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传-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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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在这危急的时刻，我们必须象我们已经决定的那样给帝国以出自本意的和毫不含糊的支持，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成为这个帝国的一个具有自治领地位的伙伴。不过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我们的响应是由于我们指望我们的目标能够更快地实现。由此说来，即使主动承担起这种责任能够带来相应的权利，人民仍有理由相信在您的讲话中所谈到的重大改革将体现在国大党联盟方案的一般主要原则中，我相信正是由于这种信念，使得大会的很多成员愿意给予政府以衷心的合作。
“如果我能够使我的同胞收回他们的要求，我一定要他们撤销国大党的一切决议，而在这大战的危急期中，不再絮叨着要什么‘自治’或‘责任政府’。我要使印度贡献她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儿在帝国告危的时刻为帝国牺牲。
我知道印度采取了这个行动之后，就会成为帝国最得宠的伙伴，而种族歧视也就会成为过去的陈迹。然而事实上，印度的整个知识阶层所决定的却是采取比较无效的办法，而现在谁也不能再说知识阶层对于广大群众没有什么影响。自从我从南非回国以后，一直同农民们保持着极为密切的接触。我希望能使您相信，自治的要求已广泛地深入人心。上届的国大党大会我参加了，而国大党大会所通过的要由一个国会机构明文规定在一定时刻内给予英属印度一个完全的责任政府的决议，我也是起草人之一。我承认这是一个大胆的步骤，但是我相信，除非在最短期间实现一个明确的自治的幻想，印度人民是不会满意的。我知道印度有很多人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任何牺牲在所不惜，而且他们也很清楚，既然他们希望在帝国的范围内达到最后的地位，他们也应当为帝国作出同等的牺牲。所以我们也懂得，我们只有全心全意地埋头苦干把帝国从当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我们才能缩短达到那个目标的行程。不承认这个基本的真理，那就是一种民族自杀。我们必须了解，如果我们拯救了帝国，我们在那个行动的本身中也就取得了自治。
“因此，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很清楚的，就是为了保卫帝国，我们必须给帝国以所有可能的人力支援，但是在财政上，我们就不能提供同样的支持了。我同农民们的密切交往使我相信，印度捐献给帝国国库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印度的能力之外。我知道我这样说是代表着我国大部分同胞的意见的。
“这次会议对我来说，同时我相信对很多人也是一
样，意味着为了共同的事业而贡献生命的一个明确的步骤，但是我们所处的地位是特殊的。今天我们还够不上算是帝国的伙伴。我们的贡献是基于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如果我不把我们的希望清楚地、如实地告诉您，那我对您和我的同胞就不真实了。我并非为了实现这个希望而讨价还价，但是您应当懂得，失望就等于幻灭。
“还有一件事情我不能省略。您曾经向我们呼吁，要我们放弃内部的分歧。如果这个呼吁是指容忍官员们的专横和错误行为，我是无力响应的。我对有组织的横暴决心抵抗到底。这个呼吁应该是指向官员们，要他们不得虐待平民、抛弃过去一贯的做法，多和人民商量，多尊重群众的意见。我在三巴朗的时候，因为抗拒一种长时期的专制，最后竟不得不诉之于英国司法的最高权力。在凯达，不断咒骂政府的人们，现在却觉得真正有力量的并不是政府，而是那种愿意为真理受难的代表着真理的力量。
所以他们已经不再感到痛苦了，他们认为政府应当
