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迹-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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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埃及之类的浪漫假期，临行前的一两天，却被告知某个项目要求他们必须留下。然后，他们只能忍受着未婚妻的大吵大闹，别无选择地取消行程。当然，所有因此而产生的费用都会由公司一分不少地承担。
经理一职多由知名商学院的MBA担任。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分析员不相上下，仅有的一线曙光就是在三年半或四年半后升任副总裁。
金字塔中，最任人宰割的就是我们这些分析员。Bullpen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因为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每天我们都至少有十几个小时在Bullpen里度过。
我在纽约那两年，M&A市场空前活跃。往往凌晨两点走进Bullpen，灯火依旧通明，电脑依旧运转，所有的分析员也依旧在埋头苦干。一份普通工作，上班时间可能只分为上午和下午，但在Bullpen，一个工作日却会分为上午、下午、晚上和深夜共四段。
我们每人每天有25美元的晚餐津贴。一年365天，大概有超过200顿晚餐都是在公司里叫外卖。Bullpen特色的晚餐通常是这样的：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浩浩荡荡聚在会议室里，长长的华丽的会议桌被当成了餐桌，大家捧着外卖食品狼吞虎咽，谈论着各自不同的项目，再顺带没好气地骂一骂那些不讨人喜欢的经理和副总裁。
Bullpen的空气中还常常夹杂着浓浓的火药味。只要一听到“fuck”，“asshole”，“shit”和“dick”一类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词汇从愤怒的分析员嘴里脱口而出，就说明某些麻烦难缠的经理和副总裁又提出无理要求了。
因为严重缺乏睡眠，一旦走出Bullpen，参加与客户的会议反而变成最痛苦的煎熬。会议室里不流通的空气，客户和董事总经理的长篇大论，都像极了摇篮曲，催人昏昏欲睡。如何挣扎着让自己保持清醒，我们各有各的绝招。有人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尖在手臂上自我折磨，还有的男生把手放在裤袋里，不停地去扯腿上的汗毛。
被“铁人”妈妈折磨
我在纽约M&A时，就有一位以超长Book而著称的“铁人”副总裁Vanessa。她创下的纪录是一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连篇累牍长达117页的Book。
1997年秋天，我就曾经不幸地被“铁人”折磨了三天。
那时，一家石油钻井公司正在寻找行业内的并购机会，要求摩根斯坦利三天后给他们提出建议。碰巧我在M&A最好的朋友John刚刚走马上任AssignmentAssociate，苦于没能说服任何人为“铁人”干活，John便把我当做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为了朋友，我拿出两肋插刀的勇气，知难而上。三天后，我却是在John的搀扶和护送下，才平安地离开了公司。
那阵子，“铁人”已经有了身孕，“小铁人”4个月以后就要出生了，但“铁人”却丝毫不顾“小铁人”的安危，挺着已经有些明显的大肚子，在办公室里没日没夜地修改Book。一会儿要把图表里的红色改为蓝色，一会儿又要把竖向的图表改为横向……改动的逻辑是什么？我始终不得而知。
为了完成10家公司的估值，计算收购对盈利的影响，以及按照“铁人”的意见修改Book，70多个小时里，我在我的Bullpen、“铁人”的办公室、WP和Graphics四点之间跑来跑去，除了回家洗澡换衣服，我一共只在自己的座位上迷迷糊糊地休息了1个半小时。
第三天下午5点，早上才飞往芝加哥、此刻已经准备返回纽约的“铁人”从机场打来电话，与我确认她对这本Book的最后意见。谢天谢地，“铁人”的改动大多属于细枝末节。虽然记不清这是3天里的第十几遍修改了，但想象着自己即将脱离苦海，我还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连去WP和Graphics的脚步都变得轻快了许多。
