，于是回答他说：
“阁下还没有听我讲完就怀疑人有狡诈行为实在使人惊异。”
“不是指责的问题，”那个法官说道：“这只是一种设想。”
“这种设想在我看来不啻是一种指责。我请求阁下听完我的话，然后若有根据再来指控我。”
“我打断了你的话，实在对不起”那个法官答道：“请你继续说明差错的原因吧。”
我有足够的材料支持我的说明。由于这位法官提出了这个问题，使我能够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法院注意我的辩论。我感觉大大得到了鼓舞，于是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法院细心听取了我的发言，使我有可能说服那些法官相信账目的差错是完全出于疏忽。因此他们并不觉得需要取消花了很大力量才做出来的整个裁决。
对方的律师相信这个错误纠正以后并不需要进行多少辩论，似乎因此感觉安心。然而法官们继续盘诘他，因为他们相信这个错误是很容易核对出来的。那位律师极力攻击这个裁决，但是那个最初有怀疑的法官现在肯定地站到我这一边来了。
“如果甘地先生不纠正这个错处，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他问道。
“要我们再找一个比我们所指定的这个会计专家更有能力和更公正是不可能的。”
“本法院必须假定你对自己所处理的案子最清楚。如果你不能指出任何会计专家都不可能避免这种疏忽的理由，本法院只好强迫双方重新进行诉讼，为一个显然的错误再花一些钱。如果这样一个错误能够加以改正，我们就用不着下令再听双方的申诉了。”法官继续说道。
那位律师的意见就这样被撇开了。法院究竟肯定了那个纠正了错误以后的裁决，还是下令仲裁人进行复查，我已记不住了。
我很高兴，我的当事人和主事律师也同样高兴。我因此坚定了我的信念：对真理不加执拗就不可能当律师。
然而，请读者记住：就在职务的实践中保持诚实，也挽救不了实践中的根本性的错误。
第四十六章 当事人变成同事
在纳塔耳当律师和在德兰士瓦当律师不同：在纳塔耳有一种一身兼二任的律师，只要取得了辩护士的头衔，同时也可以当状师：而德兰士瓦的情形就和孟买一样，辩护士和状师的范围是有区别的。作为一个律师，他有权选择充当辩护士或状师。所以我在纳塔耳的时候，已经取得了辩护士的资格，到了德兰士瓦，又得申请当状师。因为作为一个辩护士，我不能和印度人进行直接的联系，而南非的白种人状师是不会找到我头上来的。
不过就是在德兰士瓦，状师也可以出庭县法院。有一次，我在约翰内斯堡的县法院里受理一宗案子，发现我的当事人欺骗了我。我看他在证人席中完全站不住脚，所以未经任何辩论我便要求县长取消这个案子。对方的律师觉得惊奇，而县长却很高兴。我指责当事人叫我受理一件虚假的案子。他知道我从来就不受理虚妄的案子，当我把这事情向他说明以后，他承认了他的错误，而且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请县长作了不利于他的判决，他并没有对我生气。我在这件案子中的行为事实上并没有使我的业务恶化，倒反使我的工作更加顺利了。我还看到我对于真理的忠诚提高了我在同行中的声誉，而且尽管由于肤色歧视的阻力，在某些案子里我甚至还赢得了他们的厚爱。
我当律师的时候，还有一种习惯：凡是我所不懂的，我从不隐瞒我的当事人或同事。每当我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便劝我的当事人去另请高明；如果他一定要找我，我便要求他让我去请教别的大律师。这种坦率的态度赢得了无限的好感和当事人的信任。如果必须找大律师商量的时候，他们总是愿意承担费用。这种好感和信任对我的公众工作大有帮助。
我在前面几章已经表明，我在南非当律师的目的是为了给侨团服务。即使如此，争取人们的信任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心地开阔的印度人很善于从事挣钱的职业，可是当我劝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利去尝一尝坐牢的滋味时，许多人欣然接受，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懂得这样做是正确的，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我的信任和好感。
当我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的心里涌现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成千的当事人变成了公众工作中的朋友和真诚的同事，他们的配合竟使本来是充满了艰难困苦和危险的生活转变成美好的生活了。
第四十七章 一个当事人如何得救
读者现在对巴希·罗斯敦济的名字该很熟悉了吧。他就是一个来找我打官司而立刻成为我的同事的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先成为我的同事，然后才成为我的当事人。我得到他的信任达到这么一种程度，就连私人的家务事他也找我商量并听从我的意见。甚至他在害病的时候，也要找我帮忙，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有很大的差别，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土法医疗。
有一次这个朋友陷入一种很不好的境地。他虽然把他大部分的事情都告诉我，却竭力隐瞒一件事情。他是一个大进口商，常常从孟买和加尔各答办进口货，有时不免搞点走私的勾当。但因为他和海关官员的关系很好，谁也没有怀疑过他。由于对他的信任，他们往往凭货单收税。有的也许是默许走私的。
古递拉特诗人阿科有一句话说得好，小偷象水银一样难于就范，巴希·罗斯敦济的情况也不例外。这位好朋友有一天慌慌张张地跑来找我，泪流满面地对我说：“老兄，我瞒了你。我的罪过今天被发现了。我走私了，现在完了。我一定会坐牢，一切全完了。只有你一个人说不定还可以把我从这个绝境里拯救出来。我什么也没有瞒过你，但是我以为我不应当拿这种做生意的手法烦扰你，所以走私的事，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可是现在，我多么后悔！”
我安慰他说：“能不能救你完全是上帝的事情。至于我，你是了解的。我只能用坦白认错的办法来救你。”
这位善良的波希人深深地感到绝望了。
“难道我在你跟前认错还不够吗？”他问道。
“你是对政府而不是对我犯了错误，你向我认错有什么用呢？”我温和地答道。
“当然我一定遵命行事，但是你看要不要找我的老法律顾问××先生商量一下？他也是一个朋友。”巴希·罗斯敦济说道。
经过调查以后，才知道走私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这次被发现的，钱数很小。我们去找他的法律顾问，他看过文件以后说道：“这件案子应由陪审员审判，而一个纳塔耳陪审员是不会轻轻放过印度人的。不过我决不绝望。”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