是一个为了人民的政府，因为当人们感受不公平的时候，这种政府能够容忍有秩序的和可敬的不服从。所以三巴朗和凯达的事件就是我对于这次战争的直接的、明确的和特殊的贡献。要叫我中止在那方面的活动，就无异叫我中止生命。如果我能够推广这种精神的力量——其实这就是爱的力量的别名——以代替暴力，我知道我可以为您呈献一个能遏制全世界的作恶行为的印度。因此，我将年复一年地锻炼我自己终生运用这种忍受苦难的永恒的法则，并把它提供给那些愿意接受的人，而且如果我参加了别的任何活动，其动机也是为了表明那个法则的无比的优越性。
“最后我要请您转请陛下的政府就穆斯林土邦问题
提出明确的保证。我相信您知道每一个穆斯林对这个问题是深切关怀的。作为一个印度教徒，我不能对他们的事业漠不关心。他们的悲愁也就是我们的悲愁。帝国的安全就在于以最慎重的态度尊重那些土邦的权利，尊重穆斯林对于礼拜场所的宗教感情，以及您对于印度自治要求的公正而及时的态度。我写这封信，是因为我爱英国，而且我希望唤起每一个印度人对于英国人的忠心。“
第二十八章 濒于死亡
我在招兵运动中差不多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在那些日子里我吃的主要是花生、牛油和柠檬。我知道吃太多的牛油有损人的健康，可是我还是听任自己吃得很多。这使我患了轻微的痢疾。我倒不怎么在意，还是象平时一样在那天黄昏到学院里去。当时我很少吃药。我以为饿一顿就会好了，第二天早上我不吃早饭，当真觉得舒服多了。然而，我知道要完全好，必须延长绝食，如果我要吃东西的话，除了果汁以外，别的都不应当吃。
那天是一个节日，虽则我已经告诉嘉斯杜白我不吃午饭，她还是劝诱我吃，而我也就吃了。因为我已经立誓不喝牛奶或奶制品，她就特地给我做了一点甜麦粥，不放酥油而放一些植物油。她还给我留了一碗豆汤。这两样东西是我所爱吃的，所以我都吃了，希望借此讨好嘉斯杜白并满足自己的食欲，而不致引起不欢。然而魔鬼正在等着机会，我不是吃得很少，而是吃得很饱。这已经足以把死亡的天使召来了。不到一个钟头，我的痢疾就厉害起来了。
那天夜里我还得回到纳提亚去。到沙尔玛第车站不过一英里多的路程，我却走得非常吃力。伐拉白先生在阿赫梅达巴和我同路，他看出我有病，但是我却没有让他知道我的痛楚是多么难以忍受。
约莫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到了纳提亚。我们总部的所在地印度教安纳塔学院，离车站只有半英里，但是我却觉得有十英里远。我总算勉强走到了，可是剧烈的绞痛却在不断增加。厕所离我的房间很远，我没有用它，我要他们在我的隔壁房间里放一个便盆。我这样做很觉得惭愧，但是出于不得已。傅尔昌先生立即弄来了一个便盆，所有的朋友都围在我身边，深深地为我担心。他们出于一片厚爱和关心，但是不能消除我的痛楚。而我的固执更增加了他们的无可奈何。我拒绝一切医药治疗。我情愿为自己的过错忍受责罚，决不吃药。他们只好在旁边沮丧地看着，束手无策。我在一昼夜之间，大约泻了三、四十次之多。我已绝食，开头连果汁也不喝，胃口是完全没有了。我一向以为我的身体是铁一般的强壮，但是现在我发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变成一堆泥土了。它已失去了一切抵抗力。康努加医师来看我，他劝我吃药。我推辞了。他要给我注射，我也谢绝了。在那些日子里，我对打针的无知是很可笑的。我以为用来注射的药物一定是什么兽类的液汁。后来我才知道医生要给我注射的是一种植物质，但是这个发现已经太晚了。肚子还是不断地泻，弄得我精疲力尽。身体的衰竭引起了一种致人昏迷的热症。朋友们更加着急了，又请来了几个医生。然而对于一个不听他们话的病人，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赛·安巴拉尔同他的善良夫人到纳提亚来，和我的同事们商量以后，非常小心地把我抬到阿赫梅达巴地方的他的米尔扎埔洋房里去。我在这次病中所享受的爱和无私的照料是难与伦比的。然而一种轻微的发烧仍然继续着，我的身体日渐消瘦。我感到这场病势必拖下去，并且可能是致命的。我在安巴拉尔的家里受着那样无微不至的厚爱和照料，心里着实不安。我要他把我送回学院里去。在我的要求之下，他只好答应了。
当我正在学院的床上痛苦呻吟之际，伐拉白先生带来消息说，德国已经完全被打败了，而那位专员也捎信来说不必再招募新兵了。这个消息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不必再为募兵的事情操心了。
这时我开始试用水疗法，觉得舒服一些，但是要身体恢复健康，却是一件难事。很多医药顾问给我出了很多主意，可是我总不肯吃东西。有两三个人劝我喝肉汤，作为立誓不喝牛奶的一种变通办法，并引证《夜柔吠陀》的权威来支持他们的意见。其中有一个人竭力劝我吃鸡蛋。但是对他们所有的人我只有一个回答：“不。”