然而，1个小时后，上一轮改动还没有完成，我居然又接到了“铁人”新的留言：“子墨，我现在是从飞机上打电话给你，晚上8点落地后我会直接回公司。我又看了一遍明天的Book，最后的附录部分‘摩根斯坦利的专业能力’还需要进一步修改。第68页应该改为新的65页，左侧的曲线图表改为立柱图，原来的64页删除，增加一个新的72页，标题是摩根斯坦利在全球并购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
天啊！她一定是疯了！整整5分钟的留言让我顷刻间万念俱灰。
天下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明知徒劳无益，却不得不尽心尽力。我呆坐在办公桌旁，一动不动，恨不得也像Bullpen里的男同事一样，张口乱骂一通。
晚上9点，看上去有些浮肿的“铁人”穿着孕妇装，摇摇晃晃地回到办公室。这时，我们才搞清楚，她在飞机上审阅的是另一个项目的Book，而根本不是之前她在机场时，我们讨论过的我的Book。
我又怒又气又觉得可笑，还有一种对“铁人”的深深怜悯。一版一版的Book，连“铁人”自己都辨别不清，客户又会从这无休无止的变动中获得什么呢？
可想而知，那本Book在“铁人”任性无理的发挥中被继续不停地修改着，直到夜里11点，一整天都没顾得上吃饭的我突然感到一阵无法忍耐的剧烈腹痛。
1997年下半年，是我投行生涯中最辛苦的日子。整整6个月，我没有休息过一天。疲 惫、压力、饥饿、无奈……所有的身体透支都集中在那一刻爆发了。
邻座神秘人物
Sam是我在M&A的同事。他比我晚一年进公司，和我同在一个Bullpen，比邻而坐。
第一次见面，并没感觉Sam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是一个有着淡淡黄发、浓重的南方口音、个子不高、还戴着眼镜的再普通不过的美国男孩。
直到培训结束，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才突然发现Sam的办公电话叮铃叮铃响个不停。来电的人一会儿是M&A负责人，一会儿是老资历的董事总经理。一个新来乍到的“小萝卜头”竟然让如此众多的大人物青睐，其中一定别有原委。不过，那时的我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正在进行的项目上，对Sam，我顾不得多想。
第二天，Sam的电话终于安静了，办公桌上的传呼机却又嗡嗡地震个不停。
Sam皱着眉头，一边回电，一边对我抱怨：“Thisfuckingnumberhasbeenpagingmealldaylong。（这个号码已经呼了我一天了）”
尽管相邻而坐才只有一天多，对Sam的口头禅我却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个一口一句“YesSir”、语气像极了军队里的士兵对待长官的男孩，现在却又满嘴跑着F词语，什么样的人才会有如此独特的语言习惯？我心里又多了一份好奇。
伴随着一句“YesMadam”，Sam挂了电话。他转过身，疑惑地看着我：“WhoisfuckingJoePerella？（谁是JoePerella）”
不会吧！连Perella的大名Sam都不知道吗？
1992年加入摩根斯坦利的Perella不仅是公司最高层的管理人员之一，还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70年代初，他就开始在第一波士顿做M&A，80年代中和同事一起创立了WassersteinPerella&Co。，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收购兼并浪潮中教父一级的人物。我在纽约工作时，他是投资银行部的主管。
我颇费口舌地给Sam上了几分钟的速成课，Sam恍然大悟，连连道谢，最后，才淡淡地加了一句：“他秘书说后天他想请我吃午饭。”
什么？大名鼎鼎的Perella想“请”Sam吃饭？
“Perella可能认识我父亲……”Sam慢吞吞地解释。
原来，Sam的父亲是时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还是克林顿总统如影随形的好朋友。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就已经在摩根斯坦利工作，并且遇到了Sam的母亲，摩根斯坦利最早一批女性专业人士之一。
拥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也就难怪头头脑脑的大人物们都纷纷致电Sam，问寒问暖。
比Sam显赫的父亲让我印象更深的是Sam的态度。无论是第一次提到父母的背景，还是日后不经意间，说起他们一家人常在白宫里陪克林顿看电影，又或者是他母亲拥有这样那样的企业，还在许多公司的董事会里占有席位，Sam永远都不卑不亢，气定神闲，不会遮遮掩掩小心回避，也不会高高在上大肆炫耀。
1998年，克林顿访问中国，Sam的父亲也是随行人员之一。听Sam说，刚到第一个城市西安，总统一行人就被关在某个大厦的电梯里，长达几分钟的时间，而后电梯突然继续下降。这时，大家才意识到是虚惊一场，电梯出现的不过是机械故障。