我以为饮食的问题不能用经典的权威来决定。饮食问题和我的生命历程是息息相关的，而指导生活的原则，已不复依靠外界的权威了。我不愿意背弃这些原则而生活。我铁面无私地要求妻子儿女和朋友们所遵循的原则，自己怎么可以任意破坏呢？
于是我这一场生平头一次的长病倒给我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检查我的这些原则并加以试验。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绝望了。我感到我已到了死神的门前。我派人去通知安娜舒亚朋。她立即跑到学院里来。伐拉白和康努加医师一齐来，后者摸了我一下脉搏说：“你的脉搏很好，我看绝对没有危险。这是一种神经衰弱病，由于身体的极度衰弱而引起的。”然而我还是不相信。那一夜我根本没有睡觉。
天亮了，但死神并没有来。可是我依然感觉死期已近，因此我开始把我所有的清醒时间都用于倾听学院的友好给我念《薄伽梵歌》。我已无力阅读。也不愿意讲话。稍一讲话，脑子便紧张起来。所有生存的兴趣都消头了，因为我从来不愿为了生存而苟生。自己既不能做事，还要朋友和同事们侍候，并且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坏下去，在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生活，实在是痛苦。
当我这样躺在床上等死的时候，有一天达瓦尔卡医师带了一个客人来，他是马哈拉斯特拉人，没有什么名气，但是我一看见他便知道他也和我一样是一个有癖好的人。他是来为我试验他的疗方的。他曾在孟买的格兰特医学院学习，都快毕业了，但是没有取得学位。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梵社的会员。他的名字叫克尔卡先生，是一个独立而固执的人。他的拿手办法是用冰来治病，他要我试试看。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冰医生”。他自以为发现了某些有资格的医生所没有发现的东西。可惜的是，他的办法并不能令我信服，我相信他的办法到一定的程度，可是我担心他的某些结论下得太早了。
然而不论他的发明好坏，我还是让他在我的身上作了试验。我并不在乎外疗法，而他的办法就是在全身敷冰。虽然我还不敢肯定他对我所进行的治疗有他所说的那种效果，但它的确在我心上灌输了一种新的希望和新的精力，而且这种心理自然而然地影响了身体。我开始有了胃口了，而且可以进行五分钟到十分钟的缓慢的散步。这时他建议改革我的饮食。他说：“我敢向你保证，如果你吃几个生鸡蛋，你的精力就可以恢复得更快一些。鸡蛋和牛奶一样，对你绝无害处。它们当然不能算作肉类。而且你知道所有的鸡蛋都不是有生殖作用的吗？市面上也有消过毒的鸡蛋出卖的。”然而我连消过毒的鸡蛋也不打算吃。但是我的健康的好转已经够使我对于公众活动感觉兴趣了。
第二十九章 劳莱特法案和我的窘境
朋友们和医生们都劝我，说我如果到马特朗去休养，我的健康会恢复得快些，于是我便到那里去了。可是马特朗的水是硬水，这使我住下去极感困难。我因为害了那场痢疾，肛门极为软弱，又因为我有裂疮病，所以大便时痛不可当，所以一提到吃东西，心里便充满了恐惧。在那里住了不到一星期，我不得不连忙离开。商卡拉尔·班克这时自命是我的健康的监护人，他极力劝我去找达拉尔医师商量一下。于是我去看了达拉尔医师。我很佩服他当机立断的能力。
他说：“除非喝牛奶，我不能使你的身体复原。如果你还愿意接受铁质和砷酸注射，我敢担保你体力可以完全康复。”
“你可以给我打针，”我回答道：“但是喝牛奶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发过誓不喝牛奶。”
“发誓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这位医生问道。
我把整个故事的始末和我发誓的理由，以及我自从知道母牛怎样被挤尽牛奶的情况以后，我多么不愿意喝牛奶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况且，我始终认为牛奶并不是人们的天然食物。所以我发誓根本不沾牛奶。我讲这一番话的时候，嘉斯杜白一直站在我的床边听着。
“那么喝羊奶你该不会嫌弃了吧，”她插嘴说道。
这位医生也乘机说道：“只要你愿意喝羊奶，我看也够了。”
我让步了。我热切希望进行非暴力抵抗斗争使我产生了一种生存下去的强烈要求，所以我只满足于遵守誓言的字面意义，而牺牲其精神。因为我发誓的时候，心目中指的虽然只是牛奶，但是它的自然的含义应该包括所有动物的奶。再说我既然认为奶类并不是人们天然的食物，我也就不应该用奶。这一切我都明白，可是我还是答应喝羊奶。生存的意志比对真理的虔诚究竟强烈得多，而一个崇奉真理的人因为热中于进行非暴力抵抗的斗争，一下子便对他神圣的理想作了让步。我采取这个行动的记忆时至今日依然盘旋在我心里，使我充满着懊悔，我经常在想如何停止喝羊奶。然而我始终摆脱不了那种不可思议的诱惑，那种依然占据着我的为人民服务的愿望。
我对于饮食的实验很看重，把它当作我寻求非暴力的一个部分。这些实验使我感到精神舒畅而快乐。然而我喝羊奶现在所以使我不安，倒不是从饮食不杀生的观点来说，主要的还是由于从真理的观点来说的，因为这无异于违反誓言。我觉得我对于真理的理想比对于非暴力的理想了解得更多一些，而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我放松了真理的理想，我就永远解决不了非暴力的谜。真理的理想要求从精神到字面都遵守誓言。
就现在这件事来说，我是杀害了精神——我的誓言的灵魂——而只遵守其外表形式而已，这就是使我苦恼的原因。然而尽管我对这个问题心里很明白，我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换句话说，也许我还没有勇气采取断然的办法。归根到底这二者是一回事，因为怀疑不是别的，而是缺乏信仰或信念脆弱的结果。所以我日日夜夜的祷告就是“主啊，赐我信仰吧！”
我开始喝羊奶以后不久，达拉尔医师便为我的裂疮动手术，经过良好。当我逐渐康复的时候，我想活下去的愿望又活跃起来，特别是因为上帝已给我准备了很多工作。
在我的健康还没有怎样恢复的时候，偶然在报纸上看见刚刚发表的劳莱特委员会的报告书①。它的建议使我吃惊。商卡拉尔·班克和乌玛尔·苏班尼来向我建议，要我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些迅速的行动。大约一个月的光景，我便到阿赫梅达巴去。把我所担忧的事情告诉伐拉白，他差不多天天都来看我。我对他说：“我们必须做些事情。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什么呢？”他问道。我说：“如果我们可以找到那怕是少数几个人出来签名反对，并且他们拟议中的措施不顾我们的反对而被通过成为法律，那么我们就应当马上进行非暴力的抵抗。如果我不是病到这个样子，我一定全力去进行斗争，并期望别人跟上来。但是就我目前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来说，我觉得我不配担任这个任务。”
①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就如何应付当时正在孟买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提出建议，报告书主张采取严厉手段，“犯人”不经审判即可监禁——译注。
这次谈话的结果是决定召开同我有接触的少数几个人的会议。据我看来，劳莱特委员会的建议绝不是报告书里所列举的证据就能使之成立的，而且我觉得有自尊心的人绝不能屈从这些建议。
我们决定召集的会议终于在学院里举行了。被请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不到二十个人。就我所记得的，参加的人除伐拉白外，还有沙罗珍尼·奈都夫人，洪尼曼先生，已故乌玛尔·苏巴尼先生，商卡拉尔·班克先生和安娜舒耶朋夫人。非暴力抵抗的誓约就是在这次会上起草的，而且我记得所有到会的人全都签名了。当时我还没有主编什么刊物，不过我常常通过日报透露我的观点。这一次我还是采取同样的做法。班克非常热心地参加这次斗争，我第一次发现他的组织能力很强，工作很踏实。
由于我认为要依靠现有的组织来运用非暴力抵抗这么一种新颖的武器，是没有希望的，在我的建议之下，另外成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大会。它的主要会员都在孟买，因此总部也就设在那里。有很多会员已经在誓约上签了名，又有人印发了传单，并且到处举行群众大会，一切情形都象凯达运动一样。
我被选为非暴力抵抗大会的主席。我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