类似的“内部消息”，Sam时常和我谈起。而他脸上的那种淡定，总会让人觉得无论他父亲是美国总统还是出租司机，大概都不会有所改变。
显赫小人物
一天早上，我刚走进办公室，Sam就兴奋地说：“子墨，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咱们都应该休息一天，好好庆祝！”
“什么大日子啊？”我满头雾水，从Sam的生日到他父母的结婚周年，甚至连克林顿的生日都说到了，猜了七八次却始终没猜中谜底。
Sam指了指角落里的高尔夫推杆，说：“今天是美国公开赛啊！”
那两天，M&A内部会议室里的电视一直锁定在美国公开赛。许多同事工作时都有点心不在焉，出来进去总愿意从会议室绕行，顺便看一眼比赛的进展。
Sam说，从5岁第一次拿起高尔夫球杆，一直到高中毕业，十几年中，他没有下场练球的日子不超过10天。从儿童到少年到青年组，他夺得了奖杯无数。其中，我能记得的只有他高中时拿到过的北卡罗莱那州青年组冠军。
大概是多年练球产生了逆反心理，自从迈进大学门槛，Sam再也不愿意碰球杆了。直到毕业来到摩根斯坦利，Sam才又把高尔夫当成业余爱好，重新挥杆下场，并且发现自己风采不减当年。因此，Sam也成为了部门里许多董事总经理最亲密的球友。
曾经不止一次，Sam要教我打球，说公共球场里的教练要60美元一小时，他愿意免费授课，我居然还不领情。情，其实我早已经心领了，只是很遗憾，那时的我以为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辜负了Sam的一腔热诚，也错失了如此良机。
在摩根斯坦利，不乏像Sam一样背景显赫、家庭富有的分析员。这其中，有美国大陆航空公司董事长的女儿，有KKR创始人的千金，有美国最大的汽车运输公司的继承人，还有印尼最大一家商业银行老板的儿子……他们不需要为这份薪水而工作，更没必要选择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但是，他们却和我们一样，将摩根斯坦利的经历看作是最好的历练，并因此而兢兢业业。
在工作上，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不仅要熬夜赶工，还要忍受个别副总裁莫名其妙的无理要求。即便是年终鉴定和分红的等级，他们也和我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用同样的标准接受着公正的评判。
像Sam，他的勤奋努力就有口皆碑。
记得1997年的感恩节假期，同事们早已经纷纷飞回家与亲人团聚。周三下午，办公室里显出一片少有的冷清。35层还在留守工作的只剩下四五个人，其中有我，也有Sam。我订了傍晚5点的轿车，准备去我哥在新泽西的家里过节。临走时，面色苍白、双眼通红的Sam和我互道节日快乐后，便又回到电脑前，继续专心致志地做他的财务模型。
然而，就在我走后不久，Sam居然昏倒在办公室里，被救护车送往医院。诊断结果显示：Sam的脑子里长了肿瘤。
截止到周三那天，Sam已经连续作战三天两夜了。他的手术结束后，我去医院看他，才得知他早已经感觉不适，只是繁重的工作让他顾不得多想自己的身体，反而满脑子都是如何才能把那家出版公司卖掉。
两个多月后，Sam病愈重回公司。M&A所有的分析员都暂时放下了手中忙碌的工作，聚在楼下的泰国餐馆，和Sam一起吃饭庆祝。Sam以他自己的敬业，而不是他的家庭，赢得了我们的尊重和喜爱。
新浪争夺战
新浪上市，是我在摩根斯坦利参与完成的最后一个项目。
1999年9月中，我刚刚结束了在波多黎各的休假。带着一身健康的古铜色回到香港的第一天，我便被告知，乘坐下一班飞机立刻飞往加州——就在几天之前，摩根斯坦利把新浪抢到了手！
新浪确实是摩根斯坦利“抢”来的，而且是明目张胆、硬生生地从高盛手中抢来的。
摩根斯坦利和新浪团队第一次正式会面，是在那年7月。为了表达诚意，香港的高层领导决定亲自出马。当时，互联网远不像今天这么普及，很多高层对这些新生事物都一知半解，浏览过新浪网站的更是极少数。但是，为了表现出摩根斯坦利上上下下都对高科技和互联网无比精通，领导们特意在会前10分钟找来该项目的负责人，好好恶补了一番。之后，大家很有计划地分配了各自在会议中担当的角色，信心百倍、镇定自若地鱼贯入常
领导不愧是领导，短短10分钟的培训，已经使这些投行老手们听起来、看上去俨然一副互联网专家的派头。从国际互联网的大好形势谈到中国互联网的锦绣前景，其间画龙点睛地冠以一两个专业词汇，充分体现了摩根斯坦利高层在这一领域无与伦比的知识和经验。假如再多培训10分钟，恐怕连以下这个小小意外也能够避免：当新浪团队用中文提到“门户网站”，进而被翻译成英文“Portal”时，我们的一位高层领导低下头，掩住嘴，悄悄地问坐在身边的项目负责人：“Ithoughttheyareintheinternetadvertisingbusiness。Whatdotheyneedagatefor？（我一直认为新浪是家网上广告公司，他们要个门干嘛？）”
会议虽然近乎完美，及至8月初，还是传来了新浪已经“花落高盛”的消息。
事情的转机是从王志东开始的。
8月底9月初，新浪管理层发生变化，领导权从硅谷团队转到了以王志东为首的大陆团队。作为新任CEO，王志东决定重新选择投行。摩根斯坦利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世纪之交的高科技和互联网狂潮中，MaryMeeker是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作为摩根斯坦利的研究员，这位骄傲的网络女皇在股票市场上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她对网络公司的点评就像魔法一般神奇，只要稍作肯定，股价立刻如旱地拔葱、直入云霄，假如她略显迟疑，股票则立即被打入冷宫，再也没有翻身出头之日。
为了博得新浪的青睐，摩根斯坦利搬出了MaryMeeker这张王牌。但是，“女皇”日理万机，一面难求，最后，还是摩根斯坦利亚太区主席亲自出面并且全程陪同，炙手可热的“女皇”才答应挤出宝贵的两小时，亲临新浪位于硅谷的总部。
对于那时的资本市场来说，新浪还是个无名小辈，SINA这个奇怪的英文字母组合估计“女皇”也闻所未闻。更何况，会议上从中文到英文再回到中文的冗长翻译，确实令人昏昏恹恹。在加州和煦的阳光中，在新浪舒适的会议室里，在众人、包括对摩根斯坦利有着生杀大权的王志东的注视下，MaryMeeker居然打起了瞌睡。
我们亚太区的主席坐在一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又不好大动肝火。在MaryMeeker沉重的呼吸声中，他只好一面维持着优雅的风度，谈笑风生，一面借着桌子的掩护，小动作不断。据说，直到主席先生很不绅士地狠狠踢了“女皇”一脚，MaryMeeker才如梦初醒，恢复了常态下的光辉形象。
吾友志东
第一次见到王志东，是在新浪律师行位于硅谷的办公室里。
当我飞越太平洋，又从旧金山乘出租车赶到硅谷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时分。当时，我的几位同事正忙着和新浪的管理团队以及律师一起起草招股说明书。
满屋子的人群中，志东并不起眼。直到同事引见，我才意识到这个两只眼睛距离稍微有些远、翻着两片大得和厚得都非同寻常的嘴唇、挺着圆滚滚的将军肚、还穿着一看就是出自秀水街的棉布衬衣和休闲长裤的低调年轻人，就是在摩根斯坦利香港内部早已经声名鹊起的王志东。或许因为上市在即，自己也将跻身网络新贵的行列，那天，他一直憨憨地笑个不停。
当时我就想，所谓“大智若愚”和“心宽体胖”，形容的就是志东这样的人吧！
回想新浪上市前后的那七个月，我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结识了像志东这样的好朋友。而这份友情的坚实物质基础之一，则是香港那一千多只螃蟹腿。
1999年9月底，新浪上市准备工作在硅谷基本完成，然而，中国国内的审批却像个紧箍咒，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松开。截止到2000年4月路演，我们一直都在等待那一纸批文。
等待的同时，香港的秋天歌舞升平。每当夜幕降临，我必定和志东夫妇约了一起晚餐。陪客户吃饭是投行的“工作重点”，尤其是新浪这样的大客户。于是，从中环到湾仔再到铜锣湾，有点名气的餐馆几乎被我们横扫一遍。
10月到11月，正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螃蟹每餐必点，吃得每个人走路都有点“横行”的倾向。日后，美味的螃蟹果真成了和“新浪上市”密不可分的记忆。我们总是试图计算，到底有多少只蟹腿惨遭我们消灭？我还时常提醒志东，每次单是他自己就要点两只蟹共16条腿，还不算从我的螃蟹上折下来送给他的那些腿。
工作起来叱咤风云，生活中却憨憨笨笨，正是志东的可爱之处。
1995年，第一次去美国取经并且寻找风险投资时，志东就独当一面，自己租了一辆车，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对照着地图，在硅谷附近四处转悠。一天，他约好和朋友见面，开车兜了无数个圈子，却始终找不到约定的地点。于是，志东打电话求助，说自己迷路了。
朋友问：“你现在在哪儿？”
志东环顾左右，说：“我在第一大道。”
朋友十分诧异，问：“你确定是第一大道吗？这附近没有第一大道啊？”
志东信誓旦旦，说：“肯定是第一大道，路牌上写得清清楚楚！”
朋友还是不太相信，又问：“路牌上怎么写的？不可能吧！”
志东更不服气了，用很标准的发音说：“路牌上明明写着OneWay啊！”
朋友听了，啼笑皆非：“OneWay？那叫单行线！”
这个故事是前不久，志东的